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法治”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

韩非不是先秦末年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其思想是他站在法家立场上对先秦思想的总结。研究韩非,便于研究先秦思想发展的规律,总结先秦思想史上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对韩非思想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对地说,对韩非法治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是一个薄弱环节,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以适应我们这个改革开放、探求真理之时代需要。     

论韩非、李斯对荀学的继承

韩非、李斯是荀学的主要继承人,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求学方式、思想发展历程等方面来看,他们早在求学之前便已埋下不同的学术种子,并非在学成之后疏离荀学。韩非自幼习染三晋法家文化,接触慎到、申不害等人刑名法术之学,他将追随荀卿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对儒家的深刻反思,并从荀卿处汲取了大量理论智慧。李斯出于生存状态、个人兴趣而有选择地继承荀学知识,关注帝王之术并对韩非学说产生兴趣,而从仕秦国的特殊经历加速了他推动法家学术的步骤,最终成为实践法家思想的人物。     

韩非的学术突围及迷失——以师事荀子为出发点

儒墨显学给韩非带来巨大学术压力。为了证明儒墨之学的愚诬,韩非设定了两条检验标准。在这两条标准之下,韩非必须通过师事苟子才能论证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因此,韩非师事苟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韩非与荀子共同遏制墨家“兼爱说”,客观上实现了儒法的短暂学术结盟。韩非对孔子进行“法家化”处理,强化了法家存在的合理性,至此,韩非完成对儒墨的学术突围。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解决人性本质与资源占有矛盾的问题上儒墨法各具特色。儒家倡导即凡入圣的生活,墨子提倡超凡入圣的生活,而韩非则主张按照丛林法则像动物一样地生活。韩非“去仁爱”。舍弃了“仁爱”的差等原则．导致其在“爱”与“恨”的权衡中迷失了方向。     

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

商鞅与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传统，《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精华。韩非子是法家后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商鞅法治思想的特点是重“法”，相对忽视了“术”与“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法治中“术”和“势”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形成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商鞅强调“君臣共操”，即共同治理国家，使君臣关系和谐；韩非子则提倡以“术”御臣，容易造成君臣关系紧张。从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来看，商鞅相对重视“农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其目的是富国强兵；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     

举世皆醉我独醒——浅析韩非对“仁义辨智之士”的批判

当百家争鸣中的那些“仁义辨智之士”正沉醉于脱离现实的政治理想追求或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之中的时候,韩非以清醒的眼光洞察世事,选择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本文主要从《五蠹》为出发点,综合韩非的诸多著作,考察他对“仁义辨智之士”的批判以展现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特性。     

略论商鞅和韩非理性主义的战争观念

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本是“卫之诸庶孽子”,“少好刑名之学”。韩非(约公元前二九五—前二三三年)本是“韩之诸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①按照传统学术流派的划分,他们同属战国法家一派,都是思想大家。具体而论,商鞅活跃于战国中期而韩非生活在战国     

韩非“法”治哲学探微

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建立在他＂凡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之上。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韩非的法治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它的＂道＂＂法＂论。纵观《韩非子》,它的＂法＂、＂术＂确实与＂道＂、＂德＂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可以这样理解,人性论,＂道＂＂法＂之论,二者合一,才能使完整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成立。本文试图从《韩非子》中的＂道＂＂法＂之论出发探析韩非法治思想,以窥韩非法治哲学的根据。     

法家与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机制与价值分析

法家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各具特色,这与他们各自的哲学背景有密切的关系。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以法治国"的主张为中国古代中央制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西方近代行政组织管理理论中的官僚制的行政组织理论在西方行政组织管理思想上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法家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不断比较、影响和融合。从各自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比较分析中考察其各自的特点及二者融合发展的趋势,并借此找出对我国管理思想和实践有所启发之处,有助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现代管理之路。     

浅谈商君命运与法家兴亡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人物的命运象征着法家的兴亡。在乱世中形成的法家思想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使它的实践者享受到位极人臣的荣耀。但法家思想中的致命缺陷致使法家人物都落了个悲剧的下场。     

