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堂诗余》的编选传播看南宋民间词坛风尚

《草堂诗余》是词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词选。该集初选于孝宗至宁宗年间,正是南宋词风确立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南渡后词体在主流文人手中迅速走向雅化、诗化,那么《草堂诗余》则集中体现了词在当时民间传播的风尚,具体表现为：注重应歌功能;柔婉、泛化的情感模式;平民化的尚雅之风。     

《花间》与《草堂》在明代的接受比较

明代中期之前,独<草堂诗余>广泛流行于文人雅士与市井百姓之中,嘉靖之后<花间集>始与之并行词坛.<草堂诗余>民俗性的分类、明人对词体言情浅俗的认同以及明人对总结词乐的热情,是导致<草堂诗余>在明代词坛极为盛行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明词创作的千篇一律,不善学<草堂>者使得词体创作中世俗气日益严重,于是更多一些文人情韵之气的<花间集>得以不断刊刻,成为除<草堂诗余>之外,人们作词效仿的又一主要对象.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未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从《文苑英华》的编辑看宋人的文学观念

作为一部篇帙达一千卷的文苑总集,《文苑英华》缺收词章这个文学门类,并不是编者一般意义上的疏忽,而是折射了编辑者的某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词的轻视和不屑一顾,它实际上是宋初人们视词为诗余,填词为小技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宋人看轻词体之证据链中又一个重要的环节。     

菊墨斋词说(二)

范文正公文集、别集皆无诗余。归安朱孝臧《疆村丛书》从岁寒堂本补编录出词四首;又以《敬斋古今黈》卷三所载[定风波]一首,合《中吴纪闻》卷五所载[剔银镫]一首为补遗。共计六首,另附《范忠宣公诗余》[鹧鸪天]一首。辑为《范文正公诗余》一卷。杨金本《草堂诗余》前集卷下有[忆王孙]二首(其中“飕飕风冷荻花秋”一首,已见《范文正公诗余》),《古今词选》卷五有[意难忘]一首,皆题仲淹作,传世署名范词,尽于此矣。     

孔传铎《名家词钞》与《瑶华集》关系考述

孔传铎编选的《名家词钞》是一部丛编型清词选本,在保留清初词学文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该集与《百名家词钞》既无意于避复,亦无意于拾补,可证二书之间并无递补关系。此前学者分析《名家词钞》与同是孔传铎参编的《草堂嗣响》和《同调词》构成同一选系,实际相关诗、词、文透露了孔传铎曾得到蒋景祁编选的《瑶华集》并爱不释手,经过考察选人三分之二与《瑶华集》重复、有存词仅见于二书者、词作文本有差异处,二书版本文字高度契合。据此可知,构成《名家词钞》最重要之选源的不是《草堂嗣响》,而是《瑶华集》。同时进一步推定《名家词钞》编纂时间为康熙末雍正初,且具有未完成的性质。     

最早的宋词选本和最早的词活

《花间集》是最早的词作专集,然其作者尽为晚唐、五代词人。而代表词文学最高成就的宋词,至今可考的最早选集是什么呢? 据唐珪璋先生《全宋词》“编订说明”中所记,宋人词作选集汇编不少,有《百家词》、《琴趣外编》、《典雅词》、《六十家词》、《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等。     

北宋崇宁、大观年间词学思想的新变：独立的词体意识

北宋是词学的成熟、发展期,各种风格词作的涌现推动了词学观念的产生、发展,北宋初期关于词学观念的表述并不多见,但普遍上还是比较认同以《花间集》为传统的词风,词体的独立意识尚未形成。而到了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词学思想出现了新变,“词别是一家”,独立的词体意识开始形成,为后来政和、宣和年间词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韦庄词的结构和语言艺术

韦庄,字端己,生于公元八三六年,卒于公元九一○年。唐末五代的词作“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欧阳炯《〈花间集〉叙》)在这样一种淫靡词风里,韦庄把词的创作,重新领回到民间抒情的道路上来,开了文人词抒写个人身世感怀的源流。这种不同于花间其他词人的创作态度,也形成了韦庄词艺术上的一些特色,下面简单谈谈韦庄词的结构和语言艺术。     

