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反思与立法模式的选择

民法法典化在我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消除法律矛盾、加强民事权利的保护。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单行法的制定、民法法典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可能性。但现阶段我国制定民法典的理论准备尚显不足、民法法典化的意义被高估、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并未形成。未来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逐渐摆脱潘德克顿法学派《德国民法典》的"阴影",挣脱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典"的"束缚",走上制定松散式完整民法典的法典化道路。     

《论语》对构建当代人格权理论的意义——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考

＂以人文本＂的价值理念必然要体现在我国即将制订的民法典之中。人格权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民法典中体现人格权的重要性是当前民法界的热点问题。通过探究《论语》一书,会发现,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已经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孔子的＂人文精神＂在《论语》中得到彰显。民法中的人格理论通过＂仁＂得以表现,而孔子的＂仁＂又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之道＂得到实践。     

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体例研究

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是世界法律史发展史上最优秀的法典之一,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制定过程中争相效仿的典范。它以其严谨的结构,先进的编纂技术以及精确的语言闻名于世,在制定百余年后的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本文欲以法典的规制技术,民法典编纂的五编制结构尤其是总则编的设置等法典体例特征为突破口,并通过对潘德克顿学派的学说进行介绍,来论证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从而为我国民法典编纂对德国民法典的借鉴方向提出建议。     

晚清民法近代化论略

1911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法典，它揭开了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序幕。本文主要对晚清民法改革的背景、《大清民律草案》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及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一番剖析。     

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简析——以中德比较法为视角

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是现代民法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大陆法系中,德国《民法典》对其的相关规定已十分完善。对比中德两国在格式条款的纳入和内容控制方面可以发现,我国立法不仅有重大的遗漏,而且有相互矛盾之处。可见,德国法对我国法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从民国后期的民事立法看中国法律对西方法律的移植——以民国后期新繁县司法档案为例

一、民国后期民事立法状况晚清之《大清民律草案》是我国第一部按照资本主义民法原则起草的民事法典，历经四年时间完成。“清末为寻求国家富强和收回领事裁判权，整体的法律变革都带有仿求西方、急功近利的特点，民法近代化也不例外。”“……可以说是被动的，勉强的。”因而该草案与中国社会实际不相适应，最后这部民律草案并未正式公布，但它的起草为民国政府制定民法典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试论民法典中设立债权总则之必要性

本文从债权在现代民法中的优越地位入手,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和民法典草案的规定,通过分析债权总则与其他重要制度的关系来认识债法在民法其中的地位。认为侵权行为独立成编并不影响其债法的性质,债法总则与合同法总则应重新整合定位,还应处理好债法总则与债法总则与债法分则、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关系,进而得出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的结论。     

《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述评

《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的继承法律制度设置较为完备，法律规范比较具体、明确，其中有许多值得我国大陆继承法借鉴的一些法律特色。因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在风俗人情、人文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共通性，对其民法继承篇进行述评，不仅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继承法律制度，而且还可以为我国大陆《民法典》继承篇的制定带来有价值的启示。     

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民法的价值取向

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民法是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和制度的总称，其价值应体现现代民法精神，以指导我国民事立法（中国民法典编纂）、民事司法和进行民事活动的全过程。该文分析论证中国民法的秩序-安全、平等-公平、自由-效益基本价值，旨在对中国民法基本价值进行科学求证，以期为我国社会转型期民事法治实践提供价值支持。     

再论人格权法的独立

在私法的发展史上,相较于财产权的发展来说,人格权无疑是新型的权利。然而人格权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时刻影响并促进了其发展。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提高,现代民法不再以"财产权"为中心而展开,而应"人格权"和"财产权"并重,赋予了人格权独立的法律地位。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无疑是新近民法典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要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就必须顺势而为,在法典的篇章结构上确立人格权法的独立地位。     

从行政法与民法的关系及特点看民法典立法技术的完善

公法对私法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法来实现。立法者应该通过在民法典中设置一个“接口”的方式来实现行政法(公法)对民法(私法)的干预。该“接口”由两条路径和两种话语组成。两条路径是：在民法典总则部分，通过设置“原则”性的规定作出一个表明两者关系的宣告。在分则部分选择“民事行为”作为具体的规制管道；两种话语是：“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论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的内涵

物权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其基本要求便是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平等保护。物权法首次将平等保护原则写入其中，是对《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的深刻反思。必须改变传统民法对国家财产实行特殊保护的观念。公民合法取得的财产应当受到与对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同等的法律保护．使人民群众积累的财产能够受到切实的保障．这也是物权法引进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所在。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和科学内涵及应注意的问题作一些概括的分析。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民事主体地位的不认可,诱使胎儿之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为此,考察对比各国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模式后,建议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采用总括保护主义和个别保护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即在总则编和各分则编中分别明确胎儿之民事权益,并赋予胎儿特殊民事权利能力,以能真正有效全面地保护胎儿的民事权益。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社会条件。中国在探求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必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正确的鉴别、吸收。     

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之比较——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对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的规定

通过对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的理论、立法例及实施效果比较分析,认为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在功能、设定、公示方法及效力以及担保权的实现方式等方面是雷同的,两者同时规定在民法草案中并不合理。笔者主张在民法草案中既不规定动产让与担保,也不规定动产抵押;在民法典之外,也不必移植动产让与担保,而是以民事特别法的形式规定动产抵押,制定动产抵押法,或者将动产抵押继续保留在《担保法》中加以完善。     

论诉讼责任--兼谈《民事诉讼法》的强制措施制度的修改

从诉讼参与人及案外人角度看,诉讼参与人及案外人对其实施的妨害诉讼活动的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不利性法律后果则是一种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由于是因违反诉讼法而产生的,因而应被定性为诉讼责任。诉讼责任具有自己的独特属性、构成要件、责任方式,因而是一种同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宪法责任相并列的独立的法律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十章的章节名称“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应修改为“法律责任”。     

稳定是企业劳动关系的本质要求——从雇员区别于民事主体的身份特殊性出发

民法原理不能为劳动关系的稳定诉求提供合理的法理解释,而雇员身份的特殊性可以给劳动关系的稳定诉求提供独立于民法原理的另一种法理基础。在民事身份的演化过程中,正身份和负身份的古代法含义随着契约社会的发展,转变为强势身份与弱势身份,但并非所有的负身份者都能合乎民法原理和逻辑地接受其社会化的保护政策。雇员身份与民法内在逻辑的冲突决定了民法社会化的范围无法合理地延伸至劳动关系领域。劳动关系的稳定诉求是由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人身从属性所衍生的义务决定的。而且,人身关系先于财产关系,因而,对劳动关系而言,稳定诉求比和谐诉求更为本质。     

信用权含义的诠释——从比较法和历史演进的角度

信用权是信用主体通过交易活动和职业活动而从社会获得公正评价并以此取得相关利益的权利。这种以履行义务“经济能力”为基础的“可信任性”权利在古罗马就已经有了萌芽。自罗马法后，该权利不仅得到了以德国为首的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支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现实英关社会认可。在现代市场经济法制下，信用权应该函摄职业声誉在内。     

民事主体新论

在考察民事主体时应摒除近代以来权利本位的影响,不再从权利角度定义民事主体,而是扩展视野,从民事法律关系的整体角度来考虑,并联系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确立民事主体。要在这种新思路下审视民事主体制度的建立,构建开放、统一的民事主体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