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卫“诗笔”概念的变迁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认为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命题为现当代小说研究者们所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但＂诗笔＂概念的具体含义在各位学者笔下却大不相同,李剑国、石昌渝认为主要是指小说所具有的诗歌的意境和情绪;吴志达、林辰、程毅中认为是指小说中穿插的诗词;而王恒展、孟昭连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和他的高足刘开荣却认为诗笔是指存在于小说之外的与小说相配并行的诗歌。＂诗笔＂的本义应该是指小说中具有诗歌形式的韵语,但当代学者用＂诗笔＂来指称诗歌的意境和情绪,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公众”而非“大众”——“第三方评论网站”的受众分析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第三方评论网站＂这一目前互联网出现的,新的运营模式进行受众分析。参照大众点评网、口碑网、豆瓣网等实例,结合传播学经典理论,援引我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数据,两重分析＂第三方评论网站＂的目标受众,得出其受众并非普遍意义的＂大众＂,而是有共同目标、易受到行为影响的＂公众＂群体,并对此＂公众＂群体特点进行详细界定。     

“夹板”中的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一个可悲的特例：拥有核武库和世界第五大军队,但却无法得到和平。＂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最近的评论道出了巴基斯坦的郁闷与无奈。自打本·拉登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后,巴国一直处在受＂夹板气＂的尴尬境地——     

“雅”与“颂”随“风”而逝——文化迷惘与《风雅颂》的象征化叙述

《风雅颂》是阎连科为数不多的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是知识分子形象和其所代言的精英文化的一曲无奈的挽歌,也是当下文化现状的绝妙讽刺诗。作品主人公因不能随＂风＂入＂俗＂而失去现实生存的空间,超拔儒＂雅＂的精神和其所称＂颂＂的理想便无可附着,不得不在狭隘的梦想＂诗城＂中非理性地自由着、堕落着。小说的表层故事不无概念化之嫌,其实是作家文化迷惘的象征化叙述。小说中＂风＂＂雅＂＂颂＂符号化的反复,无对话的倾诉式叙述,无呼应的、被指为＂疯＂的行为模式等构成诸多象征性形式,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科技导报》“书评”栏目征稿

＂书评＂栏目由《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主编王洪波先生主持,发表图书评论文章,被评论的图书以高级科普、学术专著及科学文化图书为主,兼顾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技哲学、科学人文、科学家传记、经典科学著作、科学通俗读物、科学道德等内容的图书。     

从叙述时空看哈代小说人物的“漂泊”

哈代小说中人物居无定所,心灵也一直游离在反抗与顺从之间,是＂漂泊＂中的小人物。哈代巧妙地运用时间和空间,使人物的＂漂泊＂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从而增强了人物漂泊的悲剧性。因此,从叙述时空的角度来解读哈代小说中人物的＂漂泊＂,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哈代小说。     

夏目漱石《心》中的“萌”——试探讨“先生”的感情世界

《心》是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晚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第一主角＂先生＂对＂静＂的感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萌＂。＂萌＂虽然是现代年轻人的新语,但这种感情元素在日本明治大正年代的作品中也有所反应。本文将＂萌＂界定为具备幻想性、单纯性和选择性的＂纯爱＂情结,是现代物质社会中信仰纯爱的人的救赎和理想。无论是大正时期小说《心》中的＂先生＂,还是现代社会的年轻人,被社会性别意识和金钱关系束缚的心灵深处都向往理想的纯爱。本文试探索＂先生＂的感情世界,比较＂先生＂对＂静＂的感情与＂萌＂这一感情元素得分相似,解释＂先生＂的内心寄托。     

论《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初期,对于小说的功能,论者往往定之以＂可补经史之阙＂。因此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之初,小说常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以及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史性＂特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然成书于＂始有意为小说＂[1]（P39）的唐朝,但是从其创作态度、写作方法、内容题材等来看,仍具有突出的＂史性＂特征。     

关于“对”字句和“连”字句的几个问题

在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中,汉语句式的研究一直居多,如＂把＂字句、＂被＂字句、＂是＂字句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汉语句式的奥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对＂对＂字句和＂连＂字句还缺乏系统的论述,从＂对＂字句和＂连＂字句的界定、语法意义和歧义句考察三方面来研究这种特殊句式。     

浅论老舍小说中“幽默”的界定

本论文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从文学史上＂幽默＂的评介与老舍文学创作的追求;美学上＂幽默＂与悲喜剧的区别与独立;老舍小说中＂幽默＂的界定及意义这三个方面进一步明晰＂幽默＂的独特诗学意义,界定并深化了老舍小说中的美学风格——幽默。     

论新时期初小说“人”的觉醒

新时期初小说以人道主义话语对极左政治和极左伦理的批判,使其获得了不同于＂五四＂时期人道主义话语的独特意义与内涵。但＂人道主义＂的再次高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新时期文学的人性复苏。本文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选取众多作家作品进行解构分析,试图研究新时期初小说＂人＂的觉醒。     

