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赋体文学的先声——贾谊辞赋的探究

贾谊的辞赋汲楚辞、屈赋之源,开汉代赋体文学之先河,影响了整个两汉赋体文学的创作,本文主要通过对他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做深入性探究,明确它在赋体文学流变中的作用,结合《惜誓》《旱云赋》等赋篇研究,总结贾谊辞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从而确定它在两汉赋体文学中的地位。     

论汉代颂体文学观念

颂为汉代重要文体类别,上承先秦告神、颂美宗庙祭歌,下启魏晋后世颂美之文,无论形式、内容,押或文学观念都处于转换变更期.汉人颂体文类辨体意识显得相当模糊.出现将颂与诗、赋、碑、赞等文体称名相混情形.此中情形,既有前代颂体文学创作与观念影响因素.也与汉人颂体创作复杂生态有关.汉代颂体文类意识的模糊与创作的多元化.反映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某些特性,即文体现念的含混性与文体创作的自觉意识.     

试论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赋最早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在战国后期的楚国兴起。到了汉代,在其文体前标明时代,说明赋这种文体到了汉代达到了高峰,出现了如杨雄、司马相如、班固、枚乘等以赋名篇的作家,并因它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汉武帝等皇帝的大力提倡下盛极一时。     

赋、比、兴在诗歌创造中的历史演进

诗歌是我国产生的最早的文学样式。赋、比、兴表现手法在诗歌创作中被艺术化地运用,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从洪荒走向成熟,也是区别于外国诗歌的重要标志之一。赋、比、兴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秦、汉时期,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历史演进。以《诗经》为主要标志的先秦诗歌创作,主要是赋、比、兴三者的融合,以《离骚》为主要标志的楚辞创作,比、兴凸现而赋退之后位;以"汉赋"为主要标志的汉代诗歌创作,"赋"又有复活之势。     

诸侯式微与汉赋由讽谏向颂美的演变

汉代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汉初诸侯几同战国,文士奔走其间,楚王刘交及嗣子郢客、吴王刘濞、梁王刘武、淮南王刘安均以招纳文学之士驰名。汉代散体大赋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创作于景帝时,作者枚乘有战国策士遗风,其渊源肇自楚辞的"讽谏"思想成为汉赋的重要特征之一。武帝时实行"推恩令"、盐铁专营、铸币权收归中央等改革,其执政后期,诸侯实力大损,殆同郡县。随着诸侯的式微,在皇权的笼罩下,文士殆同俳优,汉赋的"讽谏"思想也大为减弱,其文体向"颂"的方向发展。扬雄居西南僻隅,沿袭汉赋正统,其否定文学创作的观念正是赋学新思潮与旧观念冲突的结果。     

关于汉散体大赋的评价问题

汉散体大赋的发展是畸形的．未能反映汉代社会的本质真实，而形式上“文丽而务巨”“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但是散体大赋却能成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本文提出了五个因素，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汉武时代赋体文学的书面化

从口头到书面,是赋体文学在汉代发生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集中发生于汉武时期。无论是帝王、还是文士,在赋的欣赏上,都已明显向＂看赋＂偏移。造成该转变的原因,与汉武为了润色弘业的需要,而对赋体文学表现出的惊人热情有着密切关联。     

神话与两汉大赋

汉赋的大结构特征，历来褒贬不一。赋家何以能够写出大结构？鲜有新论。但引入神话视角后可以发现：汉代赋家在创作时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创作力，而这创作力来源于汉帝国神话。正是这一存在，才使赋家创作出大结构、劝百讽一等特征的汉赋作品。     

论汉晋音乐赋的艺术特色

汉晋音乐赋的创作专事铺叙、体物写志、虚构夸张。语言绮丽,注重文采,讲求韵律。结构上追求＂繁类以成艳＂以造成气势,并运用铺陈、比喻、排比、夸饰、用典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音乐之美,体现了繁花似锦的艺术特色,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与美学价值,从而使音乐赋成了赋体文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唐宋时期狩猎赋综论

