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向何处去?——评“崛起”论

近几年来,以《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等三篇文章为代表的“崛起”论,在我国诗坛掀起了值得注意的波澜。“崛起”论纵横捭阖,洋洋洒洒,讨论的范围很广,阐发了颇为“新颖独特”的艺术主张,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并具有“旋风般的勇气”的挑战姿态。在“崛起”论者看来,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的道路”,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     

"新诗"美学合法性的自觉寻求 ——以徐志摩的活动为中心

在经历最初的喧嚣之后,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1920年代初的“新诗”一度十分沉寂。面对这种情势,以徐志摩为代表的诗人意识到,必须在创作上有所作为,才能真正使“新诗”获得一种自立的地位。于是,一群诗歌观念相近的写作者集结于《晨报副镌.诗镌》,为“新诗”的美学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公刘年谱

1983年五十七岁一月四日,于合肥,作《<大上海>自序》。《自序》说:“这个集子,和《母亲——长江》、《骆驼》合在一起,可以看清从一九八○年直到一九八二年这三年间的我的一个轮廓。”三月,去北京接受中国作协授予的全国首届新诗(诗集)奖——公刘的诗集     

《尝试集》趋向散文文化的原因

众所周知 ,胡适是中国白话新诗的始作俑者 ,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白话新诗较之他以前的文言诗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祝宽在《五四新诗史》中评价道 :胡适“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一 )突破旧诗藩篱 ,大胆创建新体。 (二 )破坏旧诗格律 ,探索新诗的音韵。 (三)在探索中 ,重视了形象思维 ,创造性地运用了具体描写的艺术手法。 (四 )采用明白晓畅、接近口语的语言创作新诗。”我认为祝宽所说的这些方面 ,都是值得肯定的 ,也是实事求是的。当然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部诗集亦无例外。在《尝试…     

主客体统一的诗美观——鲁迅诗论略谈

当五四文学革命的洪涛在中国汹涌澎湃之际,“诗体大解放”的壮潮,神速、迅猛地冲坍文言旧诗的堤坝,以鲜活灵动的现代白话诗使诗坛色彩为之一新。在这新诗创作、讨论的热潮中,被胡适称为“新诗人”的鲁迅,不仅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等六首被人赞为“全然摆脱了旧镣铐”的新诗,而且还有精辟的诗论。鲁迅早在1907年,就已写成了长篇诗论《摩罗诗力说》,该文近二万字,纵论西方“摩罗”(即“浪漫”)派诗人的贡献;     

朱自清的抗战诗论

朱自清不但是五四时期成绩卓著的新诗人,而且是诗歌理论研究的佼佼者。他的诗以其独特的思想色彩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显示了五四新诗创作的实绩,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对于新诗艺术的探索与研究。他的诗论是极其精辟的,如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作的导言,概括了新诗发展的过程,总结了新诗艺术的风格和类型,成为新诗评论的有识见有影响的权威性文章。他的《白采的诗》、《读(湖畔)诗集》、《新诗的进步》等评论,曾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可以说,朱自清对新诗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歇,他的诗论对新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抗战时期尤为突出。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探析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英美体验"下的"中国诗学"诉求——论闻一多与新诗"规范化"

闻一多《红烛》、《死水》的创作及其新诗理论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中国新诗的作用,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于作家“英美体验”下的“中国诗学”诉求。     

中生代广东五月诗人桂汉标诗艺初探

“红土性”，特指广东五月诗人乃至粤湘赣“红三角”诗群共同的诗美风格与诗学特征。桂汉标是一个集中体现“红土性”的中生代诗人，他的新诗的“红土性”体现在坚毅沉雄的现实主义的诗性向度，劲健深刻的求索反思的诗哲力度，刚健明朗的多元现实主义的诗艺风度三方面。他的新诗创作有着突出的“红土性”个性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     

“鸢尾花”“的歌声——试析舒婷诗歌的意象美

一九八○年,中国诗坛,升起了新的美!一个年轻的女诗人随着这“新的美”出现了,她就是舒婷.舒婷之所以成为当今诗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是有历史渊源的:四岁,外祖父启蒙,一字不差地背诵唐人诗句;十三岁,在校刊发表“半文半白的五言短诗”;插队,和普希金诗抄结伴;工余,把泰戈尔的散文和何其芳的《预言》以及拜伦、密茨凯维支等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就这样,读诗、抄诗、写诗,以至成为今天的诗人.     

