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可以免责吗?——反思气候变化中的历史排放责任

如何处理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问题,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话题。先发国家主张,他们祖先当初的行为是基于"可原谅的无知",既不需要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无需为历史排放导致的后果加以补偿。通过分析可看到,以"无知"作为免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道德责任问题上,无论是从气候科学知识传播来看,还是从排放行为的可控程度来看,抑或从排放者的道德回应来看,"无知"都不是避开道德谴责的恰当理由。在后果责任的问题上,历史上"无知"的排放者也需要承担补偿责任,但这里承担的不是严格责任,而只是有限的补偿责任。如果历史排放者已离世,他们的后代在继承祖先传递的利益之时,也应当承担起对历史排放受害者的补偿义务。质言之,历史上的排放者和他们的后代都不能以"无知"为由逃避责任。     

谁之责任,何种义务?——“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思与辩

在应对气候变暖的语境下使用"污染者付费原则"是有缺陷的。首先,这一原则无法辨析谁才是真正的污染者,除国家外,各种非国有组织和企业、个人甚至大自然本身都可能是污染者,而且这种集体主义辩护很难站得住脚;其次,数百年前的污染者如今已不在了,要求他们的后代承担祖先的责任会让这一原则变成"得利者付费",也会遭遇"非同一性问题"的挑战,并且污染者还会处于"可原谅的无知"的状态;再次,"污染者付费原则"具有一定的适用条件,需要确定时间点等要件。基于诸多理由,提出一种新的原则——"有能力者负责原则"——作为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     

环境美德伦理视域中“雾霾”的道德责任考量

"雾霾"是多元主体在纵向时间中行动产生的后果,它具备一般环境问题所存在的道德责任难以衡定的特征,无论是后果主义还是道义论都无法为该问题提呈一致的责任举证方式。环境美德伦理强调行为者在环境行动中必须拥有稳定的德性品质,强调行为者所在共同体必须具备优良习俗和正义制度。从实际效果看,环境美德伦理在应对类似"雾霾"的环境问题上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的理论优势,它能够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持久的规范保证。     

科技工作者的社会与伦理责任之管见

科技活动是人类认识客观外界和自身的最高类型的行为方式.然而,科技活动的后果往往具有两重性--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由于科技成果滥用而作恶于人类.科技工作者是否应该遵循一定规范来选择自己的科技行为,科技工作者在因研究成果遭到滥用而给人类造成伤害,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与伦理责任及他们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抑制科技成果的滥用等等,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气候变化与道德责任的多语义性辨析

气候责任是一种人为的伤害,但当对照标准责任概念分析时,又发现存在诸多困境.本文根据哈特对道德责任概念的多语义性分类,对气候责任进行了分析,认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被排除在气候责任之外,个人要承担角色责任和美德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能力责任、角色责任和美德责任,发达国家还要承担补偿责任.     

现当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道德关切

现当代社会发展的盛况,衍生出责任成为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在与外部的关联中证明其正当性;与此同时,责任的"漂流性"相随而现,并对前者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因其复杂性与重要性的特征,科技工作者的责任被置入到思考的中心。面对现实的诸多困境与诱惑,科技工作者对责任要求的承担难以经受考验。而产生问题的根源则是责任能力的隐蔽。责任能力要求转向内在自我的思考,切近道德关切。因而,通过道德关切,获得责任能力,以此能力和力量,面向质疑,在与外部的关联中担当责任要求,是身处困境、诱惑的科技工作者如何承担责任的现实路向。     

尤纳斯的责任律令对环境哲学的启示

面对现代技术增长引起的生态危机及其对生命的威胁,尤纳斯将生命纳入责任的范畴,提出了责任律令:要如此行为以保证你的行为后果不摧毁未来生命的可能性。这条责任律令是存在的命令,是存在的目的中体现出来的生命的价值。它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将义务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生命的存在,承担起延续未来生命的责任,并为生命的持续审慎地发展。     

