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传教问题琐谈

利玛窦，明末来华的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耶稣会士。他针对基督教很难在华传播的现实，巧妙地利用儒学进行传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在客观上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传教过程中，利氏的“合儒”、“补儒”乃至“超儒”的文化渗透思想与当时中国儒学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     

利玛窦传教问题琐谈

利玛窦，明末来华的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耶稣会士。他针对基督教很难在华传播的现实，巧妙地利用儒学进行传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在客观上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传教过程中，利氏的“合儒”、“补儒”乃至“超儒”的文化渗透思想与当时中国儒学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     

利玛窦与"儒学西渐"刍议

利玛窦利用儒学化的策略，积极在华传播天学。他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将中国化传入西方。利氏的“儒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再次昭示儒学的巨大魅力和东西化的相互吐纳与创新。     

历史深处有回声——《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评介

1626年冬季，来自德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1576～1630）和已经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学者王徵（1571～1644）在北京相逢，在此后三个月左右的交往过程中，二人合作编译了第一部向中国系统介绍欧洲机械与力学知识的中文著作——《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下文简称《奇器图说》）．自成书刊行至19世纪中叶，该书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西方机械和力学知识的主要文献，     

第四届中国科技典籍暨《崇祯历书》研究国际会议

作为17世纪中国历法改革的学术基础，《崇祯历书》的编译在17世纪西学东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乃至周边国家的天文历法和数学发展影响深远，它是汉译西方科技典籍中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为广泛、作用最为巨大的一套学术著作。《崇祯历书》国际会议的主题是“《崇祯历书》——交流与创新”，     

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翻译思想

在中国的翻译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从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高潮是出现在晚清的西学翻译。佛经翻译为中华文化的长河引来了从印度来的水，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翻译则带来了来自西方的水，掀起了中国翻译的第二次高潮。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翻译思想进行总结概述，探究其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的来历及其用途——兼与贺锡翔同志商榷

《语文月刊》1991年第9期摘自《人民教育》贺锡翔同志的《“√”的来历》一文。认为“√”来源于英国教师的手笔，其后，西学东渐，风俗交流，中国近代教育界也引进了这个既简便又明了的书写符号，正式用来表示学生作业正确无误。对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并不是“进口货”，而是遭道地地的中国“土产”。     

明遗民录汇辑序

遗民之有录,奚昉乎?明初洪武中有佚名者所为《宋遗民录》一卷,明末毛晋刊之,附于《忠义集》之后,《四库全书总目》入“传记类存目三”。其后成化间休宁程敏政撰《宋遗民录》十五卷,都列十一人。天水朝养士泽至深厚,乃厓山之变以后,遗民可数者仅此,然如《山阴陆氏族谱》所载,放翁玄孙天骥宋亡后杜门不仕,来孙世和、世荣拒绝蒙元征辟,皆程录所未收。洪亮吉《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云:“三百年之运,已尽庚申;一二士之心,犹回天地。”此我汉族人民爱国     

标签新闻

新事新言墨西哥《进程》周刊１月５日在援引一个名为“再次降临计划”组织的话说，“通过教会保存的耶稣裹尸布以及耶稣的头发，我们能获得足够多的耶稣DNA来完成克隆，以实现《圣经》中的预言，令基督再次降生，把这个世界从暴力、战争、罪恶和社会不公中解救出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去年１２月３０日在参加菲民族英雄黎刹纪念日时宣布：她将不参加２００４年５月举行的新一届总统大选。她解释说，“由于我是过去两三年中引起国家动荡不安的人物之一，我的政治努力只会造成分裂。”阿罗约是在２００１年１月菲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下…     

从《葡汉词典》到《西儒耳目资》——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演变

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是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借鉴西方音韵学理论和方法,学习汉语的一种特殊方法。从最初的《葡汉词典》到后来的《西儒耳目资》,这种方法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初创——完成——完善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但开启了中文拉丁音化的历程,而且对日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及汉语音韵学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文电磁学名词汉译与中日文化交流

西文电磁学名词汉译经过一个演化过程。在１９世纪中叶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初期中国领先，首先使用古汉语的“电”及“电气”翻译“ｅｌｅｃｔｒｉｃ”及少量派生词。该译法传至日本后，明治维新时期（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年）日本以“电”字为基础构成新词，译出更多的西文名词。维新后的日本学西方已超过中国，从戊戌变法（１８９８年）起，这些词汇沿着中国人“通过日本来吸收西学”的模式逐渐传回中国而成为汉语译名。“磁”及以“磁”为基础构成汉字词汇的译法则是日本首先采用的，沿着同一模式也成为汉语译名。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耶稣会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耶稣会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耶稣会士虽未能把西方宗教强加给中国人,却通过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使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新的风尚。从东学西披的角度看,耶稣会士输入的中国文化在欧洲产生巨大反响,激发了启蒙运动重要思想家的创作。     

耶稣会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耶稣会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耶稣会士虽未能把西方宗教强加给中国人,却通过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使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新的风尚。从东学西披的角度看,耶稣会士输入的中国文化在欧洲产生巨大反响,激发了启蒙运动重要思想家的创作。     

论阎连科作品中的西方情愫

九十年代后期间连科尝试创作视角和技法的变异．以西学东渐来拓展“农民加军人”的细部刻画人物的小说模式。《大校》就是其中革新后的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在这作品中作家注重文本的思想意识和叙事方法的中外合璧：中国本土农民意识和西方古典希腊悲剧意识融合．中国民间叙事手段和西方当下叙事学技巧会通。“向西走”或许是阎连科和其他作家文学突围的必然目标之一。     

清初平面三角形解法的精简与完善

明末《大测》和《测量全义》将西方平面三角形解法介绍到中国,但传入的方法不利于中国历算学家理解和应用,而清初平面三角形解法则呈现出更简单、更直接的特点.至《数理精蕴》正式提出平面三角形余弦定理,标志着明末传入的平面三角形边角互求问题经过中算家的会通,均可全部借助三角学公式求解.这一演变历程体现出中算家对计算精度的追求.     

浅谈十六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认识与研究

十六世纪随着中西交往的再次活跃,传教士再次成为中西交往的主力军。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以克路士、达拉、门多萨等人为代表的葡籍、西籍来华传教士亦对汉语展开研究,不但为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语言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信息,而且对激发、推动欧洲本土学者以及随后来华的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2008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赖力行）、《明清叙事思想研究》（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合著）、《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何林军）等三部著作，加上2003年已经出版的《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赵炎秋）、《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颜翔林）、《中国美学与诗学研究》（毛宣国），     

《喧哗与骚动》中的《圣经》典故透视

“那一天他说起来吧”、“耶稣在加利利海面上行走”、“摩西的手杖”、“可以说是去到了死荫的幽谷”、“我当时就知道他是我的喜悦我的救赎”……我只要一翻开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会立即察觉到类似的《圣经》典故和故事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被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克林斯·布鲁克（CleanthBrooks）称为“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基督教作家之一”②“的福克纳在其第一部成功之作《喧哗与骚动》中．大量运用这样的《圣经》典故和故事．试图沟通世俗生活与宗教神话传说．竭力把现实与历史对位，以冀“显现”③小说中人物复杂的性格和…     

《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探索

笔者认为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课堂讲授法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的主要方武，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讨论、自由命题、口试等方法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的辅助方式，而将读书指导法融入《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则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采用这些教学方法的出发点就是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达到“教是为了不教”和由“教会”到“会学”的目的。     

我刊“阴山文化研究”专栏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2006年1月至4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开展了第三届评优活动，《阴山学刊》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报”，“阴山文化研究”专栏获“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