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症、征等词的概念与演变

在医学上,症、征、证等词常混用而时有错误。要正确运用这些词,应当了解其中文的沿革及含义的演变。一、症、征的概念症状(symptom)简称症,体征(sign)简称征,均见于西医学传入中国时翻译之伊始。症状一般是指病人主观不舒适、不正常的感觉或某些病态改变,如头痛、耳鸣、恶心、腹胀等。体征一般是指医师通过对病人的检查而得到的客观表现,如血压高、罗音、肝脾肿大、血色素低等。有些异常改变,病人自己能主观感觉到,医生也能客观检查到,所以既是症状,又是体征,如呼吸困难、发热、下肢水肿等。症(症状)、征(体征),现代的中医文献中也普遍使用,其含义与西医学相同。但中医学更多的是用症,症并且可以包括体征,即症状、体征都是症。症、征是机体有了病变时的各种单个的(不是指有内在联系的一组)客观表现,是判断病种、进行辨证的主要依据,但它毕竟只是疾病的现象,而不是病变的本质。二、中医有关证、证候的概念西医学虽然也有适应证、禁忌证等提法,但并未形成能与病、症并列的“证”概念。“证”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当代中医学将“证”概念约定为：证是对疾病过程中所处一定(当前)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以及病势等所作的病理性概括;是对致病因素与机体反应性两方面情况的综合;是对疾病当前本质所作的结论。因此,“病”、“症”、“证”是中医病理、诊断中的三大概念。“证”实际上是指“证候”和“证名”。疾病过程中,各具内在联系的一组症状和体征(如发热恶寒,头身痛,无汗,脉浮紧,舌苔薄白),将其称为“证候”,其意义则与单个症(症状或体征)有所不同。对疾病过程中某阶段所表现的证候,通过辨证而确定其本质——病位、病性等,并综合归纳为“证名”(如上述证候通过辨证而诊断为“风寒表实证”)。因此,“证”是指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所表现的“证候”和由病位、病性等病理本质概念所构成的“证名”,证候是证的外候,即表现,证名是代表证本质的名称。临床上有时又将证或证名称为“证候”,即证为证候的简称。但严格地说,证候应是指每个证所表现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及体征,即证候为证的外候。三、證、证、症、征、候的沿革证、症、征最早的文字应为證。《说文解字》对證的解释是“告也,从言,登声”,义为证据、证验。对証的解释是“谏也”,对谏的解释是“証也”,二字互训。證是历代中医用以表述疾病状态的规范字,在古代中医文献中一直是用證而不用証。但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証为證的俗字,而1964年国家颁布的汉字《简化字总表》,则是将証字简化成证字,于是古代的、中医学中的證字便演变成了证字。征的繁体字有徵,徵有证验、证明、迹象、象征、特征之义,故征实际上也与證字有相通之处。中医学虽然从概念上逐渐将疾病现象的“症”、“征”与疾病当前本质的“证”区分开来,但文字上都是取證乃证据、验证之义。疾病的表现——症状、体征属证据,古当称为證;中医辨“证”是通过对症的辨别而确定当前病变的本质,自然也称为證。所以,辨证的证字,症状的症字,都是从古代的證字演变而来。如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说的“观其脉證,知犯何逆,随證治之”,很显然,前面一个證字,是指现在所说的“症”,后面一个證字,则是指现在所说的“证”。“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凡觑伺皆曰候,因之以时为候。”故候字包含空间与时间两方面含义：一指观察到的现象,二指对现象观察的过程。疾病所表现的症状,既是现象,又是过程,所以中医学常将症状称为候,症与候的意思相同,并且将病、證与候连在一起,合称病候、證候,两者合用仍是指疾病的症状和表现。四、关于“症”的音、义《简化字总表》颁布后,症字变为两声字。症的读音,一为(zhènɡ),是医学专用字,即症状;一为(zhēnɡ),是繁体字癥的简化字。zhēnɡ声的症字,源于中医“癥瘕积聚”之说,“癥”者真也,“瘕”者假也,凡腹内聚而不散的结块,即谓癥病,以后引申为“事情弄坏或者不能解决的关键”,成为社会用语。实际上癥字从疒、从徵,而徵为征的繁体字,故癥又与征、症相关。中医学中“症”字泛指各种单个症状或体征,而“癥”字则专指腹内聚而不散的包块,两个概念同用一词,使中医编辑出版者每每难以处理,故建议恢复“癥”字,而不能与“症”字混用。五、应用举例凡单个症状、体征,如发热、月经量少、脉滑、舌淡白等,应称“症”或“征”。一组有内在联系的症状、体征,应称为“证候”,如里实热证的证候有发热、汗出、口渴、小便短黄、面赤、舌红、苔黄、脉洪数等。对病情进行辨证后,所作的诊断结论,应称为“证”,如肝胆湿热证、脾肾阳虚证等,为证的名称。“主证”、“次证”应是指主要、次要的证名(证型),如主证为热闭心神证,次证为阴虚津伤证。“主症”、“次症”应是指主要、次要的症状,如主症为腹痛、泻泄,次症为心烦、乏力。腹内包块应称“癥瘕”,而不宜称“症瘕”。     

有关“症”、“征”、“证”医学用法的研讨和约定

“症”、“征”、“证”从古至今在医学使用上一直存在着某种混乱现象。虽然几经争论,但直至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相对趋同的认识,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约定。本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关于“症”、“征”、“证”的书面和专题研讨很有必要,对于医学术语和名词的规范使用大有益处。一、未能形成统一规范使用的原因(一)文字演化原因与分歧要点分析中国文字主要起源于古代的象形文字。以汉字为例,几千年来随着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不断交流、融合、创新与发展,对汉字字量的需求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呈递增趋势。这既是语言不断丰富,表达不断复杂的需求所致,也是文献不断增多,文字记载记录需求不断扩大的历史必然。随着人类在劳动与实践中大脑的不断进化,由形象思维、单一思维转向抽象思维、系统思维的成分越来越多,人类对文字的涵义理解,组合、使用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字、一词、一句,读音多样化,涵义多样化,组合搭配多样化,使用多样化的趋势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而且随着体力劳动量的不断减小,脑力劳动量的不断增加,对文字的简化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删繁就简,约定俗成的客观需求在汉字改革中就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国20世纪60年代国家颁布的汉字《简化总表》就是顺应潮流,体现民意的与时俱进的产物。这阶段汉字常用字的字量总体上又呈下降趋势,不过随着世界范围的广泛交流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外来语和新科学字、词的创造与出现则呈局部上升趋势。总之,这种常用汉字的演变过程,正是“症”、“征”、“证”这样的医学名词使用上产生分歧和争议的历史原因之一。例如：1.“症”字目前有两个读音。读做“zhēng”(争音,由古字“癥”简化而来)时,从古至今的中医主流名家著作都特指人体内,主要是腹内生有结块的某种疾患,用于某种相对狭义的疾病。如“癥瘕”、“暴癥”。而读做“zhèng”(郑音)时,中国古代的部分著作以及现代中、西医部分著作常常把它作为“疾病”的广义代称。如：“急症”、“不治之症”。西医学则常用来作为疾病名的后缀使用。如“××神经症”、“肥胖症”。这里面最有争议的就是“症”(zhèng)的涵义能不能等同于“症状”。仔细分析,“症状”是个词组,指疾病的表现和情况,与“病状”的意思相近。其中“症”本身指的是疾病,而“状”才是指表现和情况。二者是搭配关系,原本不应是等同关系。然而,近代中医在使用医古文的简练表达方式时,约定俗成地把“症状”简化为“症”。如“主症”、“兼症”等用法。这可能就是分歧的原因所在。2.“证”字是由繁体字“證”字简化而来。有表明、判定、实据、凭据、客观存在、事实、法则、规律、谏言、谏文等多种涵义。主要在非医学范畴中使用。如“证明”、“证言”、“证据”、“身份证”、“辩证法”等等。西医学只在少数情况下,部分人主张使用这个字。争议主要是“适应症”、“禁忌症”还是“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中医医学理论体系在逐步产生与完善的过程中,由于与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等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因而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证”字的使用,并赋予它特殊的中医学涵义。在对疾病的观察、诊查,诊断、辨析,论述、讨论,处方、用药,非药物施治等诸多方面都特别重视和研究所以是这样或所以应该这样做的依据,因而就有了“辨证论治”的思想与理论,“六经、八纲、脏腑、六气、卫气营血、三焦、经络”等辨证方法和体系,“病证名”与“证型”诊断名称,“主证”与“兼证”的判断与分析等等许多丰富的中医学概念。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对“证候”的理解上。“证”等不等于“证候”？仔细分析,“证候”和前述“症状”同理,也是一个词组。“证”中医学有两个主要涵义：(1)通过“四诊”获得的有关诊治对象的中医诊治所必需的实据或依据。例如,有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的阴性和阳性的体征和症状以及作为现代中医“四诊”延长后可用来做出中医判断的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或结论。(2)通过“四诊”(包括延长的“四诊”内容)及对诊治对象、病因、病性、病位、病机、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分析得出的对中医施治有指导意义的中医概念的结论。总之,中医“证”的概念也不应该脱离凭据、依据、法则、结论等原本涵义范畴,只不过特指医学上的依据和结论罢了。而“候”这里则是指情况、现象、状态。特别是病情变化中的情况和现象。“证候”作为中医名词可以解释为：有关诊查对象的疾病或健康状况的实据或结论正在变化中的情况、现象和目前状态。3.“征”字由繁体“徵”字简化而来。有两个读音(1)zhǐ(指音),专用于古代五音,是“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一。(2)zhēng(争音),有远行(征途),武力制裁(征讨)、用力制服(征服)、召集或收用(征兵、征税)、寻求(征稿)、证明、验证(有物可征)、现象、迹象(特征、征兆)等多种涵义和用途。与目前医学有关的主要是源于现象、迹象、证明、验证等涵义而出现的“体征”、“指征”、“征象”、“综合征”等用法。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西医学名词和术语。中医从古至今在医学著作中很少使用以“征”字组合的医学名词和术语。以往在医学界有争议的主要是在疾病命名和翻译中是使用“综合征”还是“综合症”等问题。仔细分析,西医学各种“综合征”大多指或病因尚不明确;或病因比较复杂;或涉及多系统原因;或表现为多系统症状和体征的,而又具有某种共同的临床特征、特点及发展、变化规律的疾病。对这类疾病使用含意比较宽,伴有不确定和多变意味的“征”字,显然比使用涵义相对比较窄、又所指比较明确的“症”字要更适合。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医学的主流、权威著作中,正是这种已经比较统一的用法。而“症”字则在疾病命名中用于病因相对清楚;病情相对不复杂;病变之初多由于相对单一系统的原因;症状、体征又多相对集中于单一系统的疾病。此时,不再使用“综合”字词,而直接命名为“××症”。(二)古、今文献中字词习惯性、俗约性借用、通用、混用等历史原因中国古代文献在字词的使用中相互借用、混用比较多。当然,有误用、错用的现象。医古文也不例外。这就使得今人在理解、领会时容易发生争议。例如：中国古代在医学中使用“證”字,而非医学中使用“証”字。二者涵义原本不同。但至近代,二者俗约通用起来,至现代更简化为一个“证”字。又如：古代一个“證”字,常通用于“症状”、“病症”、“证候”、“证型”等现代中医概念之间,不仔细辨析就不明白具体所指。再如：清·唐容川的《血症论》,“血症”二字到底应理解为“有关血的病症”还是“有关血的病证”就一直有不同观点。再看现今中医著作中有关“主症、兼症”,“主证”、“兼证”的混用都不难从中找出历史原因。(三)各种字典、词典解释不同造成的原因各种字典、词典由于编撰时间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编撰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引证的文献不同等诸多原因,自然对字词形成不同的解释。1.症：读做zhēng(争音)的解释基本一致。读做zhèng(郑音)的《辞源》：“病之徵验也,古皆作證,”“症候：病情、病象。”《现代汉语词典》：“症(證)：疾病。”《新华词典》：“症：疾病。”《新华字典》：“症：病。症候。”《简明中医辞典》：“症因脉治：先辨证候,以查病因,再审脉象,最后决定治法。”《辞海》：“症：疾病的症候情况。”2.征：非医学类字典、词典一般都没有关于“征”字的医学方面的解释,这是由于中医从古至今极少在医学名词和术语中使用“征”字。在各种医学或英汉医学辞典中则有“综合征”的词条,极少见“综合证”或“综合症”的用法及解释。《辞海》中有“体征”的词条。3.证：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曾用“證”而不用“証”。《说文解字》：“證,告也。”“証,谏也。”《辞源》：“證：病况。通症。”《说文解字注》：“今俗以証为證验字,遂改。”《辞海》中有“证候”、“适应证”、“禁忌证”等词条。《现代汉语词典》证(證),症(證)并排。《新华字典》“证(證)：中医对病人若干症状和体征的总称。”《简明中医辞典》：“证候分类：在‘四诊’的基础上,把这些具有规律性的证候,系统地分别归纳为若干类型,作为识别疾病的一种方法。”以上列出的部分字、词典关于“症”、“征”、“证”的解释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如果查遍所有字、词典恐怕说法更多。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越离我们现今时代近的字、词典,相关的解释说法越与目前医学界趋同的看法接近。可见,当我们一旦形成统一、规范的使用约定,最新版的字、词典就可能会采用。(四)中西医学体系不同造成的原因中西医学由于文化背景、文字表达、思维逻辑、医学理念、研究方法、实践方式、诊查手段、治疗工具及处理用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各自发展成为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在医学名词和术语的使用上自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证”,西医学没有明确的概念,因而很少有人主张使用。而中医学则有从古至今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名词和术语中不能不使用,不可或缺。又如：“征”,西医学在使用中概念比较清楚,用法也比较趋同。而中医学则从古至今极少有人使用,也就没有形成相应的中医学概念。再如：“症”,中西医目前都在使用,但概念除了对“症状”“病症”的理解相对一致外,其他概念又不相同。读zhēng(争音)的,中医用,西医不用。读zhèng(郑音)的,西医常用来对疾病命名,如“××症”;而中医的命名则常常是“××证”。西医常常使用“症候群”的概念,而中医则用“证候”的概念。虽然古文献中也有过“症候”的提法,但那大多见于非医学著作和非经典著作,现今中医界极少有人主张这样使用。其实,中、西医都不是在“症”、“征”、“证”的概念上有意制造分歧,而确实是由于体系不同,不这样做不能指导各自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五)其他原因除了上述主要原因外,尚有外来词、西语翻译的原因,外行使用内行字词术语不当的原因,学派不同的原因,学术理论与学术思想不同的原因,笔误与误解的原因,刊印错误的原因,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过程中出现的概念的交通与融合的原因等等。认真分析这些原因,开展相关的讨论,有助于理清思路,达成共识。二、目前可行的解决办法(一)通过刊物发表文章的形式,查找原因,摆明观点,开展讨论,初步理清思路。(二)组织中西医相关专家,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召开专题研讨会。提出一个初步统一的有关“症”、“征”、“证”规范使用的行内约定。提约定不提界定是因为：①学术之争提约定容易达成共识被接受,而提界定就容易争论不休,一时难下定论;②约定是求大同、存小异的产物,经过时间和学术发展的考验后,可改为界定,或根据大多数专家的意见重新约定,而界定的回旋余地小;③约定一般不会影响今后与此相关的学术讨论和研究,界定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争鸣的开展。(三)将形成的“试行”行业约定草案下发全国各大医学机构,广泛听取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四)再次召开相关人员专题研讨会后定稿对外公布“试行”意见。三、“症”、“征”、“证”医学用法的约定(一)中医学在行业名词术语中使用“症”和“证”,避免使用“征”。西医学在行业名词术语上使用“症”和“征”,避免使用“证”。在中西医结合的学术著作、文章、病案、处方等文字工作中,按各自医学体系的行业概念,分别使用这三个字,避免随意乱用。(二)症1.中医学的概念与使用(1)症zhēng(争音)特指人体腹内形成结块的某种狭义疾病。有形,坚硬不移,痛有定处,在气血痰食辨证中可属血病,也可属气病,但多属血病。如：暴症、食症、症瘕。建议：①恢复繁体字“癥”的使用,以免因读音不同而引起对上述病名的误解。②在《简化字总表》重新修订时把zhēng(争音)的“症”字修改为“”字。(2)症zhèng(郑音)①广义疾病泛称。如：病症、急症。②“症状”的医古文简达词(字)。如主症、兼症。不含切诊及部分望诊(如舌诊)、闻诊等中医特有检查内容及实验室检查、检验的结果。2.西医学的概念与使用症zhèng(郑音),疾病的泛称。如：合并症、并发症、适应症、禁忌症。用于非综合类疾病的命名。如：××神经症、肥胖症等。其他词组如：病症、症状、症候群等。(三)征西医学的概念为：疾病的可作为诊治依据的表现与情况。使用如：体征、指征。用于病因复杂或不明,由于多系统原因或表现为多系统症状、体征、阳性检查结果,且具有某种共同临床特征、特点的疾病命名。如：××综合征。(四)证中医学的概念主要有二：1.通过“四诊”获得的有关诊治对象的中医诊治所必需的实据或依据。使用如：主证、兼证、次证、证候等。2.通过“四诊”以及对诊治对象病因、病机、病性、病位、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分析得出的对中医施治有指导意义的中医概念的结论。使用于证型诊断。如：寒证、阳证、实证、里证、少阳证、卫分证等。使用于病证名诊断,如：郁证、痉证、痹证、汗证等。使用于辨析方法,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若把上述两个概念综合起来使用,则如：辨证论治、辨证施治、辨证分析、辨证养生、辨证施护等。     

“证”、“症”、“征”应用一议

一、背景“证”、“症”、“征”是医学专业书刊和医疗文书档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3个音、形、义相近的字,但目前不少人对这3个字的使用常有混淆,甚至无所适从。究其原因：一是使用者缺乏对字义的探究和鉴别;二是目前对这三个字的使用尚无规范可循。“证”字在医学上的使用源自中医,但中医论著也有“症”出现;在西医进入中国后,“征”、“症”的使用逐渐增多,同时现代的中医书籍中也常引用一些西医的专业术语,如“症状”、“体征”等,中西医的交叉使得这3个字的应用更加混乱。二、引证1.《汉语大词典》(1)证：通“症”,病症。元·关汉卿《拜月亭》第二折：“只愿的依本分伤家没变证,慢慢的传授阴阳。”一本作“症”。(2)症：症候、病象。【症状】有机体因发生疾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如发热、头痛、咳嗽等,多指患者主观不适。【症候】①疾病;②毛病;③症状。【症象】症状。2.《辞海》(1)证：症候。【证候】中医学名词。指患病时出现的互有联系的一群症状。证候反映了疾病的原因和病理变化,可以了解疾病的部位,如表证、里证;正气和病邪的盛衰,如虚证、实证;疾病的性质,如寒证、热证;病机的变化,如闭证、脱证等。辨别不同的证候,是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适应证】适合于采用某一诊断或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禁忌证】指不适应于采用某种诊断或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或采用后反而有害。(2)症：疾病的症候情况。如重症、对症下药。【症状】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异常感觉。如患感冒时的发热、喉痛、头痛、食欲减退等。广义的症状还包括体征,是临床上用作诊断的重要依据。【症结】腹中结块的病。《史记》中有“尽见五藏(脏)症结。”【症瘕】中医学病名。指腹内结块。以坚硬不易推动,痛有定处为“症”;聚散无常,痛无定处为“瘕”。【症候群】即“综合征”。(3)征：迹象。【综合征】同时出现的一群症状,代表一些相互关联的器官或功能紊乱,但还不能确定其为一种独立的疾病,且常可出现于几种疾病或由于几种不同原因的病所引起。中医中的证候,如脏腑分证、六经分证等,其表现的症状,类似于综合征。3.《现代汉语词典》其中的解释基本同《辞海》。(1)证：①证明;②证据,证件。(2)症：①中医指腹腔内肿块的病;②疾病。(3)征：表露出来的迹象;现象。三、讨论总的说来,对“证”、“症”、“征”这3个字的应用须格外小心。为减少误用,力求规范,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参考。1.“症”即指某一种疾病,或某一种疾病的症状,或单指某一种症状;“征”与“症”所表示的范围较小。而“证”是相互关联的器官或功能紊乱的总和,对一组临床表现的概括,概念的范围较大。对于综合征,因有“综合”二字,已有“集合”之意,再用“证”,就重复了,故选用“征”。2.“症”多指主观感觉,“征”多为客观检查所获得的信息。3.最初中医几乎只用“证”,根据《汉语大词典》对“证”的解释,有时也通“症”,故出现了由以前的“证见”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单指具体症状时的“症见”。4.对西医学名词的翻译,其实是在中医对这3个字的理解的基础上的扩展,故中西医对这3个字的使用是相通的。按照上述理解,笔者在图书编辑加工时对“证”、“症”、“征”三字的选用如下：     

