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赋比兴说

(一)毛诗郑笺释兴 (二)兴义溯源 (三)赋比兴通释 (四)比兴之用 诗大序说: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周礼大师称为“六诗”,次序相同。孔颖达毛诗正义说: 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以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 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 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1)赋比兴又单称诗三义,见钟嵘诗品序。风雅颂的意义,历来似乎没有什么异说,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渐有新的解释。(2)赋(1)说本郑志。又“南”当别出,与风雅颂为四,今姑仍旧说。(2)如阮元释颂说…     

“氓之蚩蚩”新释

“氓之蚩蚩”这句诗,是《诗经·卫风·氓》的首章首句。《毛传》训曰:“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朱熹在其《诗集传》注云:“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谁何之称也。蚩蚩,无知之貌,盖怨而鄙之也。”马瑞辰在其《传笺通释》中云:“蚩蚩,痴味之貌。”《韩诗》释蚩蚩为“意态和悦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此书注云:蚩蚩,忠厚的样子。”余冠英先生在其《诗经选》中注释曰:“蚩蚩,同嗤嗤,戏笑貌。”总之,以上这些解释,均是我国古今著名的学者对“氓之蚩蚩”诗句所作的解释。我认为这些解释并非符合诗句原意,故写此文探讨。《氓》是古今学者共同承认的弃妇诗。此诗是以一个被遗弃的妇女自述的口吻,倾述她被     

《毛诗序》和《诗集传》对诗旨理解的不同

作为《诗经》宋学的集大成之作,朱熹的《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有批判,突破《毛诗序》"美刺言《诗》"对诗旨的牵强附会,主张"以诗言《诗》",试图从文本出发探求诗的本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诗的本来面目。朱熹虽对序是否合乎诗旨产生怀疑,主张不依序说诗,但在具体释诗过程中存在并未完全废序的现象,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论郑樵

郑樵（1104－1162）．号渔促，福建兴化军莆田县人。生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卒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是南北宋之交的学者。他是宋代反传统学者中最大胆的一位，他研究《诗经》时，认为《诗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彻底把（诗序）的说法加以推拥，对汉代的（毛传｝、（郑实），则作彻底的剧创。郑标的说法，在南来时代起了革命性的影响。首先朱子接受他的观点，把以前进从传序）而作的（诗集传》全部废弃．另作反《诗序）的（诗集传｝和《诗序辨说），形成来人的反《诗序）运动。郑檐的说法为朱子派学者所吸收，但他的地位并没有相对地提高。他的…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说《卷耳》主人公非采卷耳者

说诗经《卷耳》篇主人公即采卷耳者,最有影响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在《卷耳》首章四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下朱熹曰:“赋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引见《诗集传·卷耳》,重点号是笔者所加,下同)朱熹对“赋”有特定的解释,他在《葛蕈》首六句下第一次出现所谓“赋”下释“赋”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直言”,就不是“曲言”,亦不是“隐     

《郑笺》中的整体内容训释

《郑笺》训诂主要是字词句的训释,这是学者研究《郑笺》的重点,但《郑笺》也涉及整体内容的训释,关于这点历代学者没有涉及。从分析篇章结构、补释文题主旨、说明史实典故、解释名物制度看《郑笺》整体内容的训释,《郑笺》从总体上进行了科学的整体的关照与把握,这对后世注释之学是极大的启发。     

论《诗集传序》理学视野下的《诗》学思想

朱熹倾四十年之力而著的《诗集传》,是《诗经》研究史上第三座高峰,通行宋之后八百余年。朱熹以理学为指导,在义理解诗的基础上,尊重诗文本身,将义理与诗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阐释实践,是其诗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诗集传》对《诗经》爱情诗的多变态度辨析

《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在宋代疑古风气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反映了朱熹尊儒尚理的观念,另一方面体现了朱熹新的解《诗》方法,即"以诗解诗"。在尊儒传统、疑古风气以及朱熹自身读诗体会的影响下,《诗集传》对爱情诗的解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是与《毛诗序》相同,解为文王后妃之德或美刺诗;二是从诗本身出发,体味诗意,但又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把男女爱情诗解为"淫奔之诗";三是还原诗本意,肯定男女情思,不做过多的理学阐释。朱熹对爱情诗多变的态度也反映了朱熹本人思想的矛盾之处。     

"淇水汤汤"考释

对《诗经·卫风·氓》中的“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历代所解颇有不同。郑《笺》以此为追述之笔:“我乃渡深水,至渐车童容犹冒此难而往,又明己专心于女”,其后孔《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均申郑说,以为本句乃“此妇更追溯来迎之时”,“冒此深水渐车之难而来,明己专心于汝”。然如依此说,则势必打断全诗由婚前至于婚变按时序追述的章法。朱熹《诗集传》别立新说,认为这是写女子婚变后“复乘车而渡水以归”,其后也多有承此说法者。但此说亦可商榷。因本句前之“自我”二句言婚后生活,后之“女也”四句斥夫之无德,均为叙事之笔,而中间忽以…     

