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文选》研讨会召开

在周恩来总理诞辰93周年前夕,外交学院和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共同召开了学习《周恩来外交文选》研讨会。40多位老大使、老外交工作者、教授、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直接领导人和决策者,他对战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论说,为我们留下了     

周恩来外交思想探析

周恩来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周恩来早期的生活经历、旅欧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而这一切主要基于在长期的革命和外交生涯中,周恩来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     

周恩来外交思想探析

周恩来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周恩来早期的生活经历、旅欧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而这一切主要基于在长期的革命和外交生涯中,周恩来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     

外交档案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创者和第一位外交部长,其卓越的外交风范一直为世人所称道。外交档案作为新中国外交历程的真实记录,大量记载了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字里行间既展现了他的宏才大略,又记录了其外交技巧的细腻和娴熟。日内瓦会议打破16国阵营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及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因此备受世人的关注。日内瓦会议开了两个多月,由于美国的极力阻挠,进行得异常艰苦,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与会各方经过激烈争论,最终仍没能达成任何协议…     

《中东热点回眸与评析》序

杨福昌大使是我国中东外交的开拓者、践行者和贡献者。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公派赴埃及学习阿拉伯语的留学生,行前两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外交官。他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阿拉伯语翻译,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多年奋战在中东外交一线。     

论周恩来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贡献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形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周思来作为毛泽东的战友,不仅是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而且是举世公认的杰出政治家、外交家.他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坚持贯彻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正义事业,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他以非凡的聪明才智,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完美结合起来,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光辉的新中国外交4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40年了。40年来,新中国的外交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经过多次调整,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它在捍卫我国独立主权、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一建立就彻底埋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开创了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直是帝国主义竞相争夺的销售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重要市场,深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苦长达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简论周恩来的人格和外交及当代启示

周恩来总理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用超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这一切,不仅是时代给他的机会,也不仅是他才智作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于他那伟岸的人格。他的卓越外交活动深深地渗透着平等待人、注重礼仪、爱憎分明、谦逊好学、清廉俭朴、诚实守信等优秀人格。伟人的人格显现大国的国格。当前,钓鱼岛等问题热化,影响着我国的及展大局。我们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外交经验,从他那伟岸人格的外交实践中汲取智慧和胆略,促进外交工作,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最近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九八九年三月外交部召开的『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研讨会』的文章结集,是国内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第一部专题文集,共收入文稿四十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动、外交风格、外交艺术及其对新中国外交和战后国际关系的贡献作了记叙和论述.     

“韬晦”之争,使人想起周恩来

现在证明,把"韬光养晦"等说成是我们的外交方针、外交政策,效果是不好的。尽力表白和辩解也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现在针、外交是不可外交方面的言行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一两年,国外国内对中国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展开了讨论和争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外交方针政策广为宣传而引起的。一涉及外交领域的什么事,我总会想起周恩来,因为像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成为世界级的外交大师,恐怕确实     

谈焚书坑儒发生的原因——兼论周、淳之争的缘起

周、淳之争是焚书坑儒的前奏,本文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周、淳之争发生的真正缘由,进而对秦政府发动焚书坑儒事件的原因作进一步探寻,以期弥补历来学者对这一问题论述的不足.     

东周社会尚武精神探源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崇文尚武的民族美德，尚武精神历来为中华先民所推崇。其在社会大变迁的东周时期再度兴盛，这是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民众心理因素密切关联的。通过梳理学界前人的相关论述，发现了目前学界在研究东周社会尚武精神兴盛的原因的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本文从其兴盛状况起笔，系统分析东周社会的地理环境、军事战争、国家政策、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原因，深层次探求东周社会尚武之缘由和文化实质。     

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

周作人附逆期间曾经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发表过一些看法.他在事后强调自己的这些看法意在“说明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为民族求生存”.因此,木山英雄将他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表述为“复古”,陈思和、董炳月等则强调其落水的性格悲剧,强调其民族主义表达的相对合理性.其实,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的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合的思路.他附逆的悲剧,固然有个人性格的悲剧,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专制政体与民族主义的现代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探析--从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视角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儒学中所包含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合众为一、和谐共处等理论精华,历史上在和睦相处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更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挖掘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既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和平发展战略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很有价值.     

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管理对策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增加,高额的外汇储备引起了外界很多的关注。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多消极的影响,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调控带来了诸多干扰。笔者试图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经验,从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入手,对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文化的当代抉择

文章简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三种抉择，分析了近代学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归论的主张及其抉择的失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当代抉择是坚持和倡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认为综合创新的途径是秉承传统文化精髓，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创新中国现代文化。     

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刍议

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属于经济学丛书之一,重视经济变迁对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影响,内容上涵盖了财政支出和历代财政官制,并以王莽改革、王安石变法为重点。对于《周礼》和《管子》的看法也有其特色。     

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演变剖析

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从20世纪至今，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经历了三次高潮，其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通过对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历史演变的梳理和剖析，认为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并预测它将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重要影响。     

从"受托"到"决策"--浅议会计目标的阶段性

会计目标的定位问题一直是会计界的热点问题,其中,尤其是从规范性会计目标中衍生出的两种观点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到底哪一种更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是众多会计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据我国目前的不完善市场经济转轨中的资本市场这一国情,现阶段应采用受托责任观.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使决策有用观成为今后必然的发展目标.     

略论早期儒家的从政原则——从孔子“不事周”问题说起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为恢复周礼而不懈努力，但因其“从周”、“尊君”思想的原则性和入世原则，以及当时的从政活动习惯等原因，他并没有到当时的周朝去服事周朝和周天子，成为早期儒家有原则地入世从政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