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跨期投资视角的控股股东两期控制权私利行为

以控制权收益理论为基础,构建跨期投资下的控股股东两期利益侵占模型,研究现金流权比例、远期投资收益率和股东法律保护力度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金流权比例、股东法律保护力度与控股股东的即期和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均负相关;远期投资收益率与控股股东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负相关,但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无关;控股股东在两期侵占中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低于其单期侵占中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则保持不变;控股股东非短视,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控制权私利的长期收益最大化,而获取控制权长期收益最大化也是导致其两期侵占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     

基于跨期侵占视角的控股股东跨期减持行为

在考虑新投资机会存在的基础上, 构建了跨期投资下的控股股东跨期侵占模型, 并分析控股股东跨期减持行为. 研究发现, 理性控股股东会通过第二期的侵占行为控制最优减持比例. 理论模型表明主要影响减持的因素包括控 股股东初始持股比例、控股股东属性及外部法律保护力度; 初始持股比例高及外部法律保护力度强的地区的上市 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减持水平更高,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倾向进行减持. 经验证据表明, 控股股东初始 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属性会产生影响, 而外部法律保护力度的影响则不确定.     

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工具建立理论模型,对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行为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福利,增大公司风险;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自身福利产生双重效应——财富分配效应和资产减值效应,控股股东最优侵占比例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提高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现象反应的敏感性,增强曝光力度,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更加重视自身声誉,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控股股东与媒体的合谋会使其更加大胆地通过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高自身福利.     

外部大股东、掏空行为与公司绩效——来自我国IPO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0～200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公司为样本,对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三次函数曲线关系,公司绩效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控股股东实施的掏空行为之间也呈三次函数曲线关系,但其变化趋势与前者相反,掏空程度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掏空程度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因此,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是外部大股东影响公司绩效的途径之一.     

大股东侵占与外部监督的进化博弈分析

为了解析上市公司治理中大股东侵占与外部投资者监督的博弈过程,在分析外部投资者与大股东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应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双方的博弈关系.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大股东的侵占成本,监督管理层的收益,中小股东诉讼对大股东的罚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博弈结果.外部投资者和大股东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大股东的股权比例,都显著影响到大股东的策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同时表明了大股东控制对公司治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     

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与代理成本

控股股东代理是公司治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已有一些论文对控股股东侵占方式和侵占程度进行了探讨,但目前还没有针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定量研究.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考虑到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不同配置情况,分析计算了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模型研究结果认为,相对于控制权私利而言,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研究同时发现,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增加,代理成本逐渐降低;随着两权分离系数的增加,代理成本逐渐增加.数值模拟同时也证明了控股股东确实存在激励效应和侵占效应.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股权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的实证检验

分析了股权制衡可能对公司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并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机制可以对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产生制约,减轻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占,从而保护小股东利益,增进公平.但同时,股权制衡会降低决策效率,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控股的公司和业绩好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最优股权制衡程度的选择需要在股权制衡带来的提高公平和损失效率两种效应之间进行权衡.     

负债融资、大股东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负债融资导致了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负债融资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大股东控制一方面减少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也可能为谋取私有收益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模型,并试图通过该模型来探讨负债融资对大股东控制公司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因谋取私有收益而导致过度投资的趋势就越弱;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风险投资三方委托代理关系——基于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与风投公司监督努力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建立了风险投资公司、银行与创业企业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比例存在一个临界值,并分析了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心理特征与风险投资公司监督努力对各参与方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三方参与约束条件下,当风险投资公司监督比例小于临界值并且监督对投资成功的影响作用大于增值服务的作用时,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努力会提升创业企业和银行参与投资的意愿;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行为会提升银行和风险投资公司参与投资的意愿。在双向道德危害情况下,当风险投资公司监督比例小于临界值并且监督对投资成功的影响作用大于增值服务的作用时,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努力会提升其最优努力水平与权益分配比例;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行为会提升其最优努力水平,并会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最优权益分配比例。     

最终控制人、负债融资与利益侵占: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股权较为集中的资本市场背景,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利用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企业负债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两权分离度越大,企业的负债率即越高,反映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在集中股权结构下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负债融资不仅难以发挥应有的相机治理作用,还可能成为最终控制人利益侵占的对象.研究同时发现,对于最终控制人兼任企业的最高级管理者或者所持现金流权越低的公司,其最终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与负债率的负相关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说明该种情况下的"股东-债权人"冲突也更加严重.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进一步证实了最终控制人可能会通过提高负债率实现风险转移和利益侵占.     

企业利益侵占行为的实施及影响因素

企业利益侵占问题是企业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以企业控制性股东实施利益侵占行为及影响因素为研究目标和出发点,构建了不对称股权结构的利益侵占分析模型,研究了企业利益侵占行为的实施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探索分析了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行为的影响关系.选取2003--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中发生的85笔大额且控制股东地位发生变更的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中以大额股权转让溢价衡量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平均达到10.66%;以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水平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小;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与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存在统计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     

房地产征收补偿的TOPSIS多维公平均衡评价

公平补偿是房地产征收补偿的核心原则,化解房地产征收补偿极端争议的有效途径是寻找关联主体一致认同的公平均衡.将寻利公平、损失规避和参考依赖三种行为偏好集合于同一分析框架构建的多维公平均衡能有效推动关联主体公平信念判断的一致性转变.房地产征收补偿的TOPSIS多维公平均衡评价视寻利公平、损失规避和参考依赖为判断房地产征收项目是否公平补偿的三个评价准则,视不同的策略组合为评价方案,构建多维公平博弈矩阵,采用TOPSIS法排序,得出多维公平博弈均衡解.案例分析证明多维公平均衡能有效推动关联主体公平信念判断的一致性转变,房地产征收补偿极端争议得以化解.     

第三方惩罚机制与双边合作秩序的维持——来自房地产征用补偿的实验证据

惩罚机制已被广泛认为是执行社会规范的有效机制.引入房地产征用补偿实验背景,设计了标准独裁者博弈实验,第二方惩罚的标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以及第三方惩罚的补偿调整情形独裁者博弈实验组成的三合一实验,研究了第三方惩罚机制对双边合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行为人在不同类型实验中呈现出行为异质性,第二方和第三方为维持双边合作秩序会对利益分配不公平行为进行不同的惩罚行为;惩罚行为的伤害能力随着第三方的介入变得更加强大,进而有效地维持了双边合作秩序.因此,与第二方惩罚机制相比较,引入惩罚伤害性强的第三方惩罚机制更有利于双边合作秩序的维持,此结论对解决我国房地产征用补偿纠纷等社会合作难点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借鉴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