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与身份——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罪问题研究

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构成共同犯罪。对这一点，学界几乎没有争议。但“构成共同犯罪”并不等于认定罪名。如何认定其罪名呢？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前提，就是所谓“不具有特定身份者”包括两种主体：一为无身份者，这是与身份犯相对应的，如盗窃罪中的犯罪主体；一为彼身份者，这是与其他身份犯相比较而言，如国家工作人员是贪污罪中的特定主体，而公司、企业人员则为职务侵占罪中的主体，这两种主体彼此之间就属于其他身份者。而在此，本文重点讨论前一种情况。     

重估传统

传统作为文化的积淀和生成，构成人的文化坐标。理解“传统”有两种可能的视野；在本体论意义上，传统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特定存在方式，可称之为“文化传统”；在知识论意义上，传统则充当被变革、被超越的对象，可称之为“传统文化”。对文化传统的自觉捍卫，其意义已超过了保守与激进之争。轻蔑传统、终将被历史所轻蔑。     

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民族特征

西方社会以“法治文化”劝其主要特征，东方社会则以“政治文化”为特征，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征尤其突出。这两种文化各有其优缺点。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应在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性前提下，正视“政治文化”存在的缺陷，加强法制建设。     

西方文明的起源与特质

长期以来，东西方的学者习惯于将古希腊文明视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其实，真正的源头应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但它并非原生文明，而是在埃及农业文明与西亚商业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次生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在游牧文化骑马民族的反复冲击下，主要继承和发扬了游牧文化集贸易、掠夺、殖民于一体的骑马民族传统，由原始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商品文化、农耕文化杂交而成的海洋文明。     

文化象征的符号——《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探析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孔子文化精神上的两类人物。而“君子”,成为了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历经政治失败而转入学术关怀的孔子企图恢复周礼而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化身,担负着复周礼而治国的神圣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君子”与“小人”简单界定为一种人格力量,而应该看作是以庞大的周礼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谈汉英语言的主要差异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也是人与人交际的工具。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使他们能用所学的外语进行有效得体的交际。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定的语文代表和反映一定的社会文化。反过来，特定的文化背景又构成不同的语言形式。语言的差异给外语学习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文拟从分析中西方两种语言的差异入手，找出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时所犯错误，并提出改进英语写作教学的措施。 一、词义及词的用法对比 在语言各要素中，词汇是其基本要素，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词汇文化意义或联想意义的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贬义的词项，在美国文化中中能具有褒义。如“野心”一词在汉语中是贬义的，但其英译ａｍｂｉｔｉｏｎ在英语中还有“进取心”一说，则是褒义的。在不同语言或文化中，同一事物可引起完全不同的联想。在中国，龙Ｑ：ｌｒａａｎｒｌ是吉祥高贵的象征，皇帝是“龙体”，平民百姓“望子成龙”。而在酉方国家，龙是凶险、邪恶的象征，是吐火伤人的怪物。此外，有些词汇在一种文化中存在，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存在，如汉语中的“节气”，在英语里就没有确切的对应词。 不同语言，词的用法也不尽相同。英语多有其复数形式的变化，在单数词后加“ｓ”或加“ｅｓ”。还有的名词有不规则...     

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系统与“边缘活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少数民族文明跟汉族文明之间，存在着共生性、互化性和内在的有机性，共同构成一个互动互化的动力学的系统。中原文明领先发展，它所产生的凝聚力、辐射力，加上少数民族的“边缘的活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把握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才能梳理出中华文明及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     

文化的悲剧 --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实质

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     

《麦克白》与《窦娥冤》的谋杀比较

《麦克白》与《窦娥冤》中人物对谋杀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作者与主人公的两种常见的关系，即主人公控制作者与作者控制主人公。在前一种关系中，主人公是“自为之他”，其形象不可能被完成化，其性格特征是发展变化的；在后一种关系中，主人公是“为我之他”，其形象是完成化的，其性格特征稳定而单一。     

三峡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经济文化述略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必会产生特定的地域性文化。然则,影响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要素何在?就其大要,不外两种: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社会环境。谚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等等,即是侧重强调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影响。而《汉书·地理志》又云:“人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则在强调自然环境（即“水土风气”）之影响同时,指出了社会环境（即“君上情欲”）对一方风习的影响。由是而言,汉代张衡《西京赋》所言:“夫人在阳（指春夏）时则舒,在阴（指秋冬）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地者也。惨者少于欢,劳则褊（狭也）于惠,能违之者寡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指朝代更迭）,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又不能不是我们当今治地域文化者的至理名言。当代大画家黄宾虹先生在《九十杂述》中说:“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即道出其个中三昧。明乎此,我们始可言“三峡文化”矣！本文以下所述,亦奉此为圭臬,愿识者志之。     