从"绝对命令"到"责任命令"——汉斯·约纳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反思

康德以"善良意志"为前提,以"绝对命令"为核心建构了他的实践哲学.由于康德在构建他的道德体系时,重视的是道德原则,忽略了一般的、操作层面上的道德规则的设计,从而导致了其"绝对命令"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并不能像在理论活动中那样强大有力.而在当今科学技术全面统治的时代,康德的"绝对命令"被严重弱化,为此,德裔美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从存在的根基着手对康德的"绝对命令"进行创新与扬弃,提出了适应新的技术时代要求的"责任命令".约纳斯的以"责任命令"为基础的责任伦理学把视野从人类的现在扩展到未来的地平线,扩展到自然界乃至整个地球生物圈,这样便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拓展了康德的"绝对命令",进一步完善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     

备选可能性是否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法兰克福反例及其回应

一种自然且符合直觉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行动者对其行为负有道德责任,那么他在决定这个行动时可以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这种观点被称为备选可能性原则(PAP)。法兰克福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备选可能性并不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引发了PAP捍卫者的反击。在讨论了法兰克福反例是否成立,以及PAP的结构之后,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所应具备的要素和法兰克福反例的意蕴将得到彰显。     

技术的社会责任与生态使命

从存在论上,萨特将责任看作是人的绝对自由的逻辑要求,海德格尔将责任看作是此在生存的一种"缺欠"所致,其目的都是消除人与责任之间的外在关系。马克思从人的现实性出发,强调技术的社会责任在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强调人对自然的责任关系。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技术具有生态使命,目的是要探索人与自然之生态关系的生态阈值,以此科学地寻求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适度关系。在生态问题上,盲目的保护与盲目的开发一样,都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     

伦克的技术伦理思想评介

汉斯·伦克(Hans Lenk,1935-),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被称为科技伦理的"集大成者"、"引起德国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以及"最早注意到技术的责任和伦理问题"的哲学家.在科学技术伦理领域,伦克的突出贡献是对"责任"进行了分类1)划清了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内在责任与外在责任的界限,即区分了道德与伦理;2)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各种责任类型如同通常把普遍的责任分为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一样,他把行为责任分为任务责任和角色责任;3)探讨了共同责任的分配问题;4)对机构责任和法人责任进行了分析;5)针对责任中的冲突问题拟定了十个基础性的优先原则;6)科学和技术伦理作为职业伦理的特例.     

技术调节视角下的人工物道德功能探析

技术中介理论认为技术对人的感知和行为发挥着调节作用。维贝克在道德物化思想中进一步提出,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能动者,能够对人的行为和决策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从伦理实践进路来看,技术人工物的引导功能侧重于主体性的"个人-德性",有助于个人德性的塑造和养成;而规范功能侧重于主体间的"社会-秩序",强调社会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规范。尽管技术人工物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仍需理性对待其在伦理实践中的局限性。总之,道德物化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实践进路。     

道德责任与情境主义挑战

新兴的情境主义心理学研究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探讨带来了冲击,其中对道德责任的挑战尤为新颖。本文就情境主义研究对道德责任构成挑战的诸种主要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指出情境主义研究所造成的威胁的范围和程度都有其局限性,它不像极端的道德责任怀疑论那样试图彻底地全面地否定道德责任观念的合理性。     

