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整体意识

李长之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一系列文学批评文本最大的特色就是强烈的整算意识。这种整体意识表现在两个层面：就对文本的解读来说，他以作家的情感、精神因素作为桥梁和中介，既发掘作家创作的外部因素：又深入于作品的内部世界，探寻其中的联系，显现了别具一格的批评理路；就批评家的批评指归来说，他又遵循“文化——文艺——教化”的宏阔思路，希冀文学批评能够起到教化人心、振奋民气的作用。这种整体意识表明，李长之决不是一个仅仅就文论文的批评家，文学批评在他的心目中有着更加宏阔广大的价值追求。     

周作人的“自然”观与《文心雕龙》

＂自然＂在周作人的文学批评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它既是对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传统文论的继承,又经过了具有现代意义和个性的改造。文章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复杂关系,阐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论郁达夫的文艺批评观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郁达夫,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艺批评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不同的理论来源形成了不同阶段的批评特色。郁达夫的文艺批评涉猎广泛,就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个性、文艺与阶级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是中国文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沈从文直觉感悟式批评的当代效应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直觉感悟式批评就已经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作为"京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极具个性的批评家——沈从文,他非常鲜明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直觉感悟式批评的精髓并有所发展。在他最早的一部具有"抽象"风格的批评散文集《烛虚》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他在文学创作和批评过程中对传统感悟式批评的继承和变革,进而衍生出对生命意义的"具象"与"抽象"的哲学思索及拷问。     

理想人格建构的心路历程——论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价值追求

李长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杰出批评家,以人格论批评著称于世。他以西方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为参照,对中国古代人格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建构了现代个体人格论,对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鲁迅等伟大作家的人格进行了深入体察和阐释。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开创了独具一格的批评方法,更在于通过对伟大作家人格的追寻,探寻现代理想人格建构的方式,重振民族精神。可以说,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过程就是他追寻理想人格的心路历程。     

论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小品散文犹为突出。从他本人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及贡献,特别是在小品散文创作中的成就更显其作品风格独具风采,也体现出周作人鲜明的个性特征。     

从王国维到“京派”: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人文批评”流变略论

"人文批评"是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与"科学批评"相对的一种趋向,秉有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强调文学的人性表现、自觉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对接等特点。在外延上,现代中国文学中"人文批评"的流变呈现为,自王国维开始发生,周作人承接,由新月派(梁实秋、苏雪林等)继续发展,到京派(李健吾、沈从文、朱光潜等)深入并因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中止的一个过程。     

审美对功利的兼容--李长之的审美批评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两大维度,一是社会功利维度,一是审美维度.但具体到批评家,两大维度往往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就是例证.他强调艺术不为用并不碍其有大用,体现了审美维度对社会功利维度的兼容,他对社会维度的承认统一于"文学性"和"审美性"前提当中.这种价值取向体现了民族危亡时期非主流批评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刘西渭)不仅是优秀的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而且还是别有风彩的杰出批评家。可是,对他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研究的,至今却仍寥寥无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论李长之对德国文论的吸收与转化

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与德国文论具有十分紧密的关联,他吸收了康德超功利的美学观与批判的理性精神,借鉴了玛尔霍兹“文艺科学”的理论观点,综合了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学说与“精神史”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确立了审美体验论的文学观与文学批评的理性精神,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感情的型”的理论范畴,树立了中国现代传记批评的典范。     

批评在场和批评意识--《乡村耕耘者:贺享雍研究》读后

<乡村耕耘者:贺享雍研究>是在当今文艺批评缺席的现状下,对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的积极实践建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四川批评家较为良好的批评意识:对于批评对象的客观意识,对于作品的文本分析意识,以及对于作品的文化阐释意识.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茅盾作家作品论初探

茅盾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他和鲁迅、郭沫若一样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文艺理论建设工作的巨匠,在步上文学创作道路后仍不间断地深入地研究文艺理论,广泛地开展文学批评。他的文论工作贯穿在漫长的六十年,尤其是建国前的三十年中。在这三十年里,他以自己写下的大量文论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勾勒出全貌。     

论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属感悟印象式一类，以其清新的文风、独特的随笔体式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健吾首先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人生方式，通过文学批评解释作家作品，解释人生，并完成批评文章的文本构造、他的批评是一种人生随笔，这种随笔体式主要来自于蒙田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一是“絮语”特征：散漫自如，闲适平和，语言富有形象感和色彩感；二是“简单化”的体式构造：简短、简明、简练、简静。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情趣”和“随手征引”

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情趣”和“随手征引”。“情趣”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神韵，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随手征引”源于周作人的博学，它不分雅俗，左右逢源，使文章极富知识性。     

论斯大林在文艺批评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贡献

斯大林曾经一再声明,他“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批评家”,甚至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还说过“我算什么批评家,真是见鬼!”但是,事实上,斯大林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了很多作家和作品,而且还在文艺批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出了     

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情趣”和“随手征引”

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情趣”和“随手征引”。“情趣”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神韵，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随手征引”源于周作人的博学，它不分雅俗，左右逢源，使文章极富知识性。     

批评史构建中的批评文体视角

无论作为一个术语还是一门学科，“文学批评史”都是舶来品，这导致了西方文学观念、批评方法和书写体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撰的决定性影响。已有的批评史著作和教材，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分体史，大体上是以西释中，在西方文论的理论框架内排比中国文论的材料。这就潜伏着危机：中西文化观念的异质性使得阐释深入不下去，众多论著在同一层次上作重复研究。有学者说，“如果我们还承认批评（本身）是文学经验的触角，并将之看作是一种与探索文学经验有关的、既表现思想又体现乐趣的活动，那么批评史就不应仅仅是一种枯燥无味的编年史或者罗列批评家及其经典著作与言论的‘光荣榜’。”     

兼及审美批评的社会历史批评──茅盾现代文学批评观之我见

茅盾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批评家。在他漫长而丰富的现代文学批评中究竞形成了怎样的批评范式,研究者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过时了,有的在首肯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所带来的史识和气度的同时,又批评茅盾缺乏审美批评,缺少艺术感受力与想象力。本文从茅盾作为批评家的实际和他的批评文本的实际出发,认为茅盾的现代文学批评是兼及审美批评的社会历史批评,能把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结合,把理性与感性,宏观与微观,深入与浅出,严实与空灵相结合,从而使他的批评既具史识和气度,又不乏审美的真切、机敏与细腻,成为现代文学批评中稳健有力、别具一格的批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