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三大乐歌声调辨

欲明汉代乐府诗之声调,必先明汉三大乐歌之声调,何以帮?因三大乐歌,可以代表汉朝乐府诗全体之声调故(五言乐府诗,似不能代表;然郊 歌中亦有五言句)。三大乐歌者:即安世房中歌十六章,郊祀歌十九章,铙歌十八章。今将其来历,说明如下: 一三大乐歌之来历 甲.安世房中歌之来历汉书乐志:“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乙.郊祀歌之来历汉书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     

论宋代的旧题乐府及其新变

旧题乐府是宋代乐府诗的两大类别之一。宋代的旧题乐府，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直至北宋中期才得以繁荣昌盛。以梅尧臣、文彦博、张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旧题乐府，主要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以旧题写新事，一是以旧题写旧事。南宋由于“靖康耻”的现实原因，以关注社会现实、充满爱国激情的旧题乐府，即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道风景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变乐府旧题之正格为变格，在形式上以五、七言的齐言体为主，并借用近体诗中的某些技法以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是宋代旧题乐府表现在新变方面的几个主要特点。     

论晚唐乐府诗对新乐府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晚唐以“皮、陆”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关心民瘼的乐府诗人沿着中唐新乐府诗开辟的现实主义乐府诗风道路继续前进。他们继承了新乐府现实主义诗歌的自拟新题写实事与叙事手法,并发展了乐府诗的讽喻艺术。     

唐代弃妇诗创作对乐府的接受

唐代弃妇诗的创作显示了乐府诗的"母体"特性。质言之,乐府是弃妇诗产生的土壤,并滋润着弃妇诗。弃妇诗的发展源于对乐府的接受,其接受的方式:一是对乐府古题的承袭,二是对乐府古辞的承袭,三是对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的承袭。这种文学接受的诸端形式反映了唐人制诗拟乐府及脱化1的机制特征。     

陈沆与乐府诗比兴笺释

对乐府诗比兴的笺释,是清代乐府诗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末陈沆《诗比兴笺》之"乐府比兴笺",共对由汉而唐的107首乐府诗之比兴所进行的"笺释类批评",创获既多,特点亦众。陈沆《诗比兴笺》之"乐府比兴笺"的问世,标志着对乐府诗比兴的"笺释类批评",在清代末期已进入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诗比兴笺》虽不以对乐府诗的批评而著称,但其中的"乐府比兴笺",却使之成为了乐府诗批评史上的"第一书"。     

刘勰乐府观的探讨

刘勰认为乐府是"诗"与"声"的合一,要以雅乐来配歌辞,从而达到观风识礼的目的.对于刘勰的乐府观,后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联系刘勰生活的时代,试图对《乐府篇》作具体的阐释,并与其诗歌观进行比较,从而对其乐府观有一个客观认识.     

论宋代的歌行类乐府

歌行类乐府,是宋代乐府诗中变化与发展最快、参与创作的诗人最多、最具个性与风彩的一类乐府诗。北宋的歌行类乐府,以田锡、梅尧臣、欧阳修、张方平、孔仲武、苏轼六人之作最具代表性,而周紫芝、陆游、汪元量三人,则是南宋歌行类乐府史上的三大家。鲜明的时代特征,诗题新旧互关、形式多样,诗歌体式的律绝化,是宋代歌行类乐府所呈现出来的三个最为明显的特点。     

李商隐与乐府诗

作为一位能博采众长、自辟宇宙的诗人 ,李商隐非常善于学习前代优秀的艺术传统。本文从他的拟作乐府入手 ,着重从“对乐府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对李贺诗歌的借鉴、对南北朝乐府善于言情的学习以及对古乐府诸般艺术手法的承传、发展和对乐府古辞的融铸、化用”等五个方面着眼 ,分析了在形成他独特诗歌风格过程中 ,乐府诗所起的点点滴滴的渗入与融汇作用。     

三曹乐府诗述论

乐府诗在三曹诗歌中占半数以上。三曹乐府诗突破了乐府旧题的限制,旧瓶装新酒,古调写时事,有继承,更有创新。囿干生活经历、情怀与气韵的不同,三曹虽有一些选用同一辞调的乐府诗,内容风格却迥然不同;即使是都写游仙题材,亦各具风采。     

《送元二使安西》讲析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王维写的一首春日送别的诗。这首诗,后因谱入乐府,取首句“渭城”二字作《渭城曲》。刘禹锡《与歌者何勘》诗云:“旧人惟有何勘(kan)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就是指此。诗题一作《赠别》《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又《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李商隐在《赠歌妓》诗中,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的诗句。由此可见,这首诗一经谱成乐章以后,就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歌辞,也是别席离筵的绝唱。由于乐曲的广泛流传,“阳关三叠”,也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名作。就诗论诗,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出色作品。     