关于“生态环境”一词的几点商榷

《科技术语研究》在2005年第2期上特辟专题,就“生态环境建设”提法进行了讨论。笔者仔细拜读,在深受启发的同时,觉得有几点值得商榷。一、“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不是黄秉维先生笔者在2003年曾就“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概念的起源与内涵进行过探讨,发现“生态环境”这个汉语名词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已有50年历史。^[1]因为,在1953年出版的译著、苏联А.П.谢尼阔夫著的《植物生态学》中就出现了俄汉对照名词“экотоп生态环境”^[2]。在1956年出版的《俄英中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名词》中已经有了汉英俄对照名词“生态环境ecotope экотоп”^[3]。基本上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也开始在部分生态学著作的题名中出现。^[4-5]因此,黄秉维先生在五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即1980-1982年期间)提出“生态环境”一词,实属重提,而不是首创。即使黄先生自己说“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黄先生是“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有关“首创者”^[6]的说法欠妥。二、“生态环境”一词在国外也有较普遍应用笔者曾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在线书目进行过并行检索。结果表明,共有10种书籍在题名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5种出版于中国,1种在波兰,1种在巴基斯坦,1种出版于南非,1种在美国,1种作者不详^[1]。同时对1973年以来的CAB文摘进行的检索结果表明,共有99篇论文、报告和著作在题名或摘要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中国作者44项,德国作者9项,法国作者4项,其他20个非英语国家29项。国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印度和新加坡共13项^[1]。Barrows在他编写的《动物行为、生态学和进化词典》中也收录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一词^[7]。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使用Barrows认为“环境(environment)”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生物、气候和土壤等条件的综合,既包括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也包括对生物不起作用的因子。而“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一个生物的特定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影响该生物对种群生长的贡献”^[7]。孙儒泳等认为“所有生态因子(即‘环境要素中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9]。笔者曾将“生态环境”定义为“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1,11]。王如松最近指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10]。虽然目前对“生态环境”的定义不尽一致。但是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对生物起作用的那些因子^[7,9,11];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生态关系”或“功能性关系”^[10]。而事实上,“生态环境”一词与“外部环境”^[7]“生物环境”^[9]“粗粒环境(coarse-grained environment)”^[7]和“细粒环境(fine-grained environment)”^[7]等词组一样,在词组结构上均属偏正结构。这些“环境”概念各具特定内涵,并共同构成了生态学整个概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使用。四、“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提法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这是事实。但是,其弊端并不在于“生态环境”。因为假如当初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人,知道“生态环境”一词既可能是“生态学的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简称,又可能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所谓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当提出者在可能面对多种解释(如“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生态与环境建设”“生态或环境建设”,等等)的情形下,还不至于“明知故犯”,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境地。事实上,“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正在于提出者当初并没有弄清“生态环境”与“生态学的环境”和“生态与环境”的联系,以及“生态环境”与“环境”的区别。直到1999年,黄秉维先生在承认错误时也还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8],便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的看法仍然不妥。五、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生态环境”一词一般而言,政府行文是面向社会的,它所采用的某个学科的术语,不仅要求在本学科是科学的,更要适合于整个社会,既具有普遍性又不会引发歧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用。在日常用语中用“生态环境”一词“也是可以的”^[12](无论它是“生态学的环境”的简称,还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但是,(1)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即“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没有普适意义,不必见于政府行文之中;(2)若“生态环境”一词用于政府行文之中,既可理解为“生态与环境”^[12],又可理解为“环境”^[8],还可理解为“由生态引起的环境问题”^[12]等等,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笔者同意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提法加以纠正,并以“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保护环境”等来代替。     

玻璃译名考——兼评《注》“璧”注

玻璃的译名本来够多的了,若再加上琉璃的译名,那就多且繁矣！这样说读者也许会感到茫然,因为现在的玻璃和琉璃分明是两码事,怎能加在一起呢？殊不知在我国古代,玻璃和琉璃原本是一码事。不信,请看：《辞源》“玻璃”条下就说：“(琉璃)唐代称为玻璃,宋元以来称为宝石”。^[1]明人顾起元的《说略》上明白指出：“琉璃,一作颇黎,一作玻璃,西国宝,千年冰化,故曰冰玉”。^[2]方以智(明末清初人)在其《物理小识》里也有“……今山东益都颜神镇烧琉璃,……即玻璃也”^[3]的话。《化学工业发展简史》说得更具体了：“玻璃又名颇黎,古时有时称为琉璃,但琉璃这个名称,有时是指用牛羊角所制的薄片,也很透明,古书上颇黎与琉璃并举,故有混淆的可能,应予注意。”^[4]在《说文解字》里,许慎称之为“璧”的^[5]就是这种东西。这里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清人段玉裁(1735－1815)撰写《<说文解字>注》对“璧”一词作了详尽的注释,正因为段氏这个注释既给我们传达了有关玻璃译名及其来源的信息,但同时也把我们导入了误区。下面是段注的摘要(黑体为《说文》原文,仿宋体为段注,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石之有光者,璧也。……璧,即璧流离也。《汉书·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离……”。《汉书·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吴国《山碑》纪符瑞亦有“璧流离”。梵言“吠瑠璃”,“吠”与“璧”音相近。《西域传》注：“孟康曰：‘璧流离’青色如玉”。今本《汉书》无“璧”字,读者误认正文“璧”与“流离”为二物矣。今人省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古人省之曰“璧”,“”与“流”、“瑠”音同。杨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是古亦有作“流离”也。出西胡中。西胡,西域也。班固曰：“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故《说文》谓之“西胡”,……《魏略》云：“大秦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师古曰：“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6]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对这则段注的评价是：“关于璧流离这个语词在汉以前的出处,段玉裁所说已经介绍的非常详尽,可惜他只泛指为胡语而没能仔细推究它的语源。”^[7]笔者认为大师的评语有的流溢美之音,有的挟护短之嫌。下面就段注作一浅评。首先要指出的是：玻璃的译名(即《说文》称的“璧”,段注说的“璧流离”)远不止段举的那几个,至于他说的“‘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的“胡语”,恐怕不像罗氏所说的是“泛指”,而是错指了。不错,我国古时所称的“胡”,自魏晋至隋也包括西域(秦汉时只指北方的匈奴),但据笔者查考,段注引班固说的三十六国(或五十一国)中没有包括印度(《史记》称“身毒”,或写作“身笃”,《续后汉书》称“天竺”,《大唐西域记》里还有“贤豆”之名),这也可从它(《汉书》)对西域的界定中看出：“(西域)南北有大山(北指阿尔泰山,南指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天山西段),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旧时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8]可知《汉书》上的西域是狭义的西域,即今新疆一带和前苏联中小亚细亚地区,印度和波斯(今伊朗)等西南亚国家不在其内,而玻璃译名词源的真正出处是印度,个别出自波斯。退而言之,段注“胡语”的“胡”是指广义的西域,即扩大到西南地区的西域吧,可是当时对印度不称“胡”,对印度语更不称“胡语”,这有典籍为证。如《魏书》上说：“浮屠正号曰佛陀,……皆西方言,……沙门,或曰桑门,总谓之僧,皆胡言也。”^[9]这里不必研究魏收的“浮屠”、“沙门”等名的出处是否正确,但他明白无误地把“胡言”和“西方言”分开来了。这里的“西方言”就是指的印度语,“胡语”则指西域语。还有宋朝的法云和尚在其《<翻译名义集>序》里说得更明白具体：“能诠之名,胡、梵音别,……葱岭以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10](“铁门”为古关名,在今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附近,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要隘)。法云不但认为“胡、梵音别”,而且把印度与“胡乡”(即狭义的西域)的地理界线都划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段注对玻璃译名词源的出处不是“泛指”而是错指并非妄言。既然巫山县太爷(段玉裁曾任该县知县)连出处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罗氏要求他指出词源来,岂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其实“璧流离”的词源就是梵文Velūriya)。第二,段注说“今人省之(指“璧流离”)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段氏明知西汉杨雄(公元前53－18)在两千年前写的《羽猎赋》里已有“流离”一词了,却硬说是“今人省之”的。岂不自相矛盾！至于“今人……改其字为‘瑠璃’”,则更显得无知了。殊不知与杨雄同时的桓宽(宣帝时人)在《盐铁论·力耕》里就赫然书有“瑠璃”两个字(原文见后),而魏晋以后译的佛经里,几乎俯首即可拾到“瑠璃”(详见后)。段氏也许没有读过佛书,难道《盐铁论》也没读吗？当然,段氏说的“今人”没有指出时限,但一两千年前的人总不能算“今人”吧。第三,段注说“今本《汉书》无‘璧’字”,但据笔者查阅能找到的《汉书》各版本都有“璧”字,连段氏自己引的《汉书》(即段注中的《地理志》)里也有此词,不知他说的“今本”又是什么本子？第四,关于“璧流离”的出处问题。段注认为最早出自《汉书》,其它典籍也都如此,但笔者对此始终存有疑窦。既然“流离”、“瑠璃”等名是由“璧流离”脱胎而来,那么“璧流离”就是母体了,可是,如上所述,“流离”和“瑠璃”在班固(23－92)兄妹撰《汉书》前的百多年就有了,哪有母亲比儿女晚出生一百多年呢？不错,段注也提到“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一词,但不知此画出自何时何人手笔？从名辞书典籍没有把它作为“璧流离”的出处来分析,它的问世时间不会比《汉书》早。由于笔者一时也未找出它的更早出处,这个问题就暂时存疑。总之,段氏的“璧”注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毕竟做了一些发前人未发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考证,其功是不可灭的。澄清了段的“璧”注以后,为了不使读者纳闷,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谈一下琉璃的问题。前面已经引证了古代的琉璃就是指的玻璃,但尚未说明古代琉璃与现代琉璃是不是二而一的东西？不是的话,两者又有什么区别？首先必须肯定,琉璃在古代和现代不是一码事,至于它们的区别,《古今陶瓷源流考》(清人著,姓氏不详)说得非常清楚：“古者琉璃本属金属之类(应属矿石之类),《魏略》云：‘大秦国出琉璃十种,盖矿产地,今之琉璃则系熔化药石,制成彩釉,施于陶器,因其光华润泽似琉璃,遂以是名耳’。”^[2]可见古代的琉璃原是一种透明的矿石,《西域传》注说它“青色如玉”(见前),这就是现在称的绿宝石,也叫绿柱石或猫儿眼,与翡翠同类。玻璃原来也指一种天然宝石,但多数人(包括一些辞书编者和学化学的人)说它就是水晶,大谬矣！按水晶透明无色,而天然玻璃是有色的,唐释慧苑的《新泽大方广佛华严经义》(以下简称《慧苑音义》)说它“有赤有白”^[11],而慧琳法师(唐人)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则说有“黄、碧、紫、白四种差别”^[11]。正因为玻璃和琉璃原来都是指的“光华润泽”的宝石,只是颜色上有所不同,我们的先辈就把两者混同起来了,这就是古代把琉璃称作玻璃的原因。还要指出的是：关于我国玻璃和琉璃的译名词源,各家所说不一,但主要来自梵文则是一致的(注意,这里说的梵文包括sanskrit<即经典梵文,唐宋人称“正梵音”,罗常培译为“梵文雅语”,以下简称“梵雅”>和prakrit<罗常培译为“梵文俗语”>),因为“玻璃”和“琉璃”两词在印欧语系里的原始形式都是梵文(指梵雅),如“琉璃”在梵雅里为vaidūrya(本义为“青色宝”,后来变成“有色玻璃”的通称^[7]),其它如希腊文的beryllos,拉丁文的beryllus,波斯文(也包括阿拉伯语,因为它们这两词拼法一样)的bilaur,中古法语的beril,中古英语的beryl都源于vaidūrya,而梵俗的velūriya则是vaidurya的音转。^[12]“玻璃”一词,梵雅为sphātika,波斯文为phātika,巴利文(古印度文之一)为phālika,梵俗为phāliha^[13],一看就知道这里的phātika,phālika和phaliha是sphātika的音省或音省加音转。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的玻璃和琉璃的译名都是从梵雅移译过来的,只能说大部分是这样。从梵俗译过来的也很多,还有个别是以波斯文和巴利文为词源的。由此看来,玻璃(包括琉璃)的词源可真不少,而译名则更多,据笔者初步挖掘出来的就有五十多个。现在要做的就是对号入座的工作了。形象地说就是媒人牵线的工作,也就是把原文词和译名发音相同或相近的作合起来配成对儿。这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当然,如果译者在翻译时是按原文音节逐个译出来的,且其发音又正确的话,媒人按音索“骥”就可毕其功矣,无奈大部分译名不是这样。大家知道,汉语是单音节文字,这种文字不习惯接纳多音节词,古汉语尤其如此。因此,大多数译名都省略一个、两个或更多的音节或音素,省多了,庐山的面目就隐约在“虚无缥缈间”了,这是困难之一;之二是,有些译名并非直接从印度方面传入,而是通过西域转进来的,在辗转过程中,自然要受到西域语的感染,于是发生音变,或者有的就是西域语的译名的再转译,也就是第二手的译名,现在要拿第一手的原文与某些音变的或第二手的译名对号入座,当然会枘凿不入了;之三,有的译者(包括西域译者)发音不正确,从而有产生“讹转”(慧琳语)或“讹略”(玄应语)或“讹转”加“讹略”,如此这般的折腾磋跌,更使媒婆扑朔迷离,无法找到门当户对的搭档。遇到这种情况,月老只好“拉郎配”了。再者,译名虽说有五十多个,但有些只是字不同音却相同或相近的,笔者把此类译名归在一起,用“/”或“(/)”符号隔开,其后再注出原文和出处,这样既省事又醒目。1.璧(/)流离/碧琉璃/别瑠璃它们的词源都是Velūriya(梵俗)的省音译(省去了尾音节－ya)。“璧流离”是我国最早的、有三个字的译名,现在都说语出《汉书》(引文见前),它不但演化出这里列的几个异体名来,还是早期两个字的译名的母体,即早期两个字的译名都由它省略而成,所不同的只是有的保留了原字,有的则用同音或近音字。如省略第一个字就成了“流离”、“琉璃”等等;省略第二个字就是“玻璃”、“颇黎”等等;而“璧”一名即第三个字的省略。“碧琉璃”、“流离”和“别瑠璃”三名引自高名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笔者只发现汉刘歆的《西京杂记》里有“绿琉璃”的说法。2.璧(/)：按“”为“”的俗字词源与1.同,省去了末尾两个音节－riya,其出处见《说文》“”条。3.流(/陆)离/琉(/瑠)璃/楼黎词源同1,省去了首音节ve－和尾音节－ya。“流离”一词始见于《羽猎赋》(原文见前),“陆离”语出《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但此处意为“参差错综貌”,因音同而借用之^[14]。“瑠琉”的最早出处是桓宽的《盐铁论·力耕》：“……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15]“琉璃”比“瑠璃”要晚出一二百年,时间约在东汉至三国。如《孝经纬·援神契》(系东汉人伪托《孝经》之作)^[16]、《海内十洲记》(原题西汉东方朔撰,据考证为六朝人伪托^[3]、《汉武故事》(原题班固撰,实为六朝时人之伪作)^[16]、《博雅》(即《广雅》,三国魏张揖撰))^[17]等书均有此词。自“琉璃”出世后,它与“瑠璃”并行而不悖,直到清朝,这位后生(琉璃)便把兄长(瑠璃)挤下了历史舞台,其具体时间大约是清中叶以后,因为清初的纳兰性德还有“瑠璃一万片,映微桑乾河”^[18]之句。至于“流璃”和“楼黎”,只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下载有其名。此外,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里还有“琉瑠”(或作“瑠琉”)之名：“社公引佐吏命前坐,……令作乐,器悉如琉瑠。”^[18]4.吠瑠璃(/琉璃/)毗瑠璃(/琉璃)词源同1.,省去了尾音节－ya,“吠瑠璃”和“毗瑠璃”均见玄应(唐释)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玄应音义》)：“瑠璃,吠瑠璃也,亦云毗瑠璃,又言鞞头黎,……”^[11]。具余的均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5.毗头黎(/利)/鞞头梨/头利它们都是Vaidūrya(梵雅)的省音译(省去尾音－a)。“鞞头梨”引自《玄应音义》(引文见4.),“毗头黎”与“头利”均见《语言与文化》(P.23),“毗头利”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6.吠努离耶/吠(/别)瑠(/琉)璃耶/鞞稠梨夜/拏璃耶这些都是全译名,除“鞞稠梨夜”与Vaidūrya音近外,其余都是Velūriya的对音。“吠努离耶”见《梵语杂名》：“瑠璃,吠努离耶。”^[11]“吠瑠璃耶”见《慧苑音义》：“瑠璃梵言,具云吠瑠璃耶。”^[11]“鞞稠梨夜”见《佛学大辞典》“吠瑠璃”条,“吠琉璃耶”,“别瑠璃耶”和“拏璃耶”均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7.玻璃(/琍/瓈//梨)/波梨高名恺说它们源于梵雅sphātika或波斯文phātika^[19],丁福保只说源于Sphātika,^[20]可是它们都与译名对不上音,笔者认为季羡林说的源于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比较合拍^[10](只省略了尾音节－ha或－ka)。按“玻璃”之名在《太平广记》(卷81)引的《梁四公记》里有记载：“扶南(古国名,在今越南南部)大舶从西竺国来,卖碧玻璃镜,……”^[21](不过《康熙字典》“玻”下引的《梁四公记》的这段话,“玻璃”写作“颇黎”)。“玻瓈”语出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玻瓈,玉也”。^[22]“玻”一词最早见于三国魏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为该书称的“七宝”之一：“金、银、瑠璃、玻、珊瑚、玛瑙、砗磲”^[23]。“玻琍”和“波梨”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尚未找到其它出处。8.颇黎(/梨/瓈)各家对其词源的说法与7.同,但笔者从季氏之说,即为phāliha或phalika之省音译。“颇黎”始见于六朝人假托的《十洲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16]“颇梨”见《魏书·西域传·波斯》：“(波斯)土地平正,出金、银、瑜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黎……^[21]。再者,《玄应音义》说“颇黎”是“讹略”的译名(原文见11.),他显然认为它的原文词是梵雅sphātika才作此武断的,殊不知佛家术语,如前所说,词源除来自梵雅外,还有梵俗、波斯文和巴利文等。“颇黎”一词若依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的发音,只能说是“略”而不“讹”。“颇瓈”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9.颇迦其词源应是波斯文phātika或巴利文phālika之省音译(省去了中间音节－ti－或－1i－)。“迦”古读作ka。出处同8.的“颇瓈”。10.颇胝“胝”,《玄应音义》谓“竹尸切”,即发zhi音。据此,其词源应是phātika(波斯文)的省音译(省去尾音节－ka)。此名见《玄应音义》：“颇黎,……西国宝也,梵言塞颇胝迦,又言颇胝,此云水玉,或云白珠。”^[11]稍后的《慧琳音义》又进一步解释说：“颇胝迦,古译或云颇黎,或云颇胝,皆讹转也。正梵音云飒破迦。”^[11]根据慧琳的说法,其词源应是“正梵音”(即梵雅)sphātika。然而照波斯文phātika拼起来,更接近译名的发音,它既不“转”,更不“讹”,只是省去了尾音节－ka而已。可见慧和尚也患了与他师兄玄应师父同样的毛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不知波斯文、巴利文等也是词源)。11.颇胝(/眡/置/眩)迦/婆致迦/破迦它们都是波斯文phātika的全音译。关于“颇胝迦”,《玄应音义》是这样解释的：“颇胝迦……亦言娑波致迦,西国宝也。旧云颇黎者,讹略也”^[11]。“颇眩迦”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迦宝,其方尺余,其状如水晶……”^[20]。“颇胝迦”见《汉语大辞典》“颇胝迦”条,“颇置迦”录自出《佛学大辞典》“玻璃”条。12.颇梨色：《慧苑音义》载有此词：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状少似此方水精,然亦有赤有白等也”。^[11]根据慧苑说的“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原文当是梵雅sphātika的“讹略”加“讹转”了,但我们认为巴利文phālika或梵俗phāliha更接近译名,只是末尾的“色”没有脚落,也许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而发生音变吧。13.颇胝尸此名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关于它的词源,高氏只笼统说是sphātika或phātika,但后者更接近译名,只是“尸”与“－ka”对不上口,可能也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14.坡(/娑波/塞颇)致迦/塞颇(/玻)胝迦/飒破置迦/萨颇置迦这些都是全音译,一看就知道词源是sphātika(梵雅)。“坡致迦”出处见[12],“塞玻胝迦”见《大唐西域记》(P.41注三),“塞颇胝迦”和“娑波致迦”的出处分别见[10]和[11],“飒破迦”见[10],“萨颇置迦”语出《梵语杂名》：“颇黎,萨颇迦”^[11],“塞颇致迦”见《佛学大辞典》“玻璃”条。以上都是音译名,还有意译名,如“千岁冰”^[25](原作“千岁水”,宋人唐微慎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本)改“水”为“冰”)：“水玉”^[10]、“白珠”(见[10]、“冰玉”(见[3])、“宝石”^[1]等等;此外,还有音译加意译名,如“琉璃珠”(语出《博雅》)^[17]、“瑠璃珠”^[17]“颇梨珠”(见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智度论》：“譬如过千年冰化为颇梨珠。”)^[24]等等。玻璃的译名已挖出的就有这些,至于有没有非译名？有的话,叫什么？我国什么时候有了玻璃？外国的玻璃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等等、等等一连串的“？”,读者一定也想得到回答,但这些已非本人所能涌括,笔者拟另撰文探讨之。     

