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镜腹腔探查诊断不明原因肿瘤性腹水的价值探讨

本文探讨了腹腔镜探查术对内科常规无创检查诊断困难的不明原因肿瘤性腹水疾病的诊断价值,并总结了手术操作经验。回顾性地分析玛纳斯县医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自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全麻醉下对42例内科常规无创检查诊断困难的不明原因肿瘤性腹水疾病病人进行腹腔镜探查的资料,腹腔镜腹腔探查阳性40例（阳性率95．2％）,其中消化道来源腺癌20例（47．6％）,胆囊癌腹腔内广泛转移2例（4．76％）,生殖系来源转移性腺癌8例（19．0％）,腹膜间皮瘤2例（4．76％）,嗜酸性细胞增多症1例（2．38％）,窦淋巴细胞增生1例（2．38％）,腹腔内黏液腺腺瘤1例（2．38％）,不明原因肝硬化2例（4．76％）,局限性腹膜炎1例（2．38％）,肠粘连1例（2．38％）,门静脉栓塞1例（2．38％）;阴性2例（4．76％）。肠管损伤1例（2．38％）,切口二期缝合1例（2．38％）,术后发热2例（4．76％）。得到结论,腹腔镜探查是一种对不明来源产生腹水的肿瘤病人有效的诊断方法。可取得病理资料,作为一种有创的检查有一定的并发症,但可避免或经相应处理降低发生率。     

SARS相关的科技新术语

1.SARS病毒目前引起SARS病的病原体为变异的冠状病毒。冠状病毒(Coronaviridae)为RNA病毒,在电镜下的典型特征为：囊膜上有大的棍棒形突起的球形病毒体,大小约100(60～220)纳米,多为多形性,内有螺旋状核糖核蛋白。病毒基因组由单一线形正股ssRNA分子所组成,相对分子质量600万道尔顿,有帽和多聚腺苷尾,具有传染性。NCBI的GenBank已发布两条完整的SARS病毒基因组,NC_004718(29736bp),AY278554(29206bp)-SARS coronavirus CUHK-W1。(发布日期均为4月18日)。目前美国(CDC,USA)和加拿大(BCCA Genome Sciences Centre,British Columbia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Canada)的实验室完成SARS病毒的基因组测序。初步的基因组注释在NCBI完成,预测得到的主要蛋白质有RNA聚合酶蛋白(聚合酶1a,1b),S蛋白(spike protein),E蛋白(small membrane protein),N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等。已知冠状病毒只感染脊椎动物,与人和动物的许多疾病有关。自1980年在德国召开第一届国际冠状病毒讨论会以来,日益受到医学、兽医学和分子生物学家的广泛重视。这类病毒具有胃肠道、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的嗜性,特别是类似于鼠肝炎病毒的JHM病毒可以引起小鼠的脱髓鞘性脑脊髓炎,它是研究人类多发性硬化病的良好模型。冠状病毒mRNA的转录机制又为分子病毒学家提供了另一种RNA拼接机制。可见冠状病毒科在分子病毒学中也有相当的重要地位。1965年,Tyrrell等用人胚气管培养方法,从普通感冒病人鼻洗液中分离出一株病毒,命名为B814病毒。随后,Hamre等用人胚肾细胞分离到类似病毒,代表株命名为229E病毒。1967年,Mclntosh等用人胚气管培养从感冒病人中分离到一批病毒,其代表株是OC43株。1968年,Almeida等对这些病毒进行了形态学研究,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这些病毒的包膜上有形状类似日冕的棘突,故提出命名这类病毒为冠状病毒。1975年国家病毒命名委员会正式命名了冠状病毒科。根据病毒的血清学特点和核苷酸序列的差异,目前冠状病毒分为冠状病毒和环曲病毒两个属。人类的冠状病毒分别属于OC43和229E两个抗原型,它是引起人类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常引起成人的普通感冒,儿童的冠状病毒感染并不常见。但是,5～9岁儿童有50%可检出中和抗体,成人中70%中和抗体阳性。冠状病毒感染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我国以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芬兰、印度等国均已发现本病毒的存在。主要发生在冬季和早春。在美国华盛顿D.C.地区,连续4年的血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冠状病毒占成人上呼吸道感染的10%～24%。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次家庭检查中,证明冠状病毒可以感染各个年龄组,0～4岁占29.2%,40岁以上占22%,在15～19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这与其他上呼吸道病毒的流行情况不尽相同,例如呼吸道合胞病毒,大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发病率降低。另外,当冠状病毒流行时鼻病毒却不常见。冠状病毒也是成人慢性气管炎患者急性加重的重要病原。病毒分离可用人胚肾细胞,分离阴性者可用人胚气管或鼻粘膜的器官培养。双份血清补体结合试验比病毒分离要敏感。由于冠状病毒类似流感病毒均属于RNA病毒,突变很频繁,易于变异,给诊断和防治带来了困难。2.潜伏期(incubation period)潜伏期是指病原体侵入机体至临床症状出现的这段时间。不同传染病潜伏期长短不一,短至数小时,长至数月,甚至数年。即使是同一种传染病,其潜伏期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局限于一定范围。潜伏期长短受很多因素影响,如病原体侵入的数量、毒力、侵入途径、机体状态以及宿主环境条件的影响。主要与病原体在机体内繁殖时间和宿主的免疫能力有关。SARS潜伏期约为2～21天,通常在3～10天。目前认为SARS病在潜伏期暂无传染性。3.人群对SARS的易感性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对传染病易感程度称为人群易感性(herd susceptibility)。人群易感性与群体免疫力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群体免疫力水平高,则人群易感性低。从目前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来看,人群普遍易感SARS,医护人员由于是和患者密切接触,因而是本病的高危人群。4.病死率(fatality rate)病死率表示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患某病的全部病人中因该病死亡者的比例。病死率表示确诊疾病的死亡概率,它可表明疾病的严重程度,也可反映医疗水平和诊断能力,通常用于急性传染病,较少用于慢性病。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目前全球SARS病的预期病死率在4%～50%左右,其中老年病死率为50%,青壮年病死率为10～15%,儿童病死率为4～6%。5.疫苗根据病原生物抗原可激发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免疫的原理,将疫苗注入机体,使机体主动产生特异性免疫力。用细菌、螺旋体制备的生物制剂称为菌苗;用病毒、立克氏次体制备的称为疫苗(vaccine),亦将上述二种生物制品称为疫苗。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活疫苗是通过毒力变异而获得的减毒或无毒株,或从自然界直接选择出来的弱毒或无毒株,经培养后制成的疫苗,如卡介苗。死疫苗是用物理、化学方法杀死病原微生物,但仍保持其抗原性的一种生物制剂,如脊髓灰质炎Salk疫苗。另还有多肽疫苗、核酸疫苗等。当前SARS疫苗尚在研制中。6.SARS诊断试剂(1)核酸检测(PCR方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PCR)能够在不同的样品中测定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物质(包括血液、粪便、呼吸道分泌物或身体组织等样品)。引物是PCR测试方法中的主要片段,已经由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验室网络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已经研制出了包括引物、阳性和阴性对照的PCR检测试剂盒。总的来说,现有的PCR测试方法有非常好的特异性,但是缺乏灵敏性。这就意味着阴性的测试结果并不能排除病人中有SARS病毒的存在。而且,由于缺乏实验室质量控制而导致的实验室样品的污染,能够导致假阳性结果的出现。对于存在有必要的质量控制程序的PCR测试的阳性结果,推荐用于SARS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测试是有非常好的特异性的,阳性结果意味着在样品中有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物质(即RNA)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有活病毒的存在或者是存在着大量的病毒足够感染其他人。PCR测试的阴性结果也不能够排除SARS病毒的存在。用PCR方法对SARS冠状病毒进行测试,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结果可能出现阴性：病人没有被SARS冠状病毒所感染;病例是由其它的病原体(病毒、细菌和真菌)感染引起的,或者是由于非感染性的原因引起的;测试结果是不正确的(假阴性),目前的测试方法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以提高其灵敏性;样品并不是在有病毒或基因物质存在的时候收集到的;病毒和基因物质有可能仅仅存在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取决于用于测试的样品的种类。(2)抗体测试这些测试方法用于由于SARS冠状病毒感染所引起的抗体应答的测试。不同类型的抗体(IgM and IgG)是在不同的感染过程中出现的并且抗体水平会发生改变。在感染的早期这些抗体有可能是测不到的。IgG通常在病例恢复后仍然可以测到。以下的测试方法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但尚未用作商业用途：ELISA(酶联免疫吸咐反应)：用于SARS病例的血清中的IgM和IgG抗体的混合物的测定,大约在疾病开始后的21天出现可靠的阳性结果。IFA(荧光免疫检验法)：用于SARS病例的血清中的IgM抗体的测定,大约在疾病开始后的10天出现阳性结果。这种测试方法也可用于IgG抗体的测定。这也是一种可靠的测定方法,需要借助于荧光免疫显微镜进行测定。阳性的抗体测试结果：显示以前曾有过SARS冠状病毒的感染。从急性期到恢复期发生了从阴性到阳性的血清转化,或者是抗体滴定增长了四倍,显示近期有感染。阴性的抗体测试结果：在疾病发生的21天后没有检查到抗体,表明没有受到SARS冠状病毒的感染。(3)细胞培养来自SARS病例的样品中的病毒(例如呼吸道分泌物、血液或者粪便),通过接种细胞培养和病毒增殖也能测到。一旦分离到了病毒,将做进一步的鉴别以证实是否是SARS病毒。细胞培养是条件非常苛刻的测试,但目前(除了动物测试外)仅仅表明了有活病毒的存在。阳性的细胞培养结果表明在所测试的样品中有活的SARS冠状病毒的存在。阴性的细胞培养结果并不能排除SARS冠状病毒的存在(见阴性的PCR结果)。7.传染源(source of infection或reservoir of infection)传染源是指体内有病原体生长、繁殖,并能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非典病人是重要传染源。因为病人体内存在大量SARS病毒,而且具有某些症状有利于向外扩散,如咳嗽、腹泻等。据公共卫生专家介绍,病人一口痰中至少有几十万个细菌,并有可能含有肺结核、肺炎、流感、SARS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病菌。此外尚未发现动物携带SARS病毒。8.冠状病毒的增殖病毒是体积微小,结构简单,只含一种类型核酸,必须生长在活细胞中,以复制方式进行增殖的非细胞型微生物。病毒与其他细胞型微生物不同之处在于：当它们处于细胞外时并不表现出生命活性,既无自主代谢,也没有呼吸或生物合成功能;但当其核酸进入易感细胞后,便很快显示其生物活性,包括病毒物质的合成以及对宿主细胞的改变。冠状病毒基因组的表达是较独特的。病毒RNA分子可直接进行翻译,产物之一是一种RNA多聚酶。然后这种RNA多聚酶被用于转录出一条等长的互补RNA,从此互补再转录出一套共3'末端的亚基因组mRNA。这套正股mRNA由6个重叠的片段组成,从共同的3'末端伸展出来,但伸展的长度不同。只有靠近5'末端的独特序列可被翻译。而与其相近的套中最小的mRNA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产物是一种独特的蛋白质。冠状病毒的复制周期限于胞浆。通过芽生方式从含病毒糖蛋白的膜,即内质网池和高尔基池获得囊膜,然后病毒体在小泡中被转输到质膜而从细胞释放。     

