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设计伦理治理的立场、争论与对策

算法伦理问题直接产生于算法设计实践,而算法设计的伦理问题源自不同算法设计者的伦理立场,是现实世界与技术界互动交融的结果。根据算法设计主体的差异化价值取向,可将相关伦理立场分为功利论、契约论、义务论、德性论等四大类型。算法设计的四种伦理立场在治理中极易导致四种特性鲜明的伦理倾向,即功利论下技治主义的弱正义性、契约论下规则主义的强形式公正性、义务论下规范主义的弱目的性以及德性论下自律主义的不可控性。算法设计的伦理治理应以构建负责人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为指引,在实践中要遵守算法向善的基本价值立场,坚持公共善的核心伦理导向和负责人的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算法设计道德化的全流程覆盖并完善相关伦理治理体系。     

“算法伦理”的价值基础及其建构进路

"算法伦理"是计算机科学与伦理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它主要研究算法本身的伦理属性以及算法所体现出来的伦理功能。作为计算机伦理的重要内容,算法伦理以人权、社会公正、人类福祉、美德为其价值基础,以算法设计者道德责任的建立、价值敏感性设计以及建立算法使用的法律规范为其主要的建构进路。通过推动算法伦理的实现,有助于使算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DS-CABOSFV流数据聚类算法

流数据技术已成为当今数据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流数据挖掘是数据流技术研究的重要分支。流数据挖掘的核心思想是设计数据集单遍扫描算法,在有限的内存中存储少量代表流数据特征的概要数据,即时、快速地处理概要数据以得到响应结果,实现流数据实时、在线分析,对流数据进行聚类、分类,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本文完成了流数据概要的构建并综合研究传统数据挖掘的聚类算法,改进更新了CABOSFV聚类算法,实现了应用于流数据这一新的数据模型上,对传统数据挖掘技术进行改进,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处理和在线分析,并给出了具体的实现方法,实验结果验证了该算法在流数据挖掘技术上的可行性。     

科学知识的公共性与科学知识生产的民主化

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公共性表现在生产方式的集体见证和实验的公共展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秩序化;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公共性扩展到科学问题提出和解决的公共性、科学知识承认的公众化、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协调发展的凸显。科学知识公共性凸显的进程,伴随着科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化进程,政府科技评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创新系统逐渐实现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化,是科学知识公共性在科学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的具体表现,使科学知识生产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必须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进行生活活动,需要重视和协调不同社会主体的意见。但是,科学共同体在步入社会阶层和权力序列中,在筹措所需研究经费中,无法避免迎合精英阶层的价值偏好和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科学知识生产需要走向民主化来保证科学知识的公共性和服务于公众。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西方数据正义研究的三条进路

西方数据正义研究可分为三条进路：治理进路、设计进路和去中心化进路。治理进路旨在矫正数据技术带来的结果不公,设计进路要求依照正义原则设计数据系统,去中心化进路试图揭示在前两种研究中失语的算法歧视及其背后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然而,三条研究进路都没能解蔽数据不公的生产机制,在以何种规范性理论为价值根基上也莫衷一是。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最清晰地说明了社会支配的运作机制,其参与平等理论能够为数据正义研究提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基石。     

遮蔽与解蔽:算法推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危局

作为大数据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前沿应用,算法推荐实现了信息与人之间的精准高效匹配,满足了用户多元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与此同时,推荐过程中造就的"茧房效应"、"马太效应"、"过滤气泡"和"全景监狱",也使得受众的喜好固化、视野窄化、价值观极化,导致作为"普遍适用参照点"的主流意识形态被算法遮蔽。新时代摆脱算法推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危局,要进行技术的内部矫正,借助人文的外部弥合,加强法治的全程约束,完善媒介素养的教育,通过多种举措的协同联动,实现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的融合统一。     

虚拟技术负荷公共性何以可能？——虚拟技术应用背景下公共性实现的分析

虚拟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公共性建构的形态,公共领域因倚重虚拟技术得到一种复合效应,一方面是公共性得以建构,另一方面则是公共精神被压制,这导致应用虚拟技术后公共性建构进入一个本身需要克服两难,但又难以克服的建构困境.应用虚拟技术进行公共性建构需要全社会的协同合作,即需要网络媒体、国家与公民的三方努力.     

价值与责任:智能人工物设计中技术治理问题探析

如何将道德价值和伦理责任设计到智能人工物中,成为技术治理不可忽视的难题。本文运用技术现象学还原法,通过对智能人工物的价值与责任问题源起与范围、责任分配的追溯。梳理出技术内在关系进路、混合式系统进路和价值敏感设计进路三种技术治理路径。以期为智能人工物的技术治理提供一些参考。     

科技决策中的公共知识生产

事实判断和价值分配是决策的两大基本要素,而知识是事实判断的基础。科技决策中,由于事实本身的多重维度以及价值与事实的缠绕,往往会出现多种关于事实判断的知识主张,理性的科技决策应当以"公共知识"作为决策相关事实判断的基础。公共知识是对决策相关事实的多维度的共识性理解,具有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公共知识作为具有特定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倾向的多元行动者相互博弈的产物,经历了提出、辩论、整合和合法化等生产过程。公共知识生产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为,各个社会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公共知识体系,可以从行动者及其角色等八个方面把握其特征。     

