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埃德的“新科学史观”及其启示

英国著名学者劳埃德（Geoffrey Lloyd)教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上进行了系列讲演，通过对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科学史的比较研究，阐述了他的“新科学史观”。本文试图解读他的这一新史观，进而阐发对思考“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及“李约瑟难题”等相关问题的启示。     

鲍德里亚后期的技术哲学思想

鲍德里亚的后期技术哲学思想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它从中期的媒体技术理论，逐步发展到后期的悲观的物的“命定策略”的技术决定论思想。90年代后期，在“命定策略”，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完美的罪行”的技术哲学观。在当今科技时代，我们既要看到鲍棱里亚技术决定论合理的一面，即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其技术哲学思想的片面性和极端性，从而来正确处理现代技术与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     

论芒福德的技术哲学

芒福德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技术哲学家，是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首先从技术人类学角度将技术史分为使用水和木材的始技术、煤和铁的古技术以及电和合金的新技术三个阶段，然后将历史上的技术分为两类：多元技术和单一技术。他认为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多元技术逐渐被以“巨型机器”为代表的单一技术所取代，产生了“机器的神话”，人被沦为机器的奴隶。芒福德提倡一种“民主的技术”，以改变单一技术的文明，从而恢复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和技术的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观念

有无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是衡量古代一个民族科学认识水平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无自然规律观念？学术界对此尚无明确的认识。本通过对古代“常”、“道”、“理”、“数”、“则”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运用情况的系统考察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古人对一些自然规律的具体内容了解并不深刻，但他们很早即认识到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具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并且深刻认识到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性。     

从我国高新技术“贵族化”的走向看政府“制度安排”的必要性—来自科技市场的实地考察

本文基于对“97'中国·张家港高新技术成果发布暨转让洽谈会”的实地考察和事后跟踪，深感我国高新技术无论就其发育方向，还是其成果形态、交易方式均存在着“贵族化”走向。“贵族化”走向的存在为技术市场的运作、高科技成果转让增加了巨大的“交易费用”，给我国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设置了巨大障碍。本文在力陈“贵族化”走向表现形式及对此给出因果解释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对策，并着重强调了政府“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利用高新技术开发高科技“第二产业”；（二）利用既有的专业技术公司发展高科技“第三产业”，建立起制度化的技术市场；（三）推广“定单制”形式，由企业界向科技界提交“技术定界”；（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制定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     

科研系统工程的"四维结构"与"四定分析"--以国家科技攻关305项目为例

技术方法的优选与组合在科研系统工程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拟将通用的系统工程方法“霍尔三维结构”发展为科研系统工程“四维结构”，即增加第四维－技术维。对于具有强烈时空特处的复杂科研系统工程来说，仅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是不够的，应将其发展为定性－定量－定时－定位分析相结合的“四定分析综合集成法”。     

“景观”一词的翻译与解释

“景观”一词在世界各国语言中颇为相似，英语为Landscape．德语为Landschaft．俄语也发音相近，只有法语不同。中文翻泽为景观．通用于科学界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该词的原意按牛津字典的解释为“表示自然风光、地面形态和风景画面”。景观作为科学名词19世纪初由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洪堡德(A．Von Humboldt)引入地理学，他最早提出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自然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以后由苏联地理学家贝尔格等发展成为景观地理学派，将景观定义为“自然地域或水域的综合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地理科学》一书(科学出版社，1995)中是这样定义的：“景观一词源于德文Landschafl，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和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     

几个生物化学用字辨析

“苷”和“甙”英文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对应的中文译名为 [糖 ]苷又称配糖物 ,简称“苷” ,旧称“甙”。它是由糖类通过它们的还原性基团与其他含有羟基的物质如醇类、酚类、甾醇等缩合而成的化合物 ,“苷”和“甙”表示的是同一个概念。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最早的译名出现在 1 93 2年。当时 ,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 ,在第 86节复杂之糖类项下定为“配糖物”。 1 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第 92节 ,将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一词定为“甙”[旧称配糖物 ]。后又于 1 95…     

感官征服:"单向度"视角中网络媒介的文化功能

本文立足马尔库塞“单向度”理论的批判视角探析网络媒介功能。认为技术与文化意义上的网络媒介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单向度”的对网络主体的感官征服。“人性化”界面，以其多感官的表象模式，对网络主体感官进行技术同化和改造，实现对主体感知世界方式、效果的影响与控制。超文本的“多维空间”威胁着网络主体的意义容纳能力；非线性、自由联想的感知方式，使主体在“超空间”中迷失。网络主体在虚拟现实中沉浸，则意味着主体经验越来越成为人工的产物与技术的附庸。媒介即讯息，网络媒介技术对主体精神的感知方式、存在方式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其“单向度”的功能局限，值得我们深入地反思和清醒地对待。     

影像技术:一个人类生命的总体化表征

本文从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精神现象--意象的考察开始,分析了近现代诸多关于技术的观念,从而认为媒介符号系统是意象的技术显现,而在形态各异的技术显现活动中,影像技术表征着人类整体化生命意象的显现.影像技术由于其能够吸纳每一个时代的重要技术而成为各种技术系统的神经中枢,从而不断地推进着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活动:复制、延续与创造生命.     

