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输配电市场中规制合谋的“I+P”机制

针对现有输配电市场中规制合谋研究多为经验性描述而缺乏理论工具分析的现实,本文基于组织合谋理论的P-S-A分析框架,构建了"政府/规制者/电网企业"三层次代理模型,考虑在激励机制中加入惩罚策略(简称"I+P"),分别进行输配电市场中防范规制合谋"I+FP"机制以及"I+VP"机制的设计,并进一步比较两种机制下不同类型企业输配电量和防范合谋效率,这对于当前电力体制改革下所进行的输配电改革是有意义的。     

防范发电市场中双重规制合谋的机制设计

发电市场中投资回报率规制会带来规制合谋问题,它在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并存的规制格局下表现为双重规制合谋.应用组织合谋理论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对两种不同规制次序的双重规制模式分别进行防舍谋机制的设计,并讨论了政府在两种规制模式之间的选择.研究表明:发电企业在发电技术水平和治污积极性方面合谋空间的相对大小会影响政府对双重规制模式的选择,而在政府的既定选择下,通过改变对规制者的收入配置以及对企业的出力分配可以有效防范规制合谋.     

流域污染治理中政企合谋现象研究

用随机微分对策方法研究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用下地方政府减排政策的制定问题.通过分析上游地方政府和企业间的Stackelberg博弈和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发现政企合谋现象是一种纳什均衡.由于政企合谋现象会严重影响地方污染治理工作效率,分析了地方政府具有选择政企合谋策略的内在动因是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差别,最后,提出了避免政企合谋的政策建议.     

政府环境规制下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机制——基于前景理论的演化博弈分析

低碳技术创新及扩散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根本途径,为了探究政府环境规制下低碳技术创新扩散的内在机制,将前景理论引入演化博弈分析过程,构建了有别于传统收益矩阵的收益感知矩阵,并应用于低碳技术创新扩散中政府和企业的决策研究。理论研究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只有当政府监管成本和投入补贴总额小于碳税税收且企业选择采纳与不采纳两种策略的收益差大于实际投入时,系统才会演化至政府监管下全部企业选择采纳策略的稳定状态;系统演化对感知价值的边际递减程度与损失规避程度比较敏感,适度加强企业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信心是促进企业选择采纳策略的重要举措;政府提高补贴系数、碳税税率及监管努力程度均可诱导企业选择采纳策略,三种措施中碳税税率的敏感性最强。     

基于演化博弈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分析

针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排污企业以及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排污收费费率、排污企业的治污成本与污染物削减量,都会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产生影响.最后,为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严格执行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第三方监督的食品安全监管演化博弈模型

为探讨第三方监督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第三方监督对食品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第三方监督对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性,强化第三方监督有助于促使政府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以及改善企业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激励悖论"现象,相比单纯强调加大对食品安全事件中对企业处罚的力度,加强对政府监管部门及其人员本身监管不力等行为的惩罚,对于提高食品安全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最后结合三鹿奶粉案例,阐述了第三方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对演化博弈结果的重要影响.     

政府补贴对京津冀雾霾防控策略的区间博弈分析

本文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和合作博弈论,分别从民众、企业以及政府的角度综合考虑治理雾霾需要的直接治理成本、经济发展成本、社会稳定成本以及社会健康成本,建立京津冀雾霾非合作治理模型以及区间合作治理博弈模型,分别计算了京津冀在非合作与合作情况下雾霾的治理成本、不治理成本以及治理策略,并考虑政府补贴对京津冀治理策略的影响,利用区间Slhapley值对最小的政府补贴进行分配.结论表明:没有政府补贴,京津冀三地均无法负担雾霾治理成本;相对于非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雾霾时政府所需的补贴最少.     

逆向物流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探究政府管制在企业实施逆向物流中的作用,在分析政府和企业在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一个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实施逆向物流的成本与收益、政府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对企业不实施逆向物流的惩罚力度都直接影响系统演化的结果;政府群体和企业群体在3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在一定条件下,系统的演化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政府加大惩罚力度、提高监管效率,企业树立逆向物流的思想、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是双方实现长期共赢的唯一途径.     

审计行为、审计合谋及奖惩机制的演化博弈

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审计合谋现象,依据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审计师甲和乙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两类个体在合谋与诚信两种策略下的行为特征,根据复制者动态方程得到了两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政府奖励惩罚机制下的行为演化和演化稳定策略,给出了避免出现审计合谋现象的惩罚和奖励策略,分析了政府实施奖励惩罚机制的有效性。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对结论加以说明。     

考虑公众参与的PPP合作演化博弈研究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我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合作模式,对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PPP项目中,公众作为项目服务对象,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在政府和社会资本两方演化基础上,引入补偿系数,并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对三方在不同策略下的演化均衡的分析,本文得出设立公众投诉举报体系、提高公众经济补偿、实行政府内部监督等手段能较好地促进政府行使监管、规避企业投机行为并促使公众接受PPP项目的结论。     

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环境治理的决策演化过程,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行为交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策略主要受企业行为、公众参与和地方经济效益变化的影响,受地方政府行为和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公众参与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策略跨越{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消极治污}的不良锁定,达到{严格执行环境规制,积极治污}演化均衡的必要条件。通过加大对企业消极治污行为的处罚力度、提升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成熟度、提高地方政府规制不力的声誉损失等措施可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策略收敛到理想均衡。     

基于演化博弈的煤炭企业低碳减排路径分析

针对煤炭企业在碳排放政策环境下的策略选择问题,构建了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模型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进行分析,最后运用Matlab工具对二者演化过程进行数值仿真。研究表明:影响煤炭企业采取低碳生产方式的因素包括低碳生产成本、当地政府的奖惩力度、企业低碳生产收益,其中低碳生产成本是主要影响因素;影响当地政府监管的因素主要包括低碳生产方式下的监管成本以及当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在此结论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考虑参照点的损失厌恶企业订货决策研究

