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深股市和香港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时变ΔCoVaR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时变ΔCoVaR模型,对2006年11月至2018年12月间沪深股市和香港股市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1)沪深股市与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双向风险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均为正;2)香港股市对沪深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强于沪深股市对香港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3)深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的波动幅度大于沪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的波动幅度;4)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开通并没有显著增加香港股市与沪深股市之间的双向风险外溢程度.     

基于复杂网络的泛金融市场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及其演变研究

本文采用基于GED的ARMA-(T)GARCH-VaR模型,借助风险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中国泛金融市场9个子市场在5个时期的下行和上行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而通过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刻画各个子市场之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演化规律.实证结果表明,子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时滞性,在风险溢出网络中越极端的风险传播能力越强、效率越高.下行和上行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具有不对称性,在多个时期上行风险的传播能力强于下行风险.极端风险溢出网络在5个时期的中心节点不断变化,但能源子市场始终是主要的上行极端风险溢出的接受者.金融危机过后大宗商品和债券子市场在网络中输送极端风险溢出的能力增强,且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     

碳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崩盘风险溢出效应研究:新冠疫情、投资者情绪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本文基于GARCH-S模型以及时变溢出指数模型,研究了中国碳市场和股票市场行业间的崩盘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1）碳市场和行业股票的崩盘风险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且行业股票对碳市场的溢出效应更大; 2）崩盘风险溢出和波动风险溢出的程度是大体相当的; 3）新冠疫情的发生显著提高了上述风险溢出效应的程度;4）崩盘风险溢出受到投资者情绪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显著影响:投资者情绪越低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总的溢出风险也越大; 5）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异质性.     

航运与大宗商品的跨市场影响——来自铁矿石及其航线的证据

本文首次研究了铁矿石航运市场与其相关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价格和波动溢出效应.对两条铁矿石运输航线和铁矿石、钢材、燃油等大宗商品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大宗商品市场对航运市场有显著引导作用.以大宗商品市场因素作为外生变量的ARMAX模型结果显示,大宗商品对航运市场有显著预测作用.在风险溢出方面,BEKK-GARCH模型结果显示,航运市场与铁矿石、燃油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特征.同时航运市场与不同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溢出规律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对航运与大宗商品的价格和风险形成机制提出了一个跨市场的新见解.     

境内外人民币利率风险溢出度量研究——基于MSV-Co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首先运用GC-MSV模型分析了上海银行间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和香港银行间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CNY HIBOR)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然后运用DC-t-MSV-CoVaR模型度量了两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境内外人民币拆借利率市场间存在不对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和风险溢出效应,且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要强于在岸市场对离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率间的联系在不断加强,相关系数在逐步增加。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最后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政策制定和跨境风险监管方面提供了政策建议。     

房地产对金融体系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AR-GARCH-CoVaR方法

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使得各国研究者开始深入研究房地产部门与金融体系的这种连带关系所传达的信息,并思考应对之道. 本文首先从资产价格波动角度分析了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的机制和传导过程. 在此基础上,本文首次引入AR-GARCH-CoVaR模型,估算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 研究表明：银行将房地产作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投资行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20%左右,但这20%的贷款可能产生的风险却几乎相当于金融系统自身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房地产部门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存在顺周期性,这表现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房地产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大,而在2010年经济逐步恢复稳定时房地产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小.     

石油和汇率间风险溢出效应分析——基于MV-CAViaR模型

石油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一直是国际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MV-CAViaR模型,从风险(分位数)的角度同时研究了石油市场和美元外汇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通过对数据分段应用MV-CAViaR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对石油市场和美元外汇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危机期间石油市场和美元指数、美元兑日元、美元兑加元之间存在很强的双向的风险溢出效应,而危机前、危机后均不存在;金融危机没有显著改变石油市场和美元兑欧元、美元兑英镑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航运市场与金融市场的长记忆联动影响

金融市场和航运市场是现代全球经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反映了资金流和物流的资源配置.本研究聚焦干散货、油轮和集装箱三大航运子市场,以全球前9大航运公司对应的国家股票指数和美元汇率代表金融市场,通过MVMQ-CAViaR模型刻画航运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极端风险双向溢出效应.引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DCC-MIDASCoVaR模型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航运市场与金融市场长记忆联动性的风险传导机制,为掌握跨市场风险扩散规律、及时采取政策干预阻断跨市场风险传染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对航运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比航运市场对金融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更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航运市场与金融市场长记忆联动性的下行风险溢出比上行风险溢出更强,股指市场比美元汇率市场的风险溢出更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航运市场与美国、中国、新加坡、瑞士及丹麦金融市场长记忆联动性的上行和下行风险溢出均较强,这揭示了一个事实,同时具备金融中心和航运大国特征的国家金融市场与航运市场的长记忆联动性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基于高阶一致风险测度的组合优化

从一致性公理的角度,介绍了MV(Mean-Variance)、VaR(Value-at-Risk)、ES(Expected Shortfall)以及HMCR(Higher Moment Coherent Risk Measure)等风险测度,引入随机占优的概念,分析了HMCR与随机占优一致性的关系,并证明了HMCR(p=n)具有(n+1)阶随机占优一致性,并采用Spearman秩检验法来检验和预测不同测度的风险识别能力。结果显示,HMCR(p=2,3)的风险识别能力好于其他风险测度。最后,在沪深300指数成份股中采用组合优化方法,考察MV、VaR、ES和HMCR测度优化组合持有期的不同业绩指标,得到其最优组合的累计预期收益率。结果显示,HMCR(p=2,3)的业绩指标最好,表明该测度风险识别能力最高,其较高的累计预期收益率也验证了该测度的有效性。另外,扩展研究样本至上证50市场、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研究发现,上证50市场能得出类似于沪深300市场的结论,虽然由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存在股票频繁调整的现象导致结果与沪深300市场存在差异,但在持有期的大部分时间段内,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的HMCR(p=2,3)仍优于其他几种风险测度。     

