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经》中“兴”的表现方法

近年来在讨论诗歌传统表现方法——赋、比、兴的某些文章中,常常是比、兴并提而侧重谈比,略于谈兴。其实,这是不尽恰当的。兴,作为一种表现方法,它是和赋、比并列的。在著名的《毛诗序》中,兴就被列为“六义”之一。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篇》,对兴也专门作为一个方面加以论述。朱熹的《诗集传》也是对《诗经》中每一首诗的赋、比、兴方法分别作出解释。毛泽东同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强调的仍然是“比、兴两法”是诗歌创作“不能不用”的方法。这些都说明兴是不可忽视的表现方法之一。这里,想以《诗经》为例,对它作一些粗略的论述。作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和赋、比一样,兴也最早出现于《诗经》。在《诗经》中,     

试论《诗经》的艺术表现方法——赋

一、问题的提出前几年,文艺界对诗歌的“比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自然涉及最早出现“比”、“兴”这些概念的诗歌总集《诗经》。不少文章,在研究《诗经》中“赋”、“比”、“兴”的应用时,在探索“比”、“兴”的形成和发展时,在论述诗歌创作中“比”、“兴”的功用时,往往强调“比”、“兴”而忽视“赋”,抬高     

诗学之正源 法度之准则——赋、比、兴与意境创造

赋、比、兴一般称为三种创作手法,它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后来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组重要范畴。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中之“三诗”,后来亦称“三义”。《周礼》对“三诗”没有作出具体解释。汉以后对之解释、引申、发挥日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由于古代文学家、理论家对“三义”的研究、讨论,都是联系着《诗经》创作的实例、《易传》之“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以及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点     

论《诗经》的“兴”与古典诗歌“情”“景”关系的演变

我国古典诗歌有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它们多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来抒情，这种特色的古老源泉可追溯到《诗经》中的“兴”。考察“兴”的物象的特点，“兴”与下文联系的程度以及关联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诗歌发展初期，古典诗歌的“情”与“景”二者关系的演变轨迹。     

《诗经》中的鱼文化

鱼是一种全民喜爱的美味佳肴,美好形象。远在一万八千多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项洞人”,就曾以鱼为食;一些古老岩画把鱼作为原始图腾刻划出来;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期陶盆,便绘有“人面鱼纹。”鱼,由部落名称发展为古国名,至今遗留为姓氏。“鱼”字是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与“山、水,日、月,牛、羊”一样,作为偏旁“字根”,再生出许多文字、词汇来。正因为鱼是古人早就熟悉的自然物和艺术表现对象,所以,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305首诗有24首写到鱼,占到8％,涉及鱼类品名多至15种,“风、雅、颂”各部分都常把鱼作为“赋、比、兴”的基本对象而高频次地运用。在“鱼”这种形象之上,体现了《诗经》的主旨——兴、观、群、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鱼儿畅游在《诗》的海洋中,为形象思维的诗歌艺术推波助澜,给当时的诗教和后世     

赋、比、兴在诗歌创造中的历史演进

诗歌是我国产生的最早的文学样式。赋、比、兴表现手法在诗歌创作中被艺术化地运用,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从洪荒走向成熟,也是区别于外国诗歌的重要标志之一。赋、比、兴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秦、汉时期,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历史演进。以《诗经》为主要标志的先秦诗歌创作,主要是赋、比、兴三者的融合,以《离骚》为主要标志的楚辞创作,比、兴凸现而赋退之后位;以"汉赋"为主要标志的汉代诗歌创作,"赋"又有复活之势。     

《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形象——以“二南”、《王风》为例

《诗经》作为我国诗歌创作的源头,显示出诗歌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比如"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创造性运用,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对深化主题、渲染气氛起到的重要作用等等。而人物形象塑造作为《诗经》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研究史上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诗经》在抒发情感的同时塑造的种类繁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国风》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人物形象群体,也是当时伦理道德规范和审美标准的艺术体现。体现了周代婚姻作为礼之本,不仅是关乎家庭的大事,更是关乎王朝基业的大事,有着深刻的周代礼乐制度的烙印。     

浅议古典诗词教育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诗教传统所谓“诗教”，本指《诗经》“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后来也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是“诗教”最早的也是最积极的倡导人和身体力行者。在《礼记·经解》中，记载了孔子的几段很值得玩味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是说学诗的作用在移情，在改变人的性情，使人心走上正道。《论语》里也记叙了孔子一再强调诗歌的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我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两千多年来“诗教”的传统绵…     

《诗经》古今字之嬗变

<正>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其中难免有许多简古艰涩的古字古词。汉字在不断地发展,汉语在不断地变化,要想使时人明白《诗经》中的古字古词,必须用今字今词解释古字古词,从而出现了古今字。 一《诗经》遭多次焚禁和经长期流传仍维持着古字古词之原样     

谈格律诗的教学

谈格律诗的教学郭广敬一、前言在我国诗歌史上，最早定型的诗歌形式是四言诗，如《诗经》。以后出现了五言和七言。南朝齐梁时沈约等人认识到汉字四声的特点，并把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南史·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琊王融，以气类相...     

