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孝经》学文献述略

道、咸以降,西学东渐,中西、新旧学之间不断冲突、对抗与融合,学术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学风骤变的情势下,晚清《孝经》学亦有所发展,它除依循旧有的传统研究外,还有了新的研究趋向,更体现出文化转型的特点.为更好地把握晚清《孝经》学发展的进路与概貌,对该时段《孝经》类文献的著述和出版情况作初步梳理与研究便是首要关怀之所在.     

试论汉代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视孝道与《孝经》

孝道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迄今为止的学者在谈到汉代文化时，往往忽略汉代的孝道与《孝经》。文章认为，汉代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孝道，汉代是《孝经》最流行的时期，《孝经》在汉代受到空前绝后的重视。与先秦、秦朝相比，汉代的孝道之风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是汉代皇帝高度重视孝道；二是《孝经》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三是汉代研究《孝经》的学者颇多；四是汉代对《孝经》的作用有所夸大。为什么当代学术界忽略了对汉代的孝道与《孝经》的研究呢?主要原因在于：历代学者的视野被风行于汉代的“五经”遮掩了。     

晚清《孝经》学文献述略

道、咸以降，西学东渐，中西、新旧学之间不断冲突、对抗与融合，学术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学风骤变的情势下，晚清《孝经》学亦有所发展，它除依循旧有的传统研究外，还有了新的研究趋向，更体现出文化转型的特点。为更好地把握晚清《孝经》学发展的进路与概貌，对该时段《孝经》类文献的著述和出版情况作初步梳理与研究便是首要关怀之所在。     

晚清《孝经》学研究略论

有清一代之《孝经》学,在整个《孝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清初,士大夫治《孝经》者,或承旧绪,或开新局,或被统治者当作宣明教化的工具等等,足称者鲜。迨及乾嘉时期,汉学勃兴,士人为学者多精于名物典制的考据、训诂,群经渐有新《疏》,惟《孝经》文字明畅、言简意赅而独阙之。道咸以降的晚清社会,内外交困,民生多艰。士人不管是治汉宋学者,还是治今古文经学者大都更热衷于以学术来敷世用。因而,这一时期的学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发展而又彼此交织的局面。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孝经》学的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乾嘉汉学视野下的《孝经》考据与义理之学;汉宋调和语境下的《孝经》诠释之学;今文经学思潮影响下的《孝经》阐"微"及致用之学。     

曹元弼的《孝经学》研究

《孝经学》是晚清著名的礼学家、经学家曹元弼所编撰的《十四经学》之一,其编纂体例严格依照张之洞《劝学篇.守约》中提及的通经之"提要钩玄"法式,列"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全书在《孝经》的文本与作者、微言大义、社会功用、《孝经》与群经关系、《孝经》研究的礼学化倾向等方面体现了曹氏独到的孝经观,其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一个是特别重视对以《孝经》为核心的孝道的研究和传播,主要表现在皇家重视学习、研究和传播孝道,学者对《孝经》等作了大量注解;另一个是在士族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沿袭了汉代的“孝治天下”,但更具有虚伪性。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融化传统文化、文学的思路

本文通过阐释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文学观念、文化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些特点,说明他在当时对于融化传统文化、文学有价值成份问题已有自觉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与复古派、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旧质的保守主义态度绝然不同,而对早期《新青年》派不无偏激的建设新文化观则是一种补充。     

《孝经》的孝道思想探析

《孝经》作为传统孝道的经典,其孝道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伦理精神,在历史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思维和行为实践,无疑也是当前重建孝道的重要理论资源。《孝经》的孝道思想主要由孝道理论依据、孝道宗旨、孝道规范等三大方面构成。关于孝道的理论依据,《孝经》不仅论证了孝道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天经地义的人伦规范,而且还从人性的方面对孝道根据进行了论证;关于孝道宗旨,"孝治天下"是《孝经》孝道思想的宗旨,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而以孝治国的政治主张是以孝道教化为基础的,并且提出以刑罚来维护孝道的推行,从而真正达到"孝治天下"的目的;《孝经》的孝道规范,分为"事亲"的基本规范与"事君"、"立身"的泛化规范。     

论《孝经》--兼论"孝"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意义

《孝经》是一部记录孔子言论的儒学的重要著作，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李学勤教授主编的整理本《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疏》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孝经》的最好的读本。《孝经》是一部以孝为基本范畴的儒家规范伦理学著作，把孝与忠、孝与敬、孝与顺融为一体，把父子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自身的关系，都用一个孝字统一起来了，有泛孝论的倾向，由于时代的变迁，《孝经》的规范性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我们应有分析有批判有限制地借鉴《孝经》的部分内容，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     