徐玉诺与《诗》月刊

徐玉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诗歌刊物《诗》月刊发表诗作最多的诗人。从题材内容方面概括了徐玉诺在《诗》月刊上所发表的三类诗作。《诗》月刊进一步成就了徐玉诺诗歌创作的先锋姿态,徐玉诺与《诗》月刊的结合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艾青的三封佚简

诗人艾青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不但为我们创作了许多脍灸人口的诗篇,而且撰写了一部探索诗美的精湛论著《诗论》。这部诗论自一九四一年九月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初版以来,直到一九八○年八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在四十年里已出了七版,这部体大思精的诗论被文学史家称为“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具创见的一部诗论”。(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     

“五四”时期三种主要诗体评述

“五四”新诗是中国新诗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历来为论者所注目。但是,对“五四”新诗在诗体形式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新诗诗体形式的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分歧点,而“五四”新诗在这方面的探索又是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的,因此对“五四”新诗的诗体作一番评述,也许不无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一个时期的诗体形式和一个时期的审美追求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审美追求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那么诗体形式必然是多样的而不是单调的。纵观“五四”时期的新诗,在诗体形式上可谓繁花争艳。鲁迅的《野草》奠定了散文诗的基石,郭沫若等人的诗剧,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民歌体新诗,穆木天等人的“素体诗”(即不加标点     

一颗发光的明珠——浅淡《雨巷》

三十年代初,在我国诗坛上取代新月派而崛起的是现代派。“现代派”是因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办《现代》月刊而得名的。当时在《现代》上发表诗作量多质好的是戴望舒。他是该派独领风骚的代表人物。 戴望舒1905年三月生于浙江杭州,1950年二月病逝于北京,大约在1922—1924年开始写新诗。在他坎坷曲折的二十多年的创作道路上,先后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语稿》和《灾难     

蒲风的诗论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诗,社团众多,流派纷呈,佳作如林,真称得上花团锦簇。诗人们在辛勤地从事创作的同时,还研究古代诗论词话,介绍外国诗人、名篇、思潮、流派,同时不懈地进行理论建设,探讨新诗美学的零篇散章不计其数,单是出版的专著就有郭沫若、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三叶集》、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艾青的《诗论》、黄药眠的《论诗》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上）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歌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把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瑟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丁香空结雨中愁──《雨巷》新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群星璀璨的中国现代诗坛赫然闪耀着一颗新星，他就是戴望舒．一首绝唱──《雨巷》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坚实地位，使他从此济具现代诗坛，成为名噪一时的“雨巷诗人”．《雨巷》的发表，引起了中国现代评论界的注意，叶圣陶称赞戴望舒“开了中国新诗音节的新纪元”，在新诗韵律、节奏的建构上做了开创性的探索．但是，关于《两番》的思想内容，却莫衷一是，各持一端，这种争论局面形成了《而巷》诗义的两大异说：一些人认为，《而售》是一首准政治诗，是减包田政治受挫后的国废借给的反映，它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消…     

艾青新诗旋律的构成方法

艾青在《诗论》中,将诗和歌作了区分:“歌是比诗更属于听觉的;诗比歌容量更大、也更深沉。”并且认为:“所有文学样式,和诗最容易混淆的是歌”。实际上,诗和歌不是“容易混淆”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说难以分家。在中国数千年的诗发展史上,“诗三百篇”可以歌,汉乐府是配乐歌唱的诗,唐诗、宋词、元曲也都可以配乐歌唱。诗就是歌,歌也就是诗。新诗诞生以后,虽然诗与歌分开了,但新诗仍然带有歌的许多特征,“音乐旋律”就是其中之一。在三十年代,新月派诗人还曾经大张旗鼓地提倡过新诗的“音乐美”,要求新诗创造优美的音乐旋律。中国诗如此,外国诗也如此。源远流长的外国诗也一直与音乐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十九世纪美国诗人爱伦·坡就曾指出:“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的种种方式,成为诗中的如此重大的契机,以致拒绝了它,便不明智”。正是诗与歌的这种历史性的渊源关系,才使音乐旋律     

《诗》刊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与启示

本文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论述新诗第一个刊物《诗》对新诗发展，在理论、创作、中西诗歌交流等方面的贡献、局限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