等高线分类名词应规范

等高线是测绘学科中最基本的名词之一。名正义符,清晰易懂,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可是其分类名词,多年来得不到统一,而且相当混乱。现将有关文献中所采用的分类名词,举数例如下,供参考和讨论。1.《测绘学名词》^[1](以下简称《名词》)中有词条：“首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计曲线 index contour”“间曲线 half interval contour”“助曲线 extra contour 又称辅助等高线”2.《地图学术语》^[2](以下简称《术语》)中所列词条与上述《名词》中的相同以外,增加了所谓“同义词”,分别为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半距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3.《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3]中,“等高线a.首曲线 b.计曲线 c.间曲线”,与《名词》中的相比,没有“助曲线”;也没有《术语》中的“同义词”。4.《省、地、县地图图式》^[4]中,“等高线分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辅助等高线”。与上述《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中的分类名词完全不同,而与《术语》中的相比,没有“半距等高线”。5.《测量学》^[5]中,等高线的分类：①基本等高线(又称首曲线)②加粗等高线(又称计曲线)③半距等高线(又称间曲线)。与《术语》中所用的名词相比,主次相反,且没有助曲线这个名词。6.《测量学》^[6](土建类专业用)中只有首曲线、计曲线和间曲线,也没有助曲线。7.《普通地图编制》^[7]中,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与《术语》中的相同,只是把“同义词”变成了“又称”。从以上情况来看,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众说纷纭,没有共同语言,形成这样的混乱局面,令人无所适从。还有个别词条,如《名词》和《术语》中的“助曲线extra contour又称辅助等高线”。其中的英文词和“又称辅助等高线”都不正确。再说,助曲线有“又称”,难道首曲线等三个名词就没有“又称”？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上述两本《测量学》教材,连助曲线这个名词都没有。以上文献中出现的两组等高线分类名词,都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已混用多年,分不清哪一组是规范名。“首曲线”这一组名词是早年从日本传入我国,沿用至今,直接引用日文中用汉字书写的这组名词不够通顺,对首曲线而言,是按规定的等高距测绘的,图中最主要的等高线。计曲线不过是将每第五条或第四条首曲线的线划加粗些,为的是便于计数。而间曲线和助曲线只是首曲线还不足以显示局部地貌特征时才测绘,起到辅助作用,并不是图中非要不可的,视地面坡度变化情况而定,现从有关文献^[16]中获悉,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这些名词作了如下的修改：“主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古]首曲线”“计曲线 index contour,principal contour……”“补助曲线 auxiliary contour supplementary contour……[古]间曲线,助曲线”。这里除了首曲线早就改称“主曲线”^[15]外,淘汰了“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词不达意的名词,将这些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16]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根据其性能统称补助曲线,或辅助等高线,也有称“补充等高线”^[8]的。辅助等高线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术语,其涵义在不同外文文献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如：“Supplementary contour or one-fourth the basic interval are drawn and shown in dashed lines.”^[17]“auxiliary contour(supplementary contour).An extra contour introduced,in areas where contours at the standard interval are too far apart on a map,to show the relief adequately.”^[19]“辅助等高线用虚线来表示。”^[14]在国内的教材中,也有“加绘补充等高线(间曲线、助曲线)是局部缩小等高距的方法。为了区别于基本等高线,补充等高线大多采用不同式样的虚线。”^[8]可是《名词》、《术语》等文献中,把辅助等高线与助曲线混为一谈,造成混乱。要达到测绘学名词规范统一的目的,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希望提高透明度,集思广益。增加责任心,多查考外文资料,注意与国际接轨,问题就不难解决。至于“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半距等高线”这一组分类名词是上世纪50年代从俄文ОСНОВ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УТОЛЩЕН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翻译过来的,还有辅助等高线(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乃是泛指不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而是用虚线描绘的等高线,显然这一组名词要比原有“首曲线”那组分类名词,通顺些。在美国地质测量局(U.S.Geological Survey)的地形图图式中,等高线也是分intermediate contour,index contour和supplementary contour三种。^[13]综合以上所述,认为可用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作为分类名词的规范词,而以主曲线、计曲线和辅助曲线作为目前允许使用的非规范词,规范名词的英文对应词就可用上面intermediate contour等三个惯用词,得以与国际上的名词概念接轨,有利于交流。此外,对前面提到助曲线所附的英文词问题,extra contour^[14]不是术语,英文对应词也只能根据其内涵译quarter interval contour^[10],如同间曲线译half interval contour^[10]一样,即使不用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过时的名词了,但有时还会分别提到这两种辅助等高线,在德文和俄文书中也有这样的提法,分别为Halbhhenlinie,viertelhhenlinie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ЧЕТВЕРТЬ ГОРИЗОНТАЛЬ。前面提到等高线分类名词的混乱,而分类名词的英文对应词更加混乱,有待澄清,列举如下：index contour计曲线,误认为首曲线;^[9,12]intermediate contour首曲线,误认为计曲线;^[9,10,12]auxiliary contour辅助曲线,误认为间曲线^[11],还有误认为助曲线^[9]的;supplementary contour辅助等高线,误认为间曲线^[11];前面已提到的;extra contour并非术语,误认为助曲线^[1,2,11]。此外,应着重指出的是,2002年公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名词》中,有关等高线分类名词的词条,就只有“计曲线index contour”和“间曲线intermediate contour line”,连首曲线和助曲线都没有。这里间曲线的英文对应词也不正确;还有前者称contour,后者称contour line也不恰当,两者不应并立。前者是指“地面上高程相同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想象的闭合曲线,称contour,按它们的正射投影描绘到地形图上,就称之为contour line。”^[20]也可不必考虑这样的区分,但用词必须前后一致。从以上情况看来,未能与1990年和2002年公布的《测绘学名词》协调统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希望再版时作适当修改。以上所提是否有当,恳请批评指正。     

关于Shoot一词中译名的一点意见

Shoot一词作植物学名词一般指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root(根)相对。由于这个词的原义,不仅指茎干或枝条,而且包括叶子与花部,所以汉语中一直没有合适的中译名。目前汉语中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法,如《英汉百科翻译大词典》中译作“幼苗,苗;新梢,枝梢”^[10]。《英汉辞海》中译作“发芽,抽芽,长出新芽,嫩枝,a(1)：植物的地面部分;有枝叶等的茎(根除外)。(2)：由植物的芽孢长出的嫩枝干或部分。b：主干的分枝”。^[2]《英汉生物学词汇》译作“(1)条,枝,枝条,苗(2)茎干”^[5]。《英汉植物学词汇》译作：“(1)条,枝条,枝,苗。(2)桠枝。(3)茎干^[8]。在上述几种译法中,近年来以“苗”的译法较为普遍^[6],但是“苗”这一译法使人容易与幼苗(seedling)混淆;枝、条、茎等译法,较为接近原义,然而由于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概念的习惯,容易忽略了其中叶性器官和后来的生殖器官部分;“植物的地面部分”比较接近原意,但冗长而不便交流,而且考虑到气生根的情况,也显得不十分正确。至今各种译法似乎均不能正确反映原意。因此《植物学名词》^[11]中未收入此条。伊稍^[6]认为在shoot中,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存在茎叶之间的明显界线。Shoot的形态学本质可用三个大的概念来解释：(1)茎叶是植物体根本而可划分的单位。(2)Shoot由生长单位(phytons)组成,每个生长单位由叶及其下面的茎部分组成。(3)叶本身具有shoot性质,其扁平而具背腹性的结构乃次生发展的结果。上述各种理论都强调茎与叶之间的紧密关系^[6]。Shoot作为与root相对的概念,主要区别在于维管组织结构,增长方式和外层组织结构：Shoot有由真正顶端分生组织不断发生的分布有维管束的形态多变的叶性器官,从而使shoot系统不断增大,而root的顶端分生组织并不真正顶生,而是有根冠保护的,侧生器官是一些无维管束的形态单一的根毛^[7,13]。Shoot主要行使光合、贮存、生殖和运输等功能,root主要行使吸收和固着功能。考虑到shoot一词的英文内含及外延,以及中国文字的具体情况,作者认为该词在植物学中的汉译最好能统一为“标”,因为这个词能反应出shoot一词的本质,并可说明茎和叶的统一整体性,从而可以明确与root相区分,这既防止“苗”之类译法的外延扩大,又防止“枝”之类译法的外延缩小,从而有一个正确的术语,也便于国内外文献交流和对照。“标”字在《康熙字典》释作“木末也;又高枝曰标;又表也”^[3]。汉语成语的“治标不治本”、“标本兼治”中的“标”即是指树木的地上部分(末),与地下部分(本)相对,“本”“末”二字在《中文大辞典》释作：“末,木杪也,木上曰末;本,根也,木下曰本”^[9]。所以“本”“末”是相对的,同样“标”“本”也是相对,后起曰标,本原曰本,《辞海》中说：“本标相应”^[12]。《辞源》中是这样解释“标”的：“梢,《管子·霸言》：大本而小标。注：标,末也”^[1]。《中文大辞典》释作：“木杪末也”^[9]。《汉语大词典》释作：“(1)树梢。(2)末梢;事物的枝节或表面,与‘本’相对。(3)顶端”^[4]。因为“标”在植物发育过程中是较根而后起的,属于苗的末端,是可以从外观上看得见的部分,即地上部分。尽管“标”现代最常用的意思指树木的末梢,但考虑到该词的本意和植物体的整个发育过程,幼苗时期的地上部分叫前边几种译名都欠妥,因为幼苗的地上部分既看不到任何“枝”“条”的影子也不能叫做“苗”,唯有“标”一词能表达出地上部分的含义;而成株中,中文中的“标”的“树木末梢”之意似乎仅限于树枝的顶端,但是考虑到整个地上部分包括茎干都是由幼苗时期的地上部分(“标”)发展而来的,我们称之谓“标”不但没有造成外延上的扩大,反而使这一称谓能更加正确地反映其形态学本质。在此建议把shoot中文的植物学名统一为“标”,是否正确,希望大家共同商讨。     

“震旦”一词的溯源及在地质学中的应用

“震旦”一词源于佛经,东晋帛尸黎密多罗译《佛说灌(贯)顶经》第六卷中有：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1]的记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七二玄应音杂阿昆昙心论：振旦,或作震旦,……旧译云汉国^[2]。有的佛经上亦有译作“脂那^[3]”,总之,“震旦”(Chinisthana)为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之谓,即以后之“支那”,其源亦为秦国之秦的对音。汉语“震旦”一词既有代表中国之内涵,早期在文化教育界常有使用,诸如1903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以“震旦”一词为名的独立学院,即称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4]。1932年又另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甚至在国外也有使用,诸如1942年在巴黎创办有相当影响法国报纸“震旦报”(L’Aurore)是以“震旦”命名。“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界的使用更是源远流长,有其特殊科学含意,主要是反映在地层、构造方面,在古生物、矿物术语命名上,也不乏以“震旦”一词命名,诸如震旦角石(Sinocerac),震旦矿等。本文就以“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发展史的演变,做如下的探讨。1.美国地质学家彭拜来(Pumppelly,Raphael,1837－1923)^[5]于1862－1865年在华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各地山体结构,山脉走向皆呈北北东——南西西,把这一特征命名为震旦上升系统(Sinian system of elevation),以表示华北及西伯利亚东部北东方向的褶皱,后统称“震旦”方向(Sinian trend)^[6],从此,“震旦”一词进入地质学的含义之中,作为中国构造地质学的一个特定术语。2.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5]在总结他1868－1872年在华考察工作时,于1877年把“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他认为凡在中国一切未变质之前寒武系及寒武系岩层,均划归震旦系(Sinian system)^[7],由于这段元古代晚期地层最早在中国发现与研究,故以“震旦”命名,表示中国特有。纳入中国地质年代表为震旦纪(Sinian Period)。从文献记载,虽暂定为元古代晚期,大体从十九亿年开始到五亿七千万年结束,其岩相则主要是浅变质或不变质的沉积物为主。3.美国构造地质学家威理士(Willis,B,1857－1949)^[8]于1903－1904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时,将李希霍芬创立的震旦系改为下震旦系——寒武系及上震旦系——奥陶系两部分,他认为在中国北部两者是不可分界。把李希霍芬之前寒武、奥陶系屏除于震旦系之外,命名为寒武奥陶系^[9]。4.中国地质事业创建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率领地质研究所学员于1914－1916年在北京西山及其周围进行野外地质实习中,做了大量实际剖面测量与分析,在1916年出版的《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10]中,系统地探讨了南口系并修正和补充了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划分,同时也提出了维理士上述方案两系合为一体的弊病,认为两系尚有一平行不整合,并以唐山临城等资料论证寒武系与奥陶系并非一体,而两系早为世界地质学家所贯用,于中国似未见疑义,《修业记》堪称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部考察报告。5.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A.W.,1870－1916)^[11]于1920年受聘来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受托于地质调查所专题研究震旦系,1922年发表了专论《震旦系》(Sinian System),他主张应缩小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范围,认为仅限于寒武纪以前之南口系,或滹沱系,并提出废弃维理士寒武奥陶之一体性之说^[12]。6.比利时地质学家马迪幼(Mathieu)1922－1923年担任开滦矿务局地质师时发表了《直隶滦县震旦系地层》^[13],文中简明地阐述了震旦系划分的原则及内涵界限。7.中国地质学家高振西早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对中国震旦系发生浓厚兴趣,1930年发表了《“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上的意义之变迁》,毕业后,1931－1933年对河北蓟县震旦纪地层做过专题调查与研究工作,1934年发表了《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14],以实际调查资料论述了划分震旦系的原则,比较系统地建立起中国北方震旦纪地层层序,建立起震旦系剖面,为三群十组,确定了蓟县岩石地层的基本格架。他的开拓性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采纳和称赞。8.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李四光四十年代建立了中国南方震旦系剖面;在创立地质力学构造体系时;把与震旦方向相当的构造,称之为华夏系(cathaysian system)、中华夏系(Mesocathaysian system)及新华夏体系(Neocathaysian system)^[15]。9.章鸿钊1936年创立“震旦”运动(Sinian movement),他认为中生代晚期至始新世后,中国东部地壳运动可分为五期,都与地震方向略近直角,他用地壳波动说和地壳均衡说来说明震旦运动的起源,他提出震旦运动是地下岩浆前后反复活动而引起的,同年,他还发表了《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之新认识》,对震旦方向、震旦运动做了独特的解释,1943年他还发表了《所谓震旦运动及对批评重加一省》。10.我国地层学家赵金科1936年发表了《震旦纪大地槽及其联合古陆中之位置》^[17],在汇集世界各地震旦纪地层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大陆漂移说。11.我国地质学家马杏垣1960年提出震旦系顶、底界面所代表的时限(震旦阶段)作为一独立的构造旋回,命名为震旦旋回(Sinian cycle)^[18];同年把豫西黄山沉降带中震旦纪末的地壳运动,命名为震旦褶皱(Sinian folding)^[19],并创立震旦褶皱带(Sinian fold belt)新概念^[20]。震旦系岩层大都不整合于五台系,或泰山系之上,在我国北方殊形发育,尤以河北南口,山西滹沱区域为最,后来在湖北宜昌亦有发现,地理分布较广,其主要岩性：下部为石英砂岩、页岩或板岩;上部为硅质灰岩。兹将上述几位外国地质学家关于震旦系划分论点加以对比,以示解放前有关震旦系之划分。这里还应说明的维里士以山东张夏及新泰地区为据,强调不整合关系,当时另有一套划分系统。12.我国北方震旦系,以蓟县北部山区一条中上古界地层为标准剖面,俗称“蓟县剖面”,历经约十一亿年的沉积历史,以岩层齐全、山露连续、保存完好、顶底清晰、构造简单、古生物化石丰富、变质极浅、有上万厚的特点,显示出得天独厚的本色。早为国内外地质学家所共认^[21]。1984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将蓟县剖面,包括长城系、蓟县系、青白口系的中、上元古界的地层剖面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填补了我国这类自然保护区的空白,成为国际地质学界探究古老地层的典型剖面^[21]。为众人所向往。     

