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答贺朝霞、李亮

将中共"一大"开幕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日缺少历史证据。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心组指导和影响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通过发布党纲、派人和书信指导等形式领导和影响这些地方党组织;1920年共产国际实际已对中国共产党起指导作用,"一大"前已有了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一大"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有些研究者对中共成立于1920年观点的批驳缺乏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     

试论韦拔群对中国农民运动的贡献

韦拔群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独特的个性品质：他出生在富商家庭,但幼年对广大贫苦农民就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愤世嫉俗,有强烈的革命叛逆精神;他毁家也要革命,很早就知道暴力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痛恨腐朽的政治,很早对革命就有主见性。这四种品质决定了他在农民运动中独特的历史贡献：他是我国农民运动第一人,通过＂同志会＂为农民主持正义;他创建农民自卫军,并三打东兰县城,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他举办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被中共中央称为广西的＂彭湃＂;他与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并为起义军提供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他面对重兵＂围剿＂,灵活地将队伍化整为零,继续开展游击战。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平民政权”口号的提出及演变初探

＂平民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三大＂期间提出的政权主张的新提法,之后一直出现与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文件、宣言、报告、决议中。这一口号,既延续了＂二大＂所提出的＂由一个或数个革命的党派共同执政＂的政权观点,也为稍后中国共产党＂革命民众联合政权＂、＂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独裁制＂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方案提供了一个总体思路。在中国上世纪20年代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涵。文章追寻这一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为进一步研究中共早期政权思想提供更为广阔的思路。     

魏征诚信思想与贞观政治

魏征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他在为政实践中所形成的诚信思想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和极其丰富的内容,是一份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对于贞观之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他的＂诚信是国之大纲＂的政治思想,演化成为贞观政治的一种指导思想。尤其在实际的施政措施中,他强调＂令出必信＂,推动了贞观年间以信立法的政治文明建设;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互信＂,上下相信、和谐共治,促成了贞观政治清明的形成;他还强调＂用人以信＂,任用诚信之士也是贞观之治产生的一种重要保证。魏征的诚信思想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冯友兰“开来”、“继往”的现代观

冯友兰是一位主动探取西方思想资源的现代新儒家,其现代观是在中西思想激荡中形成的。冯友兰注重社会＂新性＂,其所论说的＂新性＂,不仅是从逻辑原点上说,更是从实践层面的一国、一民族及社会改革层面上说的;他依据社会＂新性＂来论述其开来、继往的现代观,其精彩之处,就在用开来与继往的辩证过程来表征＂革命＂这一范畴,他认为若忽视了革命亦是继往,则对于社会上的变革,必将产生误解。冯友兰对＂制度＂演进有深刻的认识,他以现代制度演进的实例,来支撑其社会＂新性＂的原理,这其实是冯氏的深刻之处。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步骤,则显示了冯友兰的理论卓见。     

1848年泛滥欧洲的“革命风暴”

革命就像＂病毒＂,一个国家＂染病＂,总能风暴般波及周边其他＂体质不佳＂的国家,如同突尼斯革命风暴传染给阿尔及利亚和埃及…… 1848年泛滥欧洲的＂革命风暴＂在埃及革命喧嚣中让人记忆犹新。     

共产主义：在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视野中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的＂新耶路撒冷＂,其核心内容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具有崭新的意义。     

“接轨”的误会

每个城市都有着极强的自身地理、气候等特征,因此,城市治水未必能复制般地与国际＂接轨＂,但＂有关部门＂确实得有这份心。城市内涝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很快就从武汉、杭州、南昌等地传染到了北京。6月23日下午的一场大雨,也让首都一度变成了＂东方威尼斯＂。去年广州等百余城市被淹,今年雨季刚刚开始,首都就已经＂失守＂,不知道接下来,各地的情况又将怎样。现在,城市内涝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反思和批判当下城市规划的问题。这一两年来大家还是找到了一些共识,发现了一些真相。比如,我们很多大城市排水系统学习的是＂苏联模式＂。     

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主题是＂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并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神话历史＂、＂遗产与历史＂、＂族群与历史＂和＂证据法＂展开热烈讨论,这一议题继续凸显人类学转向后的学术范式革新,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设。     