唐宋两个朝代,赋体文学有了新的发展。作为赋体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狩猎赋的篇数超过之前几代,质量却参差不齐,当代赋学研究者往往轻视这段历史时期的赋作。本文介绍了唐宋时期狩猎赋的总体情况并就部分代表作品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     

桂馥其人、其书、其论

书法家桂馥是清朝隶书四大家之一,在乾嘉金石学大兴而隶书中兴的大潮中,堪为一代标的,是清中期提倡汉隶并从理论到实践的先驱者。他的书法平实质朴,尤其是气息上的理智从容,堪称清代隶书直接两汉的典范。另外,桂馥的书论其言甚少,所论却甚精。     

"诗人之赋丽以则"辩证——简论扬雄赋论的影响和意义

杨雄在否定自己赋作的同时,对西汉大赋进行了梳理与评价,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观点和文质并重的主张,对东汉赋的发展和曹丕、刘勰的赋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使赋与诗的结合有了良好的开端.     

读者批评视阈下的汉赋批评与理论

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汉代达到鼎盛时期,而从古至今的读者对汉赋有着褒贬不一的复杂态度,不同的汉赋作者对汉赋创作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通过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及隐含的读者等读者批评的视角,或许能够对存在较大分歧的汉赋批评与理论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把握。     

略论《文选》中的汉代音乐赋

汉代音乐赋蕴含历代先贤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感,可以教化民众,促进身心和谐。《文选》将赋分为十五个类别,音乐类目共收汉代三篇赋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方针影响了汉及以后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音乐赋可以陶冶性情,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它的感化和教化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儒学家们的重视。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     

浅论两汉时期常用词“皮”、“肤”的历时替换

考察了常用词“皮”、“肤”在两汉时期的历时更替情况,认为先秦时期,总体上看,“皮”表示动物的皮,“肤”表示人的皮肤,二者有着明确的分工。在口语中,“皮”对“肤”的取代从东汉中前期开始,到东汉末年这种替代关系基本完成,“皮”成为表示人和动物皮肤的常用词,同时,复音词“皮肤”逐渐活跃。“皮”和“肤”之间的替换过程鲜明地反映出了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的词汇特点。     

东汉颂文的文化特征

东汉颂文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礼乐建设结合在一起，受到朝廷的提倡，其功用在于纪功与颂德。在发展过程中，颂文受到经学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取则经典，而且表现了东汉经学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颂文与东汉史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突出表现在颂文叙事和征实的特征以及前序后颂、其序似传的写法。东汉颂文的这些特征使它和辞赋有明显的区别而与碑铭等文体极为相似。     

傅玄乐府诗的风格及其成因

傅玄乐府诗风格多样，既有汉乐府的古质厚朴，又有建安诸子的健劲慷慨，也有文人诗的清丽婉妙。这种多样化风格的形成，既关科作者的文学思想、个人气质，也关乎时代风气的影响。傅玄健劲慷慨的风格源于他个人气质与建安诸子的接近；对汉乐府的模拟源于魏末晋初儒学与诗教说的复兴；清丽婉妙的风格则是受益于汉末以来乐府的文人化传统。傅玄乐府诗虽然风格多样，但并不能完全相互溶汇，究其原因，在于其模拟性格过于浓重。     

以赋为主体的理论归结——论《文赋》的思想主旨

西晋的辞赋创作极为兴盛。陆机把赋的表现领域拓展到诗赋创作自身,以赋体的形式呈现出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文赋》论述的对象是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而辞赋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陆机结合自己创作心得对汉魏以来的诗赋特别是辞赋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调适了诗、赋两大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傅毅《舞赋》蕴含的汉代文化气息

傅毅关于舞蹈的名篇《舞赋》,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汉代舞蹈形态,并对当时极为盛行的盘鼓舞作了精美绝伦的描绘。傅毅在赋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乐舞观,并指出郑卫乐舞与雅声之别在于雅俗相得益彰。傅毅对这种俗乐新声的充分肯定,相对儒家传统的诗教,无疑是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