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肾病中文名称之商榷

给大鼠注射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所建立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PAN肾病),但在国内却多被误为“嘌呤霉素肾病”。本文就嘌呤霉素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的区别、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英文缩写的不同解读等予以辨析,并强调纠正这一流传多年的错误有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问题的提出早在1986年,北京医科大学章友康、王海燕、王叔咸等学者即在《中华肾脏病杂志》撰文向国内同行介绍了基于vernier的方案采取连续皮下注射法在杂系大鼠制作的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模型^[1]。虽然从字面看来该文的题目“用嘌呤霉素制作氨基核苷肾病模型”让人费解,因为事实上用嘌呤霉素是制作不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模型的,但该文的内容分明是指用嘌呤霉素的衍生物即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制作肾病模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国内学者几乎都将用PAN制作的肾病模型称为“嘌呤霉素肾病”^[2～4]。在有英文摘要的论文中可以确认作者所用的造模药物并非嘌呤霉素,而是PAN。其中一篇论文^[2]因无英文摘要而无从考证,但从其药物来源(sigma)及用药方案(10mg/kg,腹腔注射,连续1周)看基本上可判定作者所用的造模药物也是PAN。近年来国内学者对PAN肾病模型的兴趣日益高涨,这令笔者感到如果不尽快为该模型正名,必然导致更大的混乱,影响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2.嘌呤霉素(puromycin)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的区别嘌呤霉素(puromycin)又称为博罗霉素,是由白黑链霉菌(streptomyces albonigar)产生的一种抗生素,作为蛋白质生物合成抑制剂于1952年被发现。嘌呤霉素由对甲氧基苯丙酰胺与3′-氨基-3′-脱氧-N,N-二甲基腺嘌呤核苷结合而成,分子式为C₂₂H₂₉N₇O₅,分子量为471.52,曾作为抗菌药和抗锥虫病药、抗阿米巴药而使用。嘌呤霉素可取代结构类似的酪氨酸-tRNA进入A位,导致合成中的肽链从核蛋白体上脱落,从而抑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因嘌呤霉素对原核、真核生物的翻译过程均有干扰作用,现仅用于实验研究或肿瘤治疗。嘌呤霉素的LD₅₀为静脉注射350mg/kg、腹腔注射525mg/kg、经口给药670mg/kg。嘌呤霉素分子中去除对甲氧基苯丙酰胺后可得其衍生物3′-氨基-3′-脱氧-N,N-二甲基腺嘌呤核苷(3′-amino-3′-deoxy-N,N-dimethyl-adenosine),又称为氨基核苷(6-二甲基氨基嘌呤-3-氨基-D-核糖)[aminonucleoside(6-dimethylaminopurine-3-amino-D-ribose)]或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分子式为C₁₂H₁₈N₆O₃,分子量为294.3。PAN的分子量较小,约为嘌呤霉素的62.4%。PAN的LD₅₀不明,只知道在颈静脉注射9mg/100g体重或腹腔注射15mg/100g体重的用量下是安全的。在大鼠PAN可引起与人相似的肾病综合征、局灶性肾小球硬化、间质纤维化等病变,是公认的用于研究肾脏疾病的良好动物模型之一。3.PAN肾病应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综上所述,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是嘌呤霉素的一种衍生物,由于其结构和功能均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嘌呤霉素本身是否具有肾脏毒性姑且不论,但其衍生物PAN在大鼠可引起特异性肾脏损害这一事实则已为几十年来大量研究结果所证实。因此,通过给大鼠注射(一次性颈静脉注射、一次性腹腔注射或反复皮下注射)PAN引起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或简称PAN肾病,而不可误称为“嘌呤霉素肾病”。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在文字上吹毛求疵,而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一般取其英文中3个关键字母缩写为PAN,因而嘌呤霉素氨基核苷引起的肾病称为PAN肾病。但也有学者只取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英文名称中的2个字头将其缩写为PA,而将嘌呤霉素氨基核苷引起的肾病(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 nephropathy)缩写为PAN。在文献中PAN究竟是指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还是代表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需要加以鉴别。此外,PAN用量、给药途径的不同可使诱发的肾病有所区别,笔者推荐使用一次性颈静脉注射法在Wistar大鼠建立肾病模型,具体方法可参照有关文献^[5,6]。     

介入放射学

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Radiology,IVR)是以影像诊断为基础,在医学影像诊断设备(DSA、US、CT、MRI 等)的引导下,利用穿刺针、导管及其他介入器材,对疾病进行治疗或采集组织学、细菌学及生理、生化资料进行诊断的学科。介入放射学的创立与发展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塞尔丁格(Seldinger)创用的经皮穿刺插管技术和70年代初逐步完善起来的经皮穿刺针技术。1967年美国放射学家马古利斯(Margulis)在《美国放射学杂志》(AJR)上最早提出《Interventional Diagnosticm Radiology：A New Subspeciality》,但是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Radiology)一词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是在1976年,华莱士(Wallace)在《Cancer》杂志上以“Interventional Radiology”为题系统地阐述了介入放射学的概念以后,并于1979年在葡萄牙召开的欧洲放射学会第一次介入放射学学术会议上作了专题介绍,此命名被国际学术界正式认可。国内学者对这一名称的翻译也多种多样,诸如“手术性放射学”、“干涉性放射学”、“治疗性放射学”、“侵入性放射学”等,也有叫“导管治疗学”的,但多数学者愿意接受“介入放射学”这一名称。介入放射学是独立于内科、外科的第三学科,它既有外科手术特点,又有内科治疗机理,更有影像诊断综合知识,加上它所特有的穿刺、导管、导丝、球囊及支架等操作技能互相结合而成,它在许多方面或对某些疾病有内、外科所不及的作用,为临床上许多棘手问题开拓了新的解决途径,使一些难治或不治之症有了新的治疗方法。由于它有微创、高效、安全、并发症少、恢复期短、可重复性强和不破坏原解剖结构等优点,因而成为部分中晚期癌症、血管性疾病、心脏瓣膜狭窄、创伤性出血、椎间盘突出、非血管管腔狭窄等不少疾病的首选诊疗方法。它所覆盖的范围广,包括神经、循环、消化、呼吸、骨骼、泌尿、内分泌、妇产科、耳鼻喉乃至眼科等各个系统。介入放射学是临床医学和医学影像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介入放射学借其应用领域分为“血管性介入放射学”与“非血管性介入放射学”。前者包括有：血管成形术、治疗性栓塞、溶栓治疗、局部灌注治疗(或化疗加放疗)、局部血液采样、血管内异物取出、心脏、大血管疾病的治疗等;后者包括有：经皮穿刺活检、经皮穿刺引流、经皮硬化治疗、经皮造瘘、经皮取石(或异物)、经皮管腔扩张成形或经口腔、鼻腔、肛门、尿道插管行管腔扩张成形及瘘道栓塞等。一、血管性介入放射学血管性介入放射学是研究在医学影像引导下经皮经血管行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学科。(1)血管栓塞术：将能够引起血管腔暂时性或永久性阻塞的物质,通过导管释放入病变血管或病变的供血动脉内,阻断血流,以达到治疗疾病或外科手术中减少出血的介入放射学技术。用于治疗：①各种原因引起的脏器出血;②良、恶性肿瘤手术前栓塞;③晚期恶性肿瘤供血动脉栓塞;④动静脉畸形、动静脉瘘、血管瘤等血管性疾病;⑤未闭的动脉导管;⑥脾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子宫平滑肌瘤等。(2)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PTA)：也称经皮血管扩张成形术,是治疗因动脉粥样硬化斑、大动脉炎、纤维肌肉增生、先天性大动脉膜性狭窄、时间较久的血栓形成、血管吻合术等因素引起的血管腔狭窄或闭塞的首选方法。PTA是建立在同轴导管与球囊导管基础上的。金属支架的出现克服了球囊扩张成形术后早期出现再狭窄的缺点。(3)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用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引起的致死性肺动脉栓塞。(4)血管内药物灌注：用来治疗恶性肿瘤、血管痉挛以及血栓。(5)心脏介入放射学：又称介入性心脏病学(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是运用介入放射学技术对心脏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新兴学科。包括心脏瓣膜扩张成形术、冠状动脉狭窄扩张成形术、未闭动脉导管栓塞术、粥样斑块旋切术、顽固性心动过速经导管消融术、房间隔缺损经导管关闭术、经皮肺动脉瓣狭窄球囊导管扩张术、肺动静脉畸形栓塞术,以及栓塞体肺循环侧支治疗严重的法洛四联症等。(6)神经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Neuroradiology)：又称治疗性神经放射学(Therapeutic Neuroradiology)或血管内神经外科学(Endovascular Neuroradiology),是综合神经影像学、神经手术学、神经病学及耳鼻喉科、颌面整形等多学科技术,在医学影像学引导下对神经系统部分疾病进行直接诊断和治疗的新兴学科,包括脑脊髓动静脉畸形、颅内巨大动脉瘤、硬膜动静脉瘘、颈动脉海绵窦瘘等的栓塞治疗,脑膜瘤术前的辅助治疗、经皮血管成形术、动脉内药物灌注溶栓治疗和局部化疗。二、非血管性介入放射学非血管性介入放射学是研究在医学影像引导下经非血管途径行介入性诊治的学科。(1)穿刺活检：在影像学仪器导引下,将穿刺针经皮穿至机体的病变部位,进行抽吸或切割病变组织或体液,以获取病理学、生化学、细菌学标本,达到诊断或鉴别诊断的目的,或抽吸出病变组织及液体,或注入药物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技术。这项技术已成为肿瘤、囊肿、血肿、体腔积液、脓肿、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简便快速、有效安全的诊断或治疗方法。活检范围从肺穿刺到纵隔、肝、胰、肾、骨骼、肌肉、乳房、淋巴、腹膜后、甲状腺、脑、脊髓与盆腔等多处部位。近来又有在X线透视下经静脉和导管活检技术。(2)穿刺引流术：将脓腔、气腔排空,促使组织恢复新生,避免功能损害。经皮脓肿引流术、经皮胆道内引流治疗恶性阻塞性黄疽。(3)囊肿抽吸及硬化治疗：用于治疗肾囊肿、肝囊肿、胰腺假性囊肿、肝包虫囊肿。(4)经皮造瘘：又称造口术,通常指对受阻的管腔建立与体外相通的瘘口,以便机体暂时得到改道运行排导,避免因梗阻造成严重功能损害,但它并不建立正常运行通道,只能作暂时性或永久性姑息治疗。(5)腔内成形及支架植入术：将因外伤、肿瘤、放射损伤或手术疤痕等引起的狭窄通道扩大,使之通畅无阻。一般均用球囊导管扩张,如球囊导管扩张食道良、恶性狭窄,食道胃吻合口狭窄和胃肠吻合口狭窄、梗阻性黄疸等。支架植入通常指金属丝编织成的支撑管,放在狭窄的腔道处时,凭其弹力或记忆张力扩张,或被动地由球囊使其扩张,解决狭窄的通道,通常用于球囊扩张无效的病例。如：食管支架、胆管支架、气管支架、尿道前列腺支架、鼻泪管支架等。对于塑料制成的管状支架,通常称内涵管。(6)异物抓捕术：在影像监导下用异物钳、取石篮、抓捕器等将管腔内异物如结石或导管断段取出。(7)管腔疏通术：将因病变造成的管腔梗阻处,通过特殊的导丝导管开通闭塞管腔称再通术。如：输卵管再通术。(8)椎间盘减压术：经皮穿刺椎间盘摘除术。(9)转流术：将腹水引流入静脉称为转流术。(10)神经阻滞术：经皮神经丛(节)阻滞术包括腹腔神经丛、胸交感神经节与腰交感神经节阻滞术。此外,经皮椎小关节阻滞和根周浸润及足、踝局麻剂注射也均为周围神经阻滞。用无水乙醇封闭神经节或神经丛,为恶性肿瘤患者止痛。(11)瘤体内治疗：经皮瘤体内注射酒精、醋酸、化疗药、热水或导入微波、激光、射频消融、冷冻消融、放射性核素、免疫或基因治疗等。     

