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简

为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的客观定量评价,以2012年在四川省抽样调查的402户农户数据为基础,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5类生计资本下的12个二级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3个水平——纯农型、兼业型、非农型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选择出显著的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用该系数构造生计资本大小的评价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显著的变量有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等6个变量;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现金收入占其权重的64.4%,前3个重要变量——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权重占比达89.2%;大多数农户选择兼业型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稳定水平也不同.?更多还原     

生计资本视角下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研究——以四川省冉义镇为例

为评估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 选取四川省邛崃市冉义镇为研究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依据职业, 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以农为主兼业、以非农为主兼业及非农业4种生计类型, 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个方面构建生计资本测算表, 对土地整治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现状进行评价。基于测算结果, 考察土地整治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 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农户生计资本略失衡,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值较高, 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值较低; 2) 农户对土地整治工程的满意度总体上较高,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收入来源变化等因素对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教育程度、金融资本和生计活动开支对非农类型农户的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     

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武陵山区永顺县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位于武陵山区永顺县的168户农户进行系统调查,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兼业型Ⅰ、兼业型Ⅱ、非农型4类,进而分析了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特征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类型以兼业型Ⅱ居多,所占比例为46.72%;其次为非农型,为22.13%;纯农型为16.39%;兼业型Ⅰ最少,为14.75%.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纯农型农户生计活动单一,脆弱性和风险最大,引入并扩大非农活动是民族贫困区未来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3)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不同,主要影响耕地的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及粮食生产力水平.4)民族贫困区耕地资源缺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以及农户自身劳动素质共同制约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加强农户劳动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加快土地综合整治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是民族贫困区提升农村内部发展能力,实现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可持续性的根本途径.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

为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的客观定量评价,以2012年在四川省抽样调查的402户农户数据为基础,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5类生计资本下的12个二级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3个水平——纯农型、兼业型、非农型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选择出显著的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用该系数构造生计资本大小的评价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显著的变量有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等6个变量;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现金收入占其权重的64.4%,前3个重要变量——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权重占比达89.2%;大多数农户选择兼业型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稳定水平也不同.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及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中国13省25县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13省25县抽样调查数据, 建立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 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特征, 并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探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1) 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是当前我国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自然资本较低, 但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 2) 农户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 东部地区农户的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3) 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加不一定都会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物质、金融或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而人力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的可能性; 4) 不同地区, 各类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或影响方向各不相同, 应因地制宜地分析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生计资本类型, 从而有效地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基于宁夏盐池县农户的调查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通过比较退耕还林前后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变化,分析退耕因素的影响程度以及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收入效应;探讨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影响的作用机理;提出改善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建议.结果表明,在影响生计资本的众因素中,退耕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影响比较明显,退耕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不明显,生计资本的变化产生了收入效应.提出发挥地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户市民化;实行生态移民工程,将农户迁移至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实现积聚效应;适当延长退耕还林补助期限等建议.     

统筹城乡发展策略下基于生计风险诊断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识别——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为例

农户后顾生计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研究其来源不仅可以厘清不同类型农户未来生计发展方向,且能为制定相应的支农惠农政策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运用主成分法与改进BP神经网络相结合,通过参与式农户调查建立农户属性数据库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基于农户生计资产量动态划分农户,诊断其生计风险,从而识别不同类型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结果显示:(1)不同类型农户由于生计状况的差异导致其面临的风险各异,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以自然风险和家庭风险为主,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非农多样化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及体制风险,兼业化发展型农户兼具各种风险;(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风险程度差异明显,其大小顺序为:农业专业化发展型(0.92),农业多样化发展型(0.71),兼业化发展型(0.65),非农专业化发展型(0.55)和非农多样化发展型(0.46);(3)出于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心理思考及适应政策的需要,不同类型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组合差异明显.     

土地整治整村推进过程中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基于安徽省曹老集镇的调查

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事关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成败.以安徽省曹老集镇为例,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型来衡量土地整治整村推进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农户家庭年人均收入有所提高,家庭土地补偿与安置补助费呈上升趋势,且短期内可抵消部分农户”市民化”转型成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发生了根本变化,住房租售收入代替农业收入成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来源.     

巴渝新居集体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差异与建设路径

巴渝新居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户最需要、最长远的生计问题。比较集体搬迁户生计恢复力的前后变化和主体差异，有助于识别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对于保障农户长远生计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燕坝村为样区，基于燕坝场、白龙场、彭家山等3个巴渝新居点集体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构建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按种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种植型农户、养殖型农户、种养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识别影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而探索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建设路径。得到以下结果：1)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差异。搬迁前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种植型农户(0.166)、非农型农户(0.161)、养殖型农户(0.139)和种养型农户(0.106)。搬迁后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为种养型农户(0.376)、养殖型农户(0.365)、种植型农户(0.311)和非农型农户(0.265)；2)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在搬迁后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生计恢复力提升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种养型农户(0.270)、养殖型农户(0.226)、种植型农户(0.145)和非农型农户(0.104)；3) 影 响非农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家庭通讯费用、财务储蓄等非农业因子，影响其他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种植、养殖业产值以及人均旱地面积等农业因子。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居住有效提升了农户生计恢复力，但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较大，应侧重从提高农户教育水平以及增加生计多样性入手，分类建设农户长远生计保障的路径。     

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研究——以南昌市新洲村、西江村为例

为研究乡村工业化对农户生计转型及可持续性的影响,该文选取南昌市新洲村和西江村2个典型城郊工业村为研究区,构建乡村工业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等对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乡村工业化导致农户生计由单一趋于多元,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工业化、兼业化和返村化特点; 2)乡村工业化对农户回流吸引力较强,超过40%的农户受工厂建设吸引回村就业,但回流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性别结构不均衡; 3)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偏低,各类型资本存在差异,农户间资本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程度差异明显; 4)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总体上较强,在农户间表现为纯工农户<非工农户<外出农户<主工农户<兼工农户.因此,农户在参与乡村工业提高收入的同时要保障生计多样性,提高生计可持续性.     

