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口号论析

阐述周作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文学口号,即所谓“人的文学”这一命题涵盖的思想底蕴与理论内涵：（一）灵肉一致的人性现。（二）尊重个人、利己利他的人道主义。（三）对平民文学的推崇。（四）提倡“为人生”、写实主义。     

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与邓小平“整体改革论”

恩格斯晚年同他的前半生一样,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著作,强调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研究它、发展它。他对历史的“合力论”——社会系统的基本理论以及内在联系,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发挥。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到邓小平的“整体改革论”的一条红线是坚持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而不是当作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公式。邓小平同恩格斯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社会系统论作出了新探索、新发展、新贡献。学习和研究、继承和发展这一原理。对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谈“报告”与“文学”的统一

谈“报告”与“文学”的统一蔡顺林（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委，武汉，４３００７１）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高尔基称之为“战斗的文学”。它是“报告”与“文学”的统一，是运用文学手段、文学形式和文学要求所撰写的真人真事。在党的十一届三...     

周作人论通俗文学

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他的文化观的体现。他提出了文学的“三分法”,认为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必须重视通俗文学的研究,因为通俗文学代表大部分民众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世情文学起源于士大夫,而武侠文学来自民间,日本的通俗文学则相反。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与他的非功利的文艺观相一致的。     

布尔迪厄对文学艺术的“祛魅”——以“审美趣味”（taste）和“文化生产者”（producer）例

布尔迪厄从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出发，对传统文学艺术进行了一次“祛魅”。他打破了康德的普遍性的审美幻像，展示了“审美趣味”（taste）的历史生成特征和“社会区隔”的功能，引入“习性”概念，阐明了“合法性趣味”（1egitimateaes—thetics）与“纯粹审美趣味”（puretaste）的真实涵义，完成了对康德式“审美趣味”的颠覆。通过对文学艺术场的阐释，他打破了对于传统“创作者”的迷信，将艺术家还原为只是场中从事生产和再生产的生产者。在他的“纯粹凝视”（puregaze）观念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文学自律性这个问题上带有某种程度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的回归。     

论鲁迅的文学选择及其本质特征

鲁迅选择文学,不单纯是顺应时代要求对社会使命的承担,更来自于他的内在生命自觉,是他听从内心召唤、回归自我的必然结果.从翻译到创作,从小说到杂文,30多年如一日始终守持“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的确十分重视和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但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中都突破了附属于政治社会需要的“实用”层面,而是特别关注人的生命状态,探究灵魂的奥秘,传达自我生命体验,因而具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惠，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血《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     

鲁迅与欧洲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

鲁迅早年,曾经和当时大多数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在文学上,他广泛地接触了近代西方国家的各种文学思潮。其中除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以外,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鲁迅,尤其是对前期鲁迅的影响(本文所指的鲁迅思想发展的     

一仍“藤森现象”

从一炮打响到“自我政变”新宪法+“平民总统”,藤森可能再干一届。一度被形容为像旋转的木马一样令人捉摸不定的秘会欢坛,最近再次引起世人关注.10月31日,秘鲁举行的“人民公决”一举通过了新宪法,从而结束了半     

"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考辨

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对文学的认识出现了"纯美"与"功利"两途.这两种认识一方面并存着,并各有沿着自身思路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另一方面,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出现了两者之间的调和,从而形成了一种有限度的文学功能理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事实上也处于这样一种调和之中:一方面,虽然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下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却反对将这种社会功能强调到极致,因而从反面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并使文学与政治等领域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对文学独立地位的强调又并不隔绝他对现实社会思想、文化的关注,因而在创作上强调一种严肃的文学态度,并使其文学观念与纯美的艺术理论区别开来.这样一种调和的文学态度影响到了他此后的文化立场,并对其散文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

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以童年视角为主线,用独特的叙事手法描述了童年的难忘往事,表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理想化家园景象和作者对这种理想世界的现实寄托.同时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也用冷峻和严肃的笔调,揭露了封建旧传统和旧制度对普通下层人民身心的迫害.     

