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对“technoscience”的界定、使用及其所蕴含的认知意义

进入21世纪，“technoscience”一词有取代“科学”“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传统词汇而成为当代科学实践统一称呼的趋势，甚至有将technoscience哲学看作科学哲学研究新范式的迹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拉图尔对technoscience的界定、使用及其所展现出来的科学实践的新图景，给人们的启发最大。在《科学在行动》中，拉图尔从“形成中的科学”视角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考察technoscience以突显其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technoscience是指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现代科学实践体制(regime)内，联络投资者、同盟者(包括科学陈述的反驳者)和各种非人类因素所构成的杂合体；它强调科学实践的技术化、组织化、商业化、网络化以及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特点，以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考察科学及其实践的方式。     

走向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的现实冲突主要有四种：认识论层面上是否信守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方法论层面上是否赋予非人类一种能动性；研究进路上是否对社会结构与权力进行批判；价值论层面上赋予本体论政治的目标导向不同。而这二者的理论契合主要有两点：主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践进路，秉持对资本的严肃批判。针对ANT和传统政治生态学之间的现实冲突及内在契合，尝试建构一种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予以回应。通过罗宾斯、斯温格杜和沃特莫尔三人的各自案例分析，从自然、社会与自然-社会的共同体三个维度论证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是可行的，这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克服各自的理论困境提供了一个有创见的解决方案。     

科学知识结构研究的哲学语境与历史语境——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比较

在科学知识结构的研究中,以库恩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学派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提出了范式等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而不同研究传统下的俄(苏)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也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科学世界图景。科学世界图景与范式都具有前提性知识的地位。在方法论层面,它们都作为解释科学革命的核心概念。二者的"同中之异"表现在结构学和动力学的分析中,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源在发生学的层面,在于概念提出的语境根源。科学世界图景与范式展现出的结构学、动力学和解释功能上的差异,揭示出科学知识结构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语境——哲学与历史。     

科学社会学“实践转向”中的“互构论”

在引入一般社会学中的社会生成论、以便同时打开科学与社会两个黑箱之时,科学实践社会学呈现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图景。鉴于此,科学实践社会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向,也就是它不再关注科学是否如实表征了社会,而是聚焦于科学与社会秩序共同生产、直至运作出恰切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实践过程。科学实践社会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政治",将启发社会(科)学找回活生生的"自然",从而将运作中的世界视作为一个纷繁复杂、不断重构的社会技术系统,最终从"社会-物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世界的运行。     

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理论、方法与原则

生态文明模式建构应该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地平和科学方法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的全球化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环境奴役,因而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将蕴藏在其文本中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凝练成一种显性的理论体系,并将其转化为实践活动的图景——在现有条件下根据"全球视野"和"地方特色"设计出走向生态文明的思想方案和实践模式。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文明社会,要将系统论和整体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作为构建生态文明模式的基本方法;将遏制和超越资本逻辑,以人为本,调节生产和引导消费等作为生态文明模式建构的基本原则。     

“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

“科学的文化研究”是西方元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它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激进生态主义等多维视角出发,以认识论的建构主义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素。通过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可以发现,虽然它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走向了极端,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借鉴。     

从赫尔墨斯“视角”到世界制图“视点”——古希腊罗马时期天文学对地理学的塑造

在科学思想史研究中,古希腊罗马的地理学■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有所不同,属于数学科学的一支。与此相应,对地理学塑造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同为数学科学的天文学。该影响脉络始于“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通过新的语汇创造,他首先提出了天文视角下对居住世界的几何描绘方式。其后,天文学家希帕克斯对前者柏拉图式的几何还原加以批判,引出了天文测地纲领这一更激进的方法论变革。受此影响,托勒密从天文研究出发,系统地构造了古代地理学的科学动机、数据测量与计算框架、绘制地图的几何视点及整套制图法则。对这一影响史的回溯,既是对学科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有助于今人更好地把握现代地理图景的古代起源。     

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根植于启蒙人文主义,但又在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的不同层面实现了对它的超越。从理论生成与发展的角度看,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包含着批判与建构两个主要的维度。这意味着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首先是在对生物保守主义有关思想、观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误解的批判基础上得以澄清和呈现的;其次,超人类主义在建构其“未来学”思想的过程中,有着它自身独特的底层运作逻辑,而这种具有哲学未来学意义的逻辑被我们恰当地总结为对人类自由可能性条件的反思。最后,这一逻辑也是深刻把握和洞悉超人类主义“未来学”思想其当代价值的内在依据和标准。事实上,超人类主义的这种未来学反思是一种行动性反思,或者从权力诉求的意义上而言的一种政治性反思。     

倾向的形而上学

“倾向”在当代哲学讨论中,特别是形而上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使得倾向的形而上学有必要得到严肃对待。不过,倾向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直富于争议,本文尝试用关于倾向、性质以及倾向性质的三个问题,展示倾向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基本图景：倾向与非倾向是对世界的真实区分吗?这种区分是针对性质的吗?倾向性质是实在的吗?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展示了形而上学领域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之争。其中,作为一种彻底的和统一的反休谟主义进路,倾向本质主义对以上三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回答;而且,从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两方面的理由来看,倾向的本质主义进路是最值得辩护的。     

SSK的描述与规范悖论——并基于此兼论后SSK与SSK的决裂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方法论上坚持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出一种描述主义进路,从而能够对科学的"发现的语境"进行描述;然而,SSK在本体论上主张社会实在论,在认识论策略上主张有限论,这两者却又都是一种规范主义、本质主义的研究进路.这样,在SSK的理论内部,规范主义和描述主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SSK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其方法论的经验进路,转向规范策略.而后SSK则以对科学实践的彻底描述为基础,消解了传统的社会决定论.     