主权风险溢出网络动态特征研究: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以及世界各国政治联系的越发紧密,主权风险跨国传染现象得到了现实的印证.在"一带一路"倡议强化本区域国家间政治金融联系的背景下,从主权风险网络化和区域国家集团化视角出发,借鉴基于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方法,考察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风险溢出网络的节点特征和结构特征,并探究了沿线国家整体以及不同区域国家集团主权风险溢出效应的动态性特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25国主权风险总溢出效应较高,且中东欧区域国家集团在沿线国家主权风险溢出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另外,沿线国家间的整体主权风险溢出效应随时间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中国与东盟集团之间的主权风险溢出效应在任何阶段总是最强的,而中东欧地区是最能代表沿线国家整体主权风险溢出效应变化的区域国家集团.这些发现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主权债及相关衍生品市场的投资者理解沿线区域主权风险溢出网络的本质特征和内在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和美国信贷冲击跨境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构建了基于符号约束识别的GVAR模型,并用以考察中国和美国的信贷市场冲击对全球41个国家的不同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紧缩性信贷市场冲击对本国实体经济有显著的负效应,但仅限于短中期;而美国信贷冲击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相当大且持久的负影响.中国信贷冲击的跨国效应较小,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中国信贷市场的本国冲击能解释中国产出近10%的波动,但无论是本国效应还是跨境传导,总需求冲击仍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力量.     

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的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主要股票市场之间的信息溢出

采用线性及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中国大陆股票市场和世界其他主要股票市场之间不同阶段的信息溢出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比较Granger (1969)线性因果检验和 Hiemstra and Jones(1994)非线性因果检验, 发现中国大陆市场和世界其他主要股票市场之间存在非线性信息溢出效应;随着中国大陆市场改革的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信息溢出的程度也在提升; 在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时,需要充分考虑其他市场的信息.     

人民币NDF市场与新台币NDF市场相关性及风险溢出研究

通过构建二元正态Copula模型和SJC-Copula模型来研究不同时期人民币NDF市场和新台币NDF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特征和尾部相关性的变化,接着运用CoVaR方法着重分析新台币NDF市场对人民币NDF市场的风险溢出强度.实证结果表明:两个市场在金融危机前期和金融危机时期存在明显正的相关性,只是在金融危机后期特别是2011年之后,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两市场间表现出负相关性;下尾相关程度在金融危机时也明显增强,新台币NDF市场对人民币NDF市场在三个时间段都存在着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在金融危机时期溢出效应最强.     

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基于汇改后数据的小波多分辨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和中国企业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化,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信息流动和风险传递进一步加强。通过小波多分辨分析能够从不同尺度研究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以达到从时频2个角度同时进行研究的目的。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股票价格波动的低频信号具有协整关系。其独到之处在于发现不同交易周期上波动溢出效应存在非一致性:短期主要表现为股票市场向外汇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而随着交易周期的加长,则表现为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溢出指数和复杂网络方法

基于信息溢出视角,采用溢出指数和复杂网络方法,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测度我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强度和方向,识别危机中的风险中心及演化.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具有波动性、不确定性及不对称性,整体联动能力较强;各市场滞后效应明显;市场受到冲击时接受风险的程度与其对外溢出风险的程度呈相反变动趋势;货币市场尤其是回购市场是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心,对外风险溢出效应最强,但在危机发生时相对减弱,而金属、股票、房地产等市场在危机时的风险溢出作用显著增强;债券和外汇市场被动接受风险的能力最强.     

Testing linear and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in CSI300 futures and spot markets based on new concepts of nonlinear positive/negative spillover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under Grant Nos.71125005 70871108 and 70810107020;; Outstanding Talents Funds of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Beijing Committee of CPC     

应用小波分析方法研究沪深股市的溢出效应

应用小波分析方法研究沪深股市的价格和波动性的特征以及两市之间的溢出效应．对沪深股指收益率序列用小波分析作信号分解，分解为高频信号(细节信号)和低频信号(离散逼近信号)．通过比较沪深股市的高频信号之间的关系获知沪深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价格和波动性的溢出效应．深市和沪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的价格溢出效应；而深市对沪市存在着正的波动性溢出效应，沪市对深市存在着负的波动性溢出效应，并且波动性溢出效应大于价格溢出效应．     

公司的市场地位会影响商业信用规模吗?

本文以2005-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市场地位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发现市场地位对公司的商业信用规模会产生正向的影响,市场地位越高的公司商业信用规模越大,实证表明市场地位对于所处行业存在激烈竞争和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意义更加重大.进一步研究中,发现金融危机后,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更乐于凭借较高的市场地位获取商业信用,而无融资约束的公司,市场地位对其商业信用规模的冲击相对较小.本文的研究发现证实了商业信用的市场竞争假说,并且从产业竞争和融资约束两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假说的内涵,有助于更全面了解中国金融市场商业信用的存在机理和作用,同时对于如何改善公司的融资环境有所启示.     

Technical Notes ：STUDIES ON THE VALUE OF SECONDARY MARKET TO THE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a secondary market, where retailers can buy and sell excessinventories, on the supply chain. We develop a two-period model with a single manufacturer and tworetail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period the retailers order and receive products from themanufacturer, b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period, they can trade surplus products betweenthemselve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correlated dependence ofretailers' demand on both the quantity effect and the allocation effect under the secondary market.Lastly,we study potential strategies for the manufacturer to increase sales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secondary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