鲁迅与中国当代通俗文学

鲁迅个体生命的精神价值及艺术创作,构成了目前中国最具魅力的人文景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他激发了当代通俗作家洞察世事、把握真实的充沛灵感,当代通俗作家以开放的艺术眼光和胸襟在继承鲁迅的基础上,创造了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通俗文学。     

《苦闷的象征》思想渊源探析

《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的遗作,也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鲁迅的关注。由于鲁迅等人的积极译介,厨川白村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领域名声鹊起。他的文学观契合了鲁迅当时的文学思想,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学界关于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尚处于一般引述状态,而关于厨川学术思想的渊源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厨川白村文学思想的显性源头在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之中,而其隐性的渊源则在马克思学说中。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是厨川白村改造日本国民性的重要参照,这也是《苦闷的象征》超越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摩罗精神的文学转化与实践——鲁迅讽刺精神另探

鲁迅的讽刺贯穿其创作始终.研究者除了发现其艺术来源之外,也应该关注其思想和精神来源.鲁迅不只是为国人译介摩罗精神,他选择的是精神界的启蒙、改造和战斗,讽刺是其武器.他有意识地读取的"摩罗精神"的本质是叛逆、反抗、战斗精神,这符合讽刺精神所需内核,也有功利性质的一致性,并且在自己反对旧文化的文学实践中转化为讽刺精神.从这一角度来看,鲁迅读取的摩罗精神与他的讽刺精神在文学上存在着相关、转化、实践的关系.     

鲁迅的东京情结

被誉为近代中国文学泰斗的鲁迅,在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七年多,而其中近六年的时间都是在东京度过的.在那里,他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人与事,找到了拯救苦难祖国、唤醒昏睡民众的途径--文学.可以说,东京是后来成为革命的鲁迅、文学的鲁迅的真正原点.     

单向的阅读与影响的焦虑

余华深以取法西方现代文学为荣,至于与其有着整体相似性的鲁迅,他一直讳忌莫深。余华的"鲁迅论"始终重叠在几篇小说的技巧之上,并未涉及两人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广泛师法西方文学的迫切性与直接性所致;二是余华与鲁迅有着相异的创作诉求;三是余华面临着"两个鲁迅"的阅读。隐言与鲁迅的承继关系,既是影响的焦虑,也说明了余华尚未超越技术写作的范畴。     

复仇意识:鲁迅散文的一个精神特质

“复仇”是鲁迅散文所关心与表现的主题之一.鲁迅笔下的复仇意识有着自己的精神特质,即把对人民的爱与对敌人的憎统一起来,饱含着人道主义精神.《狗·猫·鼠》中对猫进行的复仇,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关怀,同时借动物来折射对卑劣嘴脸的“正人君子”的仇恨；《无常》、《女吊》中借鬼神世界来表现复仇精神,关注了人的生命意识,张扬着人性色彩,体现了对压迫者决不宽恕的复仇；《杂忆》中鲜明的复仇理念的提出,是与地域文化和自身遭际有关联的,鲁迅的复仇并非“私愤”,而是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论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和变化的原因

文章阐述了1936年鲁迅逝世以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既有辱骂和攻击的一面,也有佩服和尊重的一面,既有仇鲁的一面,也有联鲁的一面,并非完全否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世界观的转变、思想觉悟的提高、宗派主义的克服,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已清楚地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因而多次著文,对鲁迅作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处处对鲁迅表现出真诚的崇敬。     

从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到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论鲁迅与赵树理关于大众化的同异

20世纪30年代鲁迅提倡文艺的大众化,提出“别一种作者”和“别一种看法”的文艺.赵树理实践着这种鲁迅对新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确认,体现出了鲁迅所说的在大众化文艺创作中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先导作用.但在具体的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守着对大众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立场,而赵树理则强调对大众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