西域文化对先秦两汉诗赋的影响

本文就《诗经》、“楚辞”以外的先秦两汉诗赋 ,探讨其所受的西域文化之影响。《白云谣》、《穆天子谣》、《西王母吟》,是西域昆仑神话影响汉语文学的最早表现。乌孙公主《黄鹄歌》将西域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豪放风格带入了汉语诗歌。汉武帝的《天马歌》,是西域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结果。《匈奴歌》初当为匈奴语歌曲 ,后被文人译为汉语。“汉赋”中涉及的西域文化素材 ,亦时有所见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对诗歌内容的诠释，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诗经》采摘诗研究

《诗经》中有许多寄托怀人情感的诗歌，而这些诗歌中经常出现思念之人的一个动作，那就是“采”，诗人常以“采摘”作为思念怀人的一种方式。我们把诗中出现“采”字，且“采”字具有摘取、折取之意的诗歌，归类为“采摘诗”，并将它们分为以“采”字起兴的诗歌、采集某种植物表达思念之情的诗歌、记录采摘的过程来表达喜悦之情的诗歌三类。     

读书札记三则

一、“常”邑在何处《诗经·鲁颂》中有一首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诗中日：“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赞扬了僖公收回国土常和许，恢复了周公旧封疆。这里所说的“常”邑又在哪里呢？向熹《诗经词典》云：“常，古邑名。本是鲁国土地，后被齐国夺去。僖公时又收归鲁国。在今山东省蒙阴县西北30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常邑，春秋鲁地，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常邑，在山东膝县东南。”《汉词大辞典》：“常，古地名。指春秋时鲁南鄙。”《诗经》郑玄《笺》：“常，或作尝，在薛之旁。…     

简论《诗经》中的上帝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诗经》产生于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演变过程中。上帝,作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意象,在雅诗和颂诗中以很高的频率出现,计有十五篇三十七处提及;另有内涵与上帝几乎完全相同的“天”,出现的频率更高,计有约八十余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贵族诗和祭祀的诗歌中还保留了相当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这种原始宗教的观念中没有类似于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以宙斯为首的神的谱系,甚至也看不到     

论汉乐府民歌艺术上的继承与发展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徐澄宇先生指出:“春秋以前是《诗经》的时代’”,而两汉则是“‘《乐府》的时代,。(《乐府古诗·导言》)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中间虽然隔了个“楚辞”,但汉乐府民歌始终是沿着《诗经》的现实主义道路发展的。汉乐府民歌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优良的艺术传统,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诗经》。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具体论述。     

小议《诗经》与《万叶集》之异同

《诗经》是中国文学、文化、诗歌的始源,也是漫长的历史与社会形态的反映,占文学主导地位的诗歌及诗风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中国文学的方向。在中国浩瀚的文学成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对我国古典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是成书于奈良时代的《万叶集》,人们常把它比作中国的《诗经》。它们都是本国文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是本民族文学中一朵亮丽的奇葩。这两部诗歌总集,存在着某种亲缘性,更是可以相互媲美,遥相辉映。《诗经》的发展,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在《万叶集》中,蕴含着…     

略论比兴对诗歌艺术的影响

比兴是《诗经》重要的艺术手法，《楚辞》在《诗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比兴，这对于诗歌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引入了新的表现题材并加以扩大，其次发展到兴寄，进而发展到物我融一的艺术意境。可见，比兴不仅是《诗经》的艺术手法，还应该说是整个诗歌艺术中的重要的艺术手段，在诗歌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诗经》的哲学价值

近代以来,对《诗经》的研究早已超越文学范畴,而以多学科多方位展开。郭沫若先生在20年代就利用《诗经》中资料阐述我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变革。可见《诗经》自有其哲学研究价值。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先秦伦理思想的发轫为《诗经》所反映。其诗篇中表现出来的道德范畴、伦理观念、行为规范为研究古代伦理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孝”的观念,《周颂·闵予小子》曰:“于乎皇考！永世克孝”,《大雅·下武》写道:“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从《诗经》看齐鲁婚恋习俗

齐、鲁是周初同时分封到东方的两大诸侯国，齐鲁文化发展至今已成了山东的代称，但我认为，在儒家尚未成为正教之前，包括在《诗经》产生的年代里，齐文化与鲁文化仍是两个相对独立并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或对立的文化体系。从《诗经》中的许多关于齐鲁的篇章，也可看出齐、鲁这两个文化体系某些方面的差异。婚恋习俗是最能体现民俗特色的，《诗经》关于婚恋的诗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诗经》中可以看出：虽然两国都受周礼影响，主张婚嫁是“匪媒不得”，但齐国的婚恋相对表现出了更多的原始性和自由性，鲁国就更多表现出了理智性。根据《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