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术语学理论(TCT理论)对普通术语学理论(TGT理论)的批判

维斯特是现代术语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其提出的"普通术语学"理论(TGT理论)是指导术语研究的权威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这个理论创立之初起,近一个世纪无人能撼动其地位.但是近年来,术语学界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对TGT理论的质疑之声渐有耳闻.在这一片质疑声中,西班牙术语学领军人物加布列博士显然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她所...     

试论术语学的建构是一种“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兼评“交流(交际)术语学”在术语学发展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传统术语学思想受到多方质疑,但当今全球化的术语学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到消极的“十字路口”。与之相反,术语学建设变得更加稳健和朝气蓬勃。文章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论述西方学者提出的“术语学是一种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并对交流(交际)术语学在术语学发展中的作用做粗浅评价。     

现代西欧对术语学传统思想的质疑和新的思想突破

维斯特创立的普通术语学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形成后,在30年中稳步前进。自21世纪以来,欧洲对术语学的讨论忽然变得热烈,产生了一些“颠覆性”的质疑。文章介绍了欧洲术语学传统思想的承继者们如何应对这些质疑,以及“现代术语学革新派”突破性的理论思想贡献,并浅析未来的术语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和远景。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当前欧洲术语学的认知理论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术语学界出现了对传统术语学的反思思潮。近十几年,在欧洲专业语言学界经历了某种认知方向的转换,这种潮流也对术语学界的理论反思产生了影响,相应产生了一些新的术语学认知理论范式。文章旨在对这些新理论思路的产生和发展做一简述,以期与广大读者共勉,并对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浅评日本学者术语学之作《术语动力学:论术语构成和术语增长的描述性理论》

日本学者影浦峡所著的英文术语学著作《术语动力学:论术语构成和术语增长的描述性理论》,自21世纪初问世之后,在西方术语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文章简单介绍了其主要框架,并从西方学者视角、结合作者的认识,评价其对世界术语学理论与实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匈牙利21世纪前10年的术语学理论和实践