“炭”与“碳”的区别问题

摘要 本文探讨“炭”与“碳”的渊源和区别,并提出使用范围和正确使用的方法。“炭”与“碳”二字,一个不带“石”旁,一个带“石”旁,显而易见其字的结构是不同的。目前在一些科技文献中,“炭”与“碳”有时混用,意思表达不清,甚至产生误解。“炭”与“碳”到底有什么区别,如何才能正确使用呢？首先应弄清两字的渊源和原义,再考虑实际使用情况及习惯,确定一个比较科学的区分原则。一、“炭”字的来源和原义“炭”字,从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及至近代的《辞源》、《辞海》等经典词典上均有此字。它的第一项字义是“木炭”。《说文解字》^[1]中说：“炭,烧木余也。”用白话文来说,是烧木不尽之余,即木炭。且《说文解字》上说炭“从火”,《康熙字典》和《辞源》均将炭字放在“火”部,可能是考虑有烧木之意。《周礼·月令》道^[2]：“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本草纲目》谈到：“煎药焙火宜用麸炭。”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卖炭翁》的第一句就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明白地指出炭是薪材烧成的。“炭”的第二项字义是“石炭”,即煤。《正字通》^[2]上说：“石炭,即今西北所烧之煤。”《前汉·地理志》也谈到：“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以上都表明石炭即煤。日语中的汉字“石炭”也是指煤^[3],大概是我国古代汉语传入日本所遗留下来的。“炭”的第三项字义是近代对炭素材料及制品的总称,如焦炭、炭砖、炭糊等等。此外,在古代《玉篇》中有：“炭,火也。”《孟子》(公孙丑)上：“炭,墨也。”在汉代还有以“炭”为姓的。二、“碳”字的来源与原义《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及《辞源》上均无“碳”字,只有《辞海》^[4]和《现代汉语词典》^[5]才有“碳”字,可见“碳”字是近代才创造出来的。现代汉字比古代的多。我国的汉字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出来的。新创造的字,只要流行开来,大家认可,就逐渐定型。化学上很多字就是本世纪20年代创造出来的。那么“碳”字到底是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呢？我国翻译西方近代化学著作,始自近代化学先驱和杰出的开拓者——徐寿^[4](1818～1884,江苏无锡人),他与英国人John Fryer(付兰雅,1839～1928)合作,介绍和翻译了《化学鉴原》(六卷,1871年刊)。与此同时,广州博济医院美国医师嘉约翰(Kerr John Gla)和中国学者何了然也合译了此书,书名为《化学初阶》(共四卷,1870年刊)。当时已知的64种元素的名称,《化学鉴原》与《化学初阶》的译法基本相同。金属元素都加“金”旁,如锂、镁、锰等;非金属元素有加“石”旁的,也有不加“石”旁的。如“磷”,两书均译为“燐”;“硅”,《化学鉴原》译为“矽”,《化学初阶》则译为“玻”。对于“C元素”两书都译为“炭”。可见当时还未采用石旁的“碳”。到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出现带石旁的“碳”字。如《王云五大词典》^[6](1930)就收录了这个“碳”字,但指明其唯一意义是符号为“C元素”的名称。其所附的中英文名词对照表中,在“carbon”下只注明“炭质”一义,即“炭原质”(C元素)。1932年11月26日,当时的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化学命名原则》^[7],其第七条把已通行的化学元素的订名原则加以总结,规定为：“元素之名,各以一字表之,在寻常状况下为气态者,从气;为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为固态者,从石。”其所附元素表把第6号元素C第一次正式订名为“碳”。1979年出版的《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在“碳”字字条下明确指出“碳”是一种化学元素,没有其他解释。1980年中国化学学会颁布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有机化学命名原则》^[8]上规定,“碳”就是C元素。综上所述,“碳”字是本世纪初西方近代化学传入我国,翻译家翻译时创造出来并流行的,1932年颁布的《化学命名原则》正式确定C元素用“碳”字表示。三、“炭”和“碳”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混乱的原因由于古代汉语中就有“炭”字,此字的使用没有疑义。当西方化学传入我国后,由于“碳”与“炭”两字字义有所区别,因而出现了使用是否正确的问题。在经典词典中,除《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源》上只有“炭”字,没有“碳”字外,《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炭”和“碳”的字义都说得很明确。《英汉牛津大词典》、《英汉化学化工词汇》、《英汉科技大词天》、《俄汉词汇》等工具书中,对“炭”与“碳”的使用基本上是正确的。如《英汉化学化工词汇》^[8]中,含有“碳”和“炭”的词条有200多条,其中关于元素C的条目,都用带石旁的“碳”,如碳环、碳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化硅、碳化钙……等。关于“炭”的条目,如木质炭(carbolignius)、炭黑(carbon black)、活性炭(activated carbon)、炭砖(carbon brick)、炭精棒(carbon stick)等等。但有少数是用错了的,如碳纤维(应为炭纤维)、碳灯丝(应为炭灯丝)等。目前科技文献中,特别是炭素行业的资料中,对“碳”与“炭”使用比较混乱。究其原因：第一是国家对科技名词的定义及使用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做得不够。1932年颁布的《化学命名原则》和1980年颁布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只规范了“碳”表示C元素,国家对“炭”与“碳”的定义和区别,及使用范围与方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第二是科技人员在使用“碳”和“炭”字时,态度不够严谨,没有深究它们的区别,而习惯成自然地随便使用。甚至有些科技人员误以为“碳”与“炭”没有区别,可以互用。第三是翻译人员的疏忽和粗心,按文而译,将国外科技资料中“炭”与“碳”的混淆引了进来。第四是刊物编辑没有把好关,给“炭”与“碳”的混用起了传播作用,更加剧了它们的混用。四、“炭”与“碳”的区别关于“炭”与“碳”的区别,由前述可知：(1)从本义上看,“炭”最初的本义是木炭、煤,它是物质的名称。而“碳”字被创造出来是表示元素周期表中的第6号元素(C),它是元素名称。(2)“炭”所指的物质是混合物,如木炭、焦炭、煤炭、炭黑、炭纤维等,它们的成分中除C原子外,还有别的物质。而“碳”所指的物质是C元素的单质或化合物。如碳的同位素碳¹²、碳¹³、碳¹⁴;碳的同素异构体金刚石、石墨和卡宾碳;碳的化合物,碳化硅、碳化钙等。此外,自1985年以来发现的C₆₀、C₇₀等^[9],均可称为“碳”。(3)“碳”是在化学名词中使用。凡是与碳元素、碳原子有关的词语应用“碳”字,如碳键、碳链、碳氢比、碳化镁等。而“炭”是在工程及材料的技术术语中使用。凡是与炭石墨材料和生产工程有关的词语,一律用不带石旁的“炭”字。五、建议鉴于目前科技界、特别是炭素行业,对“炭”与“碳”的字义弄不清,使用混乱的现实,建议国家科技有关管理机构,组织专家讨论并制定出一个文件,给“碳”与“炭”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指出其区别和使用范围,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把有关“碳”和“炭”的名词及技术术语的词条确立下来。以便科技人员有章可依。同时希望科技人员、翻译、编辑均应遵守文件精神,正确使用规范的“炭”与“碳”字的名词和技术术语。     

论“腐植”与“腐殖”

在审定煤炭科技术语过程中,对腐植煤(humic coal,humulite,humulith)、腐植腐泥煤(humicsapropelic coal)、腐泥腐植煤(sapropelichumic coal)、腐植组(humunite)、腐植酸(humic acid)等术语中应该用“腐植”还是“腐殖”、或两者是否可以各有所指的问题颇费了一番考虑。相同的问题还有腐植质(humus)、腐植土(humus soil,humus)等,事关其它学科,三十余年来在科技界很不一致,故愿将此问题加以论述,以共同讨论。“腐植”最早何时开始使用？已说不清。可参考的是至迟在本世纪初期的日本文献中即使用了“腐植质”等一系列用汉字表示的名词,并且沿用至今日,从未改变。1948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就有humus：腐植土、物化土、肥土的词条。1956年科学出版社和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有关腐植质研究的译著中,其正文和书名中都用的是“腐植”。据老科技工作者回忆,5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献中一系列的术语使用的都是“腐植”。“腐殖”的出现大约在50年代后期,见到较早的有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林学院编订的《德汉林业名词》,其中humus为腐殖质;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订的《英汉林业词汇》中humic acid为腐殖酸,humus为腐殖质。60年代以来用“腐殖”代替“腐植”者日益普遍,一批双语词典^[7-11]先后采用了“腐殖”,以后一批影响较大的工具书^[1－6、12]完全采用了“腐殖”。其中辞海^[5]将1979年版的“腐植”改为1989年版的“腐殖”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如此等等,使得今天“腐殖”的使用逐渐占了多数。然而,即使经过近四十年的选择,仍未能完全统一,说明存在不同看法。70年代出版过一大批腐植酸类肥料的书^[14-16],80年代科学出版社出过《腐植酸化学文摘》^[17]。1994年的《农业文摘(土壤与化肥)》中可查到多篇有关腐植酸的文章,并有名为《腐植酸》的杂志。《化工词典》^[18]中一概用“腐植”,只是在腐植酸和腐植质之后分别注明：即“腐殖酸”和即“腐殖质”。在煤炭界一直使用“腐植”(如腐植煤、腐植腐泥煤、腐泥腐植煤、腐植组、腐植酸等词^[19－21]至今仍无改变。在一些科普文章和著作中,也常有“腐植”的用法。如199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11版上即可见到腐植酸一词的出现。有的工具书把“腐植”和“腐殖”各用在不同术语中,主要是“腐植酸”和“腐殖质”^[13,22];而有的工具书^[23]将“腐植×”和“腐殖×”并列为二个词条,成为不同事物,可见“植”与“殖”虽仅部首之别,却带来某些混乱。台湾的文献一贯采用“腐植”^[24－27]。只是到了80年代以后,可能是受大陆的影响,个别出版社的书采用了“腐殖”^[38－42]。然而,同一出版社的书也有采用“腐植”^[37]的。至于有的工具书也采用“腐殖”^[43]则是由于该书采用了大陆的译文,不足为准。以上说明台湾目前仍以使用“腐植”为主。将“腐植”改为“腐殖”明显的原因在于：腐植质形成的来源不仅有植物,而且还有动物,这在国际权威的工具书^[45－47]中说得很清楚。然而同样也是权威的工具书^[48-49]中则说得较为灵活,是用有机物质(organic matter)代替植物(plants)和动物(animals)。更有一些工具书^{[28,34,50－51]}只说腐植质来源于植物。结合有关专著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腐植质(或腐植酸)最主要的来源是植物,或者多数腐植质的来源只是植物。这就是当初定名为“腐植×”的原因,如今看来,虽在某些情况下有欠全面,然而远非错误。煤炭(包括泥炭)是古代高等植物遗体堆积、腐败、分解、并经成煤作用后形成的。在煤中可以找到植物的形态,在煤化程度低的煤中甚至可以看到植物的结构。至于其中是否有动物(如昆虫)遗体混于其中,这里无需细究,因为即使有,也微不足道。至于由低等植物和浮游生物遗体形成的煤,已称为腐泥煤(sapropelic coal)。可见称humic coal为腐植煤很恰当,完全合乎定名的科学性原则。并且腐植煤、腐泥煤、残植煤等名词相互对应,合乎定名的系统性原则。腐植煤沿用了腐植质、腐植土、腐植酸的命名,合乎定名的习惯性(约定俗成)原则。反之,如称腐殖煤,则不能表明煤的来源,使人不知所云。此外,“腐殖”与“腐泥”、“残植”等不相对应,缺乏系统性。因此我们认为以采用“腐植”为好。然而,这关系到由拉丁文humus(泥土)派生出的一系列词(见前)的译名问题。我们认为,同一外文不宜有两种译法。“腐殖”虽避免了“腐植”的片面性,却语义含糊,不合乎中文构词习惯,不能表达概念的本质或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本身会引申出与这里要表达的相差甚远的含义,带来新的片面性。综合各种字典有关内容,殖字可有两种读音^[3－4]：zhí和shì,约6种含义,其中和“腐殖”有关的只有3种：1.骨殖(音gǔ shì古匙),意为尸骨。因而“腐殖”自然会使人理解为“腐烂的尸骨”。“腐殖质”则为：由腐烂动物尸骨产生的物质。这比之“腐植质”具有更大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殖,脂膏久,殖也”。意为脂膏放久而腐败。可见殖与腐的内涵近似,而外延更窄,专指脂肪的腐败。腐殖连用也会带来新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殖字的这一含义在汉语中早已废弃不用。以致大如《辞海》《辞源》这样的工具书都不加收录。在现代汉语中有“腐败”、“腐烂”、“腐朽”等词组,而没有“腐殖”的用法。3.作繁殖、孳生解。腐殖的意思是因细菌繁殖而腐败。如果这样的话,首先,按汉语习惯及逻辑关系,因在前,果在后,应为“殖腐”而非“腐殖”。其次,有机物的腐败必为细菌繁殖所致,已曰腐,再言殖,似乎有蛇足之嫌。再者,一个术语很难、也没有必要表达事物的“生成原因或条件”这样复杂问题,因为它们不是该概念区别于类似概念的本质或特征。如果要表达的话,则温度、湿度,有氧、无氧等因素同样重要。从术语的构词原则和习惯来说,“腐殖”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前面2、3中,殖字是动词,所以腐也只能理解为动词,因为腐没有副词的词性^[44],不能用来形容后面的殖字,构成像易拉罐、缓冲器、偏振光、多用表等副词＋动词＋名词式的术语。在汉语里,动词词组＋名词式的术语很多,如：腐蚀剂、沉积物、扫描器、操纵阀等。其中的腐蚀、沉积、扫描、操纵都是可独立使用的动词词组。即使像收放机、截装机、弛张筛等这样的动词＋动词＋名词式的术语,其收、放、截、装、弛、张一定是后面主体的功能或动作。而“腐殖”既不构成独立的动词词组,殖也不是后面的主体(质或酸)的动作,而是一个没提到的主体——细菌的动作,这种构词方式很使人费解。至于“腐植×”这类术语属于形容词＋名词＋名词式的结构,语义明确,合乎习惯,类似的术语很多,如：黑钙土、臭氧层、丹顶鹤、热力学等。由上所述,“腐殖”与“腐植”的优劣已很清楚。至于“腐植”的片面性问题,并不足为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某些术语不够完善的情况会不断出现,如果要求术语完全科学、确切,将不胜其改,反而会造成混乱。有如蛋白质,原以发现于鸡蛋清中命名,后发现这种物质普遍存在于生物体,包括植物体中,但并未因此改名,致以后有“植物蛋白”这一看似荒谬的说法。人们已习以为常,并不深究植物何以会有蛋？再如胡萝卜素和柠檬酸,实际在很多瓜果蔬菜中都存在。如果求绝对正确,都要改名才成。在审定术语时,应该首先考虑科学性,这是对的。习惯性虽然往往和科学性相矛盾,却也是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原则,这是语言规律所决定的。难在掌握恰当的“度”。我们认为,对新出现的、有争议的、使用混乱的、未定型的或影响面较小的术语应首先考虑科学性;而对历史久远的、影响面较大或已通行的术语,要首先考虑习惯性原则。特别是当替代词并不优于原词时更应如此。基于上述原因,地质学和煤炭科技的名词审定已决定将“腐殖煤”等一系列术语中的“腐殖”恢复为“腐植”。     

“本”、“体”、“本体”词源考

英语中“ontology”一词来自拉丁语后裔的法语。法语中的“Ontologie”一词演变自拉丁语的“Ontologia”,而这个拉丁语形式又源自希腊语。对该词的出处,各家说法不一。据C.T.Onions(奥尼恩斯)^[1]考证,该词的拉丁文形式为瑞士阿明尼乌派的神学家Jean le Clerc (拉丁文名：Johannes Clericus,1657～1736)所创。词源的复杂性还由于印欧诸语属屈折语,绝大多数词类富有变体形式。于是,拆分这个词并从词源学的角度阐释不同部分的含义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理解途径。Ontologia由onto+ logia构成。ont-是ón的词干,也是einai的现在分词的中性形式。于是,Ontologia 定义为“the study of being”^[2]。有的学者将“-logy”结尾的词当作“-学(科)”来看待,这当然无可厚非,它确实有这层含义,如biology(生物学),sociology(社会学)等。但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logos”。“-logy”代表法语词缀“-logie”、中世纪拉丁文的“-logia”、希腊语中的“-logia”;因此,“-logy”的含义不仅以lógos(discourse话语或逻辑推理,speech言语)为基础,同时又包含log-(作为希腊语词根leg-,或希腊语词légein表示gather,choose,say,speak等意义)的意思。因此,-logia在词源学上有两层意义：(1)以如此方式“说”(saying,speaking),如brachylogy(用语简明),eulogy(颂词),tautology(同语反复、赘述);(2)从事某学科研究的人(由-logos 标明,如以-logist,-loger结尾的词);或指某一学科或研究。作为学科名称,这类词的第一个成分是“具体名词”,而后加字母“o”,再以-logy结尾。例外的有：petrology(岩理学)和mineralogy(矿物学)。当代以-logy构成的词总是意味着与-logic (法语是：-logique;拉丁文为：-logicus;希腊文则是：-logikós) 或与-logist相关。与表音的印欧诸语不同,汉字的构(字)词手段有：象形、表意、指事、会意以及表音。“本”就是指事字。指事是通过用象征性的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上符号来表示某个词。《说文解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从下”。段注：“本末皆于形得义,其形一从木上,一从木下,而意即在是”^[3]。“本”字在甲骨文中形状为上部是树(木),下部三个圆圈指“树的根部所在”^[4]。(后来点变成一个短横,指出这儿是木的根,合起来指“树的根部”,与“末”相对。“末”是木上面一短横,指出这儿是木的末梢。于是,“本”表示事物的根源或基础^[5]。《书·五子之歌》言：“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论语·学而》中更有“君子務本”之说。由上述基本义引申出不同的意义和生成不同的词,如“本币”、“本家”、“根本”、“基本”。由本义还引申指“原来的”,如“本地”、“本行”。同时,也可指“自己方面的”,如“本人”、“本身”。与哲学中的“本体论”靠得较近的是《管子》的作者在《水地》中写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本”还用来指“身体、体质”。陶潜《答庞参军》诗序：“本既不豊,復老病繼之”。“本”字的这层意思又与下述的“体”字的本义相通。“体”则是形声、会意字。形声字是半表意,半表音的。会意是用两个或几个字组成一个字,把这几个字的意义合成一个意义。“体”字从骨豊(lǐ)声,指人的身躯(體),身躯靠骨骼支撑,故体从骨;又因“豊”为“盛丰厚祭品以祭神灵的礼器”,有“丰厚”义,人的身躯除骨骼外有丰厚的肌肉等,故体从豊声并会意。“体”本义指“人或动物的身躯”^[6]。《礼记·大学》：“心廣體胖”。同时也可用来指“肢体”,如《诗·鄘风·相鼠》中有“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身体”、“掩体”、“体重”等词也是从本义引申而来。同理,“体”也可指盛在“豊”中的“牛羊猪的躯体或其切块”,如《仪礼·公食大夫礼》：“載體進奏”。郑玄注：“體,謂牲與腊也”。“体”字往往是通过假借、引申从而拥有不同的意思。通过假借,“体”代表“形体、物体”。如《易·繫辭下》：“隂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孔颖达疏：“若隂陽不合,則剛柔之體無從而生。以隂陽相合,乃生萬物,或剛或柔,各有其體”。由本义假借指“事物的本身或全部”的词还有：“体系”、“主体”、“实体”等。“体”又假借指“形式、规格”,如“体裁”、“体例”、“正体”。“本体”一词可指“事物的原样或自身”。《后汉书·应劭传》：“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又有《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本体”一词还用来表示“原来的体制、格局”。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余按周處此志……更為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还可指“主体”,意思是“根本的”。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佛教称诸法的根本自体或与应身相对的法身为“本体”。《大日经》卷七：“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 与“本体”一词在词源和语义上关系密切的词尚有：体用和本根。“體用”一词则指本体和作用。中国古代哲学以“体用”指事物的本体、本质和现象。《周易参同契》卷下：“春夏據内體……秋冬當外用”,也就是以“体”指世界本源,“用”指“体”的表现和产物。近代改良主义者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学为思想根本,以西学作为实际应用。严复在《原强》中说：“且一群一國之成之立,其間體用功能,實無異于生物之一體,大小雖殊,而官治相准”。这明显反映出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也是与西方本体论较为接近的。“本根”原义指草木的根茎,因此也用来比喻“事物的基础”。《左传·文七年》中就有“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之说^[7]。与该含义相近的还有“本原(源)”、“本始”等。这又与“本”字的含义“原始、本原”相通,如《禮·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当代学者称为“本根论”的来源之一正是《庄子》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不难看出,古人常把天地万物的“本根”诉诸于某种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上述阐释说明了“本”、“体”、“本体”三者之间在词源以及语义上的关系。至于将“ontology”翻译成“本体论”是否得当和贴切还得从我们自身的观察视角来判断。当海德格尔声称：“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logos既有逻辑推理也有言语表达的含义。同样,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最初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就不为怪了。形而上学不就是深究“physics”背后的真谛吗？《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为何者？就是古人追寻的“本”或“始源”？“器”(“体”)在道中？《楚辞·天问》：“阳阴三合,何本何化”？海德格尔也在问：如果人类意识具有所“是”的本质,“是”必须具有什么特征？“本”与“体”在语义上的互动,而不是绝对的二分,这或许是词源学上考察“本”、“体”、“本体”所能揭示的重要启示之一。而追“本”寻“根”永远是探索世界,人类社会和自我的最主要途径之一。Paul Ricoeur(里克尔)说过：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一种政治病态。     

