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权利话语批判

人工智能被想象成为"像人一样的主体"。在此基础上,人们借助主体范式和关系范式开始建构人工智能的权利话语体系。但是,无论哪一种视角,其根源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这就导致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交往行为,不足以像正常的成年人一样,具有道德权利的双向社会性意义,因此,人工智能必然缺乏道德主体资格。与此同时,尽管法律规范可以设定人工智能的相关法律权利,但这一权利设置更多体现为无权利的义务,并且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因此,人工智能的法律权利就是修辞性的,而非真正的法律主体权利。     

从人机关系到跨人际主体间关系——人工智能的定义和策略

为了区分作为工具的智能机和作为主体的机器人,关于人的定义必须由本质主义转向功能主义。迄今为止,人工智能经历了形式化、经验化、理性化三个发展阶段,但却仍然不是在结构上,而是在功能上模拟人类思维。只有关于人的功能主义定义才能兼容未来的新物种和新人类——"不受控"机器人。如果"不受控"机器人出现,自然人和机器人的关系将会从人机关系发展到跨人际主体间关系。这种关系既非以往人和机器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亦非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人不应套用以往策略对待机器人。人类至上主义并非不证自明。自然人自身再进化、人机并行、人机融合是自然人避免被机器人所超越、替代、淘汰的可行方案。     

人工智能机器具有道德主体地位吗?

人工智能机器是否具有道德以及是否构成道德主体引发学者思考,这涉及到对于道德主体的界定、对道德主体标准的思考,更涉及到对于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区别的反思,我们在对道德主体标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嵌入的人工道德主体进行伦理建构,在智能机器设计之初把“善”的理念嵌入到人工智能机器中,促进与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     

从法律计量学到法律信息学——法律人工智能70年(1949-2019)

法律人工智能是法律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信息技术在法律中的运用,其思想渊源最早通常都追溯到1949年洛文杰提出的"法律计量学"想法。作为一个学科,法律人工智能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其标志是国际法律人工智能系列学术大会的出现(自1987年起)、国际法律人工智能协会的成立(1991年)和《法律人工智能》杂志的创刊(1992年)。回眸法律人工智能这70年的发展史,她经历了一个从法律计量学到法律信息学的发展历程。     

智能社会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正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去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     

法律人工智能系统:法律实践的新工具

美国匹兹堡大学凯文·阿什利教授是法律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其开发的案例推理系统——"海波"系统被称为"过去三十余年最具影响力的法律人工智能系统"。阿什利教授认为,案例推理系统与法律文本分析的结合将引领法律人工智能系统研发的新方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法律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法律人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并参与到技术的设计和完善中来。作为研发者,应当坚持法律人工智能是人类的辅助者,而非取代者。人类应当始终参与法律决策。     

人工智能与政治伦理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政治伦理具有三种选择:乐观的单向度政治伦理、悲观的单向度政治伦理、平等双向度的政治伦理。前二者都没有把人工智能当成人而是当成工具来看待,缺少战略视野。平等双向度的政治伦理把人工智能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人工智能具有初步的人类情感、认知、思维、性格和理性,具有成为政治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人类应主动应对人工智能的政治挑战,与人工智能共同参与政治,共建新型政治关系和政治伦理。     

基于符号互动论的人工智能价值分析方式

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大相径庭，而这种价值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来源缺少有效的分析。基于符号互动论，人工智能存在“社会符号”与“互动个体”两种形态、“利益”与“伤害”两种价值。以两种形态与两种价值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形成进行分析，可得出不同个体或群体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来源。该分析方法聚焦于个体或群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感知的形成机制，能够帮助理解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成因，从而为人工智能设计、决策及治理提供一种微观新思路。     

信任人工智能何以可能?

信任是脆弱的委托人面对风险，与受托人达成共同期望的过程。值得信任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有能力被信任。但现有人工智能信任说明皆存在困难：由于目前的人工智能仅是一个工具，外表伦理的信任路径面临责任逃脱；理性、情感与规范信任路径无法承担人工智能作为受托人的期望；责任网络化路径试图通过集体责任逃避人工智能信任问题。人工智能信任有待从非工具性、非依赖性的理性社会规范意义上，满足意向、能力、善意、心理积极、预期期望接受、脆弱性风险等需要，从信任语境的规范理解以及信任过程的无监督出发，寻求信任关系的建构。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本性亦面临有史以来最大挑战和最深刻瓦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逐渐导致人类社会的异化,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技术人类生活形态。由此带来诸多伦理和法理挑战,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甚至终结人类。根据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陷入“粗俗唯物主义”窠臼,人与世间万物都被抽象化、可计算化,技术理性超越人类理性,技术开始支配人类,人工智能技术异化趋势愈加明显。这需要法哲学为相关立法提供正确指引,用法律规制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用方式,用法的价值约束引导人性欲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新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迈进。     

