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学与西医学的论争

历史进入现代,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科学,至今还能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可以与西方科学并列,唯一的就是中国医学.     

中国科学、技术、医学史展望

历史学家有个人所共知的缺点。当你问他们未来怎么样,他们总是告诉你过去怎么样。这对历史学家不一定是个缺点,因为不懂得过去,一定无法把握未来。我们既不是生活在过去。也不是生活在未来,而是生活在联接过去与未来的瞬间。在这里,我要谈的是未来,但我考虑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总是温故而知新。本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亦然。这一领域的先驱竺可桢、丁文江、李俨等本是科学家、而非历史学家。他们努力探索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当时的中国,他们作为科学家要使中国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另一个是古代的中国,他们在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天才和优秀的科学组织,而且中国曾一直是科学先进的     

利用宇宙技术分析古代大气成分

美国和埃及的科学工作者最近正利用宇宙技术来分析研究古代大气的成份.他们从一个被称为"太阳之舟"的国王坟墓中抽取了用于研究的气体.这座距今已有4600年历史的古墓,长30米,被石膏密封着,上面覆盖有1.2～1.8米厚的石灰石.科学     

中医的科学方法

中医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未曾间断地积淀下来,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个世纪以前,当西方文明冲决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堤坝时,中国古代所创造的一切科学成就,被近代科学淘汰殆尽,幸存的是中医,中医成为中国古代科学的活化石,中国古代科学的全部要素,都保存在中医之中.然而,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式微,中医也命运多蹇,中医至今能够存在之原因,除了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与支持之外,是其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威信,具有西医不可替代的疗效.     

有趣的古代起重法

我国古代的建筑．有许多是浩大的宫殿、庙宇和城墙。这些大型建筑工程需应有的起重方法与之配套。古时候．我国建筑工匠在缺少机械设备的同时，运用各种科学原理，以小力生产大力．创造出众多起重奇迹。     

我国古代“透光镜”和鱼洗神奇效应的物理分析

华夏文明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提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人类科学技术的贡献,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火药与活字印刷。然而,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文物也往往包含许多科技成分,在技术上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西方世界,其中蕴涵的科学原理长期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为人知,直到当代采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分析研究才大白于世。不少古代科技成就的精妙之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赞叹不已,而一想到它们均面世于几千年之前,其时现代的科学原理尚未创立,也没有先进的测量、分析手段,就更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心灵震憾,不能不为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而油然而生民族的自豪。本文介绍两种我国古代具有神奇的特异性能的青铜器:透光镜和鱼洗。并分析了它们的物理原理。     

气论对现代物理学的启示

本文对中国古代气论中的准物理学思想与方法作了简要的归纳，认为可以用气论和原子论思想，来大致概括东西方两种不同科学观念和科学传统的主线，而以太论观念及其对近现代物理学的影响，正是气论自然观在西方近代科学中的投影。解决现代物理学前沿疑难的关键很可能在于跳出陈陈相因的原子论观念框架，从中国古代气论自然观中吸取有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启迪与联想。     

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本刊为庆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九十华诞,特辑“‘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得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本刊已挑选出11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应征文章在上期刊出。本期刊出李约瑟博士本人应本刊之约从英国寄来的文章,以飧读者。在这篇文章中,李约瑟博士论述了他50多年来一直思考、探索以求解他自己提出的这一难题(即“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所得到的结论。李约瑟博士认为像西方其他科技史家那样一律遵循“内在论”是不能求得合乎逻辑的正确解答的,而必须探寻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特征才能说明问题。为此,他深刻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和社会形态的文献,认为他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性质的判断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是有一定依据的。正是适应这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所相应产生的国家机器的特征和功能,产生了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正是这种特征和功能,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自发产生。毋庸讳言,他这种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自信的认识与我国史学界的一般理解是有分歧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自己也提到这一点。这篇重要的中国科技史论文最初发表于《伯纳尔纪念文集》(伦敦,1964年)、《科学与社会》杂志(1964年,第28卷)和《半人马星座》杂志(1964年,第10卷),后又收入李约瑟博士自己的论文集《大滴定》(伦敦,1969年,多伦多,1979年)。现在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并由本刊在中国首次发表其中译文。本文由徐汝庄同志翻译,由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契教授校阅,由于篇幅所限,译文中对某些段落作了少量删节,虽无关宏旨,仍特此说明。至此,“‘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即告结束。     