一个英国小镇“能源转型”的故事

英国人罗布·霍普金斯原本是一名农业学家,他在爱尔兰执教＂永续农业＂,这属于模仿自然界的可持续农业学科。2004年,霍普金斯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听了一堂＂产油峰值＂的演讲,让他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离不开他的汽车,     

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的策略转变及原因

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的有利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准备独占东北。但随后不久,因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在东北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作长期斗争的准备。从＂向北发展,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中共经营东北的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这种变化,是中共、美蒋和苏联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黄崇胜和他的和平科技集团

他不是政治家,但他是思想家。他不为官,但他为人民服务!武汉和平科技集团总裁黄崇胜作为一个老红军的后代,一个传承革命思想的实业家,始终把继承革命光荣传统、为革命老前辈争光、为社会作贡献和为人民服好务作为行动准则,他实实在在地为之而奋斗着。武汉和平科技集团创建于80年代初,是一家民营高科技股份制企业,主要从事工农业高科技开发和科技成果转     

埃及女性谋求继续“革命”

许多女性对＂革命＂后地位并未改变很失望 在游行中,不少女性也积极参加了,但到头来,她们仍被看不起。 4月8日,星期五,成千上万的埃及年轻人来到位于首都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举行＂百万人大游行＂,游行的目的是为了＂清算穆巴拉克＂。这一＂百万人大游行＂,     

得失的惯性——《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评介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纵观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得失史＂,也是一部＂资政史＂。后人编写前人的历史归宿在于＂前车之鉴＂,批判和继承,调整有关政治制度,趋利避害,更好地利于统治。     

论邓中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的,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如何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指明实际的步骤、任     

百越古道：一个历史的考察

＂百越古道＂是连接中国西南至南亚＂茶马古道＂,是通往中国东南出海口和东南亚的古老通道。这条古道不仅是经贸之路,也是民族迁徙和交流往来之路。历史上,中国南方民族通过这一古道向东南亚扩散。我国南方与东南亚有20多个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还有很多民族是＂跨境民族＂,这一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这一古道密切相关。百越古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西南、华南与东南亚和大洋洲交往频繁,为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百越古道初成格局。三国至唐宋,是百越古道大发展和鼎盛的时期。元至民国时期,百越古道继续发展与变革。解放后,百越古道获得了新生和繁荣。百越古道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中国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通过追溯历史,考察百越古道在上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     

方志敏与大革命时期的江西农运

方志敏是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大革命时期,他曾先后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中共江西区委农委书记,江西省农协执委常委兼秘书长。1927年3月到武汉出席了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在党的领导下,方志敏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向广大农民宣传了革命真理;以出色的组织才能组建了江西省农民协会;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建立了农民自卫武装,开展了革命武装斗争;他还     

论韦拔群革命斗争群众性理论的实践

韦拔群以少年时代亲民、怜悯穷人、救难济贫的正直＂拔哥＂形象深得民众的喜爱;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植根于民,胸怀革命理想,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一生为民众谋福祉,积极探索革命真理,实践了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转变;他锲而不舍地坚持发展右江农民运动,艰苦卓绝,以民为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农民运动规模和武装斗争,最终为著名的百色起义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右江红色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革命斗争实践表明,中国革命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具体国情条件下,实践革命斗争,必须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以民为本,为民谋利,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最终获得成功。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小康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要发展地方经济,建构文明社会、和谐社区,同样需要弘扬这种精神,借鉴这些经验。这些成功的革命理论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将帅传说——“巴渠民间文学研究”之三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川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1923年,王维舟即在宣汉县清溪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9年,四川最早的农民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在万源创建。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向前、李先念、王维舟、王树声、廖承志、张琴秋、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陈再道等,曾在巴山渠水间进行过浴血奋战。当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     

江浩传略

江浩原名江文浩,字注源,也作著源、著元、竹源。于1880年11月13日出生在直隶省玉田县北刘家桥村一个地主家庭。他早年跟随孙中山搞革命,是一位坚定的爱国民主主义革命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是我党的出色的革命活动家。毛泽东同志曾称赞他“是一位像松柏那样长青的革命元老”。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振兴中华,他献身革命,奋斗一生,成为我国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从爱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一个突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