责任缺口、道德图灵测试与可担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

智能机器的自主性带来对责任缺口的担忧，解决办法之一是逐步发展与自主性相适应的、可望负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被普遍认为是未来主要发展方向的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尽管无法成为个体责任主体，仍有望通过广义道德图灵测试的方式，获得特定社会领域的准入资格，以作为某种准道德主体成员承担特定社会角色，与人类责任主体在集体行动中共担责任。为此，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建构最好采用结合自上而下的伦理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伦理学习的混合设计，注重在联合承诺及合作互动中促成共同体成员的善，创造更负责任、更可预期的角色行动。     

论智能化时代的伦理重塑

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引发了诸多道德判断困境及其伦理思考。智能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革命性力量,警惕科学技术异化力量的负向作用,反对目的论和义务论的伦理错误倾向,在主体设计、制度管理、公众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伦理重塑策略,以期人类社会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向善"发展。     

机器伦理何以可能:现有方案及其改良

人工智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智能机器的行为更符合人类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这也是作为人工智能新兴研究领域——机器伦理的核心内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将道德推理统一于一个总原则之中,对机器伦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功利主义预设了一种拉普拉斯式的万能神灵理性观,在应用于机器伦理时,需要通过"有限理性"与"捷思法"对之进行改良。义务论对伦理中"应然"维度和规范性的强调,使机器难以有效解决道德规则冲突,因此,义务论进路在整体上并不适用于当前以计算和遵守规则为核心的智能机器。     

人工智能司法运用的技术效应与法理审思

人工智能司法的应用具有提升笔录、卷宗可靠性，提高审判质效、推动庭审模式转型升级，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同案同判的功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司法的发展也面临数据储备先天不足、算法呈现复杂性和隐蔽性、类案识别准确率偏低等技术障碍。本文以当前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领域的实践状况为基准，深入探究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司法可能带来的冲击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在基本立场层面，厘清技术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尊重司法价值功效，坚持技术中性理念。在技术保障层面，以算法和数据为着力点，推动人工智能司法交叉学科研究。     

互惠利他主义的博弈论模型及其形而上学预设

经典自然选择学说和亲缘选择难以解释有机体的利他行为。互惠提出,一个有机体付出代价帮助另一个有机体,可以在下一次受另一个有机体帮助时获益更大。以此为基础,人们建立起标准迭演囚徒困境博弈模,修正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以及厨师困境博弈模型,对不同情况下的利他现象作出了解释。互惠利他主义博弈论模型的形而上学预设,是有机体的行为理性。行为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后二者中理性的主体都是有意识的人或都人的集团     

论科技与政治共同的价值取向

科技与政治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础的，它们分别充当人类利益的创造者和代理者。当代社会科技理性与政治合法性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科技理性是科技主体追求的根本价值，也正好成为政治主体确立自己合法性的工具，体现了重要的政治价值。在实际运作中，科技与政治两系统表现出相互依赖性，体现出现实活动过程中一种结构上的互补价值。     

理性行为的博弈延伸

文章在“结构——主体”关系困境的基础上，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理性联系。提出理性选择要获得新的发展，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并不是研究的工具和技术方面的欠缺，而是“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理性选择假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偏好做出选择。但社会个体始终是依赖于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个体生活要依赖社会选择的理性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基于“人工智能+”经济模式创新的分析

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和大众生活,人们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活动的基础,互联网发展为"互联网+"。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拓展,人工智能也必将深入大众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成为"人工智能+"。大量在市场上被广为采用的活动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模式创新和平台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领着人们对基于新技术的新经济模式的探索。但是人工智能在经济模式创新中依然扮演着要素角色,而不是基础角色。目前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偏向于基础应用,呈现工具化、零件化的形态。而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能,应以人工智能为基础,让传统模式去适应人工智能,让各类经济要素在人工智能这个平台上找到最佳位置,而不是让人工智能在传统平台上找位置。这时,经济模式的创新就从"+人工智能"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创新模式的转换,也是思维方式的变革。     

人工智能之伤: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难题——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向度解读

人工智能的诞生证明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变化本身的真理性。然而,当"共感式参与"缺失的技术负面直击内心深层情感,人在沉浸于技术欣喜之余却无法把握与人工智能的相处模式,并全然陷入"人类越强大,社会越趋非人化"的怪圈。技术在确立人的生存本质的同时又遭遇使人的存在意义缺失难题,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彰显物质自由与遮蔽情感原欲的矛盾中。马克思的辩证实践思想为人工智能难题的开解提供启示。实践本身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生存论意义上的劳动与确立人类本质的实践并不具有同一性,合理把握实践的张力才能弥合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的裂缝,坚持人工智能应用的人本原则是技术合理发展的应有之义。     

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塞尔的“中文房间争论”及其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John R.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认为它是对包括图灵标准在内的已有人工标准的挑战。本文继而对“中文房间”模型的逻辑基础问题进行讨论，指出基于二值逻辑的二进制计算机系统只能是非智能型的，智能计算机系统需要使用除经典二值逻辑以外的更多的逻辑系统和方法。作者给出了多值逻辑理论计算机的一些例子。本文最后指出，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应该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新标准。塞尔标准的意义在于：它说明机器智能是有限度的，机器智能永远不可能超过人类智能。因此，它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恒久适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