“证”、“症”、“征”应用一议

一、背景“证”、“症”、“征”是医学专业书刊和医疗文书档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3个音、形、义相近的字,但目前不少人对这3个字的使用常有混淆,甚至无所适从。究其原因：一是使用者缺乏对字义的探究和鉴别;二是目前对这三个字的使用尚无规范可循。“证”字在医学上的使用源自中医,但中医论著也有“症”出现;在西医进入中国后,“征”、“症”的使用逐渐增多,同时现代的中医书籍中也常引用一些西医的专业术语,如“症状”、“体征”等,中西医的交叉使得这3个字的应用更加混乱。二、引证1.《汉语大词典》(1)证：通“症”,病症。元·关汉卿《拜月亭》第二折：“只愿的依本分伤家没变证,慢慢的传授阴阳。”一本作“症”。(2)症：症候、病象。【症状】有机体因发生疾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如发热、头痛、咳嗽等,多指患者主观不适。【症候】①疾病;②毛病;③症状。【症象】症状。2.《辞海》(1)证：症候。【证候】中医学名词。指患病时出现的互有联系的一群症状。证候反映了疾病的原因和病理变化,可以了解疾病的部位,如表证、里证;正气和病邪的盛衰,如虚证、实证;疾病的性质,如寒证、热证;病机的变化,如闭证、脱证等。辨别不同的证候,是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适应证】适合于采用某一诊断或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禁忌证】指不适应于采用某种诊断或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或采用后反而有害。(2)症：疾病的症候情况。如重症、对症下药。【症状】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异常感觉。如患感冒时的发热、喉痛、头痛、食欲减退等。广义的症状还包括体征,是临床上用作诊断的重要依据。【症结】腹中结块的病。《史记》中有“尽见五藏(脏)症结。”【症瘕】中医学病名。指腹内结块。以坚硬不易推动,痛有定处为“症”;聚散无常,痛无定处为“瘕”。【症候群】即“综合征”。(3)征：迹象。【综合征】同时出现的一群症状,代表一些相互关联的器官或功能紊乱,但还不能确定其为一种独立的疾病,且常可出现于几种疾病或由于几种不同原因的病所引起。中医中的证候,如脏腑分证、六经分证等,其表现的症状,类似于综合征。3.《现代汉语词典》其中的解释基本同《辞海》。(1)证：①证明;②证据,证件。(2)症：①中医指腹腔内肿块的病;②疾病。(3)征：表露出来的迹象;现象。三、讨论总的说来,对“证”、“症”、“征”这3个字的应用须格外小心。为减少误用,力求规范,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参考。1.“症”即指某一种疾病,或某一种疾病的症状,或单指某一种症状;“征”与“症”所表示的范围较小。而“证”是相互关联的器官或功能紊乱的总和,对一组临床表现的概括,概念的范围较大。对于综合征,因有“综合”二字,已有“集合”之意,再用“证”,就重复了,故选用“征”。2.“症”多指主观感觉,“征”多为客观检查所获得的信息。3.最初中医几乎只用“证”,根据《汉语大词典》对“证”的解释,有时也通“症”,故出现了由以前的“证见”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单指具体症状时的“症见”。4.对西医学名词的翻译,其实是在中医对这3个字的理解的基础上的扩展,故中西医对这3个字的使用是相通的。按照上述理解,笔者在图书编辑加工时对“证”、“症”、“征”三字的选用如下：     

名词的完满定义的判据

规范的中文名词需对概念的科学定义反映得贴切。所谓“科学定义”,是指在科学上完满的定义。所谓“完满”,是指所下定义与概念的外延相等,既未缩小又未超出。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判断对一概念所下定义是否完满,即完满定义的判据是什么。一先来看一个实例：<例一>,《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里对“钢”所下的定义是：“含碳量0.025－2%的铁基合金的总称”。按此定义,含碳量为2.00－2.30%、我国标号为Cr12的冷形变模具钢等就不叫“钢”了;而含碳量为0.50－0.85%、我国标号为STsi14的高硅耐蚀铸铁等等就又叫“钢”了。由此可见,“钢”的上述定义是不完满的,也是不正确的。象这样的例子,在词典之类的术语集里常常出现。下面再列举不同来源的几个：<例二>“亚共析钢(hypoeutectoid steel)〔冶〕含碳量低于0.8%的钢”^〔1〕。按此定义,含碳量为0.6%、含锰量为4%的共析钢,含碳量只有0.4%但完全退火组织中已含有二次碳化物(包括二次渗碳体)的某些高合金钢(过共析钢),就都叫“亚共析钢”了。<例三>“过共析钢(hypereutectoid steel)〔冶〕含碳量高于0.8%的钢”^〔1〕。按此定义,含碳量只有0.4%但完全退火组织中已含有二次碳化物(包括二次渗碳体)的某些高合金钢(过共析钢),就不叫“过共析钢”了。<例四>“二元合金(binary alloy)〔冶〕由两种主要金属成分组成的合金”^〔1〕。按此定义,由一种金属元素与一种非金属元素(比如铁与碳)组成的合金,就不叫“二元合金”了。<例五>“无磁性钢(nonmagnetic steel)〔冶〕含有约12%锰,有时含有少量的镍的合金钢;在常温下几乎没有磁性”^〔1〕。按此定义,完全退火状态没有铁磁性的奥氏体不锈钢(例如含铬18%、含镍8%的不锈钢)等就不叫“无磁性钢”了。<例六>“化合碳(combined carbon)〔冶〕铸铁中以碳化铁形式出现的碳”^〔1〕。按此定义,钢中以碳化铁形式出现的碳以及钢和铸铁中不是以碳化铁形式而是以其它种碳化物形式出现的碳,就都不叫“化合碳”了。<例七>“铁素体：碳溶于α－Fe或δ－Fe中形成的间隙固溶体”^〔2〕。按此定义,不是碳而是氮或其它间隙式元素”溶于α－Fe或δ－Fe中形成的间隙式固溶体以及不是间隙式元素而是代位式元素(例如Cr、Ni、Si等等)溶于α－Fe或δ－Fe中形成的代位式固溶体,就都不叫“铁素体”了。<例八>“珠光体：铁素体和渗碳体的机械混合物(Fe＋Fe₃C),一般以一片铁素体一片渗碳体相间呈片层状存在”^〔2〕。按此定义,以铁素体片层和渗碳体以外的碳化物片层交替重叠而构成的珠光体(例如,我国标号为Cr12钢中的珠光体——由铁素体片层和(Fe,Cr)₇C₃型碳化物片层所构成),就不叫“珠光体”了。<例九>“奥氏体：碳在γ－Fe中的固溶体,在合金钢中则是碳和合金元素溶于γ－Fe中所形成的固溶体”^〔3〕。按此定义,Fe－N系、Fe－Ni系、Fe－Cr系、Fe－Cr－Ni系、Fe－Cr－Mn系等等之内的奥氏体(都不含碳),就都不叫“奥氏体”了。<例十>“莱氏体：铁－碳系中,奥氏体和渗碳体的共晶体”^〔4〕。按此定义,除了铁—碳二元系以外的铁基合金中的共晶体以及不是奥氏体和渗碳体两者组成的共晶体(例如高速工具钢、Cr12型高合金工具钢中的莱氏体),就都不叫“莱氏体”了。由上面对十个定义的分析可见,这些定义都是不完满的,也是不正确的。给概念下了不完满的定义这个问题,不仅我国词典类资料中常出现,而且其它国家的词典类工具书中也常出现,比如,上列实例二—实例五所列的定义,经查对,都是译自“McGraw－Hil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rms,1978”;而实例六的定义,是译自“Dictiona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C.Collocott et al,1974.”。这后两种词典都是广为使用的英文科技词典。由此可见,给概念下不完满的定义,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出现不完满定义考其原因,多半是由于将概念在某局部的属性(或特征)被当作了它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上列十例皆如此);有时则是由于与当今的世界科技水平不相符合,即所反映的是过去某一时期(比如只是50年代甚至更早)的概念^①。为使我们当前的定名工作中不因依据的定义不完满而定名不当或错误,为使以后撰写定义时不出现不完满的定义,探索“定义完满与否的判据”,是十分必要的。二由于编辑本专业多语种释义词典的需要,我们曾经对诸多中外文词典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凡一名词给了不完满的定义者,其‘否命题’都不能成立。比如,对前面<例一>所列定义而言,其‘否命题’是“凡不是‘含碳量0.025－2%的铁基合金’都不叫‘钢’”,由该例中对它的分析可见,此否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对<例二>而言,其否命题“凡不是‘含碳量低于0.8%的钢’都不叫‘亚共析钢’”,也不能成立;对<例三>而言,其否命题“凡不是‘含碳量高于0.80%的钢’都不叫‘过共析钢’”,亦不能成立;余类推。若将“钢”定义为“初始状态为铸造状态(或者说是‘以液体状态出炉’)、在某些温度区间内可予以形变加工的铁基合金’,则其否命题“凡不是‘初始状态为铸造状态,在某些温度区间内可予以形变加工的铁基合金’都不叫‘钢’”,能够成立。若将“亚共析钢”定义为‘其化学成分为低于共析成分的钢”或者“其完全退火组织为粗珠光体＋先共析铁素体的钢”,则其否命题“凡其化学成分不是低于共析成分的钢’都不叫‘亚共析钢’”或者“凡其完全退火组织不是粗珠光体＋先共析铁素体的钢’都不叫‘亚共析钢’”,皆能成立。若将“过共析钢”定义为“其化学成分为超过共析成分的钢”或者“其完全退火组织为粗珠光体＋二次碳化物(包括二次渗碳体)的钢”,则其否命题都能够成立。若将前面所列其余实例中的“名词”分别给出下列定义,则其否命题都能够成立：(1)二元合金：由两个组元(其中至少一个为金属元素)形成的合金。(2)无磁性钢：实际上没有铁磁性从而不能予以磁化的钢。(3)化合碳：在铁基合金中,与铁和/或其它金属元素形成的金属碳化物里的碳。(4)铁素体：铁与一种或数种其它元素(或者说是“铁与碳和/或其它元素”)所形成的、体心立方结构的固溶体。(5)珠光体：铁素体片层和碳化物(包括渗碳体)片层交替重叠的层状组织。(6)莱氏体：铁基合金在凝固过程中发生共晶相变所形成的、由奥氏体和碳化物(包括渗碳体)所组成的共晶体。本文所列的十个名词,是冶金科学领域所特有的极常用名词。上面所列的后十个定义,在当今整个冶金科学领域里都能普遍适用,没有例外,从而都是完满的。这样,它们的“否命题”必然都能成立。三由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当今任一科学领域而言,凡一名词的定义是不完满的,则其否命题不能成立;凡一名词的定义是完满的,则其否命题能够成立。总括言之,“其否命题能否成立”是一名词的定义完满与否的判据;换言之,“一名词的完满定义的判据”是“其否命题能够成立”。 ①本文不涉及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根本错误的定义,比如：(1)马氏体区域(martensite range)〔冶〕开始形成马氏体的温度(Ms)和完全形成马氏体的温度(Mf)之间的温度区间^〔1〕;(2)自然时效(natural aging)〔冶〕超饱和金属固溶体在室温下自然冷却的时效^〔1〕;(3)球化组织：金属经热处理后,可获得的分布在金属基体组织上的粒状碳化物^〔2〕。     