重名、异名、无名是中药方剂整理的首要难点

重名,即指同名异方;异名,指一方多名;无名,即没有正式方名。在大量的中药方剂中,重名、异名相当普遍;大量的方书中,还有大约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九十左右不等的方剂无名。方剂整理和方剂名词审定都有困难,应该引起重视。中药方剂的数目没有准确的统计,仅《太平圣惠方》就接近2万、《普济方》就超过6万,浩如烟海的历代方书中,方剂数目总计又何止几万？总有一天,科学整理这成千上万的方剂,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方剂整理是历史的必然的任务。毫无疑问,这项工作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其中,关键是方剂名称问题。方剂名称也是当前中医药名词审定的难题,特别是中药方剂的重名、异名和无名问题大量存在,是方剂定名、整理的首要难点。试加论证,就教于方家。一、重名问题重名,即指：同名异方。若干个不同组成的方剂具有相同的方名。同名方往往没有标志,无法及时检索。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略加注意,或加注文献出处,标注药味数目、功能主治,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方剂整理、名词审定则无从下手,在各种各样的大量重名方中,没有理由只选定某一方名为正名。其他的重名又如何处理？这有一点像汉族人的姓名,面对着多个重姓重名,我们没法判定哪一个人有资格叫此姓此名,其他人都不能叫。举例而言：麻黄汤是《伤寒论》名方,但从《备急千金要方》起,就不断有组成不同、功能主治各异的麻黄汤出现。仅《圣济总录》诸风门中就有麻黄汤15个,都不同于《伤寒论》麻黄汤的组成;《普济方》中,名麻黄汤的有96个,其组成药味如表1：显然,这96个麻黄汤不可能都是《伤寒论》麻黄汤。没有理由限定只有《伤寒论》方才能称为麻黄汤,其余诸方都要重新命名。《太平圣惠方》^[1]、《圣济总录》^[2]、《普济方》^[3]、《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4]都有功能各异的,仅由单味麻黄组成的麻黄汤。《普济方》^[5]的17味药麻黄汤是转引《备急千金要方》(原无方名)治脚气病方,也不是《伤寒论》方。《普济方》第426卷中有9个麻黄汤;19卷中有4个麻黄汤;另3个卷各有3个麻黄汤;14个卷中各有两个麻黄汤。同样,在《太平圣惠方》中可以找到153个称为人参散的处方、113个称为羚羊角散的处方、68个称为麻黄散的处方。这些同名方不可能都是相同组成的。也不可能平均分散在各卷中,同一文献中有这么多重名方,照一般习惯,标注文献出处或药味数,也是无法区别的。实际上,即使药味数目相同,也未必就是同一处方。以当归补血汤为例：大家熟知的当归补血汤是黄芪、当归两味药组成。然而,无从硬性规定,只有黄芪、当归两味药组成的方剂才可称为当归补血汤。在不同文献中,有78个称为当归补血汤的处方,其中有15方不是两味药组成。尽管63方是黄芪、当归两味药组成,但有10种不同的配伍比率,如表2：看来配伍比率也不能限定为当归补血汤的条件。组成多于两味药的15个当归补血汤处方中,《医学心悟》方是黄芪、当归更加大枣^[6],《辨证录》方,黄芪、当归另有熟地^[7],《医学摘粹》方,黄芪、当归加鹿茸^[8],《鲁府禁方》方是黄芪、当归加红花、独活^[9],《医理真传》方黄芪、当归加鹿茸、麦芽、黑姜、炙草等^[10]。除这5方可以看作是原方加味外,其余10方中都只有当归,没有黄芪(这10方中只有《原机启微》方^[11]在《景岳全书》转引时改称：原机当归补血汤^[12])。都不能说是两味方当归补血汤的加味。可见,也不是称为当归补血汤的必然有黄芪、当归两味药。药味数目也不能限定是否可称为当归补血汤。二、异名问题异名,或称别名,即指：一方多名。以紫金锭为例,据《中医大辞典,方剂分册》：“原名太乙紫金丹,又名太乙紫金锭、紫金丹、太乙玉枢丹、太乙丹、玉枢丹、神仙追毒丸、神仙万病解毒丸、神仙解毒万病丸、万病解毒丸、万病解毒丹、解毒万病丹^[13]。”共12个别名。《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22个各地处方中,列举了太乙紫金丹、太乙紫金锭、太乙玉枢丹、玉枢丹、万病解毒丹、太乙紫金片6个别名^[14]。在方书中,可以找到多个具有异名的方剂。最常遇到的如八味丸、肾气丸的问题。据《中医大辞典·方剂分册》：八味丸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肾气丸^[15]。而肾气丸有三方：其一,即《金匮要略》方,又称八味丸、附子八味丸、八味肾气丸、八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桂附八味丸、桂附地黄丸;其二,《备急千金要方》卷19方,有三方：一、由19味药组成;二、《古今录验方》方,由17味药组成;三、由7味药组成;其三,《脉因证治》方,由4味药组成^[16](《备急千金要方》卷19原有4个肾气丸方：一、19味药,附注《古今录验方》方,17味药;二、18味药;三、9味药,附注《千金翼方》方,10味药;四、7味药^[17]。实际是6个处方)。《医方集解》称：桂附八味丸加车前、牛膝名肾气丸^[18](即通常所说济生肾气丸,《济生方》原称加味肾气丸^[19])。不仅有多个重名,还有多种异名。这样,肾气丸可以与八味丸互为异名,也可以不是。称作肾气丸的金匮肾气丸一名桂附八味丸、八味丸;而称作肾气丸的济生肾气丸则是10味药,又不能称为八味丸。这显示了复杂的相互关系。前面提到当归补血汤大多是由当归、黄芪两味药组成的,但如《圣济总录》治石痈久不差的黄芪当归散^[20],《兰室秘藏》治劳倦所伤的黄芪当归汤^[21]都是由当归、黄芪两味药组成的,却不称当归补血汤。可见在文献中,有的方剂即使由当归、黄芪两味药组成也并不是都叫当归补血汤,是否也可看作当归补血汤的异名？一般习惯以桂枝汤、小建中汤中的组方药味同,剂量比率不同,说明剂量比率在识别不同方剂时的重要性。然而《丹溪心法》由黄芪、防风、白术组成的玉屏风散^[22],许多文献引用,三味药的比率则有多种多样：除按原书剂量比率依次为2：1：2的以外,在56个处方中最多的是1：1：2,26方;其次是3：1：1,8方;再次是1：1：1,6方。另外还有11种不同的配伍比率,其中,黄芪、防风、白术三味在方中都有剂量最多的比率。似乎配伍比率也不是是否玉屏风散的关键。早于《丹溪心法》的《病机气宜保命集》白术防风汤,同样是这三味药,以1：2：1比率配伍,也治自汗^[23];比《丹溪心法》晚的《证治准绳》止汗的黄芪汤,三药以1：1：1比率配伍^[24];治破伤风的白术黄芪汤,三药以3：1.5：2比率配伍^[25]。这三方都由黄芪、防风、白术组成,配伍比率相近却未称玉屏风散,似乎也是玉屏风散的异名。上述当归补血汤和玉屏风散的情况,显示另外一类的方剂异名。和重名的情况相类,是否异名,哪一个是正名,都不好武断规定。《病机气宜保命集》(1186)比《丹溪心法》(1481)还早,白术防风汤名称出现得早于玉屏风散,但对于56个称为玉屏风散的方剂,似不能因为白术防风汤名称出现得早,一律改称白术防风汤,以此为正名,或重新命名。同样,也不能因为《圣济总录》(1118)早于《兰室秘藏》(1207),把63个当归补血汤都改称黄芪当归散。异名的存在有其历史渊源,而且大量出现,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短时间内,弃而不用或重新命名。三、无名问题无名,即没有正式方名。在文献中,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只有主治或功能主治,或只记述疗效,随后给出处方,而没有方名;另一种是附于有正式方名处方之后的“又”或“又方”、“一方”。《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则集中总称为“单方”(实际在单方中有单味药的处方,也有多味药的处方,只是大多数没有方名)。无名方有时在其他文献中转引,另加新的方名。前引《普济方》^[25]的17味药治脚气病麻黄汤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就无方名^[26]。从《肘后方》起,许多方书中都可找到多少不等的无名方,表3列出9部方书的部分章节中的处方分类：注;①不包括针灸、按摩、祝由方及后世补入的附方。②肘后备急方,卷1。③备急千金要方,卷7：风毒等;卷8：诸风。④外台秘要,卷14、15：中国一诸风。⑤太平圣惠方,卷55：治黄疸诸方;卷56：治蛊毒诸方;治诸尸诸方;卷57：治瘠渴诸方;卷59：治赤百痢诸方。⑥圣济方总录,卷6～18：诸风门。⑦普济方,卷191～194：水病。⑧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131～133：面门。⑨疡医大全,卷10：正面头面部;卷11：眼目部。⑩临证指南医案,种福堂公选良方。从表3可见：这些方书各有多少不等的无名方、又方。两者相加,多的可达九成以上,少的也有百分之几。这些方转引、检索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整理了。许多大型工具书很少收载这类处方,仿佛它们并不存在,结果是相当一部分方剂无形中被打入冷宫,埋没了前人的知识财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四、小结上述几个难点是客观存在的,无论重名、异名都不可能硬性规定哪一个处方命名是排他的、专属的、独一无二的。其他重名、异名方既不可能重新命名,也不可能作废不用。大量的无名方、又方重新命名更不现实。当前学术界正在开展中医药名词审定,方剂名词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些难点不能回避。中药方剂的重名、异名和无名问题长期存在,是历史的事实。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不利于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也不利于中医药走向世界。比较方便的方法,是否可以考虑对中药方剂逐一编码,就像身份证的编码一样,每一个方剂有一个固定的编码,不论是重名、异名或无名方,只要在某一文献中出现,就给它一个识别编码。编码可以选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统一编码,统一编码只要规定编排文献的顺序,这样编码,一般不至于重号,而且便于追加、增补。但由于方剂数量过大,可能不会少于六位数(可标注一百万以内的方剂),即使指定公认的、权威的专业、专职人员、机构承担编码工作,也难免学术性争议、长期聚讼。或者每部方书单独编码,书中的方剂重新编码。每一个方剂编码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方书编码,后一部分是方剂在本文献中的顺序编码。同一方剂见于不同文献的重名,可以有若干个不同的编码。不同版本的方书,首先重印的出版社有权、有责任给书中的方剂编码,经出版总署认定后,像专利权一样,是排他的。当前,在还没有完成方剂编码以前,首先,是应该正视、承认大量重名、异名、无名方剂的存在,承认在经典方(实际在中医药界并不存在严格的、公认的经典方)之外,还会有相当数量的重名、异名方剂。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潟湖”一词在维吾尔语中的规范表达研究*

统一规范科技术语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科技书刊、报纸及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规范表达科技术语的严格要求,并把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始终作为检验、评价出版物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来抓。遗憾的是,目前科技出版物中仍然存在着使用科技术语混乱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科技书刊中,而且也存在于常用工具书中(如各种文种对照词典和百科全书中)。在长期从事地理期刊编辑工作中,笔者发现很多作品存在着科学技术概念不清,特别是术语表达不准确和定义模糊等现象,因而淡化了文章中术语定义和概念的解释。这不但不能正确表达作者的原意,而且影响文章的科学性、可读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本文通过列举实例,分析科技出版物中存在的术语混乱现象,给出了“潟湖”一词的科学定义,探讨“潟湖”一词及其一系列派生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正确翻法和规范表达。1.“潟湖”的定义在海岸带,有一种地貌,汉语称“潟湖”,英语称“Lagoon”,俄语称“ЛΑГУНΑ”,维吾尔语称“Koltuk kol”。它是指在海岸与长条状滨外沙嘴、沙坝或珊瑚礁之间的封闭或半封闭的浅水区域,常有一条或多条潮汐通道与外海相通,而滨外沙坝是波浪在沿岸浅水区堆积成的、与海岸大体平行的长条形砾石堆积体。在热带海岸中的环状珊瑚礁内也能形成潟湖。有些沿岸潟湖本来与外海相通,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也可能被封闭在海岸之内,有的在高潮时通过潮汐通道可与海水相同：如,台湾省的高雄港即为典型的海成潟湖,河北昌黎县七里海也属此类,有的则与海水不通。还有古代潟湖长期与大海隔离和较长岁月的沉积作用,使原有咸水因地表淡水的注入,逐渐淡化而成淡水湖,称“残留湖”,如浙江杭州西湖。天津北大港和南大港都是由贝壳堤所封闭的潟湖。地质时期的潟湖常是盐类矿床、煤炭、石油、天然气、铝土矿等重要资源的产地。在《维吾尔语详解辞典》里给“潟湖”一词下了如下定义：Koltuk kol——词根Koltuk一指解剖学专有名词“腋”,二转指湾,原指腋(胳肢窝)在地理学扩大涵义转指湾,如海湾、河湾、山脚湾等等。有时指在大海、河流向陆地凹进去的部分,甚至河谷、山谷、悬崖和水域等的腋状部分,比如海湾、河湾、山麓的右腋、左腋等。潟湖——是地理专有名词：指浅海区、河流入海口由沙子堆积堵塞而形成的湖。涨潮时这种湖会与大海连接起来^[1]。2.“潟湖”在各出版物中的错误使用实例“潟湖”一词长期以来,首先在汉文出版物中被不正确的使用。例如,汉文《地理学词典》^[2]中被正确写作为“潟湖”,而在英译汉《地理学辞典》^[3]中被错误写做为“泻湖”。其次在维吾尔文出版物中表达不同,例如,《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4]里这一术语被写为“舄湖”,“Laguna”。阿布都卡德尔.尤努斯等合编的《汉维自然地理词典》^[5]被译做“泻湖”,“Dengiz Korpisi”。《汉英俄维石油技术词典》^[6]被译做“Akar kol”(汉语译为流动湖),“Koltuk kol”(汉语译为腋湖)。艾尼瓦尔·加帕尔等编的《汉维词典》^[7]被写做“Laguna”,“泻湖”。买买提艾力等编的《汉英维科技大词典》^[8]被译做“Kol”(译为湖泊),“Akma kol(译为游移湖)“舄湖”,“潟湖相”译为“Koltuk Kol Fatsiyasi”。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英语中早已被规范表达为一种方式的,后来在汉语中也被规范化表达为一种方式的这一术语,维吾尔文出版物中却有多种表达方式,甚至更令人遗憾的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民族语言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编纂的《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也直接将根词“潟湖”音译表达为“Laguna”,而派生词“潟湖相”意译表达为“Koltuk Kol Fatsiysi”。3.比较分析我们首先看一下汉语中的“潟”和“泻”字中哪一个是正确、规范表达的词根形式。第一,这是因为此二字的字形相近,而且“泻”字的繁体“瀉”和“潟”更为相近。“潟”字与繁体“瀉”字,形虽近而意实不同。在《汉维新华字典》^[9]和《现代汉语词典》^[10]中,“潟”注解为“潟”同“舄”,“咸水浸渍的土地”,既然是“浸渍”,应该是不流动或流动不畅;而“瀉”则是“液体很快地流下;如：一泻千里”。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其次,针对不同出版物中的不同用法,规范名究竟怎样定,地理学名词委员会曾于20世纪80年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将错就错,理由是“泻”字好认好写。但经反复讨论后,委员们认为应该首先尊重科学性的原则,不能迁就错误,而且“泻湖”一词易引起概念理解错误。最后委员会确定采用正确的写法,称作“潟湖”,并于1988年正式公布作为规范名。接着,1989年出版的《海洋科学名词》^[11]和1993年出版的《地质学名词》^[12]也一致作了这样的确定。至此,这个由形近字引起的名词混乱得到了纠正。但是,即便如此,后来还是有一些专业性的文章在继续错误地使用“泻湖”这个错词。甚至《中国海洋报》2002年9月20日头版头条的新闻《实现海洋卫星系列化发展》文章中,还在使用“泻湖”这个词。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在维吾尔语中是怎样规范表达“潟湖”一词的。语言学家们就现代维吾尔语新词新语的构词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就新词构词法达成共识,认为采用附加成分、造词、借词、挖掘母语词汇、简称等方式为维吾尔语构词法的最佳方式^[13]。科技术语用维吾尔语表达时可以用母语来表达的应尽量用母语表达,无法用母语表达的,则借用兄弟民族语言来表达。如果无法借用兄弟民族语言,那么就借用国际通用语言,以音译为指导原则^[14]。可以看出,在强调的上述观点与方法中,基本确定了科技术语维吾尔语翻译规范表达应遵循的具体原则,特别明确了造词和借词应占主导的地位。然而,现在动辄借用外语,未能发挥维吾尔语在充分利用母语词汇资源构词方面的优越性,维吾尔语的潜在优势未得到充分挖掘。在完全有可能用母语的构词方式表达的情况下,将“潟湖”一词轻易地借用外语直接音译为“Laguna”^[4,5,8]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借用外来语,特别是直接借用科技术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维吾尔语词汇成分,但不利于维吾尔语词汇以自身内在的规律健康发展。我们并不以此为理由而排斥借用外来语的做法。借用外来语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因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发生的一种正常现象,尤其是科技术语直接以音译方式借用外来语在每个语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科技术语的借用一定要遵循“立足母语”、“音义统一”、“便于推广”的原则。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专门使用的词语。科技术语是指在科技领域中专门使用的词语。这种词语把单一性和准确性作为自身的一种重要特点。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术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规范表达：一种是利用维吾尔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手段,还有一种是通过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来形成,科技术语也不例外。所以在维吾尔语表达“潟湖”一词时,对它在地理专业中的原有涵义、基本概念、特征,并对维吾尔语的构词规律与借词原则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讲“潟湖”一词以构词方式为手段、以学科内涵为依据翻译表达是很有必要。科技术语以单一性、科学性、系统性为自身的主要特点,“潟湖”一词在地理科学里,确切的说在地貌学里是表示地表形态时专门使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在汉语《现代地理学辞典》^[15]与其他解说性工具书^[2,3],对这一术语像本文前半部分里所说的一样下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维吾尔语详解辞典》^[1]也下了类似的定义和注解。根据“潟湖”这一术语的专业定义和内涵,称它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是比较合理的、正确的。首先,对应其自身的专业化概念。其次,恰当得体、准确、通俗易懂。再次,完全表达和反映该术语在地貌学中的科学概念、定义及其基本特点。如果我们按《汉英维科技大辞典》^[8]所表示将“潟湖”一词称“Kol”(湖泊),“Akma kol”(游移湖),“潟湖相”称“Koltuk kol fatsiyisi”用两种规范化形式表示的话,那么就会将“湖”这一总概念与“潟湖”、“残留湖”等专有名词概念混为一谈,淡化或完全消失“潟湖”一词在地貌学中的原本概念。更重要的是包括“潟湖”一词科学概念系统、逻辑关系与构词能力等在内的整体性会受到影响。将“潟湖”一词译为“Koltuk kol”,那么可以为一些派生词留下系统表达的余地或可能性。正确表达“潟湖”“Koltuk kol”这一根词之后,就可以借用附加词,根据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果关系与之组成一系列的派生词,如：在维吾尔语里可将两个固定词互相在从属关系的基础上合并,并在语言与语义结构方面构成完整的词汇实体。这种构词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根词+根词。如：公路Taxyol(Tax+yol);款冬花Tengga yopurmak(tengga+yopurmak);乌龟Taxpaka(Tax+paka);盐湖Tuzkol(Tuz+kol);潟湖Koltukkol(koltuk+kol)。第二种：根词+根词+附加成分。如：水库Su ambiri(Su+ambar+i);糖水Xiker suyi(Xiker+su+yi);世界地图Dunya heritisi(Dunya+herita+si);潟湖Kolyuk koli(Koltuk+kol+i)。按照上述构词法,将“潟湖”翻译表达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都是正确的。但是,科技术语只能在专业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概念及原本内涵基础上来表达,一个概念在某一学科领域内只能有表示单一内容的一种称谓。根据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潟湖”(koltuk kol)这一术语在前半部分使用的修饰语“koltuk”(腋、腋状的)形象地表达了湖(kol)的成因和地理条件。将“潟湖”译为“Koltuk kol”是规范化的,正确的,也是惟一的。*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地理学术语在维吾尔语中的规范表达研究”成果之一。     

