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     

论刘勰诗本体论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观

既强调诗体的规范又强调诗体的进化的诗的进化论，是刘勰诗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在诗歌的形式本体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很重视文体，语言，体验和想象，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强调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甚至认为四言为正体；又不反对诗体进化，主张“随性适分”、“质文代变”。     

论新诗诗形建设及诗体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诗体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指诗歌作品的语言秩序及语言体式.诗是最讲究"体"的文体.外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都形成了相对定型的诗体,如西方诗歌流行十四行诗体.中国古代诗歌形成了格律诗体.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作诗信务的特殊文体.长期轻视诗体建设.新诗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现在已经具备了进行诗体建设的条件.百年间在新诗诗体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诗体建设.诗的体式包括诗的韵律形式和语言的排列形式,在诗体建设中,特别要重视诗的形体建设.     

考源辨体析流变 敷理释名品诗心——评胡大雷《文选诗研究》

《文选诗研究》是一部选学专著，此书对《文选》诗歌作了比较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辨析诗体，考镜源流，剖析各类诗的主题、题材、结构、风格，以及中古诗人在此类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灵状态、抒情方式，由此探求出各类诗的总体特点及发展演变轨迹，进而从选体的研究扩大与延伸到整个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反过来说，从中古诗歌如此有机整体性的全面归纳和总结中，亦可加深对《文选》的理解。     

朱光潜的诗歌“声响学”思想

在《诗论》中，美学家朱光潜把诗歌的声音节奏和视觉意象看得同等重要，由于诗歌“意象学”已经有许多论述，因而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诗歌“声响学”思想，旨在加强诗歌声音节奏方面的建设。朱光潜认为，诗歌创作首先要解决语言的音义协调问题，同时，诗歌“声响学”在新旧诗体的转换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

在新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明显地面临两大理论课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诗歌精神重建”以对诗歌和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为中心；“诗体重建”以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为美学使命，在探索完成两大课题中，现代诗学应当继承中国诗学重人文精神的传统，又恰当地吸取西方近现代诗重科学分析的精神。     

古代汉诗的诗体分类演变特点

诗体是诗成为一种学体裁的重要标志，正是丰富多彩的诗体才使汉语诗歌源远流长。诗体，即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如果从“怎么写”上来规范诗的体式，诗的体式指诗的外形律，主要包括音乐形式和视觉形式。古代汉诗的诗体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向多元的演变过程。古代汉诗的诗体概念既指类，也指风格，诗体的分类既按照内容分，也按照语言形式分，诗的外形律越来越受到重视，“诗体”一词越来越被用来指称诗“怎么写”的“体规范”，也没有完全摒弃按诗“写什么”来分类的方法。     

杜甫与元好问七言律诗比较

杜甫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七律最为出色,影响深远。七律也是金代诗人元好问最擅长的诗体。他的诗歌思想内容与风格和杜甫相似,艺术表现手法也继承杜诗的精髓,同时亦自成一家。     

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的流变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圆满、完美的综合思维模式和审美观念体系的规范下，中国古典诗歌的体式自《诗径》以来就不断追求尽善至美的理想。从楚辞始，诗歌体式在散文化和音乐美方面进行着互补探索，辞、赋偏重遣词造句的自由精丽，乐府偏重音律的整齐和谐。唐宋以后，诗体美的具体体现为格律，元曲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格律诗体的尽头。近、现代新诗体式的革命在所必然。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舍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纪性潮流

随着人文学界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强化,文学人类学也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而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和关心,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各流派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依据与主张,活跃了学术界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莫洛年表简编

勾勒著名诗人莫洛90年的人生足迹,突出其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诗歌和散文诗创作实绩,为目前尚未充分展开的莫洛研究提供第一手扎实的资料。     

论文廷式的酬唱赠答诗和写景纪游诗

酬唱赠答诗和写景纪游诗在文廷式诗歌中占有一定比重,对其进行分析探究是考察诗人情感脉络和诗风嬗变的重要环节。文廷式的酬唱赠答诗在角色认同的基础上寄托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并非是言不由衷的唱叹之音。其中不仅有诗人外部活动的反映,更有诗人内心思想嬗变的折光。文氏之写景纪游诗借游览途中之所闻所见,将山光水色的描摹转化为审美过程中的超然心态,获得了对生命本体的深刻体验,以此来消解内心的忧愁苦闷,表达对于时局的忧虑。     

论禅宗对大历诗风的影响

禅宗尤其是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其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方方面面，对于这一时期文人的影响更是巨大。关于大历诗人与禅的关系，近年来学者们无论是专著还是单篇都有论述。不过这些论述多是从一个较宏观的层面来进行探讨。从微观上讲，禅宗兴盛后对大历时期诗歌在诗境、诗情、诗句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唐代宫苑后妃诗简论

唐代诗歌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诗之多、作者之众，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空间绝后的，其中唐王朝的王后和宫妃也留下一些诗作，这些吟咏或纪游写景、或抒怀言志、或扬娥取宠、或怨刺上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她们的心志、苦乐和命运，虽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她们的诗题材狭窄、感情贫乏，形式拟古滞板，但从中仍可窥见唐宫阀中后妃生活的一些端倪。     

魏晋山水意识及谢灵运的山水诗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学体裁多样化的时期,而此时出现的山水诗备受学人关注,它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魏晋时社会动乱、昏暗,个体生命的无所依靠及朝不保夕,使他们感到人生的悲哀和无奈,他们醉心娱乐,去游山玩水,所以出现了游乐诗。不仅如此,当时文人尚谈玄学,老庄思想的兴盛,使精英分子“谈玄’成为一种时尚。由谈玄与游乐结合,形成了山水与玄言杂糅的诗歌。随着文人山水意识的加强,东晋时出现了山水诗宗匠谢灵运,为山水诗的开山立幢建下了丰功伟绩,并对后来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前人无以超越的基础。     

北窗考

“北窗“与“屋漏“、“北牖“有着割不断的潜在联系,从其关系中可以简单透视“北窗“之原始概貌。“北窗“以其通风阴凉的特性走进人类生活,自陶渊明“高卧北窗“之后,便从一个行为原型向审美符号转变,其意象萌芽于晋,繁盛于唐,并在宋代有所发展。唐诗中的“北窗“有通风消暑、寄傲怀高、闲情逸致、对照等几种类型,作为一个美学符号跃然诗中。宋诗对唐诗中的“北窗“意象有同向的继承开拓,也有反向的创举,“愁苦孤独之北窗“即是时代环境与诗人心境融合的结晶。     

欧梅苏诗歌的“宗唐说”

宋代诗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致力于对唐代诗歌的学习与模仿,在他们的诗歌中充分体现了唐诗,特别是中盛唐诗歌的特点．学习韩孟诗派的“以文为诗”和学习李白的“天然雕饰”,既是他们诗歌倡导的方向,同时在吸收前人诗风基础上,开创了宋诗新的风格,为宋诗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清诗学问化管窥

清诗以学问见长最根本的原因有二：一是受清代繁盛学术的影响,二是古典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清人在诗歌中不仅大量用事用典,而且引学术入诗。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诗（论）家对诗歌学问化是“爱憎相半”。赞成者不仅重视以学育诗,而且创作时大量以学入诗;反对者也主张以学育诗,但不赞成创作时直接以学入诗。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学界还没有认识到学问化是清诗的整体特征,对清诗“学问化”基本上持否定性意见。80年代中叶后．学界开始认识到学问化正是清诗不同于唐诗、宋诗的特征之一,改变了对清诗学问化一概否定的态度,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还有许多领域处于草昧广袤、人力未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