文本的未完成性、多重可能及其限度——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互文性”解读

《第二次握手》这部小说,因其写作时间跨越三个时段——十七年、＂文革＂和＂文革＂结束,使得小说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定,其一方面表现出＂反抗＂的姿态,而实际上＂文革＂在小说中又是一种的＂缺席的存在＂,小说的＂反抗＂性其实十分有限。小说在爱情叙述上更是＂混杂＂,其延续的仍旧是十七年文学中爱情的政治化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传统。如此种种,都使得小说在表现出文本的＂未完成性＂的同时,也表明其种种可能实际上十分有限;其在八十年代很快被边缘化,并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原因,而实在是八十年代的风云变幻所致。     

历史与“回荡的声音”——朱利安·巴恩斯《十卷半世界史》的互文性解读

朱利安·巴恩斯是战后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1989年出版的《十卷半世界史》被认为是一部后现代杰作。本文尝试从小说与前文本的对话、小说的内互文性及体裁杂糅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力求揭示小说利用众声喧哗、杂体混声的互文手法,多声部地展现历史中＂回荡的声音＂。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木筏”的象征意义

许多评论家从不同角度研究过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象征,但几乎无人注意到小说中＂木筏＂的象征意义。作为贯穿小说的重要意象,＂木筏＂不仅仅是哈克逃跑所用的交通工具,而且在哈克的历险旅程中负载着特殊的意蕴。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的角度看,＂木筏＂象征着自由、伊甸园、诺亚方舟,暗示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由的来之不易及对所谓的文明社会的嘲讽,代表着爱的源头,等等。     

“绝对正确”的革命——从《丽萍的烦恼》看延安文学的政治话语

抗战时期,中共进驻陕北延安后,知识分子荟萃的延安形成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文学思潮。文艺整风后,延安文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结合进＂体制＂内,成为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齿轮和螺丝钉＂。作家莫耶及其小说《丽萍的烦恼》的坎坷命运,见证了延安文学从启蒙到政治话语的变迁,这种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模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令人深思。     

“雌性化”男人

＂谁能猜得到,他脸色如此苍白,如此温柔,一副女孩子的容貌,心里竟藏着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呢!＂法国作家司汤达在小说《红与黑》中塑造了一个鲜有的男性形象。如今近两百年过后,全球男性的整体传统形象已经彻底坍塌了。现代化下,传统社会礼教失效,男人天性中被一直被压抑着的＂雌性＂本能被逐渐释放出来……如果追溯两性关系演变背后的真相,我们似乎发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塑造着人类未来的面貌。     

“志同道不合”与“志同道合”——论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中的两种主要结构模式

＂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当时主流政治话语的强力规训下,情爱叙事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儿女情＂被革命、阶级话语深深地压抑和遮蔽了,而呈现出来的乃是两种最为典型的＂志同道不合＂式与＂志同道合＂式的情爱结构模式。     

真假孔子与奇幻小说人物内涵之双重性

孔子对神话、寓言、传说的历史化和理性化,让小说生命元素之虚被遗弃,延缓了奇幻小说的诞生,但孔子在＂敬鬼神＂和＂敬天命＂中渗透出＂爱人＂的本质,为奇幻小说带来了＂人格＂属性。奇幻小说之所以为奇幻,不仅在于人物的＂人格＂元素,还在于人物的＂神格＂元素。从春秋到汉,被神化的孔子形象,为奇幻小说带来了生命之虚,同时也为奇幻小说注入了＂神格＂属性。     

“三位一体”：《在异乡》之立体审美解读

＂表意性＂和＂音乐性＂是黑人小说的鲜明族裔特色,是黑人文学重要的文化基质,而比喻性语言是黑人文学的表意策略。拉尔夫.艾立森的短篇小说《在异乡》中积极修辞的广泛使用成为小说的主要表意手段,而音乐背景在小说主人公感情的跌宕起伏中推波助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小说标题的多维阐释空间与文本语言的＂表意性＂和＂音乐性＂有机结合,成为水乳交融的整体,使小说主题思想得以升华,表现了主人公在＂情感的故乡＂和＂心灵的异乡＂之间求索的心路历程,彰显了黑人小说独特的美学机制。     

从宗教的角度看岛崎藤村的《破戒》——以“破戒”为中心

众所周知,岛崎藤村的代表作《破戒》通过对主人公濑川丑松从＂守戒＂到＂破戒＂的心路历程的细腻描写,反映了消除等级差别、主张人权解放和自由平等的近代观念与日本社会残留的封建等级意识之间的纠葛。在主人公丑松身上,既表现了近代日本青年对社会的反感、不满和反抗,又反映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软弱性。本文拟从小说《破戒》这一富有宗教色彩的题目入手,从宗教中的＂破戒＂来进一步解读小说中主人公的悲惨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