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下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策略稳定性研究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基于博弈三方的行为模式进行稳定性分析。通过对政府多项环境规制手段进行敏感性仿真分析,发现：(1)企业绿色生产策略概率随政府对企业的奖惩力度和公众环保宣传力度增强而增大,而绿色生产和消费补贴则降低了绿色生产概率;(2)公众环保宣传和绿色消费补贴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受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收益约束,在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收益较高时,宣传力度和补贴力度反而不能促进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因此,政府进行环境规制要“因地制宜”,多手段综合运用。     

双寡头零售市场绿色营销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和Hotelling模型研究绿色供应链中零售商的最佳营销策略,分析了两零售商之间的绿色营销策略博弈关系.结果显示消费者对绿色效用的偏好程度以及政府对零售商补贴等因素,直接影响零售商的市场份额和收益,进而影响其营销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补贴调控机制是实现零售市场绿色管理的方法之一,但补贴只有达到一定量时,政府的调控机制才会发挥作用.此外政府应加大对绿色环保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绿色环保意识,进一步实现绿色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逆向物流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探究政府管制在企业实施逆向物流中的作用,在分析政府和企业在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一个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实施逆向物流的成本与收益、政府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对企业不实施逆向物流的惩罚力度都直接影响系统演化的结果;政府群体和企业群体在3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在一定条件下,系统的演化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政府加大惩罚力度、提高监管效率,企业树立逆向物流的思想、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是双方实现长期共赢的唯一途径.     

环境规制下区域间企业绿色技术转型策略演化稳定性研究

在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区域间政府监督决策和政府对企业的绿色技术转型监督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区域间双方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各主体的利益关系进行系统动力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绿色技术成本补贴来减少企业因技术转换而付出的额外成本,以达到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转换的目的;2)区域间双方政府加大减排力度会促使企业向绿色技术转型,但当减排力度太大导致严格监督成本太大时,严格监督的博弈最终向着一方政府严格监督另一方政府不严格监督策略演化;3)地方政府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和进行绿色技术成本补贴会促使企业向绿色技术转型,但当绿色技术成本很高时,即使地方政府加大减排力度,企业不会全部进行绿色技术转型选择,出现一部分企业选择绿色技术转型另一部分企业选择保留原有的污染技术的情况.因此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和严格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企业绿色技术转型,对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微分对策的产品回收对供应链协同优化的影响

考虑制造商负责回收和处理废旧产品的两级闭环供应链,建立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下的微分对策模型,以废旧产品回收量影响的企业声誉为状态变量,利用反馈求解法得出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在此基础上,假设奖惩临界值受企业声誉影响,得出奖惩契约协调下的供应链最优决策.通过对奖惩契约有和无两种情形的决策进行对比,得出废旧产品回收成本系数与企业声誉和奖惩力度均成反向变动关系;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采用奖惩契约能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量,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收益,达到社会、企业和消费者的多赢;当供应链系统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相比无契约分散决策下供应链企业收益,奖惩契约的设计与实施能够持续有效地提高企业收益.     

基于绿色信贷的政府促进银行实施代理监督权的博弈研究

本文将银行绿色信贷引入到政府促进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中,通过建立政府与银行之间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两方参与主体的进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的"审查"成本大于对银行"不实施"绿色信贷的罚款时,政府最终都会选择"不审查";当银行"实施"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不实施"所获得的收益时,银行最终都会选择"实施";当银行"不实施"所获得的收益与"实施"所获得的收益之差大于银行"实施"所获得补贴与"不实施"所获得的罚款之差时,银行最终都会选择"不实施".     

政府价格补贴下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博弈模型

为探完在政府价格补贴下竞争企业间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扩散过程,建立了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理性决策基础上的三阶段演化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为政府选择补贴决策目标以及单位产品的补贴额度,第二阶段为市场中的竞争企业选择是否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第三阶段为选择不同策略的企业确定各自产品的价格.通过数值仿真讨论了政府的价格补贴给社会福利、绿色产品销量和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企业比例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的价格补贴可以促进绿色产品的销量和价格上升,增加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群体的收益.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供应链系统长期稳定性分析

针对供应链外部制造商进入供应链以后,双方可能会出现＂违约＂现象。将惩罚措施、违约额外收益以及合作超额收益、收益分摊系数引入到演化博弈矩阵中,并通过演化博弈方法寻找均衡点和鞍点。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供应链内外部制造商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情况下,双方策略的进化稳定性。研究表明：供应链内外部制造商策略的选择,不仅会受到自身＂违约＂额外收益与合作分摊收益额相对大小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另一方＂违约＂概率大小的影响。     

RFID跨企业集成中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进化博弈

跨企业的系统集成是射频识别(RFID)技术应用于供应链管理的根本目标之一,以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系统为研究对象,从供应链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实际背景出发,考虑了RFID集成企业成员的有限理性、预期额外净收益、净收益分配系数、前期准备成本和突变概率等影响因素,建立了RFID跨企业集成中的供应链博弈模型。在模型求解与分析上,从静态博弈的角度,给出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从进化博弈的角度,给出了博弈方的进化稳定策略(ESS),分析了供应链博弈的进化稳定性,对供应链进化路径及其敏感性进行了数值仿真。最后,根据分析与仿真的结果,给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管理启示。     