再论陈廷焯的词学理论核心

清代词学家多通过编纂词选来彰显自己的词学观念,陈廷焯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而最能代表其词学观念的就是其著作《白雨斋词话》,他提出"沉郁说"作为核心论述贯穿全书,并把其作为评论诗词的重要依据。他的"沉郁说"主要包含两方面的一是提倡沉郁顿挫的词风;二、强调比兴寄托。他的这些理论在词学史上影响很大。     

三槐堂遗址考证

三槐堂是宋朝真宗宰相王旦的府邸，著名的宋朝相府。而且三槐堂被宋人称为“惟德之符”，具有光辉的道德内涵。史书记载，三槐堂在开封的仁和门外。但是宋代的仁和门即今开封市宋门，明清时期的仁和门即今开封市曹门。记载王旦府邸三槐堂情况的文献皆是明清时期的，宋朝人当然不会把宰相王旦的府邸当做文物点对待的。那么三槐堂遗址的方位和所在地点当以明清文献记载为准，就是说，王旦的府邸三槐堂遗址在今开封市曹门外。     

至情至性真词人——李煜词特色管窥

南唐后主李煜词向来被归为纯情一娄，盖因其为人为词纯情任纵。李煜归宋以前，为词内容奢华，多写宫廷豪华生活或男女恋情，虽是亡国之音，但笔法自然，俊逸神飞，驳不掩玉，更多地体现出其纯真任纵的本质。围城及亡国归宋后词的内涵蕴藉、沧桑，更多地体现出失国之痛、人生之悲凉，但仍不失赤子真诚之心。综观其词，感情的真挚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古典词论中的东坡论

中国古典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的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论评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的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是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观念历史形成的漫长曲折,以及我们民族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力。     

沈谦对明代词论的承继与重构

文学具有承接性,在明清易代之际,沈谦在吸收明代词论的基础上对明代词论进行重构,有对明词的肯定与接受,亦对清初的词风沾溉颇多。特别是他推重词体的词论,对词文体的自觉与合理的定位,为清代词人推尊词体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沈谦的词学思想中,又有杂糅的成分,譬如他有时阐发词的正变观,但又可看到他对词之正变观的消解。     

集会与地域：唐宋湖州雅集风尚与地域文化

在对唐代大历浙西联唱的地域影响考察中,湖州雅集的郡守宾客唱和风尚是不容忽略的。其上承晋宋以来的郡守宾客唱和遗风,下启赵宋的郡牧文豪集会风气,截然不同于明清以地域文化精英为雅集主体的文会流风。以郡守宾客为集会主体,历代郡守修造、雅集的亭堂楼台为集会场所,以宴游饯别和人文旨趣为集会主题和格调,充分展现了唐宋湖州雅集风尚的主要特征。唐宋湖州雅集风尚对其地的文化品格建构颇有贡献,同时对明清湖州的文会兴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     

钱谦益唐宋兼宗的祈向与清代诗风新变

“诗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强势传播力的诗学观念 ,其消极影响是法唐而赝 ,自狭诗道。当时虽有接纳宋诗的呼唤 ,但难以形成趋势。明末清初 ,钱谦益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 ,具体途辙是以崇尚杜诗为由唐向宋的起点 ,在诗坛大力导入宋代诗风 ,融铸异质 ,求变创新。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 ,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 ,从而形成宏衍阔大的气局 ,使诗歌创作具有多元组合的美质。钱氏的这一诗学选择开启了清代新诗风     

论《洛神赋》与《楚辞》之关系

楚汉之际,由于楚文化的广泛影响,屈、宋骚体作品,往往成了骚体创作主流之一。骚体不仅影响了汉代文人赋作,亦影响及建安以后的骚体赋篇,尤其是曹植《洛神赋》之艺术魅力与《楚辞》关系最为密切。有关《洛神赋》不乏精辟分析之文,然而有关《洛神赋》与《楚辞》之关系,却鲜少详细论述之作。因此本文论述《洛神赋》与《楚辞》融化创新之关系,并说明《洛神赋》对后世文学之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