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叙事内容分类研究

《洛阳伽蓝记》一书很多人关注到他的历史、地理以及佛学价值,然而其中的叙事内容向来少为人所关注,尤其是叙事内容中体现的小说特色.根据书中出现的叙事内容,可以分类为轶闻传说和神怪传说两大类,而轶闻传说又有着历史逸闻、人物品评以及佛教传说;神怪传说又有谶纬异象、佛教志怪、道教志怪之分.     

白族木匠传说的三种基本形态

白族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与木匠有关的散体叙事文学,有学者将其文类归入故事,或在论述时出现了传说和故事相混的现象。这些散体叙事明显具有传说的性质,可以分为巫术传说、“地方性知识”和木匠生活史三种基本形态,这三种基本形态各有其文化功能,而且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     

汉族民间叙事与因果报应—兼论民间叙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汉族民间叙事有神话、传说、普通民间故事、史诗、叙事诗等多种体裁,它们主要以口头形式存在。也有部分散文叙事作品存在于书面记录中。汉族民间叙事以善恶报应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原动力,演化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信奈的多种故事类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妖魔鬼怪构成民间叙事的重要内容。此外,某些民间叙事作品格调低下,宣泄人们的阴暗心理。     

论中国地方风物传说的叙事技巧

地方风物传说由引子部分、主体部分和确证部分三部分组成，它们都具有很高的叙事技巧。其中引子部分，常以单向递进式、“借花献佛”式、“移步换景”式、“拉郎配”式以及“特写式”等多种叙事技巧来引出并介绍其传承对象的地理位置，描述其状貌特征。主体部分使用对比式、三复式、巧设悬念和连环式等诸多叙事技巧来结构主要情节，增强其艺术感染力。确证部分则根据传说情节与可信物之间神、形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来选择是运用粘附式还是依附式叙事技巧来收束全篇。地方风物传说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地方风物传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模式析论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有法。对于虚构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苏轼善于通过叙事制造“震惊体验”,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对于“复合语义结构”小说,苏轼以“改写叙事”和“还原叙事”两种模式实现对历史和传说的“再叙述”与“再阐释”。《艾子杂说》中的叙事特征与“妙悟”的文学传统、禅悦之风的盛行和疑古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神奇的现实——扎西达娃与托尼·莫里森的魔幻叙事

扎西达娃和托尼·莫里森的魔幻叙事主要体现于其匠心独运的时间叙事和神话叙事之中.扎西达娃融合加西亚·马尔克斯循环时间叙事和藏民族轮回时间观,形成其独特的循环时间叙事,而莫里森则借鉴胡安·鲁尔福非时间的时间叙事和博尔赫斯迷宫式时间叙事,再融合非洲文化之时间观,构建其时间文本结构.他们亦利用本民族神话和传说进行神话叙事,赋予现实以神话般的意义,从而创造出神奇的现实.     

民间叙事传统的转变——从廪君到向王

廪君叙事与向王叙事代表了不同时代土家族民众的文化认同。明清之际，廪君叙事主角逐渐被向王天子取代，而向王叙事中也糅合了廪君的事迹，并大量出现在民间地方志书中，但志书中概略的记载，远不能反映民间活态的向王传说。这种地方文化精英所做的带有一定目的或由于受到某种局限而做的有“剪裁”的记录及廪君叙事渐被向王叙事取代，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期土家族地区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文化碰撞。     

现当代文学史视阈下的作家文学白蛇传书写

白蛇传传说现代作家文学书写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六十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号召下的“大我”宏观政治语境书写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的“小我”人性化审视书写。这两种书写范式实践了由宏达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型，表明了不同时期人们遭遇的不同困惑以及应对的态度。两者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方式上差别巨大，在整个传说的传承中发挥的价值功用相去甚远。     