“MP”的汉语译名

Meridianal parts(MP)一词在现代航海科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在现代航海技术的发展上有广泛的用途。例如,在电子计算机航法中(calculator navigation),或电子海图(electronic chart)的设计中,作为基本的数学模型就是建立在这一科学概念之上的。然而这一科学概念的汉语译名却十分混乱。译名多达五六个：如“纬度渐长率”^[1]、“渐长纬度”^[2]、“子午线渐长率”^[3]、或“渐长纬度率”、“经线弧长”^[4]、“墨卡托海图上经度一分的弧长”^[5]。其中在航海界最常用的是前两个名词,且长期争论未能统一。现在应借助审定航海科学名词之机,通过科学论证、相互协商、予以概念确切规范的汉语名称是十分必要的。我以为衡量一个译名是否准确规范,必须符合以下三个原则：1.要能正确反映这一科学概念的本质及其属性。一个科学名词术语通常具有鲜明确切的科学概念、严谨正确的科学定义。如果概念不统一、定义各异、或对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理解不同则命名就不能统一。上述六种命名,对这一科学概念的本质属性,可概括为两种学术观点：一个观点为“率论”,认为MP的本质属性是倍率、比率(ratio)或百分率(percentage)、如“纬度渐长率”,“子午线渐长率”或“渐长纬度率”等。另一种观点为“长度论”的观点,认为MP的本质属性,是“弧长”、“线长”等、如“渐长纬度”、“经线弧长”等。这两种观点那个观点正确反映该概念的本质属性呢？率论者的观点,据《航海表》对该词的解释：“表中所给纬度渐长率是墨卡托海图上1′赤道海里长度的倍数,也是以墨卡托海图上1′经度为单位的数值”^[6]。根据“率”的一般概念,倍率、比率或百分率均为无名数,而MP的单位(赤道海里)则为名数。由之可见“率”的命名,在概念上是混乱的,在解释上是自相矛盾的。另一观点“长度论”,认为MP的本质属性是“弧长”,“渐长值”或“距离”。其值为名数,单位为赤道海里或图上经度1′的弧长。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反映MP的本质属性呢？可参阅英、美、俄等国有关该词的定义：英国为“Length of any parts of an extended meridian”^[7];美国是“The length of the arc of a meridian”^[8];原苏联为“Рассмолнне на церкомрекой карме”^[9],其本质属性均为“长度”或“距离”,而非“倍率”或“比率”。可见“长度论”的观点,基本反映了MP的概念本质属性的。致于这一概念的严格定义,可用数学公式表述如下。因为数学语言的表述是最精确科学的。墨卡托海投影原理图根据墨卡托海图的投影原理,如附图：假设地球为椭圆体,地心C与重心重合、R为赤道平均半径;φ为纬度,则：MP=R tan φ (1)若以赤道的1′弧长(即赤道海里)为单位则：式中M为子午线曲率半径,r为纬[度]圈半径。当φ与MP为有限增量时则：MP=dMP;sinφ=dφ将其代入(1)式,并求其定积分得：因为：式中：α为地球椭圆体长半轴;e为地球偏心率。将上述值代入(2)式,展开并整理即可求出MP公式：将上式乘以(N为任意数,其商为常数,C=2.302585093),即将自然对数式转换为常用对数式：上式(2)比较科学而又准确的描述了MP的基本概念和科学定义。其定义域0→φ。将其用文字表述,可定义为“在墨卡托海图上,渐长子午线由赤道(φ=0)至某纬圈的长度,以赤道海里为单位,称为渐长纬度,符号为“MP”。这是根据纬度的涵义：“Angular distance from Equator. Measured by arc of meridian intercepted by Equator and paralle of latitude”^[10]。既然在地球上子午线的弧长称之为纬度,则在墨卡托海图上,渐长子午线的长度称之为“渐长纬度”也就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了。2.科学译名应符合汉语构词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是衡量译名是否确切的又一原则。某些汉语词汇具有相关性或对称性的特点。譬如“率”的相关词：利率与利息、变化率与变化量、渐长率与渐长量等等,这些相关词往往存在着某种数字的相关性。如果将MP命名为“××渐长率”则其相关词“××渐长值”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将MP命名为“渐长纬度”则其相关词“渐长纬度率”则可定义为：“在墨卡托海图上某纬度(φ)的1′弧长与赤道1′(或图上经度1′)弧长之比”,其值约等于纬度的正割(secφ)。其准确度为±0′.01。可通过《航海表》表Ⅲ－3计算出纬度1′的弧长,加以对比如下：渐长纬度率secφ,在理论上表述了“在墨卡托海图上,纬度的1′弧长,随纬度的增加而渐长,其渐长值等于secφ。在航海实践中,secφ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海图作业中,为什么要求在纬度圈附近量取“距离”或“长度”;也是天文定位中,作图法求纬度差的理论依据。3.译名要遵循“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航海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应用的学科。地文航海是《测量学》的应用学科,《测量学》上已定名MP为“渐长纬度”,如果没有概念上的错误、则“纬度渐长率”就应该加以正名,改为“渐长纬度”。这就是结论。如果将定义域改为某一给定纬圈至另一给定纬圈间渐长子午线弧长,则此渐长子午线可称为该两纬度间的渐长纬度差,符号DMP。则原用的“纬度渐长率差”则应改正为“渐长纬度差”。注释〔1〕“纬度渐长率”见台湾《航海航业专科大词典》,台湾五洲图书出版社,1984年。〔2〕“渐长纬度”参阅日本四之宫博编(英和航海用语辞典》新订版,成山堂书店,昭和58年。〔3〕“子午线渐长率”参阅《综合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4〕“经线弧长”参阅《英汉科技大词库》、《英汉现代科技大词典》、《新编英汉科技大词典》等,科学出版社。〔5〕“墨卡托海图上经度一分弧长”,参阅《英汉辞海》,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6〕《航海表》,海司航保部,1962年,书号B101。〔7〕C.W.T Layton, Dictionary of Nautical Words and Terms, Revised by Peter Clissold 1982.〔8〕Bruvditch, American Practical Navigator ‘Glossary of Marine Navigation’ 1981 Defense Mopping Agency Hydrographic Topographic Center.〔9〕в.х.Кузнецо, “навигация”, издатепьство морской транспорт, 1956.〔10〕A.S.Hornby,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老龄”一词应当废止吗？

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1.问题的提出近10年来,《中国老年学杂志》副主编张雨林教授等学者4次撰文^[1～4],就ageing一词的汉译问题提出异议,认为“ageing可译为‘老化’、‘年老’、‘增龄’、‘衰老’或‘老年’”^[2],但不应译为“老龄”和“老龄化”^[3]。理由是：其一,“‘老龄’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硬造’之词”,至今未得到以《辞海》等辞书为代表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认可^[3];其二,由于“老龄”等同于“老年”,如将ageing译为“老龄”或“老龄化”,会导致“老年”等于“老龄化”的误解,容易造成逻辑混乱^[4]。因此,张雨林等教授提出,ageing译为“老龄”属“误译”^[1,3],“‘老龄’一词应废止”^[3～4]。由于现代老年学的许多名词术语主要来自于英语,在汉译过程中,百花齐放,见仁见智。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科技发展的基础性配套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5]。老年学术语的规范化讨论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很有裨益。因此,笔者愿就“老龄”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管见,兼向张雨林等教授请教。“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老龄”一词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它是否符合汉语科技术语的定名原则,三是它是否可能废止。说到“老龄”,恐怕首先要弄清“龄”字是如何以及何时造出来的。“年”与“龄”字是否同义等问题。2.“龄”字的形成年代、语义及其与“年”字的比较由于现代汉语中常以“年龄”并称,很多人便以为“年”与“龄”这两个汉字的语义完全相同,这是一种误解。2.1 “龄”字的形成年代与语义“龄”字大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比“年”字的出现至少晚了1200多年——据古籍记载,起码在西周(前1046～前771)时就有了“年”字。按,据北宋·徐铉《说文新附》和南宋·娄机《汉隶字原》等两部文字学书考证,甲骨文中只有“令”字,直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前后的《鲁峻碑》拓文中,才见到“令”旁加“齿”的“龄”字,于是推断：“龄”字为汉人所造^[6]。龄的本义从齿,读“令”音：“龄……从齿,令声”^[7]。齿是开始的意思,也指代年龄——据说年幼的马匹一年长出一颗牙齿,故以齿计算其年岁(《谷梁传·僖公二年》),进而指代人的年纪,如某人自谦虚度年华,就说自己是“徒增马齿”。古人还认为齿是长寿的象征,称老年人齿落更生是“寿征”(《尔雅·释诂》)。齿还有重视之义,如从周朝开始,朝廷赠手杖给70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尚齿”,所赠手杖称为“齿杖”(《周礼·秋官》)。以礼待人称为“齿遇”(《世说新语·贤媛》),等等。在“龄”字出现之前,纪年单位中已经有了岁、祀、年、载等字：“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但上述汉字中的纪年概念都是其引申义,如岁指岁星即木星,祀指祭祀,年指谷物丰收——“年”的本义从“禾”,读音从“千”^[7]。千禾,就是大丰收：“年,谷孰(熟)也”^[7],甲骨文中的“年”字就像一个沉重的麦穗低着头(见表1)。载通才字,指草木初生。只有“龄”字的本义即指年龄：“龄,年龄也”(《玉篇·齿部》)。龄字的出现,在文字学上,使汉字中岁数的表示方法从“普通名词”进化到“专有名词”;在文化学上,是儒家孝文化张扬的结果,尤其是与西汉武帝(前156～前87)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尊老敬老为时尚的社会风气有关。龄字的引申义为年限或(已经过的)年数^[6],如工龄、教龄,党龄、团龄、婚龄、育龄等。现代生物学上,以龄为单位划分某些动植物生长期中的阶段,如“幼龄”、“青龄”、“老龄”、“成龄”等就是在这个语义概念上的外延。2.2 “龄”与“年”字的比较2.2.1 “龄”与“年”字的通用性“龄”与“年”字仅仅在岁数或寿命这个语义上是相通的。古代文献中以“龄”代“年”或“年”、“龄”混用的例子很常见,以医学文献为例,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同一卷书中以“延年”、“延龄”并列(《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养老大例第三),清代宫廷秘方“龟龄集”、“延年丸”、“保命延龄丸”等,其中的“年”与“龄”字,语义均相通。“年龄”一词与“肥胖”词组类似,实际上都是由同义语组词而成。2.2.2 “龄”与“年”字的差异性从汉语语言学角度看,年”与“龄”字除本义不同外,在引申义和语感上都有差异。如前所述,“年”的本义指谷物丰收,“年”的时间概念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循环而逐步认识的,它反映出古代农耕社会的生活习俗。“年”字的引申义较多,除了作为时间单位如平年、闰年、天文学上的恒星年、回归年、年点、交点年等,还可当年节、命运、帝王年号、姓氏讲,另外,科举时代同年考中者也可互称年兄、年弟。作为“岁数、年纪”讲,只是年的引申义之一^[8～9]。“年”还有一个读音为ning(去声),是侫的假借字,即巧言善辩之意。现代汉语中已很少这种用法了。相比较而言,“龄”字仅“年龄”一个含义,非常单纯。从语感上讲,“年”字除有丰硕、庄重感外,在民俗学上还有“鬼魅”之意,“过年”的原始意义实际上是避鬼邪^[10]。而“龄”字中表意部分的“齿”字,则给人一种生命鲜活变化的动态感觉。古代常见用齿发的情况来表示人类年龄的变化,如《黄帝内经》中以“齿(乳牙)更发长”来形容儿童期(八岁),以“真牙(智齿)生而长极”代表“二八”的青壮年期,用“发堕齿槁”表示“五八”中年已至,而“齿发去”则说明进入“八八”六十四岁以后的老年期了(《素问·上古天真论》)。为了便于理解与对照,下将“年”与“龄”字出现的年代、本义和引申义列表如下(见表1)：由表1可知,除岁数这个含义外,两字的其他语义都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听着别扭,不像汉语了,如“过年”不能说成“过龄”,“工龄”不宜讲成“工年”,等等。3. 讨论3.1 “老龄”一词的产生与使用语言从来就处于变动不居中,语言文字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古代文献中确无“老龄”一词,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龄字形成较晚,笔画较多,不易书写,宋代以前印刷术不发达,故文献中连“老年”一词都少见,多以“老人”代称;二是龄从齿义,齿字本身就有长寿的含义。如古语有“齿危发秀”即鹤发童颜说,危,指高,齿危即高龄,类似的说法还有“寿享遐龄”等。诚如张雨林等教授所言,“老龄”一词作为术语,最早是由衰老生物学引入学术界的^[2]。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老龄”一词的外延扩大,由动植物生命周期指称人口结构的增龄性变化。“老龄”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恰好反映出老年学由研究个体老化逐渐过渡到群体老化、由自然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史实或历程。198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中文作为官方语言,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中国自维也纳会议后出版的会议文件到成立老龄问题委员会以及1995年国务院成立中国老龄协会,都一直沿用“老龄”一词,至此以后,“老龄”一词已被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东汉后期带“齿”字偏旁的“龄”字的创造以及现代汉语中“老龄”一词的普及使用,都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命活力,应当视为一种进步。3.2 “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老龄”一词究竟是否应该废止,当以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衡量。这些原则包括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习惯性、民族性(中文特性)、国际性和学术性等八个方面^[5,11]。科技术语定名的各种要求中,科学性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所谓“科学性”,即定名时应按科学概念的内涵来定出规范的名词,使其“名符其义”^[5]。ageing一词的原义是年龄或“岁”,可作为动词的现在进行时,也可作为名词使用。ageing一词作为名词是日历年龄的变动或增龄,其外延有“使衰老”、“使老化”、“使成熟”、“使变陈旧”和“衰老”等意^[12]。“老龄”一词恰恰保持了“年龄”、“增龄”、和“日历年龄”等含义,而“老年”一词则显示不出这种变化的语感。所谓“单义性”,是指科技名词应是单一的、专用的,一个名词只对应一个概念,即“一词一义”或“一义一词”^[5]。而“老年”一词,在古代汉语中除指老迈之年即老年人(old age)外,也解释为“多年以前”(a long time ago),如俗语“老年间”^[6]。可见,“老年”一词不是单义词。而“龄”和“老龄”的字义相对单一,只有年龄和增龄的含义。术语的定名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以便于国际间学术交流。如前所述,80年代起,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日本则一直采用音译和汉译两种,汉译为“高龄者”^[13]或“高龄化”^[14]。汉语“老龄”一词的广泛使用,无疑是受到不同文明间交流日益加深、加快的影响。由此可见,笔者认为,“老龄”一词似乎没有被废止的理由。3.3 “老龄”一词是否可能被废止？新词的使用非人力所能强迫。笔者通过google在因特网上检索了一下,“老龄”出现185000条,“老龄化”出现144000条,虽稍逊于“老年”的出现频率(207000条),也足可说明“老龄”一词的普及程度及其鲜活生命力。近几年来,“老龄”一词也日益为我国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所接受和认可。据笔者的不完全检索,从1997年至2004年的8年间,由出版过《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过《辞源》的商务印书馆以及在语言文字出版业享有信誉的语文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由学术机构或知名语言学家主编(编著)的6部辞典中,都“名正言顺”地同时收录了“老龄”和“老年”系列词条。如表2所示。尤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辞典》,1997年5月、2002年8月和11月先后共计出版了3个版本。这3个版本都收录了“老龄”和“老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双语本中,不仅收录了“老龄”一词,还与英语ageing对应翻译。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随着新学科、新概念的层出不穷,新名词也会不断涌现。但语言如同流水,也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老龄”一词经过多年应用,目前已经“登堂入室”,普及成汉语的常用语汇,难以人力阻止。3.4 ageing译文的商榷张雨林等教授认为,ageing是从动词age派生而来,是动态词,因此不应译成纯粹的静态名词“老年”或“老龄”^[3～4]。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同意中国老年学学会前会长、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的观点,即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在生物学界,可译为“老化”;在老年学研究领域,“老龄化”比“老化”更达意和准确^[15]。邬沧萍教授在著作中从5个方面论证了ageing译为“老龄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但对为何“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这点,没有展开论述。笔者认为,除了“老年”一词没有体现出ageing的动名词特点外,还在于“老年”一词的多义性,不符合汉语科技术语定名原则中的单义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将ageing译为“老龄化”更贴切,比“老年”更达意、更准确。老龄化即人口老龄化,系是指总体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对增高的一种趋势^[16]。“老年”的概念则体现不出这种趋势或态势,相比较而言,“老龄”比“老年”更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民族性。另外,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原则规定,对“一词多义”的名词,在特殊情况下可保留一个同义词^[5]。鉴于“龄”字的语感特点及其概念内涵,将ageing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并不违背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上述原则,同时,也兼顾到了“习惯性(即约定俗成)”的定名原则。(本文经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审阅,并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特此致谢！)     

