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易学思想与中庸之道

胡瑗在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方面有卓越的表现,不仅首先自觉倡导"体用并重"的学风,并将之普及于社会,而且博通儒家五经,长于易学,继承了中唐以来的疑经惑古思潮,体现了宋学疑经、改经的学风。胡瑗在易学中表述了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的主张,将儒家的仁、礼与中庸对应起来,表达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放眼于春秋战国时群雄逐鹿、战火四起的动乱格局,而提出的兼具修身与治国的理想主张。内圣外王这一思想是分散于儒学经典文本之中的,但通过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典籍内圣外王思想内涵的梳理发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包含着内以修身成圣、外以治世成王的理想主张,形成了内圣工夫与外王理想的有机统一体。内圣外王思想中蕴含的修身成圣、治世成王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可以起到重要的价值认同和辅助作用。     

南宋乾淳时期张拭的书院教育思想特色

张轼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的奠基人。他是“乾淳之盛”的诸多学者中最早自觉地利用书院研究、传播理学的。其书院教育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南宋理学教育的学风，但又具有鲜明的特征：重视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彰显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价值观；注重践履，具有传统儒学经世务实的品格；兼容博采、不囿一隅．体现出融通百家的优良学风。张拭的教育思想是其独特的以“性”为本体、道器一体的哲学思想在教育层面上的折射和反映。     

黎立武《中庸》、《大学》思想之考辩

黎立武关于《中庸》、《大学》的阐释与正统朱子学有着颇不一致的地方，从版本编次到经典体系的建构以及诠释都表现出了诸多分歧。这大概是其因师承关系刻意回避了朱子之学。然而通过朱熹与黎立武对“庸”字的阐释，我们则不难发现两人在理学体用之学（即内圣外王）的内在思路上具有一致性。但其中不同的一点是，面对由宋入元的政治变化，黎立武通过对郭忠孝“性、道、教”一贯性思路的汲取，把体用之学具体操作的兴趣点从政治、教化的双层面转移到了教化的单一层面。     

浅析子思的中庸思想

子思在《中庸＆#183;第一章》中系统阐述了其中庸思想.结合先秦文献里“中庸”的基本字义、先秦学术普遍重视内业、《老子》对“中”的哲学意义之发掘和《中庸＆#183;第一章》文本来看,子思的中庸思想是儒家的内业之学.子思首先为“中庸”建立了人心性本有功能是无限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戒慎、恐惧和慎独的方法以修养心性,开发人性本具的创造性,赋予“中”、“和”以儒家式的含义,认为“中”是社会充满生机的根本,“和”是“中”由内到外展现的基本规则,只有“中”以“和”的方式表达出来、展现出来,才能促进社会的幸福与和谐.     

从王船山礼之经权思想管窥传统道德悖论的解决

儒家早期经权思想是关于道德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反经行权”思想，并开解决传统道德悼论之先河。王船山巧妙地将儒家经权思想运用到解决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上，认为在礼用方面经权思想非常必要，提出了“因礼以达权”与“权伸而不损于礼”以及“循礼之经”与“行礼之权”的方法论思想，并认为道德悖论解决的尺度是“求其称”。船山运用儒家经权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并将传统经权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实现了礼之经权思想的价值开新。     

论胡瑗的出处与升进思想

宋代义理易学先驱胡瑗的出处思想很有新意,也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总体上看,在出处问题上胡瑗主张出而不隐,要求人们积极创造条件以动促出,但出也要有道,该出则出,不该出则等。与此同时,胡瑗又把出处与“大中之道”结合起来,强调用心广大,天下为公。此外,他还从辩证角度分析了出处、升进等问题,提出了动不盲动、进不冒进等观点。     

胡瑗的"明体达用"与大学精神建构

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是其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实践的精髓。论文从六个方面探讨胡瑗“明体达用”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实践,对当代大学精神建构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知人知天：略论张载的学思历程

