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翻译不同的文体作品时如何达到“动态对等”

翻译策略与文体密切相关。本文所指的文体是指广义的文体,也就是语言中的各类文体,如广告文体,政论文体,文学文体,新闻文体等。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不同文体文章的译文,讨论了一些译者在翻译时可能出现误译或译得不合宜的地方,进一步总结了在翻译不同文体的作品时应如何达到"动态对等"。     

艺术视角的嬗变——报告文学文体论之一

报告文学是一种年轻的文学体裁,是一种以文学手法处理新闻题材,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写作内容,以文学笔法为表现手段的特殊文学样式。它以真实的内容区别于小说,以具有艺术感染力区别于一般的新闻通讯。它又以客观的记述成为“向外”的文体,从而区别于主观“向内”的纯文学文体。 报告文学的文体是纪实文学发展的结果,是从新闻“母体”中分娩而出的,在我国它萌芽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成熟于三十年代,渐渐成为独立的带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文体。而在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中,报告文学以视角的不断调整和变换,展示出自己巨大的生命力。     

《文心雕龙·定势》新探

《定势》篇是理解《文心雕龙》全书的“关捩”。“势”的真正内涵是“势”的“症候、症状”说。“势”是文体的症候，它是由文章风格和文体风格所统一形成的，是由作者的创作个性和“体”也就是体裁所要求的语体共同决定的。     

论边缘文体的范围及其归属

边缘文体的提法问世还不太很长,它的范围及其归属,还是文体分类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文章认为,边缘文体属于交叉文体,但交叉文体并不都是边缘文体,边缘文体应是非文学类文体与文学联姻后产生的兼有两类文体特征的交叉跨类文体。边缘文体不应视作独立文体,也不应看成是既可归入文章(狭义的文章,下同),又可归入文学的“两栖”文体,依据其本质特征,它应属于文章,而不应属于文学,“文学”只是它的表现方法和手段。弄清边缘文体的范围和归属,对于探讨文体的科学分类和边缘文体的写作、教学都是有益处的。     

未完成的突围:形式论视野中的晚清“三界革命”

晚清"三界革命"对散文、诗歌、小说三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形式(语言和文体)进行革新,以期突破传统的形式规范,形成崭新的语言和文体。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既未实现语言形式的"言文合一",也未完成文体形式的变革,从而未能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     

形神·意境·点化——古诗词技巧三题

形神形,就是形体;神,就是精神。形神作为哲学范畴,指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古代画家首先把“形神”引入绘画理论中,强调绘画既要写形,也要写神;既要“气韵生动”,又要“应物象形”。比如郑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郑燮:《郑板桥集·题画竹》)“写生”,就是描绘外形。古代文论家也把“形神”引入文论中,提出了状物、绘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典故·名言·趣语

西班牙十六世纪下半叶作家塞万提斯借他的《堂·吉诃德》里的一个人物说:“虚构愈切近真实就愈妙,情节愈逼真、愈有可能性,就愈能使读者喜欢。虚构的作品必须和读者的理解相适合,因此写作时应该把不可能的写得仿佛可能,把丰功伟绩写成确实是人力所能及,这样就会使读者感到惊奇,心弦随着故事的变化而驰骋,感到激动,同时也感到无限的喜悦……。任何作家如果离开了切迫真实的准则,或是离开了一切创作臻于完美所必经的模仿自然的道路,那末所有上述的一切就不可能达到。”     

杂文文体特征辨识

撇开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观念,杂文可以定义为一种兼容现实功利性和文学审美性的独立文章样式,它既非单纯的文学文体,也非纯实用的应用文章。杂文的文学性可以通过杂文艺术形象的真实存在得以佐证,但并不因此就证明杂文是文学文体。杂文区别于他种文体的突出特点有二,一日重“胆”,二日杂文创作的思维品质具有二重性。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的风格特征

东晋政治格局的典型特征就是门阀政治,士族在各个领域都掌控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玄言诗“淡”之风貌与门阀政治下士族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建构以及门阀政治营造的社会环境有深切的关系.     

