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算法伦理”的价值基础及其建构进路

"算法伦理"是计算机科学与伦理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它主要研究算法本身的伦理属性以及算法所体现出来的伦理功能。作为计算机伦理的重要内容,算法伦理以人权、社会公正、人类福祉、美德为其价值基础,以算法设计者道德责任的建立、价值敏感性设计以及建立算法使用的法律规范为其主要的建构进路。通过推动算法伦理的实现,有助于使算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纳米认知增强的伦理思考

纳米技术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而能够在药物、植入物、基因技术等方面为认知增强提供更多更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但是,纳米认知增强亦是一把双刃剑,其目的的不同会引起一些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纳米科技专家和管理部门在研究和开发纳米认知增强技术的过程中,应遵循保护人类受试者、区别对待、预防原则以及底线原则等伦理原则,以促进纳米认知增强技术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身份与责任：航天工程师的伦理冲突探析

航天工程探索在逐步实现人类未来梦想征程中推进新兴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同时,高风险的技术特征带来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伦理挑战。作为航天工程重要主体的航天工程师,承载着国家人、职业人和企业人等多重身份,面临责任要求冲突的道德困境,通过积极伦理等视阈,深度剖析道德困境的突出表征与技术根源,基于我国航天工程历史进程,明晰我国航天工程发展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理想,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航天工程事业向善良性发展。     

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探析

与克隆技术不同,基因编辑技术打破了人类基因的自然性,对后代人生命是一种"强"控制,因而后代人的尊严受到着更大的伤害;克隆技术是在为后代人"复制"亲本的基因,而基因编辑技术则是在精准化地"设计"后代人的基因,因而后代人生物学特征的自主选择权被更加剥夺了;克隆技术被用于优生,只是在选择和复制当代人具有的"好"的基因,而基因编辑技术则可以制造和增强"优势"基因来助力优生,这会更加破坏人类生物学特征的平等性。因此,基因编辑技术在涉及人的尊严、后代人自主权和社会公正等伦理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新的伦理挑战。     

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伦理悖论及其化解之道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引发了全球生物学家、生命伦理学者和社会公众等激烈的伦理论争。反对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而支持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面对这一巨大而深刻的伦理悖论,本文提出了"有限开放"的解悖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为其伦理悖论的化解提供制度保障。     

培养皿中的大脑模型:人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问题探讨

人脑类器官技术为人类神经系统所特有的神经发育和疾病过程研究提供了具有生理相关性的模型,可用于大脑发育的研究和脑部疾病的预测。然而,这一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通过概述由人脑类器官技术引发的意识风险方面、动物“人性化”和能力增强方面、人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归属方面以及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问题,提出道德预防性原则、进行伦理限制和伦理监督、设立特定伦理评估机构以及扩大公众参与和伦理讨论等对应举措,为人脑类器官的伦理治理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