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蔡文毅公的历史地位——从清朝雍正乙卯科考两篇《对策》说起

古庐州于隋开皇初改“合州”,州治所在地即今之合肥。其辖境包括六、霍、庐、集等县间地。至明、清改为“府”,辖境屡缩。然则,自古以来,庐州山川形胜,代产伟人。明代蔡悉,嘉靖已未进士,是著名理学家,历世宗、穆宗、神宗三朝,由宦五十年,官至国子监祭酒,卒谥“文毅”。《明史》及庐州府县志均有传。清雍正乙卯,安徽学政巡庐,主持“科考”,策问:“庐郡代产哲人,而宋明为盛。郡志所载,孰为最优而可法后起者?欲迫芳躅,何道而可欤?”许齐卓、赵型二先贤均有《对策》,详论宋包孝肃公、明蔡文毅公为“最优而可法后起者”。本文以许、赵《对策》为据,以“三不朽”说阐述蔡文毅公的历史地位。     

解缙《文毅集》误收诗二首略考

解缙《文毅集》的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其中错讹甚多。谨以国内孤本元刻《赵子昂诗集》为主要依据,考证出《文毅集》中的《送镏若斋》二首非解缙所作。     

蔡絛其著述考论

蔡絛系北宋奸相蔡京之子，宋人朱胜非及〈宋史·蔡京传》共指为恶，因负千载骂名。本文意在论证朱胜非及《宋史·蔡京传》“肆为奸利”之评不可信。蔡絛之为人不过纨绔任性，并非奸恶。蔡僚喜著述，乃宋代笔记作家中的大家。《铁围山丛谈》为世所共悉，然其所著《西清诗话》、《北征纪实》、《国史补》、《国史后补》等则未受世人注目，实价值亦颇大，本文特为表出之。     

《蔡中郎集》版本源流考

于翅唐先生在1933年有《〈蔡中郎集〉版本源流考》，首开先河。通过对《蔡中郎集》版本的搜集研究过程中发现于先生之文仍有可待商榷之处，而且该文未能对所见版本形成一个简明的源流关系。首先通过对所亲见的各个版本间的篇目、数量、顺序异同加以比较，又结合对各个版本所题序跋和历代史志目录以及私人藏书目录对所收《蔡中郎集》的著录加以总结分析。纠正了一些藏书家对未曾目验的《蔡中郎集》所作出的错误推断。并由此梳理出了前人并没有整理清晰的《蔡中郎集》版本关系图。     

仙游籍文学家蔡僚小传辑补

两宋之交仙游籍文学家蔡僚，《宋史》无传；《宋史翼》其本传尚嫌简略。其他小传或有缺漏，或有讹误。目前学界对于其生平缺乏系统考证，特予考辨、辑补。     

张文献公祠考述

祠堂是中国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之一,性质相当于现代纪念堂一类。其重要的文化功能是缅怀先贤,树立典范,激励后人,使优良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张九龄是唐玄宗时著名宰相,在开元(713——741)年间挺身立朝,政业彪炳于史册,诗文也独步一时,在岭南的历史地位更为显要。正如文明礼部书丘浚在《寄题张相祠》诗第一首中所说:“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业迥无论。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①因此,张九龄去世不久,纪念他的祠堂就在他的故乡——韶州建立起来,后来波及粤北,并散见于广东其它一些地方。张九龄谥号“文献”,后人多尊称他为张文献公,纪念他的祠堂也就被称为文献公祠。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     

巴道此相逢 别颜始一伸─—杜少陵先生客居云安县交游诗考释(三)

杜甫《石砚》诗开篇所称之平公,乃是一位奉朝廷之命出使三峡的殿中侍御史,所得峡江石砚,与宋人米芾所论“夔州黟石砚”的特质相似。诗人以冠比砚美其砚石之正,同时亦取其正直之质,借砚以美平公。杜甫与平侍御史、蔡十四著作郎虽然皆为旧时相识,但与蔡十四之间的交情却要深厚得多,其重要原因在于二人皆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故而杜甫在《别蔡十四著作》一诗中,述说到自己的忧危之心和峡江民情,并托蔡转奏皇上,望能体恤百姓疾苦,安抚民心,早见天下太平．     

唐庐州刺史蔡俦史事钩沉

蔡俦是唐末杨行密集团的核心成员。蔡俦参与杨行密庐州起兵,在杨行密治理庐州时,多次率兵击退邻郡侵扰,其地位在杨吴功臣刘威、陶雅之上;在庐州主政五年中,蔡俦保境安民,发展经济,重修巢湖太姥庙,局势稳定;在杨行密与孙儒作战中,蔡俦败降于孙儒,从而与杨行密处于敌对之势,景福二年七月为杨行密所消灭。     

"宋四家"之"蔡"乃"襄"而非"京"的几点明证--兼论蔡襄的价值意义

惯称“宋四家”之“蔡”本为蔡京，后易为蔡襄，综合考察蔡襄跻身“四家”的成因及其本身书法艺术特色、成就，蔡襄名列“宋四家”是有其应有的价值意义的。对蔡襄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由此也可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徽州“三雕”艺术

艺术家们说,皖南古徽州的木雕、石雕、砖雕(简称“三雕”)是中华文化园里的一颗璀璨明珠。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尤其是其刀功、技艺已到了“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的艺术意境。始建于宋,大修于明嘉靖年间的绩溪县龙川胡氏宗祠的木刻花雕艺术就是一个佐证。古祠木雕采用浮雕、镂空雕和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除了梁勾、梁托和门楼上的龙凤、历史戏文之外,整个落地门窗的木雕布局有“荷花、花瓶、百鹿”三种图案。要是从含义来看,荷花图意味着“和为贵”,教育后人清清白白做人做事;百鹿图意在祝愿祖祖辈辈延年益寿;花瓶图象征…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下）——从“工程”大小看萧统完全可独撰《文选》