大学生与大学文化建设的辩证思考

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润物细无声”，它塑造并浸润着作为其主体的大学生。而且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无声的，也是恒久的。“化作春泥更护花”，大学生作为大学中的一特殊群体。他们是大学文化的传播者、建设者和光大者，他们的精神风貌浓缩了大学文化的精华，他们身上折射的是一所大学的精神、品位和内涵。“人面桃花相映红”，两者的发展是相互辉映、辩证发展的。     

逢年过节:继承与传播孝文化的载体

孝道的内涵主要表现为“报恩”与“亲亲”，尽孝的行为态度主要源自“报恩”与“亲亲”两种感情取向，并由两者互构而成，由此可以演延出以亲子孝道体验作为基础而推己及人的“仁道”设想。由于许多节日传统以孝道作为核心价值，并且拥有周而复始的特征，因此，节日作为孝文化的载体，足以强化学习孝文化与社会化孝文化的氛围。当代人在提倡节日文化的同时，若能友善地为老弱者设计无障碍环境，也会有利于解放老龄人生产力以及增加老龄者活动能量，更有助于打造孝亲敬老的大环境。     

当代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民族政治——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

公共政策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民族政治最主要的理论维度和考察视角,此类视角的研究可归为一般政策研究和专门政策研究两个层面.前者主要以中央-民族地区的关系模式为主轴,从一般意义上探讨我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历史演变、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后者则侧重从文化多元主义出发,关注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密切相关的语言、宗教和教育等专门政策在我国民族地区的实践进程、功能与现实挑战.由于其研究主要是在西方的语境下展开的,体现的是一种“他者”的眼光,这就决定了其透过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偏见.     

印度古代时间观的特征和产生的原因

印度十世纪之前的历史人物大都不能确定活动的年代，这与印度古代的时间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综合印度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看，体现出了一种非自然顺序的随意性极强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共时性、整合性、非连续性(跳跃性)。产生印度古代这种独特的时间观的原因是印度原始宗教的延续性和宗教的普遍化造成的原始思维习惯．在文明社会中的滞后反映。因为原始思维本身就遵循一种“互渗律”的具体思维，允许时间被文明人看来是扭曲的表现出来。     

基督教文化：理性与信仰的合一

基督教文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公元5世纪，当古罗马的理性文明不可阻止地走向毁灭时，基督教文化却显示出一种惊人的起死回生之力挽救了西方文明。本文作者立足于基督教精神而不是传统的神学立场，试图从基督教文化中“上帝”与“人”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出发，证明这是一种将理性与信仰成功合成的特殊文化，从而发现这种起死回生的力量所在。     

从礼乐互动视角探究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美学意蕴

“礼乐”互动指的是“礼”和“乐”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所形成的关联共生、相济为用的人文特质，其源于周代礼乐文明，以中和的秩序为内在精神，逐渐演变为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审美价值体系、思维形式与意义表达。以此视角探究久为经学名目所掩的唐代“九经”之一《周礼疏》,彰显经学家贾公彦在义疏中展现的儒家审美思考。其《疏》是在唐代初年以礼乐立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主要就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礼”“乐”关系、“礼乐相济”等论题加以继承与补充，在对律吕、礼器等的诠解中申发了礼乐“中和之美”,还就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是儒家美学和礼乐审美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官修科举教材，其对唐代及后世的礼乐文化建设给予影响深刻，美学意义不可忽视。     

简论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

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     

语言与民族文化心理探析

在英语中与狗有关的词汇、习语多带褒义，或以“狗”直接指代“人”，而与之相反，在汉语中有关“狗”的词语多带贬义。这是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同文化一样具有民族性，每种语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词语蕴涵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因此我们不能只了解词语的概念意义，更要了解词语深层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心理，注意某些词汇在语义和感情色彩上的变化，否则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民族大迁徙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公元3—6世纪，在欧洲和中国都在发生着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大迁徙现象形成高潮。在中国，汉族人口众多，民族大迁徙对其农耕文化虽造成冲击，但并未致命，反倒是在不断冲击中，汉文化融进了一些新的内容，汉族自给自足的农业也造就了其守土重迁的性格；欧洲的罗马人则人口较少．粮食不能自给，需要流通，在与境内各民族的冲突中，旧有的文化体系被打破，一种新的文化从中孕育。     

水墨山水在唐代出现的原因初探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必定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发芽并成长成型的,水墨山水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于唐代,也是如此。文章认为水墨山水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是因为此时的水墨山水完成了“道”与“器”的统一。在文化空前开放的大环境中,儒、道、释三家文化交融并促使了水墨山水物以所载之“道”的成熟;墨本身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使其成为阐述此“道”最合适的形而下之“器”;而山水技法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形而上之“道”的阐述创造了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