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反思

生物医学技术具有双重目的:治疗和增强。随着增强功能的彰显,生物医学技术不再仅仅是寻求治疗疾病的健康技术,而成为重塑身体和改造生命的增强技术。更重要的是,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在分子层面对身体和生命进行深度干预、塑造和设计,由此导致生命政治的转向,且形成了新的分子生命政治,产生了一系列的公众反应,从希望、不确定性到忧虑,引发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围绕着生命的性质、新优生学的选择、社会自由权利的限度、社会分裂的风险、技术的政治管制等议题进行争论。面对此种争议,应当摒弃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伦理立场,国家需要在政策层面规范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以确保此技术的负责任发展。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     

人类进化的新阶段——浅述关于NBIC会聚技术增强人类的争论

会聚技术,即以纳米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等四大主要前沿技术融合所构成的全新技术领域(简称NBIC),把人类科技发展对象从人类周围的世界转向人类自身,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变.美国各界对此展开了争论.大体上,争论可以分成技术进步主义与技术保守主义两大派.前者强调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和人类自由的重要性,坚持科学技术是解放人类的力量,主张发展会聚技术以超越人类的生物限制;后者则以F.福山、B.乔伊、L.卡斯等人的观点为代表,依据"自然"的神圣性,主张对应当严格限制超越物种限制的技术使用.本文撷取争论中的主要观点,从尊崇自然还是自由的价值取向、技术发展必然性两方面分析了双方的分歧,认为,我们应以人类福祉为目标,谨慎推进会聚技术的发展.     

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探析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

毋庸置疑,有两项技术将会主导21世纪的发展,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当属新兴的NBIC增强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深入探讨了各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议题,即如何区分增强和治疗的界限。目前各种划界尝试均有缺陷,主要源于"正常"标准的流变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影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破坏个人同一性,甚至会成为通向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门户,消解生而为人之意义。     

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根植于启蒙人文主义,但又在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的不同层面实现了对它的超越。从理论生成与发展的角度看,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包含着批判与建构两个主要的维度。这意味着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首先是在对生物保守主义有关思想、观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误解的批判基础上得以澄清和呈现的;其次,超人类主义在建构其“未来学”思想的过程中,有着它自身独特的底层运作逻辑,而这种具有哲学未来学意义的逻辑被我们恰当地总结为对人类自由可能性条件的反思。最后,这一逻辑也是深刻把握和洞悉超人类主义“未来学”思想其当代价值的内在依据和标准。事实上,超人类主义的这种未来学反思是一种行动性反思,或者从权力诉求的意义上而言的一种政治性反思。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后人类主义技术价值观探究

后人类主义的技术价值观企求通过利用生命技术、人工超智能等高技术来实现人性的改良,使人本身在健康、智能、寿命、幸福等方面实现没有限度的自由发展。由此产生了人的存在与技术发展关系的复杂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切实和深入的探索。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提出和概念内涵

科学乌托邦主义是自近代科学独立发展以来萌发和植根于人类文化当中的一种哲学社会思潮,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中其实早有理论渊源。综合众多学者不同视角、不同态度倾向的界定,科学乌托邦主义可以从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面来理解。但中层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才是真正与近代科学相生相伴并且深刻影响人类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种哲学社会思潮,它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物质富足、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     

论技术范式更替与文明演进的关系——兼论以绿色技术范式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一部文明演进史就是一部技术范式更替史,技术范式更替是文明演进的主导脉络、基本动力、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文明演进则为技术范式更替提供问题契机和社会文化条件。现代技术范式具有高度的规模系统性、反自然反生态性和自主性,产生了生态危机和风险社会的客观后果,使自然、社会、文化和人全面技术化,制造了严峻无比的人类生存困境。以一种有机的、整体的、综合的绿色技术范式,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必然选择。     

人类利用药物增强的伦理考量

本文在探讨当代高新科学技术下人类增强的三种明显特征的基础上,考量了人类药物增强对人的健康和安全、自主与尊严以及社会的公平竞争制度、社会稳定等可能的伦理社会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人类药物增强在技术上、伦理上以及法律上的可行性条件。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     

走向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的现实冲突主要有四种：认识论层面上是否信守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方法论层面上是否赋予非人类一种能动性；研究进路上是否对社会结构与权力进行批判；价值论层面上赋予本体论政治的目标导向不同。而这二者的理论契合主要有两点：主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践进路，秉持对资本的严肃批判。针对ANT和传统政治生态学之间的现实冲突及内在契合，尝试建构一种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予以回应。通过罗宾斯、斯温格杜和沃特莫尔三人的各自案例分析，从自然、社会与自然-社会的共同体三个维度论证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是可行的，这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克服各自的理论困境提供了一个有创见的解决方案。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道德增强:问题的提出与正反论证

能否使用生物医学技术或基因工程来增强人类道德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领域中颇具争议的话题。主张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道德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人类道德进步的路径,对防止恐怖主义,气候灾难和核战争以及促进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反对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不能简单地从功利上进行衡量,道德有其特殊的地位,对道德进行生物医学上的干预需要寻找更多正当的理由,支持道德增强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道德增强需要更多的论证。     

论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

质化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体现着一种人文精神，本文认为方法学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旨在以人为本的科学研究提供内在的思想依据。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反对实证主义的原子论，倡导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研究范式，这在质化研究中表现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反对崇尚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研究范式，倡导的是一种心理主义的主观研究范式，这在质化研究中表现为：主体研究的独特视角，主体间互动的研究立场，详尽描述的表现手段和重视研究问题中意义性和文化性的充分展现。     

允许的限度：“能力进路”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辩护

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讨论涉及到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超人类主义者从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以动态的人性观为逻辑起点,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人性可以改变,人类应该朝什么方向改变?在视角转换上,由纳斯鲍姆建构的“能力进路”作为区别于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的理论范式,它从三个维度重新定义人性,为回应人类增强技术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适用的概念工具。在实践的维度,遵循能力进路设置的能力清单涉及对最低门槛的核心价值的解释,它既在规范框架的层面规定了共同体准入的标准,又在价值框架的层面表达了对人类价值共识的期待。由此,“能力进路”为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情感的生物医学干预与道德增强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意在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解决各种与道德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生物医学认知干预增强和情感干预增强。情感干预是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最主要的方法。发展生物医学道德增强,需要对情感干预的作用以及合理性进行深入研究。当前生物医学情感干预受到的三种主要的质疑是:情感增强是否是有效的道德增强方法,情感所激发的行为有没有道德价值,以及反道德情感的减弱是否侵犯自主性。情感干预是一种有效的道德增强方式;完全由情感所激发的道德行为因为有助于美德的形成,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维护人的同一性,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反道德情感的削弱或消除不会直接降低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并不会侵犯人的自主性。通过生物医学方法对情感进行干预是一种有效的、合乎伦理的道德增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