象《文选》一类“采挺孔翠”的总集,往往在编撰的第一时间,便可确定其相当部分的篇目;而就编纂实质性层面言,当其篇日选好并加以分类及对若干作品作些技术上的处理后,便告完成。明此,将《文选》与《类苑》《艺文类聚》《文心雕龙》《翰林》《古文辞类甚》等比观,可以推定：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完全可以编撰《文选》;且就一般情形言,有二到三年的时间便够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编撰是书的难度与其工作量,均被人们想当然地“放大”了。     

《长笛赋》“哀姜”考辨

对《文选》所收东汉马融《长笛赋》中“哀姜”的注释 ,有鲁哀公夫人、鲁文公夫人两说 ,在《左传》中鲁庄公夫人亦称“哀姜”。结合版本差异、人物生平及《长笛赋》中具体语境 ,认为《长笛赋》中“哀姜”是鲁文公夫人     

温州杂剧传存考——对宋朝戏剧的探讨

位于浙江南部的温州(水嘉),从南宋时起就是戏剧盛行的地方,曾有温州杂剧、永嘉杂剧之称。明祝允明的《猥谈》中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戏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中记有“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认为南戏创始于永嘉。又,明徐渭《南词叙录》也提出了以下说法,认为南戏于宋的光宗朝(一一九○-一一九四)为永嘉人所作,并列举《赵贞女》《王魁》二种名目。此外,还认为3监觞于宣和间(一一一九-一一二五),南渡后被称为永嘉杂剧。     

读书札记三则

一、“常”邑在何处《诗经·鲁颂》中有一首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诗中日：“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赞扬了僖公收回国土常和许，恢复了周公旧封疆。这里所说的“常”邑又在哪里呢？向熹《诗经词典》云：“常，古邑名。本是鲁国土地，后被齐国夺去。僖公时又收归鲁国。在今山东省蒙阴县西北30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常邑，春秋鲁地，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常邑，在山东膝县东南。”《汉词大辞典》：“常，古地名。指春秋时鲁南鄙。”《诗经》郑玄《笺》：“常，或作尝，在薛之旁。…     

在我国越冬的大雁

我国雁属有鸿雁、豆雁、白额雁、小白额雁、灰雁、斑头雁和雪雁七种,均俗称“大雁”。其中仅鸿雁、灰雁和斑头雁在我国北方地区繁殖,其它几种在国外繁殖。但这七种雁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为冬候鸟或旅乌,这已被现在的科学考察所证实,而且古诗文中也体现了雁在我国越冬的普遍现象。古诗文中的大雁《吕氏春秋》中说:“孟春之月雁北”,“孟秋之月鸿雁来”。唐朝李商隐在《霜月》中写道:“初闻征雁已无蝉。”即秋季无蝉鸣时,雁迁来。民间也有“八月雁门开”之语,这些都说明了大雁越冬迁徙的规律。古诗文中还对大雁的越冬地有所描述。六朝诗人庾信《咏雁》中有“南思洞庭水,北思雁门关”     

前置宾语后的“是”和“之”的词性

在古汉语中,常有这样一种前置宾语的句式:(1)“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孟子·腾文公上》)(2)“苟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3)“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左传·隐公三年》)(4)“寡君其及恐,敢与知鲁国之难?”(《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古代美学概念札记

白描白描,原称白画,是中国画不着颜色纯用墨线勾描造型的一种画法。《宣和画谱》(卷七)称宋之李公麟(号龙眠)善“白画”,“凡目所睹,即领其要。”所作人物画,“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元张昱《李龙眠画醉中八仙歌》诗亦云:“龙眼白描谁不赏?胸次含空生万象。”又称“铁线描。”明何良俊《四友斋画论》认为:“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种,赵松雪出于李龙眠,李龙眠出于顾恺之,此所谓铁线描。”《宋史》本传说李龙眠之画,“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顾恺之为东晋各画家,可见这种铁线描源远流长。而顾恺之有     

羊的文化影响管窥

羊是最早为人所驯服的动物之一。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河姆渡、裴李岗文化遗址有陶羊出土,晚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遗址有羊骨出土,说明羊很早就成为家畜。至其羊、马、牛、豕、鸡、犬被统称为六畜、六牲,则于先秦典籍中屡屡见之。《左传僖公十九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又《昭公二十五年》:“为六畜、(五牲、三     

《治书管窥录》摘钞

骈、散界线后起，殊非文章本质；且骈文须单句贯气，籍昭骨格，散文须偶句落神、用见风姿；观姚姬传《古文辞类纂》以散为宗，而难捐上林之赋；李申耆《骈体文钞》以骄取则，而无舍过秦之论，良可识矣。枚叔作《七发》，后来摹拟相续，傅武仲有《七激》．曹子建有《七启》，张孟阳有《七命》，何仲言有《七召》，萧士缵有《七励》，莫非依样玄思，未切实际，昔人划为“七体”，裁义殊乖．司马长卿之《封禅》，蔡伯喈之《迁都告庙》，陆士衡之《五等诸侯》，韩退之之《原道》，文非不佳，然居今揆度．已先通理，借鉴亦难，不宜再作典范。班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