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民族国家想象——从《我的团长，我的团》看“新新中国”的历史叙述

大型历史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之让人摸不着头脑，与其个人化叙述有关，而这种叙述呈现的其实是新的现实下关于中国的新的想象（或曰“新中国”的想象），这种想象必须在历史、个体和民族国家民族之间展开，《我的团长，我的团长》显然提供了这样一种丰富的想象图景。     

莫罗佐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研究异议

著名莎学家莫罗佐夫（M·M·Morozov）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分析，早就为我国学界所熟知。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个悲剧根本不是莫罗佐夫所看到的那个样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除其中一场外，都发生在维洛那。至于剧情发生的时间，莎士比亚并没有具体指明。莫罗佐夫认为：莎士比亚总是描写他自己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无一例外。O他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了十六世纪英国的社会状况，并且提供了许多“标志”：“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的标志是……旧的封建社会的基础开始逐步为新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代替。”“我们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是以帮…     

江西红色文化内涵的哲学思考

江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过程。今天的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展开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并不仅仅出于一种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正确看待和处理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前景的理论眼光和科学态度。红色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并且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情感上的普遍认同,既是红色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鲜明特征的体现,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所面临的时代处境的内在要求。     

革命与启蒙——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也因此，上海在1960年代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以前的资产阶级趣味蜕变成一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特殊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颇具魅力的气质。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那些秉承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投入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摆脱了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如此，革命似乎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谁“启”谁的“蒙”？《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全球危险食物排行榜——8种食品添加剂：你将吞下的“定时炸弹”

你能想象每天都会吃掉76种添加剂吗？一款口香糖中竟然合有16种食品添加剂。美国一位医学博士最近发表一篇有关食品添加剂的最新研究成果，看完这些，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待见”那些常见的食物？     

“样子”

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展现了20年代老北京的风情,在其背景下突出表现了拉车人祥子的悲剧性命运。今天的“祥子”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再现和延续,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那些喜欢追忆过去时光和观赏旧北京风情的人们。现在的“样子”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如果你看到或接触了他们,会使你产生许多联想,不自觉地会与老舍笔下的“样子”作对比。如今的“祥子”都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在当今社会改革大潮中,他们的思想也同样十分活跃,对未来的工作与生活充满了希望。因为他们毕竟是这个时代的青年。从他们日常的生活     

晋东南“R”红土的成因与时代

在山西东南部的榆社、武乡一带的丘陵顶部及缓坡上,广泛分布着一层褐红—深红色粉砂质土状堆积物。三十年代德日进、杨钟健称之为“Red Loam”,简称“R”,并将其上覆的红色土称之为“r”层。关于“R”红土的成因和时代,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确切的结论,作者多次在该区进行新生代地质考察,对“R”红土的问题作了初步研究,现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出讨论,以供参考。     

文化软实力与国族话语的再生产——论作为象征符号与作为生产方式的国族话语形态

本文认为,国族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其具有话语再生产的潜能,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而随着中国作为大国的和平崛起,这种潜能越来越大,制约并生产着从宏大叙述到个人叙述等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关于中国形象及其象征符号的想象方式。国族话语既是一种象征符号,又是一种生产方式,两者互为前提和结果,中国越是发展,这一象征符号就越加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其所具有的生产潜能就越大,中国所具有的文化软实力就更加彰显出来。     

古老土地上的“恶之花”——读牧歌长篇小说《画里画外》

<正>记忆犹似梦幻，“有时梦会把生命最早期那些尘封的遥远记忆带回意识，并复制得惟妙惟肖、历历在目。(伊尔德布兰特)”长篇小说《画里画外》^[1]几近以“画”的方式，描述生活在“恶”中的场景，叙述语境中的“画”里“画”外，是那个逝去年代被损伤的人物塑像。牧歌在写作《画里画外》时，鲁南这片土地给予她深入魂灵的刻印，那熟稔的胎衣般的村庄，被工笔细描的微小事物，如无数的细胞，构成了庞大的躯体。     

“红色革命文艺”研究：学理与挑战

历史看待近年来开始活跃的“红色文艺”概念，还处于意义建构期，直接将之运用到文艺史研究中势必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如果将“红色文艺”具体化为“红色革命文艺”,它所包含的整体性视野，对于重新审视其内部相关文艺现象的概念命名、源流关系，它们与中国古代文艺传统、外国文艺传统和“五四”文艺传统的关系，还有文献整理中的问题，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目前以具体时段划分后的“红色革命文艺”研究，在概念命名上并不严谨，对整体源流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在与相关文艺传统关系的梳理上缺乏说服力，相关文艺梳理也存在不足，这些问题的形成与研究界缺乏整体视野有密切关系。在更大的视野上，“红色革命文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关于“启蒙-救亡”“传统-现代”“民族-世界”等重大问题悬而未决的结果，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突破，进一步深化对“红色革命文艺”历史的认识是关键点。     