浅析韩非的极端专制独裁论

前一时期,对于韩非的学说,常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评价。诚然,作为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韩非,其思想有不少地方是值得肯定的。比如,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特点,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即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这当然是进步的社会史观。又如,他主张从客观实际去考虑言论的当否,即所谓“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 (《备内》),这显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等等。总之,韩非思想的熠熠光华是不能掩盖的,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构成韩非全部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独裁论,则显系糟     

对韩非法律思想的认识与再认识

韩非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韩非思想的整体背景入手,初步探讨了韩非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理论根据和主要内涵,又结合先秦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及韩非所处的历史形态从不同角度对韩非法律思想进行了再认识,以期历史地客观地评价韩非思想的历史功能和作用。     

对韩非法律思想的认识与再认识

韩非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韩非思想的整体背景入手,初步探讨了韩非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理论根据和主要内涵,又结合先秦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及韩非所处的历史形态从不同角度对韩非法律思想进行了再认识,以期历史地客观地评价韩非思想的历史功能和作用。     

从“省刑寡罚”到“厚赏重罚”——法家刚性管理思想简论

先秦时期法家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始终抱持某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强势,这一管理方法与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的刚性管理理论是相通的。春秋时期管仲的管理方法具有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倾向。战国早期的商鞅认为刑罚是管理的最重要手段,具有明显的刚性管理特征。战国晚期的韩非提倡"厚赏重罚",强调"正强化"和"负强化"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具有典型的刚性管理特征。经过管仲、商鞅和韩非等人建立的法家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学中的刚性管理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体系。     

从孔子与韩非子简析儒法两家管理思想之异同

儒法两家可谓渊源甚深。在孔子创儒家之前,"儒"作为一个极大的概念早已存在,它所独有的关怀精神对于先秦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便是在战国时期文化界百花齐放,儒的精神依然渗透于各派之中而非儒家独有,前期法家的代表如李悝、吴起等人也都算得上是一介大儒。如果说这对于证明儒家与法家的渊源有些牵强的话,那么这种渊源在韩非子身上就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本该成为儒家思想的后继者,可他却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这固然不是说法家包含于儒家,但两家在发展进程中存在交叉点是必然的。不过,在管理思想方面,两家还是分歧比较大,异多于同。本文就从几个方面做一下比较。     

消失的帝国——后期法家对秦朝的影响探究

王权支配社会下的秦受到法家多方面的影响。韩非、秦始皇影响了中国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     

韩非的国家本位论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家.富国强兵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共同的目标,实现富国强兵的途径是大力发展耕、战.韩非通过缜密分析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据此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论."国家本位论"是将目标定位在维护国君和民众利益基础上的理论.韩非的目标是通过以法治国来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国君和民众的利益,所以他是国家本位论者.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在三晋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作为百家争鸣的重要部分,对三晋地区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儒家文化的传播与三晋地方文化相结合,促进了三晋法家文化的形成。     

简析法家思想对先秦时期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

先秦是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鼎盛时期,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都有了飞速发展。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指导秦朝一统天下的法家思想。法家的法治、重视农业、革新实践、改造自然、尊重客观规律、重视科学技术等许多思想在各个方面都促进了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对先秦时期的科学技术之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至今也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     

关于李斯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斯把法家思想作为秦统一后的统治思想是秦国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法家思想的彩和遭到了儒家的反对,李斯为贯彻法家思想,提出了焚书之议,此后在作始皇又有坑儒之举,但焚书坑儒并没有灭绝古学,也不是造成百家争鸣局面结束的根本原因。李斯法家思想的来源,主要是荀子、韩非子、吕不韦和商鞅。桴斯工没有真正掌握法家思想的精髓。他歪曲了法家的本意,最终造成秦的速亡,使法家思想蒙受不白之冤。     

论韩非的立法艺术的思想及对现代的启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立法艺术思想丰富，主要散见于《韩非子》中，主要表现在立法权的归属，立法时机的判断与选择，立法原则，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立法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