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名士:周作人性格中的自私与冷漠

作为文化人的周作人以温文尔雅著称,而在处理家庭关系、选择人生定位时他却展现出了性格中自私与冷漠的一面。这种自私与冷漠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是周作人从获得现实利益的目的出发任由兄弟感情走向破裂;其二是周作人于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而委身敌营、为虎作伥。最终,周作人咽下了由性格缺陷所酿的苦酒,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从民俗看周作人的生活观

本文从民俗学角度来探讨周作人的生活观。笔者认为，在周作人民俗学研究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即以此来探求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方式。周作人的生活观由两个层面构成：一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一为“微妙地美地生活”。前者注重平民趣味，后者带有传统士大夫情调。在周作人看来，二者都是中国人的理想选择。     

周作人与传统中庸思想的渊源关系

传统中庸思想对周作人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儒家正统文化的渗透,二是传统民间文化的参与,并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很少是实质性的内容和思想上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其中所蕴涵的中正和平的感知和情感方式对其文化心理的影响。传统中庸思想贯穿了周作人思想发展的始终,只是它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的转变过程。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论周作人的隐逸倾向及其影响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曾经有过近似＂隐逸＂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一种＂隐逸＂的理想和精神。周作人的这种隐逸倾向影响了同时代甚至当代作家的创作,因此探讨周作人的＂隐逸＂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想象与重构——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与周女性观的关系

学界存在着一个神话,认为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悲苦＂女性形象,如祖母以及杭州花牌楼的诸妇女,激发与促进了其＂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的生成。这个神话不仅在周作人自己那里被一再言说,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先生等也延续了周作人的这种误识。实际上,所谓的＂悲苦＂更多的是强加给那些女性形象的标签。悲苦女性形象对周作人的影响,在周少时并未显现,它主要是周在后期回忆中的＂重构＂。并非这些悲苦女性形象促发了周＂哀妇人＂女性观的形成,而是在其已成型的女性观的视阈中,她们经过扭曲和过滤而呈现为特定的符号表征。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现实选择

中国现代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治制度提供了良好机遇，从这一生存环境和文学审美观念出发，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自觉将自身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意识形态主题相联的作家，执着于或启蒙、或救亡、或启蒙与救亡并重，自觉回应一日千里的转折时代对文学责任的义务的呼求，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主流建设乃至社会革命都做了巨大贡献；一是以前期创造社作家等为代表的执着于“为艺术”的人们，人们尽管深恶中国现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反对文学的功利性，执着于文学之“美”、“纯”的追求，这类作家的创作不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无悖于作家的“职业”要求，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发展转化的问题，所以，对此应予基本肯定；第三种选择是一种有愧于“作家”称号的选择，如周作人等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叛卖”、“附逆”，除铨等出于某种政治与商业利益，置基本的道德与人格于不顾的文学游戏者。     

“药草堂随笔”与周作人的战时心理

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入世精神保证了非常时期的周作人有意的自我调适及疗救,展开他一直信奉的"伟大的捕风"的"启蒙运动"。事变后,周作人选择"留平"而非南行,很大程度上是他人生主义的儒家思想的结果。在"药草堂随笔"中,周作人借"人情物理"来释放他因对于旧思想、旧道德的"震惊"而产生的紧张感和压力感。"药草堂随笔"记录传说中的人与事,含了保存与维护的悉心,替破坏中的国家敛聚精气。在周作人看来,传统或传说的资料或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确立：《知堂文集》

一　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 ,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 ,而《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 1 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 2 0 0 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 ,《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中有如下评说 :“三十年代初 ,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 ,还对自己此前一个时期 (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 ,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 )加以总结 ,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 ,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 (除本书外 ,还有《儿童…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学校闲暇教育的思考

选择是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决断,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闲暇时间的增多,这种决断已成为人生存于这一世界的重要内容。闲暇教育正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这种选择与决断能力,而学校闲暇教育对人一生的闲暇教育观的形成呈现关键性特征。     

变脸的东瀛自衣天使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其“日本通”的一面几为遮蔽。中国现代史上精通日本的人，如周作人、戴季陶、郭沫若、郁达夫等，几乎都是男性。在这种背景下，凌叔华不能不显得很“另类”，然而，作为一名女性知识精英，她笔下的日本景观却有一种男性日本通们无法企及的神韵。     

从《忆周作人先生》看梁实秋笔下的鲁迅

从《忆周作人先生》看梁实秋笔下的鲁迅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一方面对周氏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但另一方面却又从“人性”的角度来解释周氏的仕敌并顺便把鲁迅拿来作陪衬，梁氏曰：“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够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学校闲暇教育的思考

选择是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决断,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闲暇时间的增多,这种决断已成为人生存于这一世界的重要内容.闲暇教育正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这种选择与决断能力,而学校闲暇教育对人一生的闲暇教育观的形成呈现关键性特征.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

冲淡美不但被我国传统美学所青睐，更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周作人的散文。通过对平实而广泛的内容的叙写和自然平易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超然于艳冶华丽之外的散文胜境——冲淡之美。他的这类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