试论唐人除夕题材诗歌

“除夕”这一节俗学题材一直受到古人的重视。唐人创作了不少除夕诗，但却很少引起研究的注意。通过分析唐人除夕诗的内容及其蕴涵的传统化精神，可以揭示出不同时期除夕诗的审美特征，看出盛唐气象的逐步形成过程。     

中国文学的历史星空

阐明中华文学经四千年的演变潮流,形成中国文脉。上古文存、春秋笔墨、两汉散赋、魏晋骈咏、唐宋诗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历代文人佳作汇集,构成了中国文学历史上,繁星满天,璀璨夺目。     

文本阐释视域下的杜诗“诗史”之名缘起

"诗史"思维源自中国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传统,在漫长的理论架构和文本阐释过程中,杜诗"诗史"说形成"少陵生前流传""贞元、元和之际产生""宋代形成共识"等几种主流观点.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照的方法对上述诸观点甄别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杜诗'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的论断较为审慎,更多文献的考证是对"诗史"之名缘起进一步界定的关键.     

欧梅苏诗歌的“宗唐说”

宋代诗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致力于对唐代诗歌的学习与模仿,在他们的诗歌中充分体现了唐诗,特别是中盛唐诗歌的特点．学习韩孟诗派的“以文为诗”和学习李白的“天然雕饰”,既是他们诗歌倡导的方向,同时在吸收前人诗风基础上,开创了宋诗新的风格,为宋诗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论王驾七绝特色——以两首诗作为例

作为绝句的一种,七言绝句属于近体诗范畴。又因七言绝句短小精悍,节奏明快,便于创作,利于传诵,故在有唐一代空前鼎盛。七言绝句发展到晚唐,呈现出以口语入诗,思想上比较贴近民间的创作特点。而王驾作为晚唐一位擅长七绝创作的诗人,虽然现存诗集中收录其作的数量不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尤其是《古意》和《社日》两篇,不仅反映出七绝发展到晚唐所呈现出的态势,而且也彰显出王大用本人诗作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诗歌中灯烛意象的文化意蕴——兼论唐前灯烛意象的渊源流变

灯烛意象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经典意象之一。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其诗歌中用到灯意象34次、烛意象22次,就这方面来说,在唐代诗家中仅次于白居易。灯烛意象对李商隐影响深刻,而唐代的经济基础、政治气候、文化氛围也影响到了李诗对灯烛意象的运用。李商隐扩大了灯烛意象的表现力、内蕴力,创造出具有多方面文化意蕴的经典灯烛意象。     

论杜甫对庾信诗歌“朴拙”一面的接受

较之前期诗歌的精致高华,庾信入北朝后的众多幽居、述怀之作呈现出浓厚的朴拙色彩。这种"朴拙"色彩不仅体现为题材上的以寻常、鄙俗之事入诗,还表现在大力学习汉魏古诗之句法以及用文、赋的句法入诗。在整个初唐至盛唐诗坛前期,对于庾信的接受主要集中于研字炼句的工巧清新,却忽视了其"朴拙"的一面。杜甫对庾信则不单学其工、巧,还刻意学其"拙"。对于庾信"拙"的借鉴构成了杜甫诗歌"老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孟浩然对陶渊明田园诗的继承与创新

孟浩然与陶渊明在志趣、追求上有很多的契合和相通之处,他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文化传统,又有所创新。孟浩然虽然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自觉自愿地归隐,亲自躬耕田野,与农民的情感融为一体,但他带着盛唐人体味人生、欣赏自然的人生态度去现照景物,既重形也重意,做到了情景交融,并暗合画法,露出画意,直接开启了王维盛唐山水田园诗歌流派。     

论宋人对刘禹锡诗歌的经典诠解与吸纳

刘禹锡作为中唐独具特色的诗坛大家,其诗能于韩孟、元白诗派之外独辟蹊径,影响了晚唐乃至整个宋代诗歌。而刘诗传播的高潮时期正是在宋代,因而宋人在刘禹锡诗歌的解读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诗学观值得关注与探讨。宋人刘诗观可概论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政治讽刺诗：欲拒还纳之“怨刺”;其二,咏史怀古诗：精警深微之绝唱;其三,民歌体乐府诗：“奔轶绝尘”之天籁。可见宋人经过初期长达百年的仰视与模仿以后,已能冷静地阅读和分析唐人诗歌,从而拓展出了一套宋人自身的有关唐诗学理论。     

唐代女性的"奇妆" 习尚考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中国古代妇女化妆的鼎盛阶段,出现了“额黄“、“花钿“、“妆靥“、“斜红“、“胡妆“等今天看来极其特别的妆饰,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习尚影响的结果.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是审美客体,自身的审美需求长期被忽视,而唐代这种独特妆饰的出现,也是女性自身追求美的表现,可以说,是女性作为审美主体出现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