匈牙利术语学研究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因其文献主要采用匈牙利语,故而鲜为人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匈牙利语作为一门小语种,它的术语学实践和理论深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匈牙利语言学家和术语学家阿戈陶的文章介绍了近20年来,处于时代变革中的匈牙利术语学理论和实践状况,并对匈牙利术语学的未来提出了展望。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口。自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拟议共建术语学研究所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我国进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创建与发展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应该是术语所的中心任务,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中心问题。趁着国内各方专家学者齐聚我校之际,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期望各位与会者能为我们献计献策,以便使术语所的工作能尽快地走上轨道。1.充分认识开展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人们常常用“知识爆炸”这样的说法来描述信息时代知识飞速增长的状况。据说,在当今时代,每隔25年,人类的知识总量就要翻一番。而术语是凝集一门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是承载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术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知识爆炸”的发生,必然也要发生“术语爆炸”。实际上,这种“爆炸”的“冲击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新词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国外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词占新词的80%,进入90年代,则占了90%。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科技术语词的数量都要远远超出普通词汇的数量。就这一意义来说,只研究普通词汇而不管专业词汇,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术语与一般普通词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术语不是自发产生的,用一句国外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术语是“想出来的”,是人为干预的产物。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爆炸物”,拿什么作为理论依据对其进行干预？怎样干预？这是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解决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系统,都要研究并规范自己的术语,不然,这门学科就很难成立,更难顺利发展。但是,涉及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则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完成。仅就这一点来说,加强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就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与迫切性,可以增强我们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更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2.给术语学以准确的学科定位术语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相应的国际组织,为此还确定了学科的正式名称,在英语里,用terminology science来取代此前的terminology。在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替代терминология。这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应被视为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笔者的印象中,国内学界对术语学的性质与地位还没有明确的、普遍一致的认识。强调术语学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多,而明确肯定术语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少。然而,是否承认术语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边缘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难免常常受到冷落,甚至沦为少人问津的冷门。综合性的东西,涉足的人会多些,但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因此,仅靠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与促进术语学的发展。把术语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是与国际上的通常认识一致的。这样来考虑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情况会大不一样。作为单独的学科,它应该获得“计划单列”的待遇,须要有人从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我们所处的现状出发,积极地通盘考虑并规划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不是消极地听凭其自生自长或由其他学科作为边缘来随意安排。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科学学对此是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按国外学者的说法,这些标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具有相关领域的文献;2)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3)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4)固定的常备人员;5)专门的研究对象;6)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7)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8)研究的方法;9)专业的科学语言,等等。如果要把术语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那也不妨沿着这些标准所提供的思路,衡量我们所处的现状,提出有待解决的任务,以推动学科的建设向前发展。这些任务大致可以归结为：理论探讨、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应该成为术语学研究所规划自己任务的出发点。3.术语学理论建设可分三步走上述的判定学科独立性的标准中,后几项实际上都是与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学科立足的基石都在于它是否有对该学科研究对象做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在我国,有计划、有领导的术语活动,开展已有百余年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术语的定名统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说到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却只能说是乏善可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然与术语学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有关。更多的不说,严格的文理科分家就对术语学人才的脱颖而出极为不利。没有清醒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加强我国的术语建设,先要加强术语学的理论建设,这已经是势在必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沿着“引进”、“结合”、“创新”这三个步骤来开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先从引进做起。引进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做法。此前曾有人很少量地翻译了几本国外的术语学著作,如加拿大隆多(Rondeau G.)的《术语学概论》,以及其他个别文章等。这也许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想得到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学派、某一大家的术语学思想或活动进行综合的介绍、分析、研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就是这样一部书。再进一步,还可以派专人、就专题去特定的国家,进行定向的研修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请进来”的做法,邀请国际上不同学派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华讲学。借著名学者来华之机举办学习班或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总之,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国外术语理论的引进工作。这也许是术语学理论建设在目前起步阶段首先要做的工作。“结合”是指国外现有术语学理论与汉语术语实际相结合。这是用国外的术语学理论之“矢”射汉语术语之“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消化吸收国外理论、解决汉语术语实际一般性问题的过程。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一点,对于黑龙江大学现阶段能实际参加术语学所工作的人来说,实现这种结合可能比完成引进要难。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相信,黑龙江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会逐步显示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结合,有关方面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要有选择、有步骤地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逐步熟悉有关术语委员会实际定名工作中的丰富经验以及成功案例,让他们参与华语圈内的术语学术活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此外,要最终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有更多的人,包括外语界、汉语界、社科界、科技界的有志者,做出一些跨学科的、横向发展的努力。当然,我们更期待,随着教改的深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合理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并投身到术语学研究领域中来。现有的国外术语学理论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科学学等多种学科都为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理论观点与方法,因此,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对各种不同语言中的术语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4.推广术语教育,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学科建设的根本。说到底,有了人,形成了队伍,才能谈到其他。笔者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经有“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的想法。这一构想应该得到肯定与支持。它不仅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我们期望,上述想法能早日落实。其实,在国外,在术语研究发达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急起直追。在高等院校开设的术语课应该是面向文理各专业的共同课。它应该是培养学生基本知识、技能与方法的基础课。它也完全可能成为这样一门课。就其性质而言,这还是属于术语学的推广教育、普及教育。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从提高入手的问题。两者是互相促进、互为依托、并行不悖的。实际做起来,两者各有自己的难点。笔者以为,目前也许应该先从培养高层次人才抓起。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我们也许还没有术语学科班培养出的人才。既然术语学是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那么,其他学科出身转而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很难弥补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术语学又恰恰是一门与多种学科具有密切关系的综合学科,这无疑又增加了由外行转变为内行的难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术语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我们的突破口也应该首先选择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培养这样的人才,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可以选择有条件又有积极性的一所或几所高等院校为依托,由有关方面牵头,联合多方力量,调动并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有利因素,招收培养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这样,经过三五年之后,我们就会有真正术语学科班出身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他们应该起到火种的作用,应该成为未来术语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术语学科的知识会得到进一步的普及。5.目前要做的几项工作1)确定选题,抓紧立项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与日常工作就是围绕着课题做研究。术语学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华语圈内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从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出发,我们初步设计出如下几个研究课题：《术语学理论问题研究》——这应该是反映就某些术语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更深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这些问题可能会包括：奥地利术语学派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对比研究;系统方法在术语学研究中的运用;某些学科如语言学、法学等学科术语的特点;某些著名术语学家术语理论的介绍等。《术语学名篇选读》——这是一部以介绍国外各著名术语学学派有影响的术语学著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它的主体应该是对原作的准确翻译,同时也要附有对这些著述或重要论点的解释与说明。通过这个选题的研究,可以使一些以外语见长的人更进一步深入到术语领域中来,同时,也可以帮助没有条件直接接触术语学经典著述的人熟悉术语学的理论。这一课题可能是其他相关课题的副产品。《俄国军事术语研究》——这是一部以术语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以一个具体专业的术语为实例,对该学科的术语做出全面理论阐释的著述。它既可以更深入地消化吸收并实际运用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同时也是对一个学科术语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现状的揭示。《术语学概论》——这是一部以大学生等一般读者为对象、结合汉语术语实际、较全面阐述术语学理论内容的普及型著作,也可作教材使用。《术语学原理研究》——这是一套结合汉语术语实际从更深的理论高度上阐述术语学基本原理的系列著作。它应该涵盖与多种不同学科的术语学原理,比如《术语的语言学原理》、《术语的符号学原理》,等等。它应该是国内术语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对上述课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论证,并在可能的场合对这些课题的立项给予支持,为这些课题的顺利完成给予具体指导。2)健全机构,网罗人才前面说到的学科成立的标准中,有好几项是与学科的组织建设相关的。比如：要求“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具有“固定的常备人员”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授权的术语建设的领导机构,担负着涉及全局性的规划、指导与协调等重大任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全国科技名词委为核心,还应该建立能更广泛地联系并团结有志于术语学研究或从事术语实际工作的群众的学术团体。据笔者了解,目前,除去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高等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与术语工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某些词典学、词汇学或科技翻译、语料库建设的研讨会上,不时会有人谈及与术语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只能是处于会议主要议题之外,和者甚寡,甚至根本找不到对话者,更不用说找到知音了。围绕某一学科术语的工作会议可能很多,但就一般术语学普遍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却很少很少,甚至没有。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术语学的发展。应该尽快地建立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为更广泛的研究者提供自由讨论术语问题的场合。     