竞争供应链中绿色成本分担博弈分析

考虑零售商与制造商共同分担绿色成本的竞争供应链,研究了三种不同绿色成本分担模式的定价策略问题.基于博弈理论,建立了三种定价决策模型,并给出了相应的解析解.分析了三种不同绿色成本分担模式对产品零售价、绿色度以及供应链成员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竞争供应链对于绿色成本分担策略的选择不仅依赖于制造商分担绿色研发成本比例的大小,还与产品绿色竞争强度系数有关;其次,无论对方供应链是否采用绿色成本分担策略,只要制造商的绿色成本分担比例较大且绿色度竞争不是非常激烈时,采用成本分担策略就会有利于供应链成员获得更高的利润;随着供应链绿色度竞争的加强,成本分担策略的优势逐渐减弱.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Core Enterprises in Greening Supply Chain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game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core enterprises in greening supply chai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ir respective costs and benefits, and studies th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Game analysis shows that core-enterprises' costs and benefits to implement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s well as subsidies and penalties from governments directly affect the game results; there are three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ies in three cases. To gain long-term benefits, governments should enact and enforce increasingly 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crease relevant subsidies and penalties; core enterprises need to proactively implement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gain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and then further affect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That is the way to realize the win-win strategy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core enterprises in the long run.     

大股东侵占与外部监督的进化博弈分析

为了解析上市公司治理中大股东侵占与外部投资者监督的博弈过程,在分析外部投资者与大股东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应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双方的博弈关系.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大股东的侵占成本,监督管理层的收益,中小股东诉讼对大股东的罚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博弈结果.外部投资者和大股东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大股东的股权比例,都显著影响到大股东的策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同时表明了大股东控制对公司治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     

消费者环境创新偏好下政府环境补贴对供应链效的影响——基于本土和FDI生产型企业竞争的视角

为了探究本土和FDI不同所有制生产型企业竞争下政府环境补贴模式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假定消费者存在环境创新偏好，分别建立了3种环境补贴模式（无补贴、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补贴FDI生产型企业）下两阶段供应链竞争模型，并进行了优化求解。通过对3种模式下的均衡结果比较分析，结合数值仿真表明：政府对FDI生产型企业和本土生产型企业进行环境补贴时对各企业的影响无本质差别，受到政府环境补贴的生产型企业均会提高其受补贴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需求量，但会降低竞争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市场需求量；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低的FDI企业能产生比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高本土企业更明显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生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能扩大政府环境补贴的以上效应，但不能改变这种效应；就利润而言，生产型企业均在受补贴模式下最高，补贴竞争者模式时最低；零售商和供应链均在补贴FDI生产型企业模式下达到最高，其次是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模式；政府环境补贴只有在补贴力度较小时才能对供应链自身渠道利润产生正向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投资决策机理及政府引导

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新部署.尝试将实物期权与演化博弈相结合,分别讨论了公共文化服务市场中对称和不对称企业投资决策的演化均衡.首次以演化思想计算出基于沉没成本的投资临界值和投资壁垒,引入了政府补贴机制,并通过Matlab数值模拟验证结论,结果表明:沉没成本低于领先者投资临界值时,经营成本低的企业抢先投资;经营成本不对称的企业仍有可能采取同时投资策略;政府补贴和市场需求可以改变公共文化服务市场的进入门槛.     

激励绿色供应链企业开展生态设计的机制决策

绿色供应链双重边际化效应和绿色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需要协调机制来激励成员企业开展生态设计.为此,用博弈模型构建了以供应商为领导者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基于信息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而研究其对生态设计努力和供应链各方收益的影响.结果显示供应商主导的成本分担机制激励效果甚微,而增加信息共享的程度可以极大地提高供应链企业利益分配比例和生态设计努力水平.此外,核心企业增加绿色信息的共享能显著激发供应链非核心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为改善绿色供应链的环境效益发挥引领创新和协调合作的积极作用.本研究从生态设计视角为实现绿色供应链整体绩效优化,促进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建议和决策支持.     

大数据“杀熟”如何破？基于政府-消费者协同监管的演化博弈

电商市场频频被披露隐性存在的大数据“杀熟”现象,暴露出电商市场存在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隐患。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建立电商平台“杀熟”定价行为及用户消费渠道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惩罚力度对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规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政府惩罚力度足够大时,系统稳定于（网络消费,公平定价）的理想情形;但如果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消费者的公平关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电商平台的定价策略,系统均衡结果将趋向于（网络消费,“杀熟”定价）或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电商市场陷入平台大数据“杀熟”的困境。那么,电商市场应如何破除大数据“杀熟”所造成的信任危机？基于此,建立政府和消费者协同监管机制下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得到：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是影响消费者监督策略的关键因素,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的差值越大,消费者选择“积极监督”行为的演化速度越快;而且,当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时,消费者监督带来的舆论压力和声誉损失可以有效约束平台的“杀熟”行为,倒逼平台进行“公平定价”。研究结果对电商市场大数据“杀熟”行为监管机制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供应链整合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供应链整合创新是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就双寡头企业是否选择供应链整合创新问题,从成本收益角度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两企业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及稳定状态。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博弈过程中,企业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是否受竞争对手影响,取决于其供应链的整合成本、整合收益、超额收益和潜在损失,与竞争对手的这四个因素无关,也与两企业的原有收益无关;两企业策略相互影响时,存在两类不同的稳定状态。     

政府补贴对京津冀雾霾防控策略的区间博弈分析

本文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和合作博弈论,分别从民众、企业以及政府的角度综合考虑治理雾霾需要的直接治理成本、经济发展成本、社会稳定成本以及社会健康成本,建立京津冀雾霾非合作治理模型以及区间合作治理博弈模型,分别计算了京津冀在非合作与合作情况下雾霾的治理成本、不治理成本以及治理策略,并考虑政府补贴对京津冀治理策略的影响,利用区间Slhapley值对最小的政府补贴进行分配.结论表明:没有政府补贴,京津冀三地均无法负担雾霾治理成本;相对于非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雾霾时政府所需的补贴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