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效应”研究视域下周作人文学翻译实践嬗变的文化解读

鸦片战争后,面对国难,大批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试图改变时局,但均遭失败。清末民初,一批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清政府留学政策的支持下,纷纷远渡重洋或求学日本,学习西学来实现"文学救国"的梦想。周作人在留日早期和鲁迅合译了俄罗斯、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家文学作品,后来转向了日本文学和希腊神话作品的翻译。文章从"翻译文化效应"研究的视角,将周作人文化翻译实践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周作人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等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周作人生活观的调和色彩

周作人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但经比较得出:周作人的“中庸”与传统的中庸略有不同,它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侧重的调和。受此影响,周作人的生活观带有明显的调和色彩。这种调和具体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表现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与“微妙地美地生活”的调和;其二表现为超越现实与不忘却现实的调和。     

“药草堂随笔”与周作人的战时心理

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入世精神保证了非常时期的周作人有意的自我调适及疗救,展开他一直信奉的"伟大的捕风"的"启蒙运动"。事变后,周作人选择"留平"而非南行,很大程度上是他人生主义的儒家思想的结果。在"药草堂随笔"中,周作人借"人情物理"来释放他因对于旧思想、旧道德的"震惊"而产生的紧张感和压力感。"药草堂随笔"记录传说中的人与事,含了保存与维护的悉心,替破坏中的国家敛聚精气。在周作人看来,传统或传说的资料或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杂中自有统一——论周作人思想体系的文化渊源

周作人的学问渊博,涉及中外多种思想。文章从儒家、释家,日本文化、西方思想等对周作人的影响里,清理出多种思想中的统一点:"中庸"和崇尚"自然人性"是周作人为人为文的思想核心。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人的发现——论周作人儿童本位

周作人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强调了儿童文学中突出人的个性的"人间本位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可谓不谋而合,是他"人的发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周作人的“自然”观与《文心雕龙》

＂自然＂在周作人的文学批评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它既是对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传统文论的继承,又经过了具有现代意义和个性的改造。文章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复杂关系,阐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多元·宽容·流变——由《欧洲文学史》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

用"循环论"来概括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具有多元、宽容、流变的鲜明特征。这种多元流变的文学史观对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直线前进的进化论文学史观起到了极好的校正作用。     

论周作人序跋文的文体创造——以《苦雨斋序跋文》为例

序跋文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散文文体的一个分支,从侧面丰富、深化了对周氏散文文体创造力与风格特征的认知,是解读周作人的一个重要向度。表述方式、文体风格、文学语言三位一体,相生相成,共同呈现了周作人序跋文体独特的审美创造,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亚类型体式,具备鲜明的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     

民国怀旧背景下的周作人研究——以舒芜、钱理群的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由沉寂而一度成为学术热点，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应置于民国怀旧背景下来考察，从而理解现代学术与现代学人的文化症候。     

周作人与新潮社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北大的教师,新潮社是以北大学生为主创办的新文化社团。周作人在写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之后,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家,新潮社在思想上成了他的忠诚的追随者。周作人是新潮社的最后一批社员和最后一任主编。但是,在抗战胜利后,新潮社的主要缔造者傅斯年,却因周作人抗战中的附逆表现,毫不留情地与当年的老师划清了界线。周作人对新潮社的感情也就此断绝。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精于考证,善于解说——读《周志锋解说宁波话》

文章对《周志锋解说宁波话》一书进行评价,认为该书考证精当,解说透彻,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是一部很有特色、富有创见的研究宁波方言的力作。     

从"草木虫鱼"看周作人创作心态的变化

从20年代到50年代，周作人以草木虫鱼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小品文，以搭建自己的文学园地。从其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三个不同时期的草木虫鱼创作中窥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可从中反观周作人不同时期创作心态的变化。     

论周作人的隐逸倾向及其影响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曾经有过近似＂隐逸＂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一种＂隐逸＂的理想和精神。周作人的这种隐逸倾向影响了同时代甚至当代作家的创作,因此探讨周作人的＂隐逸＂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