教材应是术语规范化的楷模--略谈一些现行教材术语使用不规范的问题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中小学教材更是广大师生学习、使用科技术语的楷模,但白玉微瑕,一些现行教材在术语使用上尚有改进的余地,今仅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高中《数学》第一册(以下简称新教材)中的一些不规范之处,提出修订意见,供有关专家参考并祈教正。1.改正、余弦定理为正、余弦定律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分别由相应的俄文名ТЕОРЕМА СИНУСОВ、ТЕОРЕМА КОСИНУСОВ直译而来,这两个名词和符号tg、ctg一起,于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入我国中学课本,新教材的试验本(1997)早就根据国家标准(GB3102.11—93),将两个符号分别改为tan、cot。而正、余弦定理却沿用至今,殊不知,国务院曾明确批示：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全国科研、教学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摘自国函[1987]142号文件),建议新教材遵照《数学名词》^[1],将两个定理分别更名为正弦定律(law of sines)与余弦定律(law of cosines)。2.改象、原象、图象为像、原像、图像2001年10月26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关于“象”与“像”用法研讨会会议纪要》,根据会议审定的这两个字的名词义和语词搭配实例,建议新教材将函数的相关概念：象、原象、图象,分别正名为像、原像、图像。3.series不是progression的同义词新教材的部分中英文词汇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表),在等差数列的英文名arithmetic progression下面,另加了一个arithmetic series作它的同义词,此举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文献^[1]已将后者的汉文名规范为等差级数,正确地反映了等差数列与等差级数间的区别,多义词series的确还有“列”、“串”诸含义,但它与arithmetic搭配之后,就只能是等差级数,而不可能是等差数列,否则,不仅与定义：arithmetic series,the indicated sun of the terms of an arithmetic sequence^[2]不符;更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DIS 704《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3]关于术语单义性的原则相悖,故建议从对照表的词条“等差数列”中,删去arithmetic series。同理,还建议删掉词条“等比数列”中的geometric series。4.术语简明性原则及名词的数《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要求“术语应尽可能简明”^[3],人们在列词汇表时,不会把“实数集”写成“所有实数的集合”,同样,英语中也常把“the set of all real numbers”简之为“set of real numbers”^[4]。显然,对照表中所录N、N+、Z、Q等数集的英文名均可作类似的简化。由于上述各个数集都由无穷多个数构成,故各词条中的名词“numbers”都用复数形式,但同一张对照表,同样是由无穷多个数构成的无穷数列,词条中的名词“number”却用单数形式,似欠妥当,建议对照表的“数列”、“有穷数列”、“无穷数列”各词条中的“number”均改正为复数形式,例如：数列sequence of numbers^[5]。5.两种命题的英文名有误对照表将四种命题中的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分别定为negative proposition与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但是,许多逻辑学家把negative proposition译作负命题^[6],它指称的是一个命题的否定(negation),而不是条件命题(conditional^[7],亦称蕴涵命题implication^[2])的否命题,显然,对照表中这两个英文名有误,其实,从英文文献(例如[2]、[7]、[8]等)不难查出converse、inverse、contrapositive作名词,在逻辑中就分别是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因为“在英语中名词作定语是常有现象”^[9],为避免由inverse等词的多义性可能引起的混淆,建议词汇对照表作如下更正：否命题 inverse propostion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 proposition     

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术语的溯源

近年来大量考古与出土文物研究,表明我国原始人类早在石器时代就有直观的矿物知识,并有最为原始的应用。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铜刀^[1]等,经光谱分析,虽系纯铜(红铜),但也含有锡(0.1－0.3%),铅(≤0.03%),锑(0.01%),镍(0.03%),经电子探针分析尚有铁、砷等。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1]、重达875公斤,其中铜84.77%,锡11.6%,铅2.79%,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文物中最大的青铜器。大量出土文物表明我国原始人类认识金属和使用金属已有一定水平。一、关于“矿”、“矿物”术语的溯源与探讨“矿”在我国文字史上源于象形文字,其符号是卝,丱,,,矿,鑛,有形、声、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凡与矿有关之词,诸如矿山、矿井,矿脉等,也都源于此。早在春秋时代,就有《周礼·地官·卝人职》以及《周礼·卝人注》,其含意与解释就各不相同,试举国内常见的释义：1.《说文解字》^[2]：“卝,即象掘地深入之形”;2.《辞源》^[3]：古磺字。“磺为矿之本字,未成器之金玉”;3.《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4]：“卝为矿字的古体”。引《说文解字》石部磺字注：“铜铁朴石也”。下附有“卝”字注为“古文矿”。郑玄注释《周礼》说“卝之言矿也。金玉未成器曰矿”;4.《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5]：“矿字,古文作卝”,引《周礼·地官·卝人职》：“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并认为古卝字中的两竖是表示巷道的两壁,左右两横表示巷道的支护。综观上述,对照湖北铜录山古坑道遗址分析,这个古代象形字的内涵与结构,确耐人寻味,并富有学术意义。英文“Mineral”^[6]一词,源于拉丁文Minera,或为Mineri,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多见,而在中世纪使用更为普遍,其意为矿山,矿山掘出物之总称,当时凡从地下掘出之矿物、岩石、甚或化石均称矿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所指范围逐渐缩小,十七世纪后,在西方就具近代矿物概念,作为独立学科——矿物学(Mineralogy)一词,据文献记述为意大利学者B.蔡吉鸟斯于1636年提出。汉字“矿物”一词近代概念及使用时代,尚无比较确切的资料和论证,众说纷纭。就所掌握的局部资料,做如下论述：1.据潘吉星《矿冶全书》^[7]记载,明代天启年间,我国曾翻译德国人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的巨著《论金属》(De la Metallica)。当时以(坤舆格致》为各印制。该书有矿物早期分类,还描述了晶形、劈理、光泽、颜色、透明度、硬度等矿物特征,但至今尚未查到汉文遗本。2.1862年京师同文馆,1863年上海方言馆均专设金石专业课,即相当于矿物之类课程^[8]。把矿物译作“金石”者颇多,诸如1872年出版的《金石识别》,以及《金石表》,1903年出版的《相地探金石法》,1903年出版《金石略辨》等,都是翻译国外矿物类著述。直到1921年章鸿钊的《石雅》问世及《洛氏中国伊斯兰卷金石译证》(1925)仍沿用。3.据查,1889年广东水陆师学堂曾设有矿物课,1892年湖北铁路局附矿学堂,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等都设有矿物课;鲁迅、顾琅等1899年在江南陆师矿路学堂除专修矿物课,并以《金石识别》为课本^[9]。4.1902年(光绪28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之《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1903)中专列地质、矿物科目,据此,这可能是矿物一词作为正式文献最早出现;又据崔云吴研究,1902年华循编之《矿物学》教科书正式出版^[10],为汉字“矿物学”一词最早出现之教本。从此,相继便有一批矿物学类著述出版,诸如《中等矿物学》(1903),《最新矿物学》(1904)等。5.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1]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251页之“脚注”上提及英国人慕维廉(W.Muithead)1846－1900年在华期间曾撰辑有《地质学和矿物学词典》(中文){[Glossary Chinese]Mineralogical and Geological Terms.In Doolittle,J(I),Vo1.2,p256.}矿物一词可追溯到咸丰年间(1853年前后)。二、中国古籍中有关矿物的记述我国浩如湮海的古籍中,对矿物、金属有极为丰富的记载。1.《禹贡》^[12]是《尚书·夏书》的一篇,成书时代尚有争议,但作为一部代表战国先秦时代的地学发展的典型著作,却为大家所公认。书中列入纳贡品有金三品,即金、银、铜,瑶琨,为玉的一种,砮石为铁矿,丹为水银矿、铅松即铅矿,砺砥为研磨材料,此外,还有浮磬、璆等12种之多^[13]。另有涂泥(粘土)、黄壤(黄土)、坟垆(钙质冲积土)、青黎(无钙质冲积土)以及赤殖坟等术语。2.《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其中《地数》篇^[13]专论金属矿产及其共生关系。诸如“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者,其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此山之见荣者也”。^[14]3.《周礼·考工记》,据郭沫若考证,为春秋时代齐国官书。曾记载有：“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费能为良,地气然也”。^[13－14]金属产地性质不同,而制作工具性能各异,包括了矿物地理分布概念;书中更精彩的描述就是“六齐”了。金有六齐：六分其金、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15]湖北大冶铜录山古矿遗址的发掘材料,也有此类内容。4.《山海经》^[16],一般为战国之初与春秋之末,在《五藏山经》上记载黄金产地二十三处,赤金产地十三处,铁矿产地三十四处,铜产地十九处;《中山经》中提出：“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5.秦代铁矿开采繁盛,从设置铁官记载,表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铁矿的开采与使用已有相当水平;从临潼武家屯出土的金饼,标明当时金矿开采也较发达^[5]。6.汉代对金属矿的记载更多(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设铁官34处,其它还有银、锡、铜、白金、雄黄、雌黄、玉石等。而在《汉书·地理志》中仅有27处^[13－14]。(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江南出…金、锡、连(铝之未炼)、丹砂(朱砂)、铜、铁等”。^[13－14](3)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17]中记述矿物和金属有：铜、金、银、铅、锡、文石等,书中列有设铁官48处。(4)东汉刘珍的《东观汉记·地理志》也有少数矿物及金属描述。(5)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有金银矿、雄黄、雌黄、空青、青碧以及铁矿多处^[13－14]。(6)两晋时代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和使用金属矿更为普遍,1974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一处铁作坊和一个铁器窑,共出土铁器4195件,从铁器铭文鉴定,为两晋时代^[13－14]。(7)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列举矿物20余种,有丹砂、雄黄、雌黄、云母、石英、硫石、白矾、鲁青(CuSO₄)。7.《神农本草经》,有人主张成书于秦汉时代,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药物学专著,全书三卷,其收载药物365种,分上品、中品、下品,其中药用矿物46种,其名称如下：“玉泉、丹砂、水银(汞,女)、空青、曾青、白青、扁青、石膽(石胆)、云母、朴消、消石、礬(矾)石、滑石(冷石)、紫石英、白石英、五色石腊、太－禹余粮(禹余粮)、雄黄、雌黄、石钟乳、殷孽、公孙孽、石硫黄、凝水石、石膏、阳起石、慈(磁)石、理石、长石、肤青、铁落、青琅玕、代赭石、卤碱、白恶(垩)、铅丹、粉锡、石灰(同白垩)、冬灰、石蚕”^[13－14]。8.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繁盛时代,人类认识和使用矿产资源的范畴不断扩大。(1)据《新唐书·食货殖》记载,主要金属矿产分布区：“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新唐书·地理志》：全国有铁的地点104处,“有铜”62处,“有银”35处,“分布于二十八州(府)”。(2)唐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沿途所见物产中有矿产及玉石多种。(3)苏敬等著《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载药850种(新增114种^*),首创按药物自然来源进行分类,分玉、石等九类,包括空青、礜石、绿盐、密陀僧(一氧化铅litharge),以及卤砂(氯化铵)^[13],出于西戎,形如牙消,先净者良,柔金银,可为焊药。(本段^*,见第28页脚注)(4)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有蓝田县“出美玉”,安邑县出银,莱芜县出铁,长沙县出铜、云母,平阳县出银,四会县出金。卷七中还对陨落及陨石做过描述。9.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查明全国金属矿产分布已有一定规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金、银、铜、铁、铅、锡及其冶炼场所达二百有一”^[5]。(1)宋乐史(970－1007)《太平寰宇记》,有人称之为我国古代矿物地理之书,书中不但描述金、银、铜、锡、铅、铁以及汞等金属矿外,还记述了124种矿物的物性、化性和地理分布。(2)北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8]中对地学方面内容阐述颇多,其中在矿产方面者,①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石油”一词,即：“鄜延境内有石油”,并预言我国石油多“生于地中无穷”;②描述了治平元年常州陨石坠落情况;③对太阴玄精(石膏晶体)作了比较确切的科学描述,太阴玄精古代曾有阴精石、玄精石、玄英石、太乙玄精石、益玄精等名称。经1974年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室研究,确认沈括所述纯属含水石膏晶体,属单斜晶系,沈括根据晶形、解理、加热失水性能,比较了几种不同盐类,其化学成份为CaSO₄·2H₂O。更值得提及的是沈括从其横断面定出近似正六角形,说明沈括对晶体几何形状和解理的观察是十分精确的。沈括所述马牙硝,即硫酸钠(Na₂SO₄·10H₂O),所述盐碱为硫酸钾镁复盐(MgSO₄·K₂SO₄)晶体,中药中称之为凝水石、又名盐精石^[18]。沈括引《黄帝素问》中“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提出胆矾水加热加料煮能生铜、胆矾即硫酸铜(CuSO₄·5H₂O),还指出：石洞中水滴下来成为钟乳石和石笋的论断。同时,还对朱砂(硫化汞)的药性及其加热转化做过论述。(3)宋唐慎微在1056－1063年撰《证类本草》收入药品共为1746种,无机药物达253种,但玉石类矿物几无所增,像辰砂,(cinnabar)又称朱砂、丹砂,以湖南辰州(今源陵县)所产最佳,故名,含Hg86.2%,三方晶系,硬度2－2.5,比重3.09。一般为低温热液成因矿物^[14]。(4)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矿物岩石学专著,书中记载石品116品：①纯石灰岩类,被水侵蚀,有奇特形状,可作假山用石20余种,②石钟乳类,③含长石的石灰岩或砂岩,④含锰质或铁质石灰岩或砂岩,⑤纯石英岩、砂岩、玛瑙等,⑥叶蜡石、云母、滑石类,⑦页岩和砚石类,⑧纯金属矿物和玉类,⑨化石类。其重点是描述园庭赏鉴的岩石和制做各类珍品,诸如石砚、文物等石头,特别是变质岩类,描述了这些石头形状、颜色、硬度、文理、光泽、晶形、磁性、透明度、吸湿性、风化性和化学作用等;书中有比较丰富的岩石矿物知识^[13－14]。(5)南宋范成大(1126－1193)^[19]撰《桂海虞衡志》,书中记述岩洞20－30余处,并提出钟乳石是“石液融结所为”的岩溶成因概念;金石部分,记述了生金、丹砂、滑石、铅粉、石梅、石柏等。10.元代统治者加强了矿产的管理,“设置诸洞冶总管府,专以掌管随金、银、铜、铁、丹粉、锡、碌,从长规划,恢办课程,听受制国用使司节制勾当”^[5]。(1)《元史·食货志》、《新元史·食货志》记载有铁矿、铜矿、锡矿、银矿、金矿、朱砂等。《元史·食货志》中记述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可见元代煤炭开采大有发展;《元一统志》中除记述汉代发现的陕西延安附近石油产地外,尚记述四个新石油产地：延安县南迎河,延川西北,宜君县姚曲村以及鄜州东采铜川^[13－14]。(2)元陶宗仪撰《辍耕录》^[13]有玉石多种描述,其中有于阗玉石多种,诸如回回石等。11.关于明代全国金属矿产分布,以《明一统志》、《明史稿》、《明史·食货志》、《明实录》等记述较详,像铁矿,仅官铁年产一千八百余万斤。(1)宋应星的《天工开物》^[20]共18卷,其中燔石、丹青、冶铸、锤锻、五金、珠玉卷内有各类矿产的记述。书中最早、最详细地记述了从炉甘石(碳酸锌)中提炼金属锌技术,锌古代称之为水锡、白锡或倭铅。有人认为倭铅一词源于日本,这是不对的。当时,宋应星曾指出：“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铅云”^[22]。欧洲直到16世纪才了解锌是一种金属,最早用炉甘石炼锌的方法则是在18世纪,据考证是由劳逊博士来中国考察后带回的技术^[1,14]。在“燔石”卷中,记述金矿“多出西南,砂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海南岛的儋、崖两县则都有砂金矿。银矿：浙江、福建旧有坑场,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四川、甘肃都有“美矿”。关于铜矿：“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湖广武汉、江西广信皆饶洞穴”。关于锡矿：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珠玉》卷,介绍各种宝石的形状、色彩质量和玉石的采集、琢磨,包括玛瑙、水晶等的产地和用途。《珠玉》卷说到：“西洋琐里有异玉,平时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红色,阴雨时又为青色,此可谓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者无殊异”^[21,22]。(2)明曹昭著,舒敏编,王佐增之《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其中珍宝论、古铜论、异石论等有较多玉石名称,诸如珍宝论有：古玉、沙子玉、石类玉、玛瑙、柏枝玛瑙、圆块玉、猫睛、碧靛子、马贾珠、石榴子、铺绒线石、金星石、琥珀、珊瑚树、金、紫金、乌金、金刚钻等;异石论有灵壁石、红丝石、竹叶玛瑙石、云母石、南阳石、永石、川石、英石、试金石、湖山石、霞石、龟纹石、昆山石、太湖石等,其中对玛瑙阐述颇详：“玛瑙多北地,南蕃亦有,非石非玉坚而且脆,不夹石者为佳,有人物鸟兽形者最贵。有锦花者,谓之锦红玛瑙,有漆黑中一线白者,谓之合子玛瑙。有黑白相间者,谓之截子玛瑙。有红白杂色如丝相间者,谓之缠丝玛瑙,此几种皆贵。有淡水花者,谓之浆水玛瑙。有紫红花者,谓之酱斑玛瑙。有海蛰色鬼面花者,皆价低。又浆水色内有花纹如柏枝者,故谓之柏枝玛瑙,亦可爱”^[14]。(3)明林有麟撰《素园石谱》,所居素园辟玄池以聚奇石玩赏,共101种,其中属矿物、岩石者,诸如：永宁石、达摩石,以及峨嵋山之菩萨石,色莹白,若太山狼牙石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彩,如佛顶圆光^[14]。(4)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23,24]是一部著名的药典,书中收矿物岩石分三大类,在土类和金石类中列有较多的药用矿物名称。土类中的白垩,又名白善土、白土粉、画粉,属粘土矿物,主要是高岭土和膨润土,又有甘土、赤土(红土)、黄土之分。金石类之金,又名黄牙、太真,有山金、砂金之别,砂金以块金或狗头金为自然金的最精品。银,又名白金、鋈,有锡恡脂(辉锑矿)、银膏、硃砂银之分。铜有赤铜(又名红铜)、白铜、青铜,自然铜又名“石髓铅”,铜青又名“铜绿”,即现称之为“孔雀石”(Cu₂[CO₃][OH]₂)。铅又名青金、黑锡、金公、水中金。药用铅都是经过冶炼出来的,像铅霜,又名铅白霜(化合物);粉锡,又名解锡、铅粉、铅华、胡粉等;铅丹,又名黄丹、丹粉、朱粉等为铅的氧化物;密陀僧,又名没多僧、炉底,为氧化铅。锡又名白鑞、鈏、贺。铁,又名黑金、乌金。《本草》中又分有钢铁,又名跳铁,铁落,又名铁液、铁屑、铁蛾,铁粉、铁精;铁华粉,又名铁胤粉、铁艳粉、铁霜(氯化铁);铁,又名铁衣;铁爇,又名刀烟、刀油;铁浆(氢氧化铁)等。石类是《本草》阐述药用矿物中的最主要部分。丹砂,又名朱砂、巴砂、真朱、越砂、马齿砂、光明砂、马牙砂、无重砂、妙硫砂,实际就是现矿物学称之为辰砂。水银(自然汞),又名汞、澒、灵液、姹女。水银粉,又名汞粉、轻粉、峭粉、腻粉。粉霜,又名水银霜。灵砂,又名二气砂。雄黄,又名黄金石、石黄、薰黄。雌黄。石膏,又名细理石,寒水石,按其化学物性,李时珍分为软硬两种。理石,又名肌石、立制石(为丝状石膏)。长石,又名方石、直石、土石、硬石膏。方解石,又名黄石。滑石,又名画石、液石、石、脱石、冷石、番石、共石。不灰木,又名无灰木,可能为蛇纹石类的石棉。五色石脂,以五种成分不同矿物而命名,黑石脂为石墨,赤石脂为红土,章鸿钊《石雅》^[31]定为陶土,颇有争议。桃花石,似赤石脂,有人认为属叶腊石类。炉甘石,又名炉先生,有人认为是碳酸锌,菱锌矿。井泉石,黄土结核,主要是碳酸钙。无名异,极似软锰矿。蜜粟子,似为褐铁矿。石钟乳,又名留公乳、虚牛、芦石、鹅管石、夏石、黄石砂、其名之意为“石之津液,钟聚成乳,滴满成石”,故名石钟乳。分石乳、竹乳、鹅管石、殷孽、孔公孽、石床、石脑七种。石脑油,又名石油、石漆、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石炭,《本草》列有煤炭、石墨、铁炭、乌金石、焦石等名。石麦,为白云石粉。浮石,又名海石、水花,主要指火山喷发之玻璃质物质构成。阳起石,又名羊起石、白石、石生,现仍为阳起石。慈石,又名玄石、处石熁铁石、吸铁石,矿物学上称之磁铁矿。当时已认识其有吸铁及不吸铁之分,玄石即为不吸铁之磁铁矿。代赭石,又名须丸、血师、铁朱、土朱,现为赤铁矿。禹余粮,又名白余粮,传说“昔大禹会稽于此余粮者”而得名,今矿物学上称之为褐铁矿。当时李时珍认为“禹余粮乃石中黄粉,尘于池泽。其生山谷者为太一余粮,又名石脑、禹哀。空青,形如杨梅,又名杨梅青,有人误为孔雀石,实为现矿物学上之石青。曾青,空青成层状者。绿青,又名石绿、大绿,即现名孔雀石。扁青,又名石青、大青,《石雅》考为铜蓝(石青)。白青,又名碧青、鱼目青,即石青,又叫铜蓝。石胆,又名胆矾、黑石、毕石、君石、铜勒、立制石。现称之为胆矾。礜石,又名白礜石、太白石、立制石、青介石、固羊石、石盐、泽乳、鼠乡,现名毒重石,或称砷华不一。特生礜石,又名苍礜石、苍石、鼠毒,单体,形似方解石,另有握雪礜石,据王嘉荫分析,似为砷华。砒石,又名信石、人言,生者名砒黄,炼者名砒霜。金星石与银星石,即现称之黄铁矿^[26]。婆婆石与豆斑石,又名摩挲石,前者似是含黄铁矿的绿色板岩,后者为斑岩^[26]。礞石,疑似辉铜矿。花乳石,又名花蕊石,疑为冻石类。金牙石,又名黄牙石。《石雅》定为黄铁矿。金刚石,又名金刚钻、金刚砂,现代矿物学认为可能是刚玉。砭石,又名针,可制石针。石砮,即禹贡中之砮,又叫燧石、玉髓。越砥,又名磨刀石、羊肝石、砺石。姜石,又名砺石、礓砾、砺。麦饭石,似为花岗岩风化的砂所成。水中白石,可能为长石。蛇黄,似为锑赭石。雷墨,为黑曜石。据王嘉荫先生考证,《本草》中列卤石类矿物20种,并附27种不能定性者。食盐,又名鹾,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相传黄帝时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戎盐,又名胡盐、羌盐、青盐、秃登盐、阴土盐。光明盐,又名石盐、圣石、水晶盐。卤咸,又名卤盐、寒石、石咸。凝水石,又名白水石、寒水石、凌水石、盐精石、泥精、盐枕、盐根。现矿物学上称之芒硝。《石雅》定为石膏,可能有误。玄精石,又名太乙玄精石、阴精石、玄英石,即矿物学上之钙芒硝,《石雅》定为石膏似有误。绿盐,又名盐绿、石绿,王嘉荫考证为氯铜矿,产于铜矿氧化带中。盐药,即钠硝石。朴消,又名消石朴,盐消、皮消,即芒硝。《本草》谓之消三品,即川消、盐消、土消。消石,又名芒消、苦消、火消、焰消、地霜、生消,北帝玄珠,即矿物学上之硝石。硵砂,又名砂、狄盐、北庭砂、气砂、透骨将军,即现矿物学中之卤砂。蓬砂,又名鹏砂、盆砂,《本草》定为硼砂。石硫黄,又名硫黄、黄硇砂、黄牙、阳侯将军,即现称之为硫黄。石硫赤,又名石亭脂、石硫丹,石硫芝,即现含硫黄,为赤色。石硫青,又名冬结石。矾石,又名石涅、羽泽,煅枯者名巴石,轻白者为柳絮矾。属矾有五种,即白矾、青矾、黑矾、黄矾、绿矾(烧之为绛矾、矾红)。《本草》中之玉类,种类繁多,主要是变质岩中的产物,多以颜色分类,分河玉(砂矿玉)和山玉两大类。均属软玉,其成分为Ca₂(MgFe)₅(OH)₂(Si₄O₁₁)₂。白玉髓,又名玉脂、玉膏、玉液。青玉,又名谷玉,即菜玉。玉英,又名合玉石,现称之钢玉。青琅玕,又名石阑干、石珠、青珠,王嘉荫考证为绿松石。珊瑚,为碳酸钙。马脑,又名玛瑙、文石,即玛瑙。宝石,似为尖晶石、柘榴石、青石棉之类。玻瓈,又名颇黎、水玉,系石英类。水精,又名水晶、水玉、石英。云母,又称云华、云珠、云英、云液、云砂、磷石。白石英即水精石。紫石英,现仍名紫石英。菩萨石,又名放光石、阴精石,即石英。《纲目》中除160－200种矿物物质名称与岩石名称外,还有矿物晶形、颜色、硬度、解理、脆性、比重,以及磁性名词出现。^{[13,14,2323,24]}12.清代矿业^[5]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矿物种类与矿产分布均有扩大与增加,其各类矿物名词,多为明代延续而来。在《清史稿·食货志》、《清实录》有集中的记载。清代前期,铜、锡、铅、锌、银五种金属矿,较大矿区多在云南^[25]。(1)云南铜矿分布在滇北区、滇西区以及滇中区,其中东川铜矿早有盛名^[5];吴其浚(1789－1847)《滇南矿厂图略》(两卷)有详细论述。其他像四川、湖南、贵州,广西铜矿也有开采。(2)锡矿以云南及湖南开采为盛,其中以个旧享有盛名^[25]。(3)铅矿,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三省,此外,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也有一定产量。(4)锌矿(白铅、倭铅),以湖南、贵州为主,其次是广西、云南、四川也有一定产量。(5)银矿,早期曾在山东、山西、陕西开采,后集中于云南^[5,25]。(6)金矿,开采较盛,分布较广,主要有云南金矿、湖南金矿、贵州金矿、陕西金矿、甘肃金矿、新疆金矿。(7)汞矿,主要集中于贵州,云南、湖南两省也有一定产量。(8)铁矿,清代前期主要有广东佛山铁厂以及陕西汉中铁厂。(9)煤矿,多集中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列强相继掠夺我国矿产,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为扩大,从另一侧面来说,也引进了一些近代矿物学、矿床学的理论和概念,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术语。清代中期、末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开明的学者、志士着手翻译大量西方近代科学论著,其中矿物学著述不少^[10](见上文),有许多矿物学名词、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为中国的矿物学发展起过先导性作用。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对中国古籍中矿物记载做过系统考证,著有《石雅》^[26]、《古矿录》^[25]。《玉于中国历史上之价值与其名称》^[27](1922)、《中国用锌之起源》^[28](1923)、《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29](1924)、《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30]等;像《石雅》一书,旁征博引,循名责实,准古证今,正名辨物,论述了中国古籍中玉石、珠宝、五金等矿物学特点,至今仍为中国古代矿物学史的经典著作。著名矿物学家王炳章、王嘉荫^[23]等都作过系统地考证工作。著名物理学家陆学善^[31]从晶体学角度考证了若干矿物名称是颇具意义的。文中对琅玕、琼瑰(玛瑙)、水玉(水晶)、玫瑰(云母古称)、避者达(石榴石)、猫眼(水晶)、祖母绿(波斯语为Zumurud为纯绿宝石)、壁流离(波斯文为billaur,拉丁文Beryllos,梵语为Vaidurya)为绿柱石、文中并列有系统的名称对比表,表明老一辈学者对古矿物名称研究的深度。结语矿物学是近代地质科学的基础学科,随着人类对矿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矿物种类日趋繁多,研究深度逐步走向微观世界,诸如矿物物理,矿物热力学、量子矿物学等。我国1984年出版的《英汉矿物种名称》^[32]就审订有3100条,包括一些重要变种、族名、概称,尚不包括矿物学本身的基本术语以及最新矿物名称在内。因此,矿物命名问题,早已为矿物学家、地质学家们所重视,192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14届国际地质会议上,就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协会(IMA)^[33],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为了统一命名,相继又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命名委员会,专门制定矿物订名的原则与方法;我国早在七十年代也在中国地质学会下,设立了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研究与订名了一批新矿物。根据1984年资料^[34]：建国35年来我国共发现160余种新矿物,其中60余种为国际上所承认,39种已被国际新矿物命名委员会批准,列为世界上已知近三千种矿物的行列,诸如香花石、包头矿、美蓉铀矿、锂铍石等。1985年又批准二连石^[35]、扎布耶石为新矿物^[36]、还发现斜方辉石新结构。1986年批准锌绿钾铁矾(zincovitaite)矿物^[37]以及柴达木石等。同时还发现八次对称准晶体^[38],五次对称轴^[39],并做了大量矿物晶体形态测量^[40],取得颇大成就^[41]。矿物学是先于地质学的一门古老学科,矿物名称命名历来是比较复杂的课题,有的采用希腊文,有的则为拉丁文,一般都采用英文、德文等。从历史上看有以下原则^[6]：1.依人名者有蓝方石(hauyn),方柱石(wernerite)均以矿物学家名字命名;2.依发现产地者有：维苏威石(vesuvianite),土耳其玉(turquoise)、中国的湘江矿等;3.依化学成份者有：辉钼矿(molybdenite)、碲锑钯矿等;4.依晶形或晶体特征命名者有：尖晶石等;5.依化学性质命名者有泡沸石(zeolite)等;6.依物理性质命名者有橄榄石(olivine)等。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的发展,探索矿物的手段不断更新,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穆斯堡尔谱、俄歇(Auger)谱、拉曼谱、电子衍射谱、各种磁共振谱、电子探针、离子探针等,使矿物学研究定量化。矿物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42],新的理论和学科不断涌现,诸如地壳矿物学、地幔矿物学、宇宙矿物学、遥感矿物学、工艺矿物学、应用矿物学等。自然也就出现大量反映新学说、新理论的术语。矿物学术语研究与溯源,将为推动我国当代矿物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注释 第27页*据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空青、曾青、白青、扁青均为现在矿物学名词的石青(asurlite),2CuCO₃Cu(OH)₂。--------------------------第28页*有资料为109种,新增石药14种,又称白硵砂(Salammoniac),成分NH₄Cl,为等轴晶系,玻璃光泽,贝壳状断口,硬度1.5－2,比重1.53,常见于近代火山作用中^[14]。     