在随机需求环境下,考虑损失厌恶企业在评价损失或者收益时心中存在参照点。基于前景理论,建立了该企业的效用函数,得到企业的最优订货决策模型,分析了订货量与损失厌恶系数、零售价格、批发价格、单位缺货损失的关系。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和算例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随着损失厌恶系数、零售价格、批发价格、单位缺货损失的增大,订货量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参照点的变化,导致损失厌恶企业的订货决策随着损失厌恶系数、单位缺货损失的变化而可能发生相反的变化趋势。     

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基于政府担保和激励视角的委托-代理模型

在对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基于政府担保和激励视角构建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最优激励力度、投融资平台高管人员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以及地方政府获得的预期效用水平与投融资平台项目投资规模、投融资平台高管人员的能力水平以及地方政府从投融资平台项目投资产出中获得的隐性额外收益正相关;与投融资平台项目投资周期和外部经营环境风险负相关。从理论上解释了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产规模和银行贷款债务不断增加、省级政府投融资平台治理效率优于市县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参与投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的力度普遍不大、投融资平台高管人员付出的努力水平普遍不高,以及投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水平普遍较低的原因;以现有省级政府投融资平台为基础,整合市县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完善投融资平台高管人员市场选择机制、实施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内的决策责任终身负责制、强化投融资平台的独立法人人格和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以及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评价晋升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基于演化博弈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环境规制下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构建出政府、公众、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到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研究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履行污染治理义务,政府监管效果受到企业收益状况和成本状况的约束;公众参与行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公众参与积极性与其参与成本和心理收益密切相关;公众参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环境规制具有替代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企业、政府、公众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新形势下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政府不同策略下报废汽车正规与非正规回收渠道博弈模型

为了分析政府不同政策对报废汽车回收渠道的影响,建立了正规回收渠道与非正规回收渠道博弈模型。基于此模型,考虑政府不采取政策、采取对正规回收渠道进行补贴政策及采取对非正规渠道进行监管政策的3种情况。对比分析了3种情况下,政府补贴及监管努力程度对单位回收价格、回收量、利润及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采取补贴政策时,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都会提高单位回收价格;政府采取监管政策时,正规渠道降低单位回收价格,非正规渠道提高单位回收价格;(2)政府不同政策对单位回收价格、回收量、利润及环境的影响与政府补贴额、监管努力程度、单位回收价格敏感度系数及监管努力程度系数有关。     

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基于政府担保和激励视角的委托-代理模型

在对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基于政府担保和激励视角构建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最优激励力度、投融资平台高管人员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以及地方政府获得的预期效用水平与投融资平台项目投资规模、投融资平台高管人员的能力水平以及地方政府从投融资平台项目投资产出中获得的隐性额外收益正相关；与投融资平台项目投资周期和外部经营环境风险负相关。从理论上解释了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产规模和银行贷款债务不断增加、省级政府投融资平台治理效率优于市县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参与投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的力度普遍不大、投融资平台高管人员付出的努力水平普遍不高，以及投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水平普遍较低的原因；以现有省级政府投融资平台为基础，整合市县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完善投融资平台高管人员市场选择机制、实施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内的决策责任终身负责制、强化投融资平台的独立法人人格和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以及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评价晋升激励机制是优化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重要途径。     

基于税收的企业水污染治理制度设计

本文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论证了控制企业努力水平与税率的关系。以水污染治理研究为例将成本公摊制度应用其中,建立了基于税收的制度改进模型,推导出了水污染型企业在群体效用最大与个体效用最大下的努力水平均衡点,及个体企业与企业集体同时满足效用最大化时最佳税率应满足的条件。研究表明当水污染型企业最佳努力水平的均衡点偏离区域内企业集体效用最大时企业个体的努力水平均衡点时,企业集体利益与个体企业利益都会受损,区域内水污染型企业数量越多时,税率也必须增大,才可使个体企业行为均衡点与企业集体收益最大的均衡点一致。此时税收起到了调节水污染型企业的生产速度而使水资源得到一定的保护。本文也为治理水污染型企业提供决策支持与制度参考。     

基于政府多重功能分析的重大工程“激励-监管”治理模型

在我国,政府深度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各个阶段,承担多重的、动态的重要功能,不同阶段的不同功能影响着重大工程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构建相互独立、权责清晰的建设主体和监管主体,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作用,保证治理的科学性。从政府承担的不同功能入手来探讨重大工程治理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式委托代理"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对比有无监管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解,并结合数值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有效的政府监管能够显著提升建设主体努力水平和工程整体效益,且随着监管主体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工程风险。尤其对于重大工程这一类具有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的高风险工程而言,较高的监管水平能够有效防治工程风险,提升工程整体社会效益。政府应当努力提升治理能力,通过科学手段引导重大工程相关行业提升创新能力,促进社会进步。     

基于政府多重功能分析的重大工程“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我国,政府深度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各个阶段,承担多重的、动态的重要功能,不同阶段的不同功能影响着重大工程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构建相互独立、权责清晰的建设主体和监管主体,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作用,保证治理的科学性。从政府承担的不同功能入手来探讨重大工程治理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式委托代理"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对比有无监管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解,并结合数值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有效的政府监管能够显著提升建设主体努力水平和工程整体效益,且随着监管主体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工程风险。尤其对于重大工程这一类具有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的高风险工程而言,较高的监管水平能够有效防治工程风险,提升工程整体社会效益。政府应当努力提升治理能力,通过科学手段引导重大工程相关行业提升创新能力,促进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