有关“症”、“征”、“证”医学用法的研讨和约定

“症”、“征”、“证”从古至今在医学使用上一直存在着某种混乱现象。虽然几经争论,但直至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相对趋同的认识,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约定。本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关于“症”、“征”、“证”的书面和专题研讨很有必要,对于医学术语和名词的规范使用大有益处。一、未能形成统一规范使用的原因(一)文字演化原因与分歧要点分析中国文字主要起源于古代的象形文字。以汉字为例,几千年来随着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不断交流、融合、创新与发展,对汉字字量的需求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呈递增趋势。这既是语言不断丰富,表达不断复杂的需求所致,也是文献不断增多,文字记载记录需求不断扩大的历史必然。随着人类在劳动与实践中大脑的不断进化,由形象思维、单一思维转向抽象思维、系统思维的成分越来越多,人类对文字的涵义理解,组合、使用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字、一词、一句,读音多样化,涵义多样化,组合搭配多样化,使用多样化的趋势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而且随着体力劳动量的不断减小,脑力劳动量的不断增加,对文字的简化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删繁就简,约定俗成的客观需求在汉字改革中就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国20世纪60年代国家颁布的汉字《简化总表》就是顺应潮流,体现民意的与时俱进的产物。这阶段汉字常用字的字量总体上又呈下降趋势,不过随着世界范围的广泛交流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外来语和新科学字、词的创造与出现则呈局部上升趋势。总之,这种常用汉字的演变过程,正是“症”、“征”、“证”这样的医学名词使用上产生分歧和争议的历史原因之一。例如：1.“症”字目前有两个读音。读做“zhēng”(争音,由古字“癥”简化而来)时,从古至今的中医主流名家著作都特指人体内,主要是腹内生有结块的某种疾患,用于某种相对狭义的疾病。如“癥瘕”、“暴癥”。而读做“zhèng”(郑音)时,中国古代的部分著作以及现代中、西医部分著作常常把它作为“疾病”的广义代称。如：“急症”、“不治之症”。西医学则常用来作为疾病名的后缀使用。如“××神经症”、“肥胖症”。这里面最有争议的就是“症”(zhèng)的涵义能不能等同于“症状”。仔细分析,“症状”是个词组,指疾病的表现和情况,与“病状”的意思相近。其中“症”本身指的是疾病,而“状”才是指表现和情况。二者是搭配关系,原本不应是等同关系。然而,近代中医在使用医古文的简练表达方式时,约定俗成地把“症状”简化为“症”。如“主症”、“兼症”等用法。这可能就是分歧的原因所在。2.“证”字是由繁体字“證”字简化而来。有表明、判定、实据、凭据、客观存在、事实、法则、规律、谏言、谏文等多种涵义。主要在非医学范畴中使用。如“证明”、“证言”、“证据”、“身份证”、“辩证法”等等。西医学只在少数情况下,部分人主张使用这个字。争议主要是“适应症”、“禁忌症”还是“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中医医学理论体系在逐步产生与完善的过程中,由于与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等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因而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证”字的使用,并赋予它特殊的中医学涵义。在对疾病的观察、诊查,诊断、辨析,论述、讨论,处方、用药,非药物施治等诸多方面都特别重视和研究所以是这样或所以应该这样做的依据,因而就有了“辨证论治”的思想与理论,“六经、八纲、脏腑、六气、卫气营血、三焦、经络”等辨证方法和体系,“病证名”与“证型”诊断名称,“主证”与“兼证”的判断与分析等等许多丰富的中医学概念。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对“证候”的理解上。“证”等不等于“证候”？仔细分析,“证候”和前述“症状”同理,也是一个词组。“证”中医学有两个主要涵义：(1)通过“四诊”获得的有关诊治对象的中医诊治所必需的实据或依据。例如,有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的阴性和阳性的体征和症状以及作为现代中医“四诊”延长后可用来做出中医判断的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或结论。(2)通过“四诊”(包括延长的“四诊”内容)及对诊治对象、病因、病性、病位、病机、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分析得出的对中医施治有指导意义的中医概念的结论。总之,中医“证”的概念也不应该脱离凭据、依据、法则、结论等原本涵义范畴,只不过特指医学上的依据和结论罢了。而“候”这里则是指情况、现象、状态。特别是病情变化中的情况和现象。“证候”作为中医名词可以解释为：有关诊查对象的疾病或健康状况的实据或结论正在变化中的情况、现象和目前状态。3.“征”字由繁体“徵”字简化而来。有两个读音(1)zhǐ(指音),专用于古代五音,是“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一。(2)zhēng(争音),有远行(征途),武力制裁(征讨)、用力制服(征服)、召集或收用(征兵、征税)、寻求(征稿)、证明、验证(有物可征)、现象、迹象(特征、征兆)等多种涵义和用途。与目前医学有关的主要是源于现象、迹象、证明、验证等涵义而出现的“体征”、“指征”、“征象”、“综合征”等用法。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西医学名词和术语。中医从古至今在医学著作中很少使用以“征”字组合的医学名词和术语。以往在医学界有争议的主要是在疾病命名和翻译中是使用“综合征”还是“综合症”等问题。仔细分析,西医学各种“综合征”大多指或病因尚不明确;或病因比较复杂;或涉及多系统原因;或表现为多系统症状和体征的,而又具有某种共同的临床特征、特点及发展、变化规律的疾病。对这类疾病使用含意比较宽,伴有不确定和多变意味的“征”字,显然比使用涵义相对比较窄、又所指比较明确的“症”字要更适合。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医学的主流、权威著作中,正是这种已经比较统一的用法。而“症”字则在疾病命名中用于病因相对清楚;病情相对不复杂;病变之初多由于相对单一系统的原因;症状、体征又多相对集中于单一系统的疾病。此时,不再使用“综合”字词,而直接命名为“××症”。(二)古、今文献中字词习惯性、俗约性借用、通用、混用等历史原因中国古代文献在字词的使用中相互借用、混用比较多。当然,有误用、错用的现象。医古文也不例外。这就使得今人在理解、领会时容易发生争议。例如：中国古代在医学中使用“證”字,而非医学中使用“証”字。二者涵义原本不同。但至近代,二者俗约通用起来,至现代更简化为一个“证”字。又如：古代一个“證”字,常通用于“症状”、“病症”、“证候”、“证型”等现代中医概念之间,不仔细辨析就不明白具体所指。再如：清·唐容川的《血症论》,“血症”二字到底应理解为“有关血的病症”还是“有关血的病证”就一直有不同观点。再看现今中医著作中有关“主症、兼症”,“主证”、“兼证”的混用都不难从中找出历史原因。(三)各种字典、词典解释不同造成的原因各种字典、词典由于编撰时间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编撰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引证的文献不同等诸多原因,自然对字词形成不同的解释。1.症：读做zhēng(争音)的解释基本一致。读做zhèng(郑音)的《辞源》：“病之徵验也,古皆作證,”“症候：病情、病象。”《现代汉语词典》：“症(證)：疾病。”《新华词典》：“症：疾病。”《新华字典》：“症：病。症候。”《简明中医辞典》：“症因脉治：先辨证候,以查病因,再审脉象,最后决定治法。”《辞海》：“症：疾病的症候情况。”2.征：非医学类字典、词典一般都没有关于“征”字的医学方面的解释,这是由于中医从古至今极少在医学名词和术语中使用“征”字。在各种医学或英汉医学辞典中则有“综合征”的词条,极少见“综合证”或“综合症”的用法及解释。《辞海》中有“体征”的词条。3.证：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曾用“證”而不用“証”。《说文解字》：“證,告也。”“証,谏也。”《辞源》：“證：病况。通症。”《说文解字注》：“今俗以証为證验字,遂改。”《辞海》中有“证候”、“适应证”、“禁忌证”等词条。《现代汉语词典》证(證),症(證)并排。《新华字典》“证(證)：中医对病人若干症状和体征的总称。”《简明中医辞典》：“证候分类：在‘四诊’的基础上,把这些具有规律性的证候,系统地分别归纳为若干类型,作为识别疾病的一种方法。”以上列出的部分字、词典关于“症”、“征”、“证”的解释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如果查遍所有字、词典恐怕说法更多。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越离我们现今时代近的字、词典,相关的解释说法越与目前医学界趋同的看法接近。可见,当我们一旦形成统一、规范的使用约定,最新版的字、词典就可能会采用。(四)中西医学体系不同造成的原因中西医学由于文化背景、文字表达、思维逻辑、医学理念、研究方法、实践方式、诊查手段、治疗工具及处理用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各自发展成为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在医学名词和术语的使用上自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证”,西医学没有明确的概念,因而很少有人主张使用。而中医学则有从古至今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名词和术语中不能不使用,不可或缺。又如：“征”,西医学在使用中概念比较清楚,用法也比较趋同。而中医学则从古至今极少有人使用,也就没有形成相应的中医学概念。再如：“症”,中西医目前都在使用,但概念除了对“症状”“病症”的理解相对一致外,其他概念又不相同。读zhēng(争音)的,中医用,西医不用。读zhèng(郑音)的,西医常用来对疾病命名,如“××症”;而中医的命名则常常是“××证”。西医常常使用“症候群”的概念,而中医则用“证候”的概念。虽然古文献中也有过“症候”的提法,但那大多见于非医学著作和非经典著作,现今中医界极少有人主张这样使用。其实,中、西医都不是在“症”、“征”、“证”的概念上有意制造分歧,而确实是由于体系不同,不这样做不能指导各自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五)其他原因除了上述主要原因外,尚有外来词、西语翻译的原因,外行使用内行字词术语不当的原因,学派不同的原因,学术理论与学术思想不同的原因,笔误与误解的原因,刊印错误的原因,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过程中出现的概念的交通与融合的原因等等。认真分析这些原因,开展相关的讨论,有助于理清思路,达成共识。二、目前可行的解决办法(一)通过刊物发表文章的形式,查找原因,摆明观点,开展讨论,初步理清思路。(二)组织中西医相关专家,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召开专题研讨会。提出一个初步统一的有关“症”、“征”、“证”规范使用的行内约定。提约定不提界定是因为：①学术之争提约定容易达成共识被接受,而提界定就容易争论不休,一时难下定论;②约定是求大同、存小异的产物,经过时间和学术发展的考验后,可改为界定,或根据大多数专家的意见重新约定,而界定的回旋余地小;③约定一般不会影响今后与此相关的学术讨论和研究,界定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争鸣的开展。(三)将形成的“试行”行业约定草案下发全国各大医学机构,广泛听取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四)再次召开相关人员专题研讨会后定稿对外公布“试行”意见。三、“症”、“征”、“证”医学用法的约定(一)中医学在行业名词术语中使用“症”和“证”,避免使用“征”。西医学在行业名词术语上使用“症”和“征”,避免使用“证”。在中西医结合的学术著作、文章、病案、处方等文字工作中,按各自医学体系的行业概念,分别使用这三个字,避免随意乱用。(二)症1.中医学的概念与使用(1)症zhēng(争音)特指人体腹内形成结块的某种狭义疾病。有形,坚硬不移,痛有定处,在气血痰食辨证中可属血病,也可属气病,但多属血病。如：暴症、食症、症瘕。建议：①恢复繁体字“癥”的使用,以免因读音不同而引起对上述病名的误解。②在《简化字总表》重新修订时把zhēng(争音)的“症”字修改为“”字。(2)症zhèng(郑音)①广义疾病泛称。如：病症、急症。②“症状”的医古文简达词(字)。如主症、兼症。不含切诊及部分望诊(如舌诊)、闻诊等中医特有检查内容及实验室检查、检验的结果。2.西医学的概念与使用症zhèng(郑音),疾病的泛称。如：合并症、并发症、适应症、禁忌症。用于非综合类疾病的命名。如：××神经症、肥胖症等。其他词组如：病症、症状、症候群等。(三)征西医学的概念为：疾病的可作为诊治依据的表现与情况。使用如：体征、指征。用于病因复杂或不明,由于多系统原因或表现为多系统症状、体征、阳性检查结果,且具有某种共同临床特征、特点的疾病命名。如：××综合征。(四)证中医学的概念主要有二：1.通过“四诊”获得的有关诊治对象的中医诊治所必需的实据或依据。使用如：主证、兼证、次证、证候等。2.通过“四诊”以及对诊治对象病因、病机、病性、病位、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分析得出的对中医施治有指导意义的中医概念的结论。使用于证型诊断。如：寒证、阳证、实证、里证、少阳证、卫分证等。使用于病证名诊断,如：郁证、痉证、痹证、汗证等。使用于辨析方法,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若把上述两个概念综合起来使用,则如：辨证论治、辨证施治、辨证分析、辨证养生、辨证施护等。     