第五届“中国术语学建设暨术语规范化”研讨会通知（第1号）

第五届“中国术语学建设暨术语规范化”研讨会将于2013年10月在十三朝古都洛阳举行。主办单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承办单位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热忱欢迎全国各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的学生、教师、学者、专家参加研讨。一、研讨议题（1）术语学理论（3）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5）术语学教育（7）计算术语学与术语知识工程（2）术语规范化与标准化（4）术语翻译与词典编纂（6）大数据背景下的多语言多学科术语研究（8）其他的术语相关研究     

浅析西方术语学发展历程——介绍“术语学是一种‘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

文章介绍了加拿大学者安杰拉·坎波的长篇论文《对欧根·维斯特著作的接受和术语学的发展》的主要观点,及西方术语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在术语学的发展史上,欧根·维斯特的著作,一直是各国从事术语学工作和研究的学者们的灵感源泉。维斯特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之父”。自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相关领域的迅猛发展,术语学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工作方法或理论导向,它们大都对传统术语学持批评态度,由此引起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安杰拉·坎波以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为解释模型,有力地说明了现代术语学是一个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更加强大的独立学科。     

面向术语知识库编纂的专用语料库设计

术语信息的多样化需求对术语数据来源提出了新要求,专用语料库在术语知识库编纂中发挥了愈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气象学科为例,通过与通用语料库比较,从类型定位、语料规模、语料选择和语料加工四方面明确了如何设计面向术语知识库编纂的专用语料库。     

维斯特的“世界话语”研究及对普通术语学的影响

欧根·维斯特是第一个从术语学角度对“世界话语”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他的这项研究对维也纳术语学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从简介这项研究产生的学术背景入手，着重介绍了维斯特的“世界话语”理论，并论述了“世界话语”理论对形成维斯特普通术语学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浅析加拿大术语学方向

加拿大的术语学工作有其独特的背景。双语国家的特点和魁北克省想求得语言和文化法语化的渴望,使得术语学工作有其独到之处。文章就几个基本点进行粗浅分析,以便与其他学派做综合比较。     

俄国术语整理与标准化研究工作概略

术语的整理与标准化是术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的术语整理工作,因起步早,研究成果多,理论观点丰富,而更加令人瞩目。文章就俄罗斯术语整理与标准化领域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作概要的介绍。     

中医方药量效关系研究进展——“973”计划“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项目研究进展

“中医不传之秘在药量”,方药剂量直接影响中医药临床疗效。开展方药量效关系研究的目标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量。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理论上,拟形成“以医为本的随证施量策略”和“以药为本的量效关系规律”构建方药剂量理论：参考现代西药量效关系研究模式。在方法学研究上创新性提出以临床疗效评价为中心,以药少而精、药专力宏的示范性经方为载体,建立多学科、多层次、多种技术手段等集成的方药量效关系研究方法体系,以全面、系统地阐释方药量效关系。     

浅析北欧术语学方向

在世界性的术语学工作中,北欧地区以其文化同质性和语言多样性独树一帜。但是北欧地区的术语学工作,主要侧重于实践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理论体系。分析北欧地区的术语学现状,以期为中国的术语学理论与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生科技术语翻译能力调查分析

翻译教学研究中有关术语翻译学习者能力的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研究运用翻译能力与术语翻译相关理论,对国内4所学校西班牙语专业153名本科生的术语翻译能力进行了调查。调查旨在了解西班牙语专业大学生西班牙语—汉语双向翻译中的术语能力构成要素。量化和质化的数据分析显示:(1)西班牙语专业大学生在翻译中术语工具运用能力、术语管理能力较低,显著影响西班牙语文本的汉译质量,与术语处理和术语识别能力形成显著性差异;(2)术语处理能力不足的西班牙语—汉语翻译中,语篇错误更多;(3)术语知识不足、术语意识缺乏导致术语处理能力不足。最后,文章指出,为提高科技文本翻译质量,翻译教师一方面需要增强学生的术语管理和工具运用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相关科技知识的传授。     

术语能力培养中的理论问题

术语理论发展经历过两个大的转向,首先是描述转向,然后是认知转向。描述转向使得术语学朝着实际应用的方向发展,因而成为能够对术语能力培养实践进行指导的理论基础。认知术语理论则强调了术语资源的分布性。在这种分布性下,术语能力可以视为在不同知识表征之间进行切换的能力。分布式认知理论为这种能力的培养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培养路径。     

浅论气象术语标准研制的问题与对策

为避免气象术语中出现循环定义、定义不协调、定义与术语不匹配、定义重复术语名称或使用代词等问题,运用术语学原理分析,提出研制术语时要注意“语料收集、定义研制、术语分类、辨析关系”的对策建议,这对提高术语研制质量,增强表达交流效果,完善气象标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