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发展与伦理秩序

本文考虑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命题较之“科学负荷道德价值”命题更易被人接受，主要集中讨论技术伦理问题。通过对既有文献的考察注意到当前技术哲学研究正在从一般技术批判转向技术伦理探索，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目前面临着敬畏生命和生命牺牲、控制世界和世界失控、生活改善和环境破坏的伦理困境，最后提出了在公民、企业、政府和全球层次上构建技术伦理秩序的基本线索。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从技术伦理视角审视人机聊天

人与计算机聊天是对人与人聊天的形式化描述,形成的是.主体一客体"结构;这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不能满足成功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要求,将会引发诸如造成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对人的情感产生负面影响、使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面临新的挑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等伦理风险,这就需要从社会伦理、商业伦理和青少年伦理等多方面建构聊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便引领这一技术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大数据技术异化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技术作为一项综合性技术,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大数据技术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规定大数据技术而导致的非人道、非人性和非自由。由于大数据技术自身的独特性,大数据技术异化的表现及其根源不仅具有技术异化的一般性,还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因此,需要进行必要的伦理治理以规避之,从而促进大数据时代的顺利发展。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生命伦理的公共论坛: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本文探讨不同时期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初创时期,关注人体实验伦理,构建生命伦理准则;发展时期,规范生命伦理议题,提倡科学家责任意识;完善时期,体现公共利益,建立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平台。发挥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公共论坛、伦理评估和伦理教育等作用,有助于我国生命科技的和谐发展。     

面向生命技术风险的伦理研究论纲

生命技术主要包括转基因技术、基因治疗技术、克隆技术等;生命技术具有风险属性,它是一种风险技术;生命技术在被使用时可能产生很多安全风险和伦理风险;要在研究生命技术风险致成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制度管理和有效的伦理规范,控制和规避生命技术风险。     

价值敏感性设计透视：背景、现状、问题与未来

价值敏感性设计的产生肇始于信息技术系统及其伦理问题的爆发，试图通过技术设计实现人工物系统中“价值偏差”最小化，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一种典型的工程创新实践进路。其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使关于技术与人类价值关系的哲学理解与经验性、微观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相结合，是对日益增多的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一种综合性实践方法回应。面对新兴技术的持续涌现与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在未来研究中，不仅要完善实践方法，更要超越自身的“工具性”角色，对新兴技术重构之下的人机关系，现代西方技术的发展路径及技术转型等实施根本性反思，以真正促进技术与人类伦理价值的融合。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异化”及其对策探析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异化"是指滥用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多种医源性途径选择胎儿的数量、性别以及通过遗传检测与筛查和产前诊断获取胎儿遗传信息,并利用基因改造技术试图生育"完美婴儿",人为造成双胞胎或多胞胎数目逐年上升、性别比例失调、婴儿身体素质低下等所谓"优生化"浪潮。情感、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规范化体系是导致"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试图引起整个社会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异化"的高度重视和深化认知。     

论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的“最小风险”问题

在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中,儿童遭遇忽视与虐待、不公正、失责等现象使风险研究成为保障试验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先决条件。依靠类比、经验和循证实践等是目前实现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最小风险"存在状态的路径,其凸显了应着重责任伦理的立场和以个体权益保护为价值合理性的最终依据的伦理向度。     

技术的价值负载与伦理反思

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由此,应该对负载价值的技术加以深刻的伦理反思。通过对技术实践的透视,我们发现现代技术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     

绿色技术创新的伦理研究论纲

近年来,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颇为热门,但从伦理学角度予以贯通论述却不多见。从伦理根据看,绿色技术创新欲求更正技术效益错位、破除技术权责失衡、弥补技术正义缺失的伦理失范;从伦理内涵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种彰显生态自觉性、合乎生态规律性、遵循生态规范性的伦理活动;从伦理价值看,绿色技术创新以增殖绿色技术资产、提升绿色技术福利、推进绿色技术文明为价值追求;从伦理践行看,绿色技术创新要落实到心灵内在范导、文化外部设计、制度运行保障的具体路径。     

技术人工物价值模糊的责任伦理之维

技术人工物在其价值的现实呈现中存在价值模糊现象,主要表现为价值认知的由自、价值抉择的偏狭以及价值敏感的冷漠三个方面。传统责任伦理在应对价值模糊带来的挑战时,往往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面临某些伦理责任危机,它们集中体现在技术价值共同体内部价值相关者的伦理责任失度,即设计者的价值知识责任失衡、决策者的价值权力责任失当以及使用者的价值反馈责任失位。对此,以一种新的视角为技术价值相关者构建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技术价值责任思维范式,形塑以责任自觉为导向的技术价值至善态度,完成其在伦理责任层面社会意志与主观意志的内外协调统一,不失为超越技术人工物价值模糊所引发伦理责任危机的一种可能的思维进路。     

从环境伦理到信息伦理:“内在价值”的消解

从环境伦理到信息伦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伦理理论却在价值论的路径上找到了契合点。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构成了环境伦理的价值基础,但将自然实体进行数据集合化的"信息体"却无法成功地将"内在价值"嫁接于信息伦理之中,而基于物质和信息的"双重存在"、"双重演化"理论的"普遍关系效应"的生态价值观有效消解了"内在价值",并且成为了信息伦理的新价值基础。     

技术伦理的效应限度因试解

在技术伦理与技术的张力域,技术伦理“匡正技术”的效应的极其有限性的原因,可理解向技术“事实”的不确定性、技术伦理的滞后性、技术伦理理论间的冲突性、“物的依赖”社会的技术的利润本性等,以及其间的非线性整合。期望技术伦理成为技术的“伦理剃刀”仅仅是一种奢望,对技术“匡正”效应的极其有限性是技术伦理的“宿命”。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的伦理评估与规制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在隐私、数字身份、安全和公平方面存在伦理风险.对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进行伦理评估需要建立以评估主体、客体和对象为主线的评估框架,确定评估结果要基于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是否存在违背特定伦理原则、技术应用人员是否遵守相关职业道德、技术应用过程中是否切实保护用户权利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应以群体...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