筛选汉字小字符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有赖文字之统一而凝聚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汉字具有不同于一般字母文字的强烈非线性特征,汉语字频统计发现,学习汉语比学习其它语言也许更容易些。本文分析了汉字字音的莱维(Paul Lévy)稳定分布和高频字分布规律,指出为了子孙后代学习和交流的方便,也为了汉语文化的发扬光大,应当联合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语世界尝试筛选制定一个4500字的左右的标准小字符集。今天海峡两岸朋友在这里聚会,探讨如何迎接信息(information)时代的挑战。“信息”是大陆的叫法,在港台一般叫“资讯”。此外还有许多名词译法不同,如只读存储器与“唯读记忆体”,磁盘与“磁碟”,分形与“碎形”,等离子体与“电浆”等等。不能简单地说谁的叫法更好(各有长处),这种局面是长期以来大陆与海外语言文字和科学名词审定部门缺乏足够沟通的结果。现在海内外各种汉字信息交换字符集与代码标准相差甚远,此外还有汉字的简体与繁体等问题。本文探讨构造、筛选一种通用小字符集的可能性。一、汉字的现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联合体,文化传承及国家统一都有赖于汉字的普遍使用和字形的长时期相对稳定。各地的人们说话尽可以南腔北调,但写出来却一个模样。但是近半个世纪,由于实施简化方案,汉字字形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祖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社会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必要的沟通,汉字演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大陆与台湾又各自独立地制定了不同的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和基本字符集。大陆1980年制定国标字符集(GB2312-80),收字6700多个,其中一级字3755个,二级字2969个,二级字符中还有39个非字字符;台湾制定了大五码(BIG5),收字13500余个。后来又有了中、日、韩大字符集(CJK)和国际标准汉字大字符集的汉字输入方法的流行,以及新闻出版业告别铅排而百分之百依赖于计算机,汉字字符集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影响已是至关重要的了。发展到现在,海外沿用繁体字,大陆则大量使用简化字。海内外中文文字信息交流出现诸多不便,计算机汉字平台互不兼容(早期),在因特网(Internet)上阅读各自的文本也必须经过相应的转换,由于并非一一对应,转换中也出现了一些笑话,如“乾”与“干”。这种局面对汉语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值得关注。对于目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简繁的区分还不是本质上的,这些人对两种字形都还认识,而对年轻的朋友而言简繁的不同将是根本性的了。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海内外文字改革需要加强联系,增加共性,减少个性。一种长远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我个人的初步想法是,构造一个通用的小字符集,简繁仍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并用局面。这种设想的必要性是：1)便于子孙后代学习汉字,发扬中华文化;2)适应信息社会信息的大量传输。下面着重谈可能性,分别从字音分布和字频分布考虑。二、汉字字音的稳定分布特征分形理论创始人芒德勃罗(B.B.Mandelbrot)早期曾从其老师莱维(Paul Lévy)那里学来“稳定分布”(stable distribution)的概念,并将它用于词频分布和收入分布研究,后来竟创立了分形科学。稳定分布概念应该是概率论和随机过程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但现在许多教科书并不讲,我们知道布朗运动的基本思想是随机行走,所使用的基本数学是高斯正态分布。对于一维的N步随机行走,每一步的步长x是一随机变量,其概率分布为p(x),具有0均值。法国数学家莱维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N步的总和的分布仍然具有与单步相似的(乘以一个标度因子)分布？这等于问,整体与部分何时有相似性,因而很自然与分形有关。对此问题通常的想当然的回答是高斯过程,因为N步高斯分布加起来仍然是高斯分布。但是莱维一般地证明了,此问题还有其他解。早在1853年柯西(A.-L.Cauchy)就认识到对于N步可加(也叫稳定)随机过程,除了高斯分布作为其显然解外,还存在其他可能的解。当把x实空间变换为傅里叶(Fourier)k空间时,可加过程的可能概率分布为N(k)=exp(－N|k|^β)。当β等于1时,便得到柯西分布,β等于2时对应于高斯分布。如今上式称为莱维概率分布。应当说明的是,广义的莱维稳定过程(s^D₁+s^D₂=s^D,s₁X₁+s₂X₂=sX+常数),仅对三种极特殊的情况,可以解析地求出稳定概率分布。当x的绝对值很大时,返回到实x空间,p(x)可以用|x|^－1－β来近似。当β小于2时,显然p(x)的二阶矩无穷大。这意味着除了在高斯情形中,随机行走(飞行)没有特征尺度。正是这一性质决定此类随机行走是标度不变的分形。今天我们用稳定分布和分形的观点考察汉字字符集,根据有关资料绘制了图1,图中有三条曲线,分别代表国标一级汉字、国标二级汉字和全体汉字(以《汉字信息字典》所收录的汉字代替)发音的首字母分布,三条曲线分别作了归一化处理,应作三点说明：1)图1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准,但以其他注音方案统计,结果是一样的;2)在现代汉语拼音中I、U和V一般不作首字母出现,所以为0值;3)一级字样本数3755个,二级字样本数2969个,全部汉字样本数暂取11254个,后者大约是前者的3倍。图1 三种汉字字符集的字音分布图我们看到,三条曲线惊人地相似,归一化后差不多完全重合。这表明整体与部分之间只差一个标度因子,部分放大就是整体,整体缩小就是部分。换言之,大字符集与小字符集极其相似,部分可以一定意义上代替整体。三、汉字字频分布特征汉字是有别于字母文字的图形文字,造字原理东汉时许慎曾归纳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又以“形声”字为主,大约占了80%。世界上许多文字最终都演化成字母文字,但汉字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种“停滞”值得研究,发展链条中止必有其内在原因。原因是什么？大概不止几条,但其一便是单字含义丰富,构词力强;其二便是汉字构成规律性强;其三是高频字相对于全部汉字而言极少。第一、二点可用汉字的非线性解释,这里谈第三点。有三件事值得指出：1)现代意义上的汉字频率研究始于1921年陈鹤琴用统计方法考察白话文中汉字出现频度。2)1974年8月原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出版局和新华社联合向国家计委申请“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项目,对各种出版物进行了全面统计,样本达21657039字,将汉字按使用频度分布5级;最常用字500个,常用字500个,次常用字500个,稀用字1500个,冷僻字2991个。3)80年代初上海汉语拼音文字研究组和上海交大共同发起编撰《汉字信息字典》。汉语似比英语、法语、德语难学,实际上未必。学英语掌握6000个单词只能算初级水平,许多材料无法看懂。但学汉语掌握1000个汉字就能读懂90%报刊文献资料。当然,不能仅仅作如此简单的对比,就得出汉语或汉字易学、具有优势的结论。但这是极重要的一个事实。图2示意了前31个高频字的频度曲线。以千分比计,“的”字出现频率竟达38.3,“一”达12.5,“是”达9.8,“在”达9.4,“了”达8.1等等。北京大学力学系朱照宣先生将前5个字编成一句话：“是的,了一在。”它是对“王力先生在家吗？”问话的回答。“了一”为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字”。图2 前31个高频汉字相对频度图前28个字(正好到“到”字)累计频率达到201,也就是说,从概率角度看,只要学会28个字,100个字中就有20个认识,就能“看懂”汉语文献的五分之一。学会100个字,就能“看懂”40%;学会160个字,就能“看懂”50%;一天学一个,一年学会365个汉字,就能看懂70%的汉语文献。学会950个汉字大约能看懂90%的汉语文献。国标一级字共有3755个,而累计频率达到99.69768%,这说明国标一级字有充分的代表性。四、构造小字符集的可能性与困难由以上两小节可知,汉字虽然成千上万,但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汉字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子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汉字非常适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交流。在现代信息社会,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认识多少字才算合格呢？与人们朴素的想法相反,并不需要认识许多字,有5000字足够了。开始时我也不相信,后来仔细核对了国标一级字和二级字,发现二级字中相当多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而我个人阅读中文文献从未遇到过困难,我写的文章用过的汉字大概不超过4000个。那么一万多个汉字是作什么用的？20902个字符又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是少数知识分子与广大平民百姓的矛盾。我们不妨看看字典中那些生僻的汉字,在现代社会只有极个别学究气十足的人故意使用大家都看不懂的文字,以显示学问的高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文字等方面研究的,不在此列。为了适当照顾一些知识分子,短期内仍然可以有两套字符集并存,知识界用大字符集,普通百姓用小字符集。图书(特殊专业类图书除外)、广告、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也应使用小字符集。上面第2小节内容说明,采用小字符集,仍然能够保证汉语的语音特征,而且保持得非常好。第3小节说明绝大部分汉字均已死亡,它们的使用频率极低,去掉那些很少使用的汉字不会影响汉语的丰富性和表义的准确性。海内外华人共商构造适用于信息社会的汉字小字符集的时机已经到来。采取的步骤可以是：1)海内外分别以大样本中文文献进行汉字信息统计分析;2)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以汉字使用频率为主要指标筛选6000个通用汉字;3)海内外语言文字工作者协同商讨,将6000个汉字进一步缩减为4000～4500个;4)撇开频率因素,分类检查补漏,特别要考虑数字、计量单位、重要科学名词等;5)发布废止汉字及代替方案详表(如“吖”字完全可用“阿”取代,相应地“吖嗪”可用“阿秦”代替;“磲”用“渠”代替;“鄹”用“邹”代替;“蕞”用“最”代替等等);6)得到标准小字符集,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字模(如楷体、仿宋、报宋、综艺等)标准。鉴于大陆与海外简繁并用的现实,确定了小字符集后,严格规定简体与繁体,尽可能做到一一对应。从技术角度看,上述步骤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角度,从习惯甚至恶习的角度看,仍然存在许多难点。最大的麻烦可能来自少数学究的抵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博士曾说：“老百姓使用白字、通假字具有天然合法性,“韭菜”就是要写作“艽菜”(注：“艽”字在字典上读“jiāo”,与韭菜没关系),汉字必须简化并且所用总字数也必须减少。”我们反对两种极端态度：1)汉字完美无缺无需改革;2)汉字一无是处应当废止。折衷的办法是筛选汉字标准小字符集。五、问题目前我们缺乏对海外中文文献的统计分析以及对海外各种内码方案及中文平台的发展状况的了解,迫切需要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洛杉矶,泰国等地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信息处理部门合作研究。此外,还要科学地评估此种小字符集可能对社会文化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本文作者非语言文字工作者,只是个人关心这方面的话题 ,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感谢北京大学物理系赵凯华教授和力学系朱照宣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孔昭君副教授提供有关资料和意见。图1 三种汉字字符集的字音分布图; 图2 前31个高频汉字相对频度图* 本文为1997年10月19日—26日海峡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迎接信息时代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南京。     