文明的记忆：民间文学对文明的表述

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长期被以书写为载体的中心叙事所忽略,进而影响到对其价值及意义的客观评价。文章基于阿兰·邓迪斯的“民”的界定,聚焦民间文学的文明形态、民间话语对文本的建构、传说、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对文明的表述。说明史诗、传说、神话等口头叙事承栽着人类集体记忆,具有巩固传统和延续文化的功能,其种种表述方式是对人类文明的确证。进而说明民间文学是书写形式文本等精英文化的源头,属于文化中的大传统,以此回应叶舒宪教授所提出的“重估大传统”之论。     

从梁祝传说看民间故事与俗文艺的互动

历史上,"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叙事题材曾同时使用民间口头叙事方式和戏曲曲艺等多种俗文艺样式在全国各地广为流播,这种民间故事与俗文艺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有力地促进了梁祝题材的繁荣,也对民间故事和俗文艺本身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梁祝传说为例,对这种文化现象加以检讨。     

《德伯家的苔丝》的结构主义解读

“寻找——找到——失去”的叙事结构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叙事结构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工业与文化转型期的世界观,也透视出反讽与传奇两种不同文学体裁在小说中既相融又相斥的矛盾关系。     

"五四"作家对中国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五四”时期短篇小说叙事模式实现了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的转变,“五四”作家为实现这种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论《孔乙己》的叙述者

针对《孔乙己》叙述说法不一的情况,我们认为《孔乙己》作为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本,其中小伙计“我”必然包含两个自我,即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真正的叙述应为叙述自我,而且是可靠的。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本体现出的对孩子的关注意识和作强烈的自省意识。     

叙事的诗意追问——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史外史观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是从历史叙事而非神话叙事开始的,因此历史叙事理念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情结。而中国叙事文学的美学自觉,在一定层面上便成了摆脱这一情结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就是通过对史外史的审美追求,到超越史学文统的虚构性叙事文学观念的兴起,而最终落实为对俗世生存诗意的追问与经营。     

纪实与虚构——论电影《三峡好人》的叙事策略

影片《三峡好人》讲述了在三峡拆迁的真实历史影像中两个虚构的故事,采用独特而新颖的表现方法与叙事视角,纪录了三峡拆迁过程中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追求.文章从叙事结构、主题阐释、电影语言、结尾叙事四个方面分析了该影片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     

现实世界之“重”与可能世界之“轻”——论王小波《万寿寺》的可能世界叙事

以"可能世界叙事学"理论为切入点,从小说的虚构性范畴中的虚构世界的本体论特征、叙事性范畴中的同质离散的叙事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叙事虚拟世界、经验性范畴中的叙事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抵牾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小说《万寿寺》中的可能世界叙事。叙事不仅是我们组织现实生活经验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创造性实践,激励我们改变启蒙仍未完成的"现实世界",为实现多样态与美好的"可能世界"而努力。     

《左传》叙事文学价值论略

《左传》既是历史著作 ,又是文学著作 ,具有双重性质和双重功能。文章从历史写作和叙事文学存在着部分交叠关系入手 ,就写作材料、材料的加工方式、作品成就、社会功能等方面 ,对《左传》叙事文学的特点和成就作了深入剖析 ,高度肯定了《左传》在叙事文学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稼轩词中“西北”语词释说

方位词“西北”在稼轩词中已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代码或符号,它与神话传说、华夏情结、汉唐气象、帝都观念等文化传承相关,并由此从一个侧面窥见到稼轩南归后的情感轨迹及其诗、词差异。     

论民初小说的现代特质——以“哀情小说”、“倡门小说”为主

民国初年,伴随着社会转型,作家的主体意识发生变化,无论是自觉承担启蒙济世的的重任,还是对小说使命的认知,均与传统迥异。这种变化影响到小说创作,既产生了新的形象,也促使内蕴更新,凸显出人本意识;同时导致小说叙事特征的变革,限知叙事视角的引入、"革命﹢恋爱"叙事模式的产生以及心理描写等叙事特征的嬗变,凸现出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