探求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新关系

本文试图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做历史和哲学的解释。论文首先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西方社会中的角色作了综观概述,指出在古代和现代其区别在于:古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是彼此分离,并且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而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联合的,在社会中有其自主地位。后现代观点的可能性则来源于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漫主义批评。论文最后对美国社会实行的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计划和科学、技术和社会计划进行了评论。     

长城：马头行处风雪寒

<正>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工程、人文景观和建筑之最。它地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墙体、壕堑、关堡和相关设施43721处，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军防体系最复杂、规模最庞大和影响最深远的文化遗产类型。1987年，在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各国专家对它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不吝赞美之词，称它是“中国古代中原帝国远大的政治战略思想、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的重要物证”“中国古代高超的军事建筑建造技术和建筑艺术水平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保护国家和民族安全的象征意义”。     

顺陵探赏

在日本援助中国的文物保护项目中,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是个重点项目。这和顺陵的历史地位、历史内涵有着极大的关系。根据顺陵碑文记载,顺陵陵园是按照"河图、洛书"进行设计和营造的。"河图、洛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对火的认识

火是人类科技文明中的重要事物。本文着重从生火方法，对生火原因的解释、对火的归纳与分类、对火本性的认识以及对火本质的探索等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人对火所达到的认识水平。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古代对火的认识既有传统科学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历史成绩。     

超新星在中国的历史记载

本文通过扼要阐述超新星的有关天体物理问题，说明为什么中国关于超新星的历史记载对于天体物理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并通过概括资料，阐明中国超新星历史记录在国际天文学界的重大影响及贡献的两个方面：古代的观察记录和现代中国天文学史家整理、研究超新星历史记载的成果。     

迷人的科学探险撷影

聚焦南、极探访北极、扫描西部、算越峡谷、张继民以新闻报道把一个个科学考察壮举推向世界,也以一个个亲身经历绘就自己的科学探险壮景. 中国古代曾有过玄奘取经、徐霞客游记、郑和下西洋的灿烂探险历史而在近代,探险事业却因国运的积弱失却了足音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也让中国入走向世界.     

论“天数在蜀”

《天数在蜀》是已故吕子方教授一系列科技史论文中的一篇。吕教授通过该文力图证明,古代巴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往往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古代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因此,巴蜀天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成为吕子方教授的研究重点,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调整工作组织

中国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遺傳研究室在青島遺傳学座談会以后,针对过去工作上人力分散、不易深入的情况,并結合客观發展的需要,將原有的工作組織作了必要的調整。新的工作組織分为五組:1.个体發育組——研究由种籽到新种籽生出的整个过程(受精現象除外)中与遺傳性有关的生長發育的規律。2.定向培育組——     

创新文化与创新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与科技联动

创新文化与创新社会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50多年前,英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留下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讨论至今尚无定论,然而,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都直指中国近代科     

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宇宙学的比较研究

(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1971年中文版第30—31页)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同样可以找到某些近代科学思想的萌芽,尤其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宇宙论,在古代是各个哲学派别的理论的     

科学探究在新课程中的重要性

科学探究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时代性。把科学探究置于历史的背景中加以反思，理解今天倡导的科学探究与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类似观点的区别与联系，结合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赋科学探究以新的内涵，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王振义：反给力“血疑”

在6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王振义将基础学科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将祖国医学和现代西医理论合二为一，将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与当代科学思想融为一体，引领我国血液学研究冲向一个又一个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