禽流感相关的科技术语

一、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1)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属于正黏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 family),病毒的基因组由8个单股RNA构成,分别编码10个与病毒结构和功能有关的蛋白质,片段1和2分别编码PB2和PB1蛋白,片段3编码PA蛋白,这三个蛋白与病毒的RNA聚合酶活性有关。片段4编码血凝素(HA)糖蛋白,片段5和6分别编码核蛋白(NP)和神经氨酸酶(NA)蛋白。其中HA糖蛋白和NA蛋白具有型特异性,能产生有保护作用的抗体;NP具有种的特异性,能产生具有交叉保护作用的抗体和细胞免疫反应。片段7编码基质蛋白M1和M2,片段8编码非结构蛋白NS1和NS2,可能与病毒基因组的转录过程有关。流感病毒可依据其中的核蛋白(NP)和基质蛋白(M)分为四个属：甲型(A)流感病毒属、乙型(B)流感病毒属、丙型(C)流感病毒属和类托高土病毒属。A型流感广泛存在于禽类、人类及其他动物中,其感染范围很广,多以流行的形式出现。C型流感存在于人类和猪中,但极少引起流行。而B型流感仅存在于人类,常常只引起流感的局部暴发。(2)禽流感病毒AIV病毒属于A型流感病毒属,病毒粒子呈球状,直径80～120nm,常呈丝状,长短不一,具有多型性,具囊膜,表面有许多放射状排列的突起,其长度约为12～14nm,这种突起可分为两类,一类呈棒状,由HA分子三聚体构成;另一类呈蘑菇状,由NA分子四聚体构成。病毒由70～75%的蛋白质,1～2%的核糖核酸(RNA),20～25%脂质和5～8%的糖组成,病毒蛋白质含有5种多肽,即血凝素、神经氨酸酶、基质蛋白、核蛋白和多聚酶。AIV对乙醚、氯仿、丙酮等有机溶剂均敏感,容易被常用消毒药灭活,对热的抵抗力较弱,加热60℃10分钟,70℃2分钟即可被灭活,在干燥的尘埃中可存活2周,在4℃可保存数周,在冻干状态或50%甘油生理盐水中可保存数年。(3)禽流感病毒的亚型及流感病毒的命名法依据流感病毒表面结构蛋白血凝素(HA)和神经胺酸酶(NA)抗原性的不同,可将A型流感病毒分成不同的血清亚型。目前有15种HA(H)亚型和9种NA(N)亚型,1980年WHO公布了流感病毒新的统一命名法。A型流感病毒的命名法公式为：型别/宿主/分离地点/毒株序号(采样时标本号)/分离年代(血凝素亚型神经氨酸酶亚型),如A/马/黑龙江/1/89(H3N8),B型和C型流感病毒的命名法与A型流感病毒的命名法相同,但无亚型划分。如B/京科/26/58,C/猪/京科/32/81。(4)禽流感病毒的毒力不同的AIV亚型的毒力不同,同一亚型内的不同毒株及同一毒株感染不同宿主的毒力也不尽相同,目前国际上一般按欧共体规定的静脉内致死指数(IVPI)来判断毒力,某一毒株感染某一宿主时,当IVPI≥1.2,则认为是高致病性毒株,当IVPI<1.2时,则被认为是低致病毒株。根据这一标准目前所有被判为高致病性毒株都属于H5和H7,AIV的致病性是各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HA起着重要的作用。AIV感染细胞时HA被裂解为HA1和HA2。HA2N末端可插入细胞膜的脂质双层,因为HA2 N末端有多个疏水性氨基酸构成的亲脂性结构。插入脂质双层的HA2可在病毒囊膜和细胞膜之间形成一个通道,使两膜融合病毒核酸得以入侵宿主细胞。如果细胞内缺乏相应的蛋白酶,则HA不能被裂解为HA1和HA2,所产生的病毒粒子将不能入侵其他细胞,这样病毒的感染将局限在一定的细胞内。将高致病性H5和H7型毒株进行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分析,发现高致病性毒株的HA在裂解位点附近有4个或更多的碱性氨基酸,而低致病性毒株的HA仅有一个精氨酸。因此高致病性毒株的HA可被多种细胞内蛋白酶所识别,这就增加了病毒株在机体内的广嗜细胞性,一旦感染就会迅速突破器官屏障,从而造成机体的全身感染,引发高致病性流感的发生。由此可见HA的可裂解性的大小决定了禽流感病毒毒力的强弱,而其识别和结合宿主细胞受体的特性,决定了宿主的范围。(5)禽流感病毒的遗传与变异AIV具有众多血清亚型是其遗传变异频繁的结果,其机理涉及分子水平的抗原转移和漂移。抗原漂移是指由于基因组自发的点突变引起的小幅度的变异,导致氨基酸的改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或突变的氨基酸正好使抗原决定簇改变,引起抗原性的变异,转移是由于较大幅度的突变导致新的亚型的出现,原因之一是RNA聚合酶缺乏校正功能,病毒基因组复制时容易出错,另一个原因是由于AIV基因组的节段性,当不同的毒株同时感染同一细胞时,其核酸片段可发生同源交换,从而导致了抗原性的改变。其中A型流感病毒广泛存在于禽类和哺乳动物中,基因组的分节段性,使得其易于发生混合感染而产生重组株病毒。二、禽流行性感冒(简称禽流感,Avian Influenza)禽流行性感冒(Avian Influenza)是由A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禽类病毒性疾病。其易感动物包括鸡、火鸡、珠鸡、野鸡、鹌鹑、鹧鸪、燕鸥、鸽、鸭、鹅等。(1)禽流感的临床特点禽类在感染禽流感后,其症状从不明显到急性或高死亡率不等。疾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病毒的毒株和被感染的禽种。综合征可为亚临床到轻度的呼吸系统疾病,从产蛋下降到急性致死性疾病。其组织病变主要是脑、皮肤及内脏器官组织坏死,消化道各脏器出血及泌尿生殖道的炎症,其临床症状与病理变化易与新城疫、急性禽霍乱、传染性支气管炎、减蛋综合征等混淆,且常继发或并发而易误诊或延误治疗,因此危害极大。(2)高致病性禽流感、临床特点及危害高致病性禽流感常以突然死亡和高死亡率为主要特征,常导致感染鸡群的全军覆灭,历史上历次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暴发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1983年4月在美国北部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新泽西等州发生的H5N2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中,共计淘汰了1700万只鸡,直接耗资6千万美元,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别带来了相当于现今的8500万和4.9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1985～1986年在美国的再次暴发中,所有发病鸡群均被扑杀,这次发病所造成的损失较1983～1984年的更为严重。(3)中低致病性禽流感、临床特点及危害低致病性禽流感常以呼吸道症状,产蛋率、受精率及孵化率下降为主要特征,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1996至1998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暴发的低致病性H7N2禽流感流行中,包括生产的损失、鸡蛋销毁、饲料销毁、鸡蛋包装材料销毁、垃圾处理、油料费用、扑杀费用、清扫和消毒费用、合同付款额、掩埋所用费用和土地占用等诸多方面在内的经济损失总计达350万美元,这一次禽流感的流行极大地影响了当地及该区域内养禽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局部地区流行的中等毒力以下H9亚型禽流感,也同样给各区域的养禽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4)禽流感与人流感病毒致病性的分子基础流感病毒的致病性取决于宿主与病毒之间的关系,病毒的不同基因节段在决定病毒致病性方面有着不同的作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HA蛋白。首先它可以识别宿主细胞的受体并与其结合,流感病毒HA蛋白受体的特异性取决于宿主的种属,人流感病毒的受体多为唾液酸α2.6半乳糖的唾液寡糖(SA2,6Gal)结合特异性,禽流感几乎都是唾液酸α2.3半乳糖的唾液寡糖(SA2,3Gal)结合特异性,这种差异与HA蛋白受体部位上第226位氨基酸密切相关,人流感和禽流感病毒受体结合位点第226位的单一氨基酸通常分别为Leu和Gln。第二,依赖宿主细胞转运蛋白水解酶切割,使HA2 N端融合序列裸露与宿主细胞产生融合,使病毒的基因组进入细胞,病毒开始复制。(5)禽流感病毒对人类流感新毒株形成的影响禽流感病毒亚型繁多,除可感染家禽和野鸟外,也可引起海豹、鲸鱼、猪和马等哺乳动物的感染,通常认为禽流感病毒是人流感病毒的庞大基因库,是人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的新基因的来源,在人类以前仅发现3个H抗原型(H1、H2、H3)和2个N抗原型(N1、N2),而所有15种不同的H型和9种不同的N型均可在禽流感病毒中找到,这种联系是通过中间宿主(如猪)来实现的。流感病毒的宿主范围大多取决于其HA蛋白,病毒的感染,需要细胞膜上特异性结合位点,人类与禽类细胞膜上的结合位点有很大的不同,而猪的种间障碍较低,猪体内则存在人和禽流感病毒的2种受体,人与禽流感病毒均可以感染猪,禽流感病毒在中间宿主(如猪)中与人流感病毒杂交,从而获得人类细胞特异性的受体结合位点,增加了新流感病毒(包括可以感染人的毒株)产生的概率,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纵观人类历史上历次流感的全球大流行,都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20世纪共发生过3次瘟疫性的流感,第一次是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第二次和第三次流感的大暴发是1957至1958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至1969年的“香港流感”,每一次人类流感的大流行都与禽流感病毒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证实,1918年-1919年引起世界性大流行的猪型(H1N1)流感病毒来自于禽流感病毒,1957年至1958年流行的H2N2病毒株,是H1N1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经基因重排而来,1968年至1969年,H2N2又与鸭中循环的禽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经基因重排形成新的H3N2流感病毒,并引起了“香港流感”的发生。(6)禽流感病毒对人类的直接感染在历史上的历次禽流感暴发中,均未见有关禽流感感染人的报道,而在1997年的香港禽流感事件中,禽流感病毒首次突破种间障碍,不经在猪体中的基因重排过程而直接感染人并且致人死亡,引起了香港及全世界的震惊,目前在越南流行的禽流感也相继出现直接感染人的病例。毫无疑问,禽流感已经对人类健康构成了现实的威胁。97’香港禽流感事件中,将分离自病人体内的病毒分别与人源和禽源流感病毒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的8个基因片段同源率最高(90.1～98.5%)的毒株均为禽流感病毒,未发现任何曾经在中间宿主中与人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排的证据,由此可确定该病毒来源于禽类。它对人类的直接感染,打破了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种间屏障法则,这一事件,虽然从给人类造成的灾害及对养禽业造成的损失方面无法与1968年至1969年的“香港流感”及1983年美国、1995年墨西哥的两次禽流感大暴发相比,但却拉开了禽流感直接感染人并致人死亡的序幕,凸现了禽流感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近期发生的周边国家禽流感直接感染人的病例更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要控制消灭人流感就必须控制消灭禽流感,同样人们要控制消灭禽流感,也必须控制消灭人流感,任何单方面的措施都将是徒劳的。三、禽流感病毒感染的综合防治：(1)禽流感的免疫预防流感病毒水平传播效率极高,其致病力变异极为复杂,并且对其机制迄今知之甚少,禽流感的弱毒疫苗自然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传统的灭活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保护性,是禽流感防治的主动措施、关键环节和最后防线。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禽流感防治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禽流感局部疫情的控制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我国禽流感灭活苗研制和应用的同时,我国在禽流感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具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应用禽流感基因工程疫苗,清除鸡群中流行的H5、H7高、低致病力禽流感病毒及目前流行比较广泛、危害严重的中、低致病力H9亚型禽流感病毒的防治策略成为可能。(2)禽流感的药物治疗抗禽流感的药物目前主要有包括金刚烷胺类和金刚乙胺在内的离子通道抑制剂、神经氨酸酶抑制剂RWJ-270201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唾液酸寡聚糖类似物等流感病毒受体阻滞剂、抗流感病毒反义寡核苷酸和包括酚类及醌类衍生物在内的黑色素等几大类,同时也包括其他一些化学药物,如三氮脞核苷、蛋白酶抑制剂、吗啉双胍、异喹啉、环辛胺等。这些药物分别通过抑制流感病毒复制,阻断流感病毒对细胞的吸附,侵入途径等机制,实现对禽流感的治疗,部分药品的投入使用已取到良好的治疗效果。(3)禽流感的综合防制除采取一般的免疫预防为主并结合药物治疗的方针外,对禽流感病毒感染应采取不同于其他禽病的防治措施。首先一点,禽流感病毒具有感染宿主的多样性特点,因此,除了要控制和消灭疫源外,应对家禽(尤其是鸡)施行全封闭饲养,避免鸡群与水禽和野鸟间任何形式的接触,加强活禽市场的管理,以切断传播途径。其次,禽流感亚型众多加上基因突变、重组和重排,使得禽流感变异极快,这就决定了首先要使用敏感的诊断方法,加强疫情监测工作,尤其是禽流感高致病力毒株突然出现的特点,需要定期、持续、跟踪监测和及时、准确的预测预报,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病毒分子生态学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惟有如此,才能确定不同禽种、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禽流感病毒的特点和差异,才能减少禽流感防治中的盲目性。最后,必须制定正确的免疫预防策略,禽流感免疫呈现突出的亚型特异性保护的特点,亚型间交叉免疫保护性差,决定了必须使用亚型特异性疫苗和多价疫苗,同时禽流感的免疫预防还应考虑到尽量不干扰血清学监测,这可通过开发使用高新技术疫苗得以解决。另外,对检测到高致病力禽流感病毒感染的鸡群,必须采取断然扑灭的措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消灭禽流感尤其是高致病力禽流感病毒对鸡群乃至对人类的感染。最终,我们应该相信,随着禽流感病毒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研究的不断加强;只要依靠不断建立的更加快速、敏感、准确的诊断方法并加紧应用到流行病学监测中;依靠不断深入研制的安全有效疫苗,加之有效的疫病控制措施,我们一定会有效地避免禽流感,尤其是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我国养禽业和我国国民经济以及人民身体健康所构成的巨大威胁。     