凡人幻想战争 精英偷抢拐骗 谍战片的N副面孔

正越是在和平的时代,我们就越愿意想象战争,而间谍片,则成了和平年代对于战争想象的最佳替代品。2002年,一部美国和德国合拍的间谍片《谍影重重》开启了间谍片序列中专属于"杰森·伯恩(Jason Bourne)"的一个时代,也将马特·达蒙送上了好莱坞一线明星的地位。2003年,《谍影重重》成为美国本土出租DVD和家庭录像带最多的一部电影,此后的一系列续作,也让《谍影重重》和《007》、《碟中谍》等经典间谍片系列一起,站到了那个神秘而又充满"后战争"想象的间谍舞台上。似乎越是在和平的时代,我们就越愿意想象战争,     

试析台湾的“张爱玲热现象”

关于70年代后半叶到80年代，台湾的“张爱玲热现象”，不少识者已有看法，归纳这些看法可以得出台湾的“张爱玲热现象”的如下几种解释：一是夏志清的力推；二是与政治环境有关；三是唐文标、水晶、朱西宁、胡兰成等人，加入了建构“张爱玲现象”的行列里．但是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张爱玲的“台湾热现象”的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台湾与大陆同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共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大致相同的文学史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张爱玲在台湾形成的影响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心理上的需求．如果用后现代理论来解释就是怀旧，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回顾和挖掘．     

试析台湾的"张爱玲热现象"

关于70年代后半叶到80年代，台湾的“张爱玲热现象”，不少识者已有看法，归纳这些看法可以得出台湾的“张爱玲热现象”的如下几种解释：一是夏志清的力推；二是与政治环境有关；三是唐文标、水晶、朱西宁、胡兰成等人，加入了建构“张爱玲现象”的行列里．但是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张爱玲的“台湾热现象”的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台湾与大陆同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共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大致相同的文学史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张爱玲在台湾形成的影响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心理上的需求．如果用后现代理论来解释就是怀旧，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回顾和挖掘．     

＂爵士时代＂美国梦的破灭——菲茨杰拉德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茨杰拉德在其诸多作品中真实地记录了那个让他既感到陶醉、又感到厌恶的富人生活，表达了传统的理想主义在物欲横流的20世纪20年代的失败。《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其重要代表作之一，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美国人在“爵士时代”的道德沉沦和“美国梦”的彻底破灭。它引发美国人去思索自己所追寻的“美国梦”，去重新衡量向命运宣战的力量，让自己从“美国梦”的幻想中走出来，走向现实。     

十七年文学中“冲突”的产生与化解

十七年文学由于自身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作家既要保证与政治上相协调的文学形式，又要坚持文学对世俗性、真实性的关注，基于此，其中很多的地方出现或显或暗的“冲突”。十七年的作品，以独特的地位，列下“社会主义文学体系”，以几部红色经典的成果，成为那一段历史走过的印迹。在独特的时期之下，如何将个人的激情融入历史的进程，如何在保证革命性叙述的同时，反映一些更真实的、甚至“落后”的现象，如何思考和表现种种不能化解、不能言说的“冲突”，既是对作家的考验，更是留给一个时代的问卷。     

关于加速度概念的一种错误叙述

在50年代未和60年代初出版的一些物理教材中,关于加速度概念有一种错误叙述:“这一加速度称为向心加速度。它改变速度的方向,但不改变速度的大小。”“切线方向分量称为切向加速度。……。它增大物体的速度而不改变速度的方     

生命体验与故乡书写——汪曾祺笔下的昆明记忆解读之一

汪曾祺40年代的昆明文本中,始终有一种情绪贯穿其间,那就是对故乡高邮的乡愁。而80年代的文本中,对昆明的书写在汪曾祺笔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故乡的怀念、眷恋之情,昆明已被“合并”成他的故乡了。作家在叙述模式上也由叙述现在转向追忆过去,并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定位与提升：“红色资源”的再认识

“红色”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从如何理解红色和资源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定位，认为红色资源最本质的定义应为：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能够为我们今天所开发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各种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红色资源的拓展和提升离不开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正确的红色资源观的树立。红色资源有效的转化不仅需要在红色资源的开发模式上共享，转化方式上的社会化、具象化和实践化，还需要在教育对象上因时、因人施教。     

The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to "the 1980s"-Xiang Changshang and the Vitality and Crisis of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小说《乡场上》为我们重新勾勒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所设想的新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象提供了可能.围绕小说主人公冯幺爸独具的财产权观念的辨析,以及由此带出的“按劳分配”问题的复活,可以考察80年代初期改革的动力及其自我理解的真实情况.这种理解有别于关于80年代的主流叙述,使我们有机会重探80年代的历史复杂性.     

生命为谁美丽兰花的生存智慧-兰花的奇特外貌

一提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很多人会自然地联想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达尔文地雀。实际上，还有一种达尔文仅仅见过标本的兰花也在支持达尔文的理论，那就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彗星兰。147年前达尔文那个被人嘲笑的预测——花距超长的彗星兰由“嘴巴”（喙）超长的天蛾来传粉，如今已经成为自然选择理论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