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 对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农牧户生计资产进行定量评估, 揭示了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 探讨退耕禁牧政策对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 1) 草场面积、信贷情况、家庭收入、牲畜数量是重要的农牧民生计资产, 但研究区社会资产和人力资产存量较低, 使得丰富的自然资产和较充足的金融资产, 因人的能力和素质相对较低, 不能形成最佳的生计策略; 2) 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非农活动, 而物质和自然资产丰富的农户往往更愿意从事农业活动; 3) 退耕政策的实施导致耕地数量和种植结构发生变化, 主要表现为“为养而种”, 农业劳动力逐步往非农转移; 禁牧政策的实施导致牧业经营转变为以农业方式来经营, 倾向圈舍饲养羊和猪, 发展规模化养殖和特色养殖; 部分移民存在角色转变和职业培训问题; 4) 退耕与禁牧政策的实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表现在对移民的生计指导、 部分 农牧民基本生活的保障、补贴金额的合理厘定及后续补贴的保障、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吸纳力等方面。基于此, 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提出提高研究区农牧民生计策略的途径及推进退耕禁牧政策实施的建议。     

定居工程实施背景下牧民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例

阿勒泰地区是全国和新疆自治区的重要牧区之一,在退耕还林(草)工程、牧民定居工程等农牧业重大政策实施过程中,当地农牧户也面临各种生产生活压力,暴露于各种风险之中.本文通过对阿勒泰地区牧民进行随机入户调查, 探讨了牧民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并采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牧民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牧民面临的主要风险问题为市场风险、就业风险、子女教育/婚姻风险、医疗风险等,牧民最担心的生计风险为子女教育/婚姻问题,其次是医疗风险.2)牧民最常采用的风险应对策略是政府救济,也会采取寻求他人帮助、社会保险、出售资产、外出务工等应对策略,最少采用的应对策略是孩子辍学.3)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是影响牧民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最弱.从提高牧民生计风险抵御能力角度出发,提出了促进牧民稳定定居的政策建议.      

丘陵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对农地边际化的解释——-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例

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利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对酉阳县6个典型乡镇进行农户生计调查, 并结合统计数据, 揭示该县农地边际化的特征, 反映农户生计策略对农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 酉阳县近10年来, 农作物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 年末常用耕地面积呈减少趋势, 酉阳县由于地形地貌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出现较多弃耕撂荒现象。酉阳县也存在大量自然灾害隐患, 而这些隐患威胁着农作物播种和耕作等农业生产活动。酉阳县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了边际化现象。通过农户生计策略和农户的农地经营行为两大方面来解释农地边际化可知, 受自然地理环境的胁迫、小规模农业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农户的生计呈现多样化。农业收入较低, 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常年从事第二、三产业是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及农地边际化的重要原因。通过县域与农户尺度的实证研究, 能够较好地解释农地边际化过程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微观互动机理。     

欠发达农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行为比较研究--以河南省孔场村、新建村、郑楼村为例

通过对河南省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原村210个农户的实地调查,对比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文化教育服务投资、兼业程度、信贷发育程度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区,农产品商品率对农户经济收入的贡献呈负面影响,且程度较弱.指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行为有重要影响;加强农村市场化信息建设、扩大就业范围、合理引导农户投资对农村可持续发展起积极贡献.     

生计和生态视角下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研究——以青海省玉树州搬迁牧户为例

为理解牧区城镇化背景下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逻辑及其生态影响, 以青海省玉树州3个村庄的搬迁牧户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 分析牧民在迁出地保有牲畜的具体形式、原因和数量变化及牧民的生态感知, 并根据斯科特关于道义小农的“安全第一”原则选择变量, 定量探究牧民保留牲畜行为和数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搬迁牧户通过家庭分工、亲友代养和雇工放牧等多种形式保有牲畜, 作为融入城镇生活的适应性策略。牧户保有牲畜主要出于“安全第一”的需求, 经济收入较高的牧户兼具“理性小农”的特点。家庭人口规模大及非生计原因搬迁的牧户更倾向于保有牲畜。收入较高的牧户保有牲畜的概率更高且数量更多, 城镇就业人数较多的家庭保有牲畜的概率更低。牧户保有牲畜的适应策略受到社会关系和经济成 本等因素的制约, 可能难以维持。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并未直接增加迁出地的放牧压力, 但鼓励牧民通过搬迁实现减畜目标的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关注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形式、返迁的可能性、行为动机的转变和留居户的牲畜数量变化。     

试论滇西北一个藏族村庄的环境与生计

碧罗雪山东麓茨中村的田野调查材料,以一个村庄为焦点,展现了当地人半农半牧、跑马帮、开客栈、从事渔猎、手工等传统生存策略。当地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使人们根据自身对生境的需要,认识物种、使用工具、进行社会分工、开辟交通,从而创立和发展了生产方式,并以此和自然交换能量。每一代村民进入预定的继承序列,也就获得了前人的生态环境、社会因素及生产方式,并在自身活动中添加一些新的内容,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生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