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初步研究

一、前言长期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创立和翻译了大量科技术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许多有志于我国科技术语事业的科学家、翻译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编辑学家和术语学家、发扬前辈学者“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精神,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科技术语事业,呕心沥血地继续创立、翻译和修订了大量科技术语,并对汉语科技术语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为建立中国汉字系统的科技术语学奠定了基础^[1－46]。汉语科技术的总数量,难能确切定出。因为它决定于统计的范围和深度,也由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学科、新术语不断涌现,有些老的术语需要淘汰或更新,所以要确切计算出术语总数量是难以做到的。根据有的学者广泛收集和悉心研究的结果,现在汉语科技术语至少有140万条以上^[47]。这样庞大的科技术语群,其订名情况如何,统一与规范化如何,是个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因为它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之一,是关系到国内外学术交流、教育、科研、经贸、生产和国防等各方面的大问题。同时科技术语状况如何,也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总的看,我国科技术语虽已有自己的独立体系,并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人们也深深体会到我国有些科技术语还处于不统一、甚至是混乱状态^{[7,12,13,15－18]},也发现不少科技术语的订名尚需进一步改善。不少学者对我国科技术语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如从科学概念内涵角度、从术语学角度、从语言学角度、从词源和历史角度开展的研究等。但从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角度来探讨汉语科技术语和改善它们,则未见系统研究。而这方面与审定我国科技术语使之规范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故笔者拟根据现代术语学,对汉语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做些探讨。本文仅先以《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60]和《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的修改稿)^[61]为例,对此进行初步研究。二、统计与分析结果1.表1、表2分别列出《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和《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的修改稿)的术语构词字数及其百分率的统计结果。图1是它们的分布曲线。2.从图1我们可看到,两个学科汉语术语构词字数分布都有个极大值,而且均属4字术语,即4字术语最多(4音节术语最多)。它们占词条总数的百分率亦很相近,皆为30%左右(接近31%)。3.从基础物理学术语的分布曲线可见,曲线在字数较少半边的分布百分率明显地高于字数较多的半边,即由3、2、1字构成的术语明显多于由5、6、7或更多字构成的术语,就是说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基础部分的术语,多为字数较少的术语,3字、2字的很多,1字的术语也不算很少。字数为7字、8字以上的术语的百分率,衰减很快,甚至只是个别的了。1至7字术语总和占术语总数的97.72%。图1 术语构词字数分布曲线4.从电子学术语的分布曲线可见,4字术语两侧曲线几乎是对称分布,由3、2字构成的术语数差不多与由5、6字构成的术语数目相等。1字术语很少,7、8、9字术语不少,10字以上术语也有一定数目。1至7字术语总和占术语总数的95.09%。5.从“物理”和“电子”两条术语分布曲线的对照上可见,曲线的低字数一侧(少于4字),物理学名词的百分率比电子学名词的百分率高;在曲线的多字数一侧(多于4字),电子学名词的术语百分率比物理名词的术语百分率高。就是说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部分)比作为技术学科的电子学名词,术语构词简短,在术语的简明性方面颇具特色。而随着新技术术语的增加,术语的构词字数明显增多,这可能是目前新技术术语的一个特点(术语较长)。三、讨论1.术语是概念的命名,是其语言符号。人类长期以来通过术语交流科技信息。虽然许多科学家、翻译家等学者为科技概念订名做了巨大贡献,但从现在我国科技界存在的大量术语中,还是可以看到有些术语是不尽妥善的。其中有的是一个概念出现多个术语;有的一个术语对应多个概念;也有的术语名不符其义。不少文献对此做了论述^{[20、21、48－55、59]}。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组织科技界各学科专家和术语学家全面进行科技术语的审定,使之达到统一和规范化^{[2－4、8、30]}。一个好的汉语科技术语应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国际性和科技语体特性;在审定现有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约定俗成)和协调统一性^[25、29]。我在对《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和《电子学名词》进行调研时,看到不少经前辈和当代学者精心研究出来的术语是很符合术语的特性的,如衍射、阻尼、激光、电视等。但也有一部分术语我认为仍应进一步改进。2.从表1、表2和图1可见,这两个学科的基本术语中字数在7个字以上的还有不少,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中有约2%,电子学名词中有约5%。其中有的术语长达14、15、16个字,甚至更多字(电子学中有的术语甚至有20字)。术语字数如此之多,有悖于术语的简明性,不利于口头和书面应用,对我国的科技术语体系也有不良影响。如在不影响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汉语特性和约定俗成等特性的前提下,适当使其简化,则应是所求的。考察该二学科术语构词字数多的原因,可有如下几种：(1)用字不够简练。如：自适应雷达(adaptive radar),可简化为“自适雷达”;直接检波式接收机(direct－detection reciver),可简化为“直检式接收机”。(2)含多人名术语,人名全部译出。如：亥姆霍兹—拉格朗日定理(Helmholtz－Lagrange theorem),麦克斯韦—玻耳兹曼分布(Maxwell－Boltzmann distribution)。如分别简化为“亥—拉定理”(或HL定理)和“麦—玻分布”(或MB分布),人们用惯了的话,可起到表达该概念的同等作用,而比较简洁,在口头和书面应用上均比较方便。(3)表达过于详细。如：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transistor),低压化学汽相淀积(low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如它们分别订为“场效晶体管”、“MOS场效晶体管”和“低压CVD”,则可使之简洁。当人们用习惯了,也可同样起到前而复杂表达的作用。在学术交流和书刊文献上用这些简化表达,很有好处(适当采用一此国际通用缩写词,还可改善汉语科技术语的国际性)。3.上面(2)、(3)两点中提出的术语简化方法,我认为它不单单是一般求得文字上的简练,而是跨上了一个订名术语的新台阶。术语的这个订名方法,可称之为合成法。它是以代表概念内涵的少数关键汉字或缩写词加上关键汉字构成术语的方法。著名的术语“激光”,固然是根据其概念内涵订出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看成是以合成法形成术语的典型代表。“激光”的英文全称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the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译成中文为“光受激辐射放大”或“激射光辐射放大”。后经钱学森先生订名为“激光”。这个订名既是其概念内涵的高明标示,也是上述全称的巧妙合成。类似的还有“崩越二极管”。它的英文名为impact avalanche transit time diode,曾译为“碰撞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后来将其订名为“崩越二极管”,这不仅仅是全名的简单简化,因为它省略了很多也带有一定意义的字,只取出少数几个关键字表达其概念,形成单义的独特的术语(有别于一般词汇)。这个术语的形成,实际上也是运用了合成法。四、结语因为术语是概念的语言符号,其符号属性决定它不应繁复,而要简明。所以在全面顾及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汉语特性和约定俗成等特性之后能使汉语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减至最少,是改善汉语科技术语,使之更符合术语学,更便于运用,并使之达到规范与统一的重要问题。订名术语时,不能把术语与定义混为一体,有些术语在简明订名之外,可运用定义使人们对其有清晰了解。对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我国汉语科技术语的全面了解,并有助于改进与完善汉语科技术语体系。用合成法订名汉语科技术语,可适当运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可在改善汉语科技术语的简明性方面发挥作用。吴凤鸣同志对原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深致谢意。由于水平有限,文中可能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希多加批评指正。     

中国为何独钟“非典”？

去年11月底,广东佛山发现了第一例中国的“非典”(沙斯)病人。12月初,在河源又相继发现了第二和第三例。广东的医生觉得这个病很怪,病人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症,而且肺很硬。后来,他们又发现这个病有高度的传染性,有很强的致命性,是非同一般的肺炎,因此把它列为“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非典型肺炎就这样在中国大陆传开,后来,为了方便,又简称之为“非典”。如果不知就里,乍见“非典”,大概很难猜想那是什么东西。看它的全名,非典型肺炎,似乎也看不出它的“厉害”。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给这个病定了一个新的名字：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也有人译成症候群,综合症)。英文简称为SARS(发音为萨斯)。于是,全世界都称之为SARS。唯独中国继续称“非典”。新加坡华文报章现在已经统一了SARS的华文译名,称之为“沙斯”。为什么不是“萨斯”(有些地方如BBC中文网站就用“萨斯”)呢？这里要告诉读者的是,统一译名委员会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经大多数委员赞同而确定下来的。多数委员认为,对学生来说,沙比萨较通俗,虽然发音稍有不同。从音译的角度来看,萨斯当然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考虑到这里的语文环境,以“沙”代“萨”,相信读者可以谅解。中国大陆的媒体多用“非典”一词。有人认为,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但也有人反对“萨斯”,其理由可以归纳如下：1.中国医生在4月12日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此病的主要原因。四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这是中国医务工作者对世界医学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语言也必须记录。非典已经成为中国官方使用的标准语汇,也为广大中国人和世界所接受……”2.认为该病其实应该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被各方接受的命名。而且,“疾病的中文名称并不一定要遵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中国的中医源远流长,对很多疾病的命名比西方要早。3.音译没有太多的理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外国人也看不懂。我想,这样的观点很值得商榷,也站不住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体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字母词,也有不少音译词。比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等,都是音译词,大陆媒体不是用得不亦乐乎吗？“萨斯”、“沙斯”也只是遵从这样的音译原则而已。此外,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应该和其他各个成员国一样,遵照世卫的规范名称才对,坚持自己定名,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中国官方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要“非典”到底。笔者觉得,如果中国不用“萨斯”或“沙斯”,至少,按大陆现在的流行做法,直接用字母词SARS也比“非典”为好。(2003年4月)(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本刊有删节)     