浅谈报告文学的文体定位

从文体学角度探讨报告文学的文体定位问题 ,可知报告文学虽然处于新闻、文学、政论三角地带的交叉重合之处 ,但它毕竟离新闻更近 ,而且不曾也不能割断与新闻母体相连的脐带。所以报告文学应回归新闻本位 ,明确定位于新闻体栽 ,以从理论上保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论黄远生对报刊通讯文体的贡献

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在强调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成功地运用了文学手法进行新闻报道,使文学与新闻融合自然,从而开创了现代报刊新闻通讯文体。     

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五四”文学的走向

五四”以来 ,中国文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文学的接受是不容忽视的 ,这种影响不仅使“五四”文学发现了“人” ,注入了“爱的精神” ,带来了现代文体的革命 ,而且也确立了现代文学的基本走向。本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五四”文学的关系 ,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研究     

论黄远生对报刊通讯文体的贡献

民国初年 ,著名记者黄远生在强调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 ,成功地运用了文学手法进行新闻报道 ,使文学与新闻融合自然 ,从而开创了现代报刊新闻通讯文体     

迎接浦东“车联网”的春天

在“全民皆网”、“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网络与汽车,就如同吃饭和穿衣,对每个现代人而言,缺一不可。如何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车联网”。近日,随着车联网被列入“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一个畅行天下的车联网时代正在愈行愈近。     

“清谈”与《典论·论文》

曹丕以“文人”为中心展开论述,从剖析古之“文人相轻”之因人手,品评今之文人建安七子,表扬了建安七子“审己度人”的品评态度,提高了他们的名望和地位。通过品评建安七子,曹丕得出了文人取得不同文学成就的原因,即文体不同（文体论）、文人个性不同（文气说）,从而凸显了文人个体的生命价值,提出了“嗅时说”,表现出文人的生命意识。     

艾青新诗旋律的构成方法

艾青在《诗论》中,将诗和歌作了区分:“歌是比诗更属于听觉的;诗比歌容量更大、也更深沉。”并且认为:“所有文学样式,和诗最容易混淆的是歌”。实际上,诗和歌不是“容易混淆”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说难以分家。在中国数千年的诗发展史上,“诗三百篇”可以歌,汉乐府是配乐歌唱的诗,唐诗、宋词、元曲也都可以配乐歌唱。诗就是歌,歌也就是诗。新诗诞生以后,虽然诗与歌分开了,但新诗仍然带有歌的许多特征,“音乐旋律”就是其中之一。在三十年代,新月派诗人还曾经大张旗鼓地提倡过新诗的“音乐美”,要求新诗创造优美的音乐旋律。中国诗如此,外国诗也如此。源远流长的外国诗也一直与音乐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十九世纪美国诗人爱伦·坡就曾指出:“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的种种方式,成为诗中的如此重大的契机,以致拒绝了它,便不明智”。正是诗与歌的这种历史性的渊源关系,才使音乐旋律     

体制为先与严分体制:钱钟书的"辨体"理论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其《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都有集中体现。他往往在引述历代经典文体文献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独到的文体批评见解和论断。在其文体观念之中，“辨体”这一古代文体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又是其用力所在，主要包括体制为先与亦遵格式、严分体制与得体失体、严于辨体与文体界限三个方面。通过对其著述中相关辨体文献的辑录整理和分类分析，系统地构建其辨体理论批评体系。     

《那儿》与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

作为21世纪“底层文学”的开山之作,《那儿》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看似玩世不恭的口吻和主人公悲剧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呈示出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的历史感.“底层”这一措辞的变化往往将中国的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混淆起来.这一混淆不仅遮蔽了不同社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及其实践,同时也带来了基本的和重要的革命话语和观念的边缘化.     

文化·文学·人格──比较文学的本性及障碍

文学是文化意义的形象载体，研究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就是向比较文学的本性逼近和复归；人格力量对文学有着重大影响，各民族人格及其相互交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特定视角；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话、宽容、谅解，是减弱民族隔膜的唯一道路，但也决难完全弥合民族差异；一定的“隔膜”，反而增添了文艺鉴赏的韵味、魅力和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