科技异化与健康危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生命向度

由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健康危机已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厘清科学技术与生命健康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尤为必要。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生命困境体现为由科技异化导致的卫生环境问题、卫生意识问题、卫生体制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则必须深刻剖析生命的主体结构、生命活动的展开形式及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层关联。科学技术是生命主体的对象化结果,是生命活动的历史产物;它为保障生命结构的完整性,确保生命活动的有序展开创造条件。而健康权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统一,健康生活的科学性与伦理性之统一,健康理想的真理性与价值性之统一则是推动科学技术与生命健康共进的方法论原则。     

埃吕尔与温纳的技术观比较研究

埃吕尔和温纳相继提出技术"效率"本质观和技术"政治"本质观,分别揭示了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影响,但却忽视了技术在其他社会领域的作用;他们的技术观在对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自主性、技术批判思想、技术与政治的关系诸方面存在异同并有各自的认识根源;树立正确的技术本质观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必须严格区分技术与技术物、技术的活动与非技术的活动,二是要坚持"人"的技术性本质,揭示技术的"属人"本质。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群体共同特征探析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是科技领军人才的杰出代表。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从科学影响上,均做出开创性的科学贡献;从出生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从出生家庭上,大多出身良好家学渊源;从科研时间上,时间跨度大,终身超常的勤奋;从求学经历上,求学名校师从名师,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从个人品质上,具有把国家需求作为科研动力的爱国主义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无私奉献精神。     

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反省

汉语生命伦理学正在经历危机.生命伦理学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其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学科发展、学术行动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加之学科门类的顽固偏见,使其始终处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或政策边缘,始终处于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化的边缘.生命伦理学至今没有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科学的方法学训练机制,并由少数人操控学术体制使之成为学术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局部利益,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     

人造生命的出场路径探析——存在论的视角

从存在论视角看,作为一种特殊在者的到场,人造生命则存在以特定方式呈现的结果。人造生命得以出场的根源蕴含在对生命的特定理解、科学的认知取向和技术的操作特征之中。现代生命观将生命"物化"为生命体,生命科学按照人的理解对生命进行"图像",生物技术则根据人的要求"订造"生命的产出。经过生命观的"物化"、生命科学的"图像"和生物技术的"订造",人造生命得以圆满出场。但"物化"消解了生命存在的丰富内涵,"图像"仅是对生命规律的片面认知,"订造"则是对生命产出的强制性规定。结果是"如其所能的生命"以"如吾所识的生命"形态呈现,其中蕴含着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

文章讨论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作者认为,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为现实需要和国家建设服务。其原因在于: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同时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在建国以后的科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一强调科学技术功利性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还指出:延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科技工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吸收了苏联的科技规划工作经验后,终于使科技发展规划成为了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还论及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科技事业而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作的尝试和努力。     

研究式地解读科学人文经典

本文在表达作者主编<科学人文读本>的理念和总结有关教师使用这个读本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科学素养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模式.作者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知识形态的解释层面、器物形态的技术层面、精神形态的态度和方法层面、组织形态的建制层面、与背景和效果相联系的社会层面.按照这5个层面,并且联系科学生活和相关的社会生活,作者设计了由8个板块组成的阅读框架,以此选择科学人文经典读物.在这个模式中,教师的作用是组织和引导研究生分析地、扩展地、研究地解读这些读物,而不是照本宣科地讲述教科书.     

技术的历史分期:原则与方案

对技术的历史进行分期研究,可以揭示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由此可以把握技术发展的规律。技术史分期应遵循3个原则:体现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反映技术发展变化质的规定性;反映人对自然认识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阶段性。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技术发展已提出多种分期方案,这些方案对描述技术发展的阶段性有一定的意义,也有明显的不足。经过对近代技术发展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每一时期总有1项在该时期技术体系中起主导作用,且代表了技术总体发展趋势的技术,这种主导技术及其主导技术群的更迭,反映出技术发展阶段质的变革,以此为依据的技术史分期方案,可以很好地认识技术发展的规律性。     

The Art of Living with Technology: Turning Over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s Empirical Turn

In this article we seek to lay bare a couple of potential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at, we believe, are implicitly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hilTech). At stake are (1) the sustained pertinence of and need for coping strategies as to ‘how to live with technology (in everyday life)’ notwithstanding PhilTech’s advancement in its non-essentialist analysis of ‘technology’ as such; (2) the issue of whether ‘living with technology’ is a technological affair or not (or both); and (3) the tightly related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he methodological bedrock of contemporary PhilTech, the ‘empirical turn.’ These matters are approa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ical notion of the ‘art of living,’ and our argumentation is developed both as a context for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special issue ‘The Art of Living with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