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科学哲学科学进步问题研究的独特进路——以互补性原则为前提

俄(苏)学者对科学革命问题的研究在逻辑—方法论和辩证逻辑两个层面上展开,我国以往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辩证逻辑层面。在逻辑—方法论层面,俄(苏)学者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他们并没有沿着西方学者开辟的道路和方向做重复性工作,他们甚至比西方更早地意识到科学革命中新旧理论的关系问题,并以互补性原则为基础展开研究。他们对新旧理论的极限转换关系,革命前后新旧理论关系的过渡状态和平行状态,以及新旧理论在概念上的发生学和结构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范式更迭的可通约性根据,形成了研究科学革命问题的独特进路,显现了俄(苏)学者在这一问题研究的独特贡献。     

科学进步问题研究的逻辑路径与历史路径——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比较

在科学进步问题的研究中,俄(苏)与西方在历史与逻辑两个路径上展开。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是逻辑路径,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无历史存在的逻辑分析,批判理性主义远离历史的逻辑分析到社会历史学派以重建科学史为目的的逻辑分析三个时期。俄(苏)科学哲学的研究采取了历史的路径,其研究的特点是:以综合的社会历史分析为背景,以完整的历史分析为前提,以历史基础上的逻辑分析为目标。60年代,库恩等人尝试寻求逻辑之外的发展,向历史路径靠拢;80年代,俄(苏)学者注意到逻辑分析的长处。俄(苏)与西方的研究互补明显,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研究的统一。     

比较文化、比较哲学和比较科学哲学

比较文化研究源远流长,近代特别是现代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比较研究的发展,但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却限制了比较文化研究。比较哲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方面,大致包括四个方向:哲学主题的比较,哲学思想发生和演变的语境比较,哲学的民族性比较以及通过比较揭示思想活动的规律以启示未来。西方科学哲学广泛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但基本上仅限于哲学主题的比较。作者以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的比较为例,说明建构全面的比较科学哲学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前提性知识研究的独特视角——俄苏科学哲学对科学思维方式的研究

在前提性知识的研究中,俄苏学者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西方学者大多注重功能研究不同的是,俄苏学者提出了"科学理论的理想和规范"概念并对此给予了结构学分析。科学思维方式概念的提出就是其重要成果之一。从内容上看,科学思维方式与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性质及表达知识的主要形式的内部范畴结构特征的揭示联系在一起;从表现形式上看,科学思维方式被认为是科学历史上某一时期指导科学活动的主要方法的"运营者";从特征上看,科学思维方式往往与特定时期的科学观念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科学思维方式能够对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和历史完整性给出很好的说明,有助于科学哲学从"社会学故事"中回到其初衷——对科学的语言分析。     

科学知识结构研究的哲学语境与历史语境——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比较

在科学知识结构的研究中,以库恩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学派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提出了范式等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而不同研究传统下的俄(苏)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也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科学世界图景。科学世界图景与范式都具有前提性知识的地位。在方法论层面,它们都作为解释科学革命的核心概念。二者的"同中之异"表现在结构学和动力学的分析中,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源在发生学的层面,在于概念提出的语境根源。科学世界图景与范式展现出的结构学、动力学和解释功能上的差异,揭示出科学知识结构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语境——哲学与历史。     

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社会一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就现代主义科学哲学而言,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这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其代表为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及其学派可以看作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和中介。历史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因而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一历史考察上,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不可避免地…     

科学编史学视野中的“科学革命”

(一) 目前,当人们谈及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的成就时,不论是在科学哲学家还是在科学史家,乃至一般公众中,“科学革命”已成为一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在我国,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库恩(T.S.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被译介之后,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或按西方常用的术语,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史中的一个常用的“隐喻”)更是有口皆碑。然而,当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一定总是对此概念作了明确的限定,使之具有前后一贯并且为     

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

在中国学术界,把对作为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的形象一直当作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来予以接受,而较少有人提及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佟立所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把自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全部当作后现代科学哲学来处理,在我看来这一标尺虽然放得太宽了一点,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认为波普尔不仅开创了科学文化哲学的先河,而且也是西方20世纪少有的体系性哲学家.     

科学预设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合理性，以中性的理由“降解”科学理性，从而难以解释标准及原则的合理性。由此可以得出当代科学哲学的两点教训(1)坚持科学预设的合理性是坚持科学合理性的前提；(2)坚持高层预设的合理性是挽救陷入困境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关键。     

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

近十几年来,科学哲学逐渐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这是苏联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动向,但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却不多。苏联哲学领域出现这一新的导向是有深刻原因的,如果把它和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做一对比,则依稀可见当代世界哲学思潮发展的某种一般趋向。显然,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从50年代起,三十年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转折点是1965年前后。60年代以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是探索自然界的一般发展规律(即“建立科学的世界图景”)和分析各门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1958年11月21—25日召开的全苏第一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开幕词中规定会议的任务是:“提高自然科学的理论水准,促进加速解决那些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会上的主题报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