张载的学思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始自《中庸》;遍读佛道;返求六经,归宿《易》学。儒家《中庸》的“性与天道”是张载一生学术求索的起点和方向,对道教与佛教的学习与思考则深化了张载的形上思辨,以《玄纲论》和《楞严经》为例可见这种影响。针对儒家的“知人不知天”和佛道的“知天不知人”的各自弱点,最后张载以《易》为宗,为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建构起一个形上本体和终极真理的依据,形成既“知天”也“知人”的理论体系,表现了他“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终极关怀。     

儒家《大学》教育理想的易学解析

儒家《大学》的教育理想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该教育理想暗合周易学说。“明明德”与周易大有卦相通,“亲民”与比卦对应,“止于至善”与泰卦和既济卦之卦象与义理相汇通,而大有、比、泰和既济卦互相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大学》教育理想与易学暗合的现象,说明先秦儒家教育理想的构筑,是以易学为哲学根据的。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二十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在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中，认识论占据了很大比重。从本章第一句，即开始讨论道德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关于什么是“道”，孔子一言以蔽之，“一阴一阳之谓道”。乾为天，为刚，为阳；坤为地，为柔，为阴，两者的有机组成就是“道”——姑且借用这个字，正如道家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中庸》德育理念精义

《中庸》为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之一,是儒家德育思想的代表作。《中庸》所谓"天命、率性、修道"表达了对德育原理的理解,即藉人性固有之善或者说是知行可以合于道的内在基础,加以修养习化,使之接近合于道的境界;其德育理念以"知、仁、勇"为内容,以"尊德性、道问学"为途径,通过"慎独、固执"内外工夫合一的方法,达到"至诚、中庸"的理想境界。     

从《文心雕龙·序志》看儒、道思想对刘勰的影响

“文果载心 ,余心有寄”是《文心雕龙·序志》的核心思想 ,亦为《文心雕龙》之精神线索 ;“心哉美矣”更是刘勰的灵魂慨叹 ,其中的“心”与“美” ,兼及儒家与道家。“树德建言”与“傲岸泉石”是儒道两家的人生志向 ;“振叶寻根”与“攀云采锦” ,则是儒道两家的审美旨趣 ;而儒家的“为仁由己”、“内圣外王”与道家的“为道日损”、“逍遥无待” ,作为刘勰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 ,为《文心雕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朱熹的道德修身思想对高校管理干部的启示

朱熹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从儒家"内圣外王"的核心价值观出发,提出其道德修身思想。这一思想对高校管理干部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具体而言:敬知双修、自省自律、知行统一,加强高校管理干部的自身思想建设;以生为本、立德树人,强化对大学生的道德自律意识的培养;学以为己、端正学风,努力消解现代教育的功利化倾向。     

论阳明后学对“良知即乾知”的诠释及其争论

“乾知”出自《易·系辞上》,汉唐易学多以“知解”“知觉”释“知”,并未将“乾知”看作一词。阳明心学兴起后,浙中王门的王畿使用“良知”这一阳明学的核心概念解释“乾知”,提出“良知即乾知”这一命题。王畿此说的用意在于借助大生广生之“乾知”证明“良知”亦属实体性存在。也就是说,“良知”既是道德领域无善无恶的心性概念,同时也是具有超越性的、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这一思路在阳明后学以及现代新儒家处引发了一定争论。如何界定“乾知”与“良知”的关系,折射出学者对“良知”概念的不同理解。     

诚信

《中庸》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可见，诚信，是不能反对的道德原则。儒家讲仁义、讲人文、讲圣贤、讲学习，都有人持不同意见，唯独讲诚信，墨家、道家、法家谁都赞同。     

孟喜易学“改师法”公案析论

西汉中后期易学的发展,贯穿着对数术之学的吸收与改造的活动。孟喜通过对民间易学中数术之学的吸收与整合,构建了以占验天道为目的的西汉新易学模式,并最终由京房完成了"天人感应"的易学数术的构建。孟喜推介其易学思想的过程,折射了西汉官方易学数术化的进程。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