技术治理与制度道德

技术治理失灵问题的回应需要关注行政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关系,技术和治理的伦理体现为社会道德和制度秩序,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公共价值,以此构成技术治理合理性的基本条件,同时指导技术治理寻求秩序与道德的共同体——制度道德。制度道德为技术治理提供合理性来源和行为原则,也提供了技术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嵌入"和社会治理"再治理"两种方式。由此,技术治理的内在困境得以解释,责任伦理得以澄清,发展路径得以明确。     

智慧政务:信息社会电子治理的生活化路径

信息技术应用的生活化趋势,不仅推动着电子政务向电子治理过渡,也使公共需求日趋小型化,表达着公民对电子治理走向日常生活的渴求。然而,随着科技越来越智慧化以及个性化信息设备的应用,智慧政务及其交互型治理结构使电子治理实现生活化成为可能。智慧政务通过跨边界的集成与泛在化公共服务的提供,推动着包容性电子治理的实现。公民实现了对技术的宰制,呈现出技术民主的愿景。     

《苏利亚历》中的视差算法

古代印度的天文学家很早就认识到视差现象,并开始设计相应的算法来消除视差对日食的影响.<苏利亚历>是古代印度天文学的一部经典,它的视差算法代表了古代印度视差算法的主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原始文献的系统解读,廓清了<苏利亚历>中视差算法的造术方法,证明<苏利亚历>中视差算法与理论算法完全等价,并成功地将<苏利亚历>中的视差算法化为一个以太阳的黄经和时角为自变量的二元函数.<苏利亚历>中视差算法的模型与理论算法虽然完全等价,但是按照<苏利亚历>中视差算法所得结果与理论结果之间有一定的误差.讨论了这种误差的大小,并分析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     

智能媒体算法信任建构路径探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传媒业正面临着诸多伦理演化的挑战,而算法信任则成为重构当代传媒伦理的核心原则之一。当前,关于算法信任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建立与AI的信任关系,培养值得信赖的AI;AI没有人格,并且无法对其行为负责,因而不具有被信任的能力。上述范式均过度聚焦信任的直接切面,没有拓展到算法信任的传递性与复合性这一更本质的内生属性。本研究在伦理演化语境中探讨了信任概念的变革路径,并依据信任扩散/默认模型,希望通过在人与智能媒体共同主导的新生传媒生态中建构默认信任区域,探索算法信任新的可能性路径。     

椭圆曲线密码和密码杂凑算法的VLSI实现技术研究

该成果系统性地解决了如何利用集成电路技术实现椭圆曲线密码（ECC）算法的问题。ECC算法是基于椭圆曲线有限群的一类公钥密码算法的总称，是比RSA公钥密码算法更先进的一类算法，160和256比特密钥长的ECC算法其安全性分别相当于1024比特和2048比特的RSA算法。     

试论技术价值的"双螺旋结构"--从技术价值的形成看技术的基本价值形态

技术的价值伴随着它的设计、发明而诞生，伴随着它的开发、生产而增长，伴随着它的应用、普及而实现。作为其“自然编码”，技术从设计到发明形成它的“内在价值”；作为其“社会编码”，技术从开发到生产形成它的“潜在价值”；作为其“社会表达”，技术从应用到普及形成它的“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的日食食分算法

中国古代的日食食分算法自北魏张龙祥<正光历>始有设计,此后成为隋唐宋金元历法交食计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视差对日食计算的影响,使得日食食分算法比月食食分算法显得更加复杂.通过对中国古代历法中日食食分算法的系统解读,阐明了该算法的造术方法及特征;廓清了历代日食食分算法的沿革;并根据各时期日食食分算法的不同特点,以刘焯<大业历>、徐昂<宣明历>、姚舜辅<纪元历>为关节点,将中国古代的日食食分算法划分为四个阶段;同时,详细讨论了<宣明历>之前视差理论在日食食分算法中的应用.     

欧洲议会的技术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形势下,技术评估日益成为我国科技的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受到各方关注。研究发现,技术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科技决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推动了欧洲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欧洲议会层面组织开展的技术评估活动与评估实践做法对我国有一定启示。通过对欧洲议会技术评估组织的重点观察、典型分析及与欧洲国家技术评估发展的对比,我们认为应加快发展我国技术评估,完善科技治理,更好地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并提出将技术评估作为管理技术的战略工具,提升科技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理论方法研究,做好技术评估的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注重评估与政策、立法系统相结合,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等建议。     

建构友好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得到高度重视并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友好人工智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避免或减少负面影响。从政府管理层面看,需要加大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实现智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强对人工智能科技的监管与调控。从技术层面上,需要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稳健性与人性化,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性与透明性。从公众层面上看,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威胁论,克服人工智能技术恐惧思想。从关系层面看,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人工智能研究应该以"友好人工智能"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建构友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非常明确的努力目标。     

政府的技术治理逻辑

基于赋权与监管的分析框架,在全球化背景与地方治理的情境中,本文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府的技术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技术向公民和政府进行了双向赋权,政府主动将技术平台嵌入体制,吸纳社会,运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产业监管社会,并将公民参与从政治领域分流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民参与对体制的冲击;技术赋权与技术监管的平衡增加了体制的韧性和载荷,使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达到有序和可控的状态。然而,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民族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技术约束有限,技术治理的效果短暂且有限,技术进步无法取代体制的革新,最优的技术治理体制应该通过体制与技术同步的持续革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