《诗经》以“采”兴“怀”通解

成语“一日三秋”来源于《诗经·王风·采葛》。其全诗如下: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篇小诗,古今注家有种种解说。《诗序》说是“惧谗”之作,《传》《笺》《疏》解释为臣子担心国君听信谗言,一日不见国君如同三秋。     

闽地《诗经》学传统与黄道周《诗经》学述略

闽地开发较晚,但在五代至北宋初即已有蔡元鼎这样的《诗》学专家.至朱子兴学闽地,其所著《诗集传》在闽地影响深远.受其影响,闽地治《诗》者代有人出.黄道周浸淫于具有浓郁《诗》学氛围的闽南,一生治《诗》不辍.黄道周《诗》学著述散佚严重,但经过爬梳剔挟,还是可以发现其有大量的《诗经》学文献存世.梳理闽地《诗经》学传统以及黄道周的《诗经》学研究,可以引起学界对黄道周乃至闽地《诗经》学的关注和研究,以充分揭示其特点和价值.     

谈《诗集传》中的训诂术语“放此”

朱熹的《诗集传》以训释简明而著称,这与朱氏善于运用训诂术语有关。本文通过集中研究训诂术语"放此"在《诗集传》注释中的运用情况,探讨其作用。     

从"止乎礼仪"到"诗不匿情"——王夫之《诗经》学中的诗情观初探

王夫之论《诗》完全打破了由《序》、《传》所开创的传统研究模式,以《诗经》为起点论及汉魏六朝及唐宋的诗歌,从个人的哲学、文学的观点出发,对《诗经》各篇加以引中发挥,论述内容由诗歌拓展到文学、政治、哲学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诗情”进行了详尽独到的诠释,使得人们对《诗》中作品的价值有了一个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求新”与“有据”——《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诗释》读后

顷读《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诗释》(载《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对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力求对李诗作出新解,这是值得欢迎的。李商隐的有些诗,历来号称难解,早在金代的元好问,就有“诗家总爱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绝句》)之叹,可见对李诗的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去提出自己的新见,是应该鼓励的。但遗憾的是,当我读了《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诗释》(以下简称《诗释》)之后,并不满     

《豳风·七月》结构与孔疏“衣食所分,男女正助”说

关于《豳风·七月》一诗的结构,孔疏提出"衣食所分,男女正助"说。"衣食所分"存在问题,但大体符合文本实际。"男女正助"则是在郑笺基础上有意曲解、抽象而成,是突出理念轻视文本的产物。两者相合,意图构造一个早期农业社会的理想图景,系统阐发《诗序》"陈王业"说。要完善分析此诗结构,应该以"衣食所分"为基础,参以朱熹、姚际恒、崔述等各家说解,进行必要的折中综合。     

谈《诗经》中“兴”的表现方法

近年来在讨论诗歌传统表现方法——赋、比、兴的某些文章中,常常是比、兴并提而侧重谈比,略于谈兴。其实,这是不尽恰当的。兴,作为一种表现方法,它是和赋、比并列的。在著名的《毛诗序》中,兴就被列为“六义”之一。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篇》,对兴也专门作为一个方面加以论述。朱熹的《诗集传》也是对《诗经》中每一首诗的赋、比、兴方法分别作出解释。毛泽东同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强调的仍然是“比、兴两法”是诗歌创作“不能不用”的方法。这些都说明兴是不可忽视的表现方法之一。这里,想以《诗经》为例,对它作一些粗略的论述。作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和赋、比一样,兴也最早出现于《诗经》。在《诗经》中,     

“先生如达”辨

“先生如达”,是《诗经》中周民叙族事性史诗《生民》里的一句。秦汉以来,有关的传疏注释不少,但往往是歧义纷逞、各执一端,以致使读者很难把握要领,索得确解。并且,由于此句是关于周始祖后稷诞生时“灵迹”的追述,理解不确,不仅直接影响着对下文诗句的准确理解,同时,也大大影响着对后稷历史传说原貌的再认识。因而有加以重新探讨的必要。对于“先生”的理解,分歧不太大。多数注释以为是“首生”(朱熹《诗集传》)、“初生”、“第一胎生”(高亨《诗经今注》)的意思,即是说,姜嫄“禋祀”(祭祀主生子之神)于郊而后,践履巨人足迹有     

介词“方”探源

汉语介词绝大多数由动词衍生，唯“方”例外，古汉语介词“方”是从副词发展而来的。本文拟描述这一“副词——介词”的转化过程。《说文》方部云：“方，讲船也。”《诗·邶风·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郑笺：“方，附也。”《诗经通释》：“方本饼船之名，因而饼竹木，亦谓之方，凡船以及用船以渡通谓之方。”《国语·齐语》：“方舟设阶。”韦昭注：“方，并也。编木口哨。”由并船引申出用船或筏渡之义，又如《诗·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以卜《诗经》两例之“方”均为动词。然而，介词“方”的意义显然不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