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开放兼容精神与日本韩国现代文明的发展

以传统儒学为核心,兼取佛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的宋代儒学,东渡日本、韩鲜后,以其开放兼容的品格与日本、韩国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区别于中国儒学的日本儒学和韩国儒学。这种适合于其本国社会的新的儒家文化,积极地影响着日韩两国现代文明的发展。     

儒学多元主义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不仅是汉代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构成１５世纪以来整个东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儒学有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到汉武帝时期，儒学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从鲁国的一种地方性学说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和国家意识形态。第二次是从汉代到宋明时期，儒学又逐渐传播到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了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越南儒学，成为东亚意识的重要内容。第一次大发展，儒学不断吸收融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其他思想流派；第二，儒学则不断吸收融合了佛教、…     

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在传统社会中的示范作用

1.儒学的价值系统驱使社会风俗向善,在传统社会中起着“美俗”的道德功用;但过分地着重人格的道德精神层面而泛道德化的倾向容易培养起道德至上的意识,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2.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决定于儒学的人格理想;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实质上是儒学价值观的历史的落实。3.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良心,是中国社会人伦价值的倡导者,承担者和传播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主导作用。     

从孔子天命观看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孔子对天命鬼神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决定了儒学的非宗教性，而他重视现实、关注人生、突出祭祀、慎重追远等特点使儒学具有了浓郁的人文意识，也使儒学为中国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确立了基调。了解孔子天命观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儒学的特点及其与宗教的关系。     

文庙与儒家文化的传播——以建水文庙为例

文庙以其重要的教育和祭祀功能成为儒学在云南地域化的核心。作为地方官学(儒学)与孔子祭祀相结合的场所,文庙不仅在结构布局和祭祀制度方面蕴含着儒学的核心观念,更在庙学教育中宣扬儒学的价值理想。然而,文庙成为儒家文化在地方传播的媒介并非偶然,其教育与推广功能的发挥亦不是孤立的。只有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背景、特殊地理环境与人口因素以及儒学自身的哲学特质相结合,文庙才能够发挥儒家文化传播媒介的核心作用。     

论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18世纪东亚儒学思想比较研究

2007年10月19-20日，18世纪东亚儒学思想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本届大会由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与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举办。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计20余名，包括有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锡源先生，韩国釜山大学的朴正心先生，韩国延世大学的李光虎先生，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小岛康敬先生，中国清华大学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廖名春先生、程钢先生等。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韩国人钟爱的四大传统节日

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即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也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地。因此,像中国一样,韩国各种各样的传统节庆活动也是令人目不暇接。辞旧迎新的春节韩国人从新罗时代就开始过春节了,在韩国,它是仅次于中秋节的第二大节日。韩国人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很多糯米打糕,分赠邻居和亲友。从这种习俗中产生了“吃打糕过年”的说法。据说米糕含有诚心、爱心和孝心之意,象征新的一年团圆美好。春节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祖先,以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其祭祖程序严格,仅供桌的摆法…     

儒法合流与儒学的历史地位新探──以儒学官学化为中心的考察

孔孟儒学自从汉武帝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官方哲学。但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集团所倡导和宣扬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儒学本身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因为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学始终只能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生存和发展，它只能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御用工具，而无法有规范统治者的实际行为。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历史上的孔孟和孔孟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对儒学官学化的考察，我们能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基督教传人韩国对儒学传播的影响

韩国基督教在独裁时期和民主化时期，积极入世，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从此奠定了主流宗教的地位。韩战后基督徒人数飞速发展，促使儒家传统意识从顶到下崩溃，儒学并没有成功包容基督教，反而是基督教本土化后，彻底击败了儒学，对韩国儒学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失败。本文通过对基督教对儒家传统的替代作用的研究，探讨儒学思想发扬光大的途径。     

第二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2005年是孔子诞辰2556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此之际,国际儒学大会——第二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9月21-25日在香港孔教学院隆重举行。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孔教学院主办、全国各地及海外共60多个单位协办,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主持会议。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瑞典、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世界各地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硕学鸿儒济济一堂, 围绕“儒教、儒学、儒商对人类的贡献”这一中心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国家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应邀莅会并作了题为《粹取传统文化精华为中华民族     

影响韩国人言语行为的文化思想因素——以尊卑思想为例

语言与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生存繁衍期间创造的产物,它们有机联系并相互影响。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同属儒学文化圈。至今儒学的尊卑思想思想还在韩国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韩国的尊卑思想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长幼有序＂,二是＂男尊女卑＂。这两种思想对韩国人言语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韩国的语言规范中,也体现在民俗谚语里。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

正2013年5月25~26日,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成功举行了由该学院主办及《复旦学报》协办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海内外儒学研究专家25人在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     

清高,世俗化自由精神

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论首先体现在有关“义利”之辩上,“义”乃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利”乃利益、功利。“何必日利”反映了中国社会崇尚“义”贬抑“利”的倾向。“义”是人格修养的“正路”。在儒学的教化下,中国     

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忠恕之道促进世界和平

2004年8月7～12日，由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星洲日报》联办的以“忠恕之道与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首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隆坡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越南等地的20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韩国与越南宗族村落之结构与变动的比较研究——以宗族集团的结构和宗族意识为中心

通过同族村落即宗族村落对韩国和越南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探讨。韩国的事例村落,是位于忠清南道唐津郡的名为桃李里的南氏村落。越南的事例村落是位于河内市农村地区慈廉郡的名为大姥的阮贵(Nguyen Quy)氏村落。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与韩国的宗族村落相比,越南的宗族村落居住着更多的姓氏,其地缘共同体的特质更为突出,但还是能发现许多与韩国宗族村落明显相似的特征。越南的事例村落和韩国的事例村落都举行不迁之位祭祀,而却都很好地保存着祠堂、宗家、碑石和墓地等。由不迁之位祭祀可知,在两个事例之中,越南事例的不迁之位的规模更大且更为华丽。不仅还保存着祭田,族谱也珍藏得很好,而且还在不断进行新的修编。     

现代儒商及其仁义之道

“儒商”是现代商业社会中一个时髦的称呼 ,它是现代经济与传统儒学相结合的产物。该文挖掘了传统儒学的文化资源 ,并对现代“儒商”的管理精神赋予了新的诠释 ,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心学为儒学的基本学理,力图通过心学的实学取向对儒学自身的积弊予以克制和纠正,并在实践过程中增进儒学的生活日用性、平民大众性,以促使儒学“里落化之”,提升其教化、濡化、涵化的实际功能和效果。王阳明的思考和实践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