认知生成主义的方法论意义

生成主义是认知生态学奉行的认知研究纲领,它超越了传统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认知哲学观,它在方法论上超越了传统的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它自身蕴涵了以欧陆现象学和东方佛学静心修持传统为代表的第一人称方法,以生物学方法和动力学方法为代表的第三人称方法,以及基于一三人称整合的、以丹尼特的异类现象学和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为代表的第二人称方法,这是它特有的三种方法论。     

弗莱克学术形象初探

弗莱克是介于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型人物。他提出了核心概念：“思维集体”“思维模式”。借助于这两个核心概念，他取消了事实在科学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描述了一幅科学事实起源和发展的动态图景，本文将对弗莱克的学术形象进行初步探讨。     

MMK：苏联（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摇篮

莫斯科方法论小组（MMK）是苏联（俄罗斯）哲学和逻辑学史上时间跨度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学术共同体之一。MMK的杰出领导者季诺维耶夫最早研究了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深刻揭示了《资本论》蕴含的辩证逻辑和科学逻辑；谢德罗维茨基是MMK的精神领袖和有力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MMK经历了思维研究、活动研究和一般方法论研究三个发展阶段，相应地形成了内容-发生逻辑、活动论和系统-思维活动方法论三种范式。MMK主张的方法论主义和发起的方法论运动是20世纪60-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发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转向”。MMK为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时至今日，MMK倡导的“社会-文化范式”和“方法论思维”对俄罗斯科学哲学未来发展和分析方法都具有引领作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后人类主义困境——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是当代STS的主流范式,其倡导的本体论转向极具后人类主义意蕴.尽管ANT与马克思主义同为唯物主义取向,二者在方法论与意识形态上却大相径庭.人类世挑战下,ANT与马克思主义在话题上多有重叠,在话语权的争夺上呈白热化,故厘清二者相持不下的关节点,兹事体大.鉴于此,围绕ANT的三个论域,即科技、经济、...     

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

证伪主义近年来一直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热点。本文探讨了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本文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困难：如经济学理论的证实性差，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化，实证性的趋势的加强等是证伪主义的起因。但经济学家在赞扬证伪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在自己的实际研究工作中采用证伪主义，造成了布劳格所称之为的“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仅注意波普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的部分，而忽略其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知识进化论所造成的结果。     

另一种“科学”——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

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面临着自然科学所不曾遇到的三个“科学”困境，即本体论困境、认识论困境和方法论困境。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是社会科学摆脱困境而成为“科学”的三种选择，它们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分别持不同观点。由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成为“共同”科学呈现出新的可能性。     

控制论对生成认知科学范式的影响

生成主义已然取代计算主义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但是它的历史根源,特别是其控制论根源,往往在认知科学的历史分析中被忽略。然而,正是这一外在于认知科学的控制论根源最终导致了生成主义的诞生。生成主义统一了认知研究的两大科学传统,一个是外在于认知科学的控制论传统,一个是内在于认知科学的人工智能传统。认知科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认知主义、联结主义、具身动力主义和生成主义。相应地,控制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阶控制论、阿什比控制论、二阶控制论和认知生物学,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老式的AI(即Good Old-Fashioned AI,GOFAI)、联结主义AI、具身-嵌入AI(embodied-embedded AI,EEAI)和生成AI(enactive AI)。梳理控制论传统和AI传统的发展脉络,挖掘生成主义的控制论根源,以便更好地理解生成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以“完整版ANT”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日渐成为影响广泛的"新鲜"理论。然而ANT不过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初级版,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却是ANT的完整版。以"完整版ANT"理解马克思"社会理论",可形成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现代科学语境的解说;可以看清楚马克思如何将"人、物、实践"三者嵌入对"社会(行动者网络)"研究中;可以讲清楚马克思在理解"社会"的单元构成、存在属性、结构特征、系统功能、发展动力、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特点",更容易看清楚、说明白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内在逻辑。     

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趋向

“信息主义”的原初含义是描述当代社会的技术特征的,但由于各个学术领域中研究方法和观察视野上普遍存在的“信息转向”,无疑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去分析人类认识成果中的新特点。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也兴起了一种信息主义的趋向。一方面,这种趋向来自于科学哲学所反思的对象——科学研究中信息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内部自从“语言学转向”和“语言主义”兴起后,也表现出走向信息主义的趋向。从这样一种视域去重新审视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可以启发我们获得新的认识,开阔科学哲学反思的新空间。     

物理主义是最可能的形而上学吗?

文章首先区分了物理主义与自然主义,强调前者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后者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对于物理主义的两大论证,方法论自然主义论证和因果闭合性论证,文章指出了其中的缺陷.方法论自然主义论证暗含了朴素的科学实在论,而因果闭合性论证混淆了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的本质区别.这两个论证的失效,表明物理主义无论是作为关于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还是仅仅作为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都面临严重的困难.文章最后提出,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应该是一种盟友的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