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之外 卓然一家——文廷式词论抉微

文廷式在晚清词坛异军特起,独树一帜。其词作追步苏辛的风格为历来词论家所认同。近来一些论词者将文廷式划归为临桂词派,然而根据文氏具体的的词学宗尚、创作风格来看,文氏论词力斥柔靡,济以豪宕并反对时人斤斤计较于音律;在创作上,他主张步武苏辛,多元并融,其词学宗尚与以"清季四大家"为中坚的临桂词派迥然相异,自成一家。     

临桂龙氏父子与晚清词坛

龙启瑞、龙继栋父子在晚清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启瑞词工于小令,其词善于表达士大夫的闲雅生活,温婉蕴藉,自然清妙。继栋词秉承家学又有所变化,表现为小令与其父风格相似,慢词则将身世之感融入伤春悲秋之中,沉着苍凉;部分词更以气势胜,奇情四溢;善于用典,语言琢炼工致。龙氏父子词能独立于常州词派的牢笼之外,又与晚清临桂词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试论夏承焘对常州词派的研究

夏承焘在有限的清词研究文论中,以研究常州词派为最。他所研究的常州词派,以讨论张惠言、周济、陈廷焯和谭献等主要词家词论方面的内容为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描绘出了常州词派的基本情况,客观地评价了该派主要理论建树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夏承焘的词学思想。     

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的组织形态

某个文学流派在诞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存在面貌对该派文学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常州词派形成过程中，师徒传承是该派词学思想得以发扬和延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词人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切磋，它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影响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为常州词派的未来衍变埋下了具有预示性的因素。     

张惠言与周济词论之比较

张惠言、周济是清代常州词派的两位代表。张氏标举风雅比兴、力矫浙派弊习,开派基于前;周氏起为再传、主寄托、创词统、纠偏失、阐幽微、发扬光大于后。然二家词论实同中存异,精粗有别。在其理论的三大支点,即“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上,张氏创说,然未免矫枉过正,容有未密;周氏取其精华,纠其偏颇,后出转精,但仍有值得商榷处。其理论核心“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不可视为唯一标准,其词统说与其理论亦有相矛盾处。但总体上看,二家词论各具真知,不乏灼见,应予关注。     

论道光时期的浙派词学

道光年同,浙派在江浙词坛继续沃跃着,但时代的动荡剧变使浙派词人在词学在观上呈分化的趋势,一方面,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词派,依然鼓吹审声守律,持守清空雅正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以孙麟趾为代表的浙派追随着,在摸索变革浙派词学的最佳出路,呈现着向常州词学靠拢的态势,而常州词派的后继者－－董士锡、宋翔凤、周济,也在不断修正张惠言选词太严和论词拘泥于比兴的审美偏向,在坚持尚意的宗旨下吸纳了浙派词学重格的合理成分,试图为人们设计一条最佳的学词路径,这标志着浙派词学和常州词学由对立趋向融合。     

论于湖词在清代的传播

考察于湖词在后世的传播。对了解南宋初期词坛豪放词代表词人．以及后世词家对词学风貌介于苏、辛词之间词作的审美喜好有着重要意义。清初词家着眼于湖词的艺术个性，喜其典雅。常州词派崛起后，干湖词以其爱国精神扩大了它在清代的影响。晚清词家喜将于湖、稼轩并论。我们今天以张孝祥为南宋名家的印象主要得之干清代中晚期词家对于湖词的品评。     

郑文焯词对姜夔词的接受——以《樵风乐府》为例

南宋词人姜夔的词在清代的命运可谓非比寻常,先由浙西词派的推尊,形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而后的常州词派则对其大加贬斥。郑文焯是常州词派后期“变革型”的一位词人,他变革的其中一点就是学习姜夔的词。其词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艺术特色,均可见对姜夔词的接受之迹。     

粤西士人的诗学理论——“粤西士人研究”之六

粤西士人尤其是清代粤西士人在诗学评论上多有放眼全国之举，如临桂况澄、藤县苏时学、灵川朱龄诸人都有论诗作品。粤西士人又多论本域诗人之作，能切合其身世概括其特点，最著名的如临桂廖鼎声《拙学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古代粤西士人多有提出诗学理想者，如五代时七星山道士石仲元提出“象丽而言达”，平南袁钰（醴庭）提出“气平心自平”，苍梧钟琳提出显示真性灵，等。清末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达全国最高水平。而从外籍士人在粤西创作的诗歌的“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粤西这片土地给予诗歌创作多么大的滋润。     

清代广西词人群体简述

在清代各地词学集团中,粤西词人应该受到重视。随着地方文化的发展进步和清季词学的中兴,清代粤西词家也逐渐增多,不但有清末四大词人之王鹏运和况周颐,且产生了浔州词派、柳州词派、梧州词派和平乐词派以及成就最大、影响播及全国的临桂词派等词人群体,还有一些女性词人也为粤西词史添上了绚烂多姿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