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试论尤纳斯《责任原理》

1979年,尤纳斯(1903—1993)发表了他的《责任原理》一书。20多年来,书中提出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咱,亦引起不少争论。按照尤纳斯的看法,在现代技术社会,人类的群体行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术已不单纯是改善人类生活、促使人类进步的工具,技术造成的“厄运”已经威胁整个人类与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目的已不再是保护自身免遭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伦理学以人的行为为对象。行为涉及的范围,特别是行为的性质的变化要求伦理学做出相应的回答。为此,尤纳斯认为传统的伦理学已不能适应人类今天面对的新的情况,康德的只问动机不问后果的动机伦理亦显得苍白无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责任”为中心的道德标准。责任的对象则包括自然界与未来人类。更甚之,尤纳斯认为人类有义务恪守这一原理,因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尊严与价值,如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以自己的简单存在呼唤成年人的保护那样。尤纳斯提出的具体要求似乎是明确的,理论上却含有一系列哲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简单的真实描写,哪怕是对世界末日的描写,如何引伸出改变这一状况的道德要求?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怎样理解自然界的自身尊严与价值?如果自然界有其自身价值,其价值目的又是什么?这样的话,怎样解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甚至神学。尤纳斯的责任伦理实际上是带有信仰性质的本体伦理。最后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单靠哲学家与伦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显然还是不够的。     

大数据环境对民众伦理意识的淡化与冲击

伦理意识形成于人际交往过程中。大数据环境下,由于人际网络广度的拓展、人际身份的虚实交错等,逐步淡化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就在大数据这种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下,"道义论"和"后果论"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评判策略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下;大数据环境基于此造成了一个道德规范容易放松道德约束的行为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     

计算机伦理建构的道德运气问题及主体责任

基于计算机技术发展特点揭示计算机技术与计算机行为主体本质上的同一性,以道德真空作为切入点分析计算机技术与道德运气的关联,明确现代计算机伦理建构的道德运气问题及主体责任。在计算机伦理建构中道德运气对计算机行为主体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专业指向性,所形成的计算机研发与应用主体道德异化,构成计算机伦理建构的主客两难现象。从计算机主体道德行为视角探究计算机伦理建构之不可控因素、需要规避消解的主客两难问题、计算机主体应有的道德自律和法律规约等,是当下计算机伦理建构不可或缺的内容。     

现代化强国视域下技术创新遮蔽风险与责任分解

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和引领,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技术的本质即解蔽或祛魅入手,深入探究海德格尔确立的现代技术不仅是解蔽,还是被摆置、被座架、被允诺的对存在者的确立和对存在的遗忘,认识到技术对存在者解蔽的同时还有遮蔽的可能,因遮蔽而引发技术创新风险与创新的责任承担。将创新责任分解为多主体责任、过程性责任、创新机制责任,来化解技术创新潜在风险,使技术创新从研发到使用及后果承担的全过程中受到伦理的责任限制,实现负责任创新,让技术创新不再成为另一种遮蔽,真正为现代化强国服务。     

当代伦理学视野下生理-物理层面的“是”与道德“应当”

道德的"是"与"应当",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现代伦理学由传统道德心理学的行为-表现层面深入到道德主体大脑的生理-物理层面来研究人类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的实际运行状况,即道德的"是"。这一方法实际是在"外部的"行为-表现和"后台的"生理-物理活动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它除了对道德思维的事实作出生理-物理层面的说明之外,并不能探讨道德应当问题。这一事实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休谟关于不能从道德的"是"推出道德的"应当"的观点。与之相对照,传统伦理学中的"整体视角"应该是我们研究道德应当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进

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述了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早期的工程师责任就是绝对服从军队的命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程师手中技术力量的不断加强,其伦理责任开始由最初的忠诚责任向“普遍责任”扩展,并引发了专家治国运动;由于社会制度和自身的局限性,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又由乌托邦式的“无限责任”回归到现实的社会责任;到了20世纪中期,伴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产生,工程师从对社会的责任延伸到了对自然的责任。     

中国语境下诺布效应的实验研究

诺布效应的发现及其后期研究堪称实验哲学研究的一个典范。通过对诺布效应经典案例--"董事长案例"的实验研究发现,在中国语境下,诺布效应仍然显著存在,行为实施者本身有无意图并不影响受试的意图判断。意图判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专业、出生地、道德责任判断等。伤害条件下,影响因素较为集中,而有利条件下,影响因素则较为分散。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面对伤害条件下的场景,道德责任判断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受试的意图判断,验证了从道德责任判断角度来解释诺布效应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