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吏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原型控制与张力文化——未来视野中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的答案只能在西方，在西方特定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和移民文化的内在张力中，科学是西方科学的写征，中国属于自成一体的乡村化原型发展模式，不可能提供与西方同样的产品，问题是，此种情况今天是还继续着／当下的发展之路，只能用未来意识改造原型，创新新型，自觉地进入“世界体系”，并在“还乡”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绿色文明。     

重审“李约瑟问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作“李约瑟问题”的命题今天仍然是全世界科学史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科学”和“中国”这两个特定范畴。此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一问题再添加一个或数个特解,即不讨论与此有关的种种动力因素－无论是从科学内部还是从科学外部;相反,它将对国际上有关“李约瑟问题”的近期研究提供一个广角俯瞰,着重分析这一问题的来源和的发展,指出其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编史学上的作用,进而将“李约瑟问题”置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审视它的现代意义。     

以思想和行动注释言语——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和科学史研究看“李约瑟难题”

将“李约瑟难题”置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与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可以认识到它的真正内涵是下述三个问题：1）什么因素是造成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科学超越？2）什么因素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融合？；3）什么因素造成“融合”与“超越”之间的时间差？李约瑟着力解答了第1、第3两个问题，而忽视第2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是“李约瑟难题”留下的重要任务。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浅谈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究

一、所谓「李约瑟难题」大约二十多年前李约瑟博士在其中西社会科学史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李约瑟当时的论点着重于外史分析,他认为由士大夫所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千余年来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及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造成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落后于西方的首要原因。自此以后,虽然此一问题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与讨论,但真正以严谨的学术训练对中西比较科学史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者,到目前为止仍后继无人。李约瑟现在正亲自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七卷中的《科学与社会:中西之比较》一册,我们期盼他能对此一重要科学史及比较文化史之问题有更深刻的分析及更广博的论证。     

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是虚幻的，因而，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     

术语学视域下的哲学术语翻译方法研究

在术语学视域下,文章对《科学思想史》中的哲学术语翻译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哲学术语翻译方法具有多样性,音译和意译两大主要翻译方法分别有9种和7种;并发现向原文靠拢的音译翻译方法受到李约瑟的重视,尊重中国文化和为科学思想发展服务的目的是其主要考量。     

李约瑟难题I涉及的历史观问题及一个尝试性解释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文章综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几种著名的解释，并对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进一步指出，李约瑟难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事件，而历史具有不可逆性；科学事业是一个社会性事业，甚至是全人类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李约瑟难题I，就要引入关于社会系统的分类学理论。文章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基于常识和逻辑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以及波普尔关于自主的世界Ⅲ的思想，对李约瑟难题I进行尝试性解释。基本结论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个“得天独厚的希腊”。     

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是重大损失，我们因此科学史和中英友好事业的贡献。特别讨论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过程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还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归属的悖谬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使用西方的观念体系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将其纳入经验科学的范畴。而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解析,也简单地认为是中国缺少实验科学的基础。对指南针的研究表明,使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既不客观也很不恰当。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与欧洲迥乎不同,亟待依照本国的文化体系传承、科技发展路径,并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以便树立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并梳理出民族文化和科技传统,促进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上的一些观点与成就

李约瑟（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是一位难能可贵的西方学者。他为学严谨，在可级范围内必追寻中国古代原始资料作为自己建立理论的依据。他能局部地脱离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从一个比较中性的角度来分析中华文化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李约瑟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促进科技史界认识到科技不是单一文化的产品，而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产品。因此，李约瑟不仅在中华科技研究上享有不朽的地位，在人类科技史研究上也应享有同样不朽的地位。文章分析了李约瑟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并商榷他的一些观点。     

郑晓沧:科学诗、李约瑟及其他

郑晓沧是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教育家,他的诗作清和拙朴一如其人。文章略述其生平,并着重介绍他诵咏科学的诗篇以及同英伦和李约瑟博士的关系。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

李约瑟难题同时叩问了东西方文明,它没有标准答案,却有学术价值.中国现代化史产生了"超李约瑟问题",且蕴涵"未来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难题的价值在于引起探索,引发提问.     

试析李时珍与林奈在动植物分类学上的异同

本文介绍了李时珍、林奈各自分类学传统及其突破,重点比较两者分类体系的异同,从中浅析异同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小小的回应。     

译名“化学”的诞生

“化学”一词不见于清末以前的典籍,乃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上海创制的新词。１８５５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中,１８５７年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伟烈亚力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诸学,“化学”首当其中,这是“化学”首次用于正式出版物,有理由相信伟氏的“Ｗ为源于王韬。”化学“通过《六合丛谈》为中国士子所知,并传入日本,取代了译自荷兰语的舍密”成为汉字使用国家共同的译词。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明末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欧洲科学和宗教。为消除接受西学的障碍,一些文人提出不同学说,为输入西学铺路,这些学说后来被清初学者所采用。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对西学的看法,特别是分析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发展的源流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