《孝经》：承接伟大的文化传统

《孝经》一书，正文仅1800余字，但地位极为特殊。有学者认为《孝经》之称为“经”尚在汉代立太学讲《五经》之前，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有“大本”、“总会”之称，可谓经中之经。“学”、“教”、“孝”三字形、音、义均有其相同的形态，即均与“爻”字相关，解为上行下效之“效”。父祖行，子孙效；圣人行，贤人效。凡我华夏子孙，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殿以《孝经》，其意欲以绍述三代文明为期许，以承接神州固有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则孔子之“孝”也，孔子之“作”也，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先秦《孝经》之学的发生

《孝经》是先秦时代的著作 ,在其成书过程中 ,曾子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从诸子之说与《孝经》的关系看 ,《孝经》之学在战国之季已经萌生。萌生之初的《孝经》有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与天子之事密切相关。     

试论《孝经》与先秦典藉的关系

孝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先秦典籍,把《孝经》与《诗经》、《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礼记》、《周易》、《中庸》、《大学》、《尚书》、《墨子》、《管子》等上古文献进行了比较,参考明代以来学者的观点,从孝道的角度辨析了《孝经》的历史地位,认为这些文献共同构建了早期的孝文化。     

《孝经》文献的集成之作——《孝经文献全编》述评

<正>《孝经文献全编》共66册,由刘欣主编,巴蜀书社2021年1月出版。全书囊括了海内外《孝经》类200余种代表性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上起战国魏文侯的《孝经传》辑本,下至民国时期的刻本和注释本,以及新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孝经》写本14种。本套丛书根据作者年代厘编分类,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历代关于《孝经》的刻本及其研究著作,堪称历代孝经学编纂的标志性成果。本书与已有成果相比,具有以下编纂特色。     

《孝经》的伦理精神与生命教育

《孝经》是我国儒家孝道思想的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精神。《孝经》在"事亲"、"事君"、"立身"等三个方面所体现的伦理精神主要包括:对生命源头的敬畏,对社会生命的实现,对精神生命的追求。其借鉴意义正是告诫当下人应在敬畏生命源头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如此方能体现自己生命的完整与意义。     

近世中国弘德崇孝的多重践履——评《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

《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是一部探察晚明至民国初年《孝经》学与孝文化的文化史力著。该著深入洞见此时期围绕＂《孝经》与孝＂集结而成的文化脉络与实践形式,勾勒出＂孝治天下＂的种种面向。孝治散播管道的视像,孝治天下蓝图的铺展,孝治神秘意蕴的充沛,这三个层面最能彰显近世中国社会里存在的弘德崇孝的种种努力,也最能还原孝治天下的宏阔画卷。     

孝治与《孝经》入十三经

本论证了《孝经》入经最主要的原因是宋代以前历史统治对孝道的大力提倡，重点考察了《孝经》在汉代入七经、唐代入十二经、宋代入十三经的曲折经过，从而对《孝经》入经问题首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独尊六艺,绾经学与心性之学为一途

马一浮先生学识渊博、思想博大精深。他一生以阐释、宏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己任。其主要著述如《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观象卮言》、《洪范约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等,皆为阐释宏扬六经和论语孝经之作,而这些经典是马一浮所指的经部典籍中属于宗经论的经典(其余为释经论部分)。他所著《泰和会语》的主要内容,亦以论证和确立六艺在古代典籍中的至高地位为宗极。由于马一浮对儒学的贡献,被誉为“一代儒宗”,并被归入现代新儒学家之列。同时他又有不同于一般所讲的现代新儒学家的共同特征的地方。一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孝文化典籍英译研究——以理雅各《孝经》英译本为例

《孝经》作为中国孝文化典籍的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典籍英译史上被翻译数次,其中经久不衰的作品之一当属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结合理雅各《孝经》英译本,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原则,以“三维”转换为方法,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探讨分析孝文化典籍英译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国信徒——对吴宓与白璧德的源流关系及吴宓贯彻新人文主义思想具体实践的考察

吴宓作为白璧德的门生,其思想中有与白壁德相同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观念。这种对文化观的认同使吴宓服膺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进而形成了吴宓的独具特色的"中西会通"的文化观。吴宓将这种文化观实践在对《红楼梦》和教育等诸领域的研究当中。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现代文学历史的重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在"红色30年代"诉求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它通过编纂《文学论争集》否定"旧文学"流派等方式来确证自身的"新文学"观念,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在强化"新文学"观念的同时,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也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遮蔽、重构了现代文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