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

摘要 本文对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
自1989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微生物学名词》以来,迄今为止已公布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12个分支学科的规范名词^[1～10],使我国生命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名词混乱、定名不准和用名不当状况有所改善,在统一生命科学名词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目前生命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义多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生命科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了更迫切和更高的要求,“一义多词”的名词亟待统一。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一书时所收集的部分资料,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一义多词现象举例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历史悠久、分化和发展迅速的一门科学。有相当多的名词属于基本名词,对部分或全部分支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从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来看,对不少基本名词,在各学科之间却定名不一(见表1)。表1所列仅是与生态学关系比较大的一些名词。生命科学各学科间的一义多词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二、产生一义多词问题的原因1.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有明显分歧生命科学的词汇多数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而对若干概念,国外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便成为译名混乱的根源之一。比如Lincoln等人认为“acclimatization”是生物对变化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渐变可逆性调节。与此相对应,他们认为“accliamtion”是生物对人为或实验环境因子的渐变可逆性调节^[14]。Mackenzie等人^[15]和Resinger等人^[16]的观点与他们基本相同。但是Collin^[17]和Ricklefs^[18]把“acclimatization”与“accliamtion”视为同义词,认为是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形态或生理可逆性变化反应。难怪“acclimatization”的译名有“驯化”^[3,12]、“[风土] 驯化”^[9]和“气候适应”^[12],等等。同样道理,“allelopathy”的译名有“异种克生[现象]”^[1]、“化感作用”^[6,11,13]和“异种化感”^[9],等等。笔者认为“异种克生”仅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不利作用,而“化感作用” 和“异种化感”则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有利或不利作用。但是“异种化感”仅包含种间作用,而“化感作用”则既包含了种间作用,又包含了种内作用。土壤学名词(定义版)(1998)^[13]把“allelopathy”定名为“化感作用”,认为它是指“植物分泌某些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虽然该定名和定义均比较好,但是同其他定义^[14,16,19]一样,该定义的信息有严重欠缺,没有指明是种间“其他植物”,还是种内“其他植物”,或二者均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可将“化感作用”定义为“植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异种植物或同种其他植物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生命科学概念体系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动态体系。对生命科学基本概念的定名应当反映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水平。名词的内涵变了,名词本身也应相应变化。比如“allelopathy”最初是指植物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发芽或生长的抑制作用,现在认识到它是植物的一种普遍的抗竞争机制^[19],包括种间竞争性化感作用和种内竞争性化感作用^[15],既有不利作用,又有有利作用^[20]。对“allelopathy”内涵的全面认识,是给其定名和定义的必要前提。2.对概念的措辞不同即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比较一致,但在遣词用字上却存在差异。如“被动运输”与“被动转运”,“单态”与“单态现象”,“异域种”与“异地种”,等等。从表1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各学科的一义多词现象多属于此类。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虽然为择优定名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出现一义多词的另一原因。由于对外来词汇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加上个人遣词用字习惯的不同,以及对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便造成了一个概念多种名称。3.对“规范名词”和“不推荐用名”的认识不同在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中均有一些“不推荐用名”。在这些“不推荐用名”中,有的名词在这一学科为“不推荐用名”,而在另一分支学科却为“规范名词”。如“生命带”和“广布种”在《植物学名词》中均为不推荐用名^[9],而在《动物学名词》中却为规范名词^[6],等等。4.各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较差在近年来的名词审定工作中,生命科学各学科分别进行,且历时较长,客观上给定名协调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协调工作不力亦是造成一义多词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从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概念的一义多词,不是认识上存在本质区别,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所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工作,对此类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三、对策生命科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多数分支学科已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有的学科正在进行名词审定;已完成第一批审定工作数年的一些学科,不久将要进行增补、修订和补充定义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生命科学名词规范化工作,首先应鼓励和加强对有关概念的研究,注意学科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以提高和统一认识,为择优定名和名词定义打好基础。这是其一。其二,要加强各学科之间,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建议成立一个生命科学名词审定协调机构,管理和推动生命科学各学科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名词审定、修订和定义的协调工作。* 王孟本研究员是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关于某些生物学规范名词的英译问题

本文对某些汉语规范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汉语规范名词的对应英语词应当为英语名词,而不能为英语形容词。自1989年《微生物学名词》^[1]公布以来,迄今已公布了生物学13个学科的规范名词。其中如《植物学名词》^[2]、《动物学名词》^[3]等的规范名词中存在着将某些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笔者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4]和《英汉生态学词典》^[5]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形容词对形容词、名词对名词的英汉、汉英翻译方法。本文就此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举例例如在1997年公布的《动物学名词》中有一些汉语名词与英语形容词对应的情况(见表1)^[3]。表1所列均属生态学词汇。二、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原因(一)对英语词汇的理解有误比如“aquatic”作为形容词指“水生的”、“水上的”、“水中的”、“水的”或“水上运动的”;作为名词指“水生生物”(即水生植物或水生动物);它的复数(aquatics)指“水上运动”。尽管在《朗文英汉综合电脑词典》中将“aquatic”译为“【修】水生”,看上去是名词,但从该词前的“【修】”可以看出这个“水生”相当于“水生的”,不可单独用来表示“水生”。因此,将“水生”翻译为“aquatic”不妥当。同样道理,把“外源”译为“exogenous”、“内源”译为“endogenous”亦欠妥。(二)与英译汉的习惯有关从表面上看,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是汉译英问题,实际上很可能同英译汉习惯有关。由于把英语形容词翻译为汉语时,人们通常采用词尾加“的”或“性的”这种方式。比如,《英汉常用生物学词汇》^[6]中的“anthropogenic人为的”、“heliophilic喜阳的”;“eurybathic广深性的”、“euryhydric广水性的”、“euryoecic广栖性的”、“euryoxybiotic广氧性的”、“euryphagic、euryphagous广食性的”、“eurythermic、eurythermal广温[性]的”;“stenoecic狭栖性的”、“stenohydric狭水性的”、“stenooxybiotic狭氧性的”、“stenophagic、stenophagous狭食性的”、“stenothermic狭温性的”,等等。为了使语言精炼,人们且常将“的”字省略。在汉译英时,如果简单照搬,就会出现“广栖性euryoecic”、“广温性eurythermic,eurythermal”;“狭栖性stenoecic”、“狭温性stenothermal”,等等。而实际上,“广幅性”应译为“eurytopicity”,而不是“eurytopic”;“广食性”应译为“euryphagy”,而不是“euryphagic”;“狭食性”应译为“stenophagy”,而不是“stenophagic”;“狭幅性”应译为“stenotopicity”,而不是“stenotopic”。同样道理,“半透性”应译为“semipermeability”,而不是“semipermeable”;“避光性”应译为“photophobism”,而不是“photophobic”;“喜温性”应译为“thermophily”,而不是“thermophilic”。三、对策首先要正确理解英语词的含义,分清该词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例如,根据Lincoln等1998年出版的词典,eurybathic、euryoecic、eurythermic、eurythermal、eusocial、polydemic、stenobathic、stenoecic和stenothermal等均为形容词^[7],不能当名词使用。同时要注意汉英翻译不能简单照搬。某些“汉语名词”很可能是从汉语形容词省略掉“的”而来的,还其“汉语形容词”本来面目,汉译英问题便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