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是一种主要用于修正疾病相关的缺陷基因的技术。截至2005年1月,全球共有1020个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基因治疗由于尚存在药物生命周期短、给药途径、多基因病和免疫反应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还基本处于实验阶段,在临床试验还不是很成功。虽然如此,基因治疗具有经济、直接、高效的优点。在科学家未来的不断努力下,前景十分光明。一、基因治疗的概念人类疾病都是环境因素(如化学物质、辐射、病毒、细菌、营养等)与体内因素(如精神因素、激素、代谢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与体内因素的相互关系,相当于外因和内因,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基因是生物功能的可遗传的单位,是内因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对于非传染性的人体自发性的疾病,主要是人自身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出了问题。对于传染性疾病,则是外源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通过他们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作用于人体而致病。因此,人类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体自身基因出问题,或外源病原体基因及其产物作用的结果。我们刚才提到了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现在更具体地说明这些概念的含义。在分子生物学中有一个中心法则,图1表示的是中心法则的示意图。图1 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对人类而言,基因是人体染色体上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一段序列,是遗传信息的载体。DNA本身可以复制达到新陈代谢和遗传繁殖的目的。基因通过转录过程,产生RNA,即核糖核酸,并进一步通过翻译,生产出蛋白质,即功能作用的具体实现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基因表达产物。前面说到的基因出了问题,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自身基因的异常或缺失,二是外源基因的攻击。相应的对策有：对于基因异常或缺失,就是设法加入正常的基因或产物,或补充缺失的基因或其产物,使其发挥应有的正常功能,例如直接加入最终表达物蛋白质。对于外源致病基因或自身病变基因,可以想办法使其不起作用,例如用化学药物阻止这些基因的复制、转录或翻译,或阻断其下游作用通路。可以想像,这些方法可以在中心法则遗传信息传递的任何一个环节使用。基因治疗就是从遗传物质本身,即基因入手,不必产生或纯化基因的最终产物,而是将基因,通常是通过一个载体直接导入人体,再利用人体自身就具有的基因复制、转录与翻译功能来产生这些产物,达到补充正常基因产物或对抗异常基因的目的(参见图2)。图2 基因治疗示意图二、基因治疗的主要特点：从基因治疗的原理可以推断出其主要特点：1.更加经济、方便。因为它利用了人体自身的表达系统和功能,毋需进行产物的分离纯化。2.理论上更加安全。因为它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异常或缺失基因,不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3.技术上要求更高。因为它必须将基因直接导入人体,并有效调控其表达,因而在操作技术上,特别在有效性与安全性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三、基因治疗涉及到的关键步骤1.基因的识别。识别DNA序列的哪些部分是基因,哪些不是,以及基因的功能为何。对人类自身基因而言,于2003年4月全面完成,中国也参与了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识别了3万多个基因。2.疾病的基因基础,就是发现疾病是哪些基因引起的,其作用机制如何。目前国际上的OMIM数据库,即人类孟德尔遗传在线数据库,已经收录了一万多条与疾病相关的条目。3.基因的导入系统。找到了致病基因后,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高效、靶向性地导入正常的基因。目前开发了多种导入系统,主要包括逆转录病毒、腺病毒、裸DNA、脂质体等。然而如何针对不同基因不同的目的区,构建高效的导入系统,仍然是科学家们正在不断探索的难题。4.基因表达的可调控性。基因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调控关系,如图3表示的是老年痴呆症相关的基因调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相互牵制与协同关系。人体本身的基因,是处在整个基因组的大环境下,因而能够进行自身复杂的调控。而导入的基因是装在一个载体上,不具备这些复杂条件,而且我们对这些调控还不十分清楚,因而在什么时候基因该表达,什么时候不应该,以及该表达多少,仍然是巨大的难题。四、基因治疗的现状截至2005年1月,目前全球正在进行1020例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其中约2/3处于临床一期,1.7%处于临床三期。图3 基因调控网络一例(选自KEGG数据库)从所治疗的疾病来看,66%的药物用于肿瘤,其次分别为单基因病(9.4%)、心血管病(8.1%)、传染性疾病(6.6%)等。从所使用的目的基因类型来看,细胞因子最多,占24%,抗原基因14%,肿瘤抑制基因12%,其他还包括自杀基因、缺陷基因、药物抗性基因、受体基因、复制抑制基因等。在地域分布上,美洲占67%,欧洲28%,亚洲、澳洲和非洲分别占1.9%、1.7%和0.1%。从所使用的载体系统来看,27%用的是反转录病毒,26%为腺病毒,裸DNA/质粒为15%。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基因治疗药物被批准上市,就是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商标名：今又生/Gendicine),于2004年1月20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准字号生产批文上市。p53是一个肿瘤抑制基因,所以该药主要用于治疗肿瘤。五、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1999年美国一位18岁男孩因为接受基因治疗导致多个器官衰竭,而这据信是因为引起严重的免疫反应而造成的。2002年8月和2003年1月初法国一位小孩和美国一位小孩分别出现了白血病类似的症状,因此美国FDA(食物与药品管理局)在2003年1月暂停了所有在血干细胞上使用反转录病毒载体的基因治疗临床实验。全球对于基因治疗也因此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反映在最近几年新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方案有所减少：在1999～2004年间,全世界新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方案从117个减少到58个,今年到一月份的数字为1个。总结起来,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1.基因效应时间较短。2.免疫反应：过分反应,特别是重复治疗时。3.病毒载体的问题：病毒虽然经过灭活,但可能会再获得功能而致病。4.多基因病的问题：一个基因不能解决问题,转入基因未必是真正的缺失或异常基因。六、总结基因治疗是从最根本的遗传物质,即基因入手来修正人体功能的缺失或异常,具有经济、直接、高效的巨大优点。虽然在技术上要求很高,以至目前只有一个上市产品,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些挑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终究是暂时的,在科学家的努力下必将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基因治疗的前景十分光明。     

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的原因与对策

摘要 为了解医学名词的使用现状,查阅了部分医学期刊目次页,发现仍有一些期刊在使用旧名。分析了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的原因。认为应充分重视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并提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对策。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之一,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关心和重视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1]。近年来,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新学科、新理论、新概念、新技术不断出现,新名词也不断产生;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惯用的医学术语,使用上比较混乱;特别是计算机的推广使用,对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因此,医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已成为当务之急。自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以来,《医学名词》及《微生物学名词》、《生理学名词》、《人体解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组织学名词胚胎学名词》等逐年分批公布。国务院[国函(1987)]142号文指出,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单位应遵照执行^[2]。因此,医学名词的规范化可谓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一、医学名词使用现状为了解医学名词规范使用的情况,笔者以《医学名词》中明确规定不再使用的旧名(曾用名)及相应的规范名词(现用名)为参照标准,随机查阅了36种医学期刊1999年第1～2期的目次页(中华牌、中国牌期刊及医学院校学报各1/3),发现问题不少,有些情况是令人吃惊的：36种期刊中,未查见旧名的期刊有7种(中华牌3种,中国牌2种,学报2种),仅占查阅期刊的19.4%,也就是说,多数期刊(81.6%)均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旧名。本文共查见旧名145处：中华牌39处,中国牌60处,学报46处,分别占查出旧名的26.9%、41.3%和31.7%(详见表1)。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旧名有：心肌梗塞(心肌梗死,括号内为规范名词,下同)、脑梗塞(脑梗死)、法乐四联症(法洛四联症)、血液动力学(血流动力学)、老年前期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枯否细胞(库普弗细胞)、周期性麻痹(周期性瘫痪)、人工晶体(人工晶状体)、眼底镜(检眼镜)、眼内压(眼压)等。其中,某心血管病杂志及心脏病学杂志的目次页中,分别有8处及10处反复出现旧名“心肌梗塞”(前者第1期2处,第2期6处;后者第1期9处,第2期1处)。在某神经疾病杂志的目次页中有13处反复出现旧名“脑梗塞”(第1期11处,第2期2处)。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应引起重视并认真研究。本文虽然仅以不再使用的旧名及相应的规范名词为参照标准,而且仅限于目次页,有一定局限性,然而,落一叶而知秋,可想而知,若以业已公布的医学名词为参照,并查阅期刊全文,其结果不容乐观。二、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的原因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即客观与主观方面。客观原因 医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仅就《医学名词》的审定工作而言,经医学各学科专家的艰苦劳动,历时十余载,成熟一批公布一批,至今尚未完全审定,可见这项工作的艰辛。由于医学名词是逐年公布的,不少编辑部未能及时得到新公布出版的《医学名词》。就期刊本身而言,尤其是综合性医学期刊,如医学院校学报等,其涵盖面广,分支学科多;而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新名词不断产生,旧名词在不断淘汰。作为期刊编辑,要做到全面了解及规范使用,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主观原因 有些作者抑或编辑,尤其是一些资深作者,往往坚持采用多年的习惯表达方式,不愿意接受规范化的医学名词。以“心肌梗塞”为例,根据疾病的病理情况及临床服从基础的原则,《医学名词》中将“myocardial infarction”定名为心肌梗死,并规定不再使用旧名“心肌梗塞”。笔者遵循这一规定,在改稿中将“心肌梗塞”改为“心肌梗死”。然而,有些作者难以接受,认为临床上习惯用“心肌梗塞”,因而在修改稿及校对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回为“心肌梗塞”。习惯势力,可见一斑。在查阅的医学期刊中,旧名出现频次较高的并非都是生疏冷僻之词,而是常见常用的一些名词;尤其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期刊,反复出现某些与本专业有关的旧名,可见不仅是作者,与编辑的习惯思维也不无关系。尤为重要的是,某些期刊的编辑对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重视不够。例如,某循环杂志本年度第1期目次页上涉及“心肌梗死”的条目较多(有8处),但无一处出现旧名“心肌梗塞”;始料未及的是,第2期凡涉及此名词的条目(4条)统统用的是旧名,可谓大起大伏。此外,在某些杂志的同一期同一页的目次表上,甚至是上下行,出现了旧名与规范名词混用的情况。如：某康复医学杂志第1期目次页出现“脑卒中”及其旧名“中风”混用;某神经疾病杂志第2期目次页的上下行条目中出现“脑梗死”及其旧名“脑梗塞”混用;某眼科杂志目次页出现“检眼镜”及其旧名“眼底镜”混用等。凡此种种,难免使读者感到迷惑,不能不说与期刊编辑对医学名词规范使用的重视程度有关。众所周知,目次页是期刊的窗口,内容的指南,也是编辑最为重视,为之斟字酌句之处。目次页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期刊天天与广大读者见面,读者、作者也无时无刻不在阅读及引用这些科技信息。作为编辑,如果在我们所编辑的期刊中仍有为数不少的不规范,甚至是已废弃的旧名,其后果是不良的。三、对策编辑要充分重视,加强学习医学 期刊是医学信息的重要传播媒体,医学期刊编辑要把宣传使用规范化医学名词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有关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一件大事。要通过我们编撰的医学期刊,使医学名词规范化的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覆盖面尽可能的大^[2]。要用好医学名词,就必须先学习和掌握规范名词。在医学名词规范化尚未得到广泛推广的今天,作者来稿中难免夹杂一些不规范用词,编辑只有在熟悉并掌握了大量规范名词的基础上,才能更多地发现和屏弃之,否则,很容易造成熟视无睹。“发现不规范名词→借助工具书查找、核实→使用规范名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只有多次地重复这一过程,才有可能得到提高。编辑部可以组织有关《医学名词》的业务学习,统一认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尽管医学名词量大难记,但只要充分重视,就可以积少成多,逐步熟悉。特别是《医学名词》中明确规定废弃不用的旧名,要重点了解,尽快记熟。只有通过认真学习,编辑自身熟悉了有关专业的医学名词,才有可能得心应手地修改作者稿件中的不规范名词;也只有编辑自身充分认识到医学名词必须规范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更好地与作者沟通,使之心悦诚服地弃“旧”从“新”。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应作为期刊质量评审指标之一 期刊的生命在于质量。“一本科技期刊运用多少规范化的科技名词成为衡量编刊质量的标志之一”^[2]。因此,在评价医学期刊的质量时,要像执行国家公布的各项国家标准一样,将其使用的规范化医学名词作为该刊的一项重要质量指标,并正式列入期刊审读、评比的标准,以激励、督促医学期刊质量的提高。在审读评比活动中,建议组成科技名词术语专家小组,将资深专家按各自专长组成专家小组,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医学期刊可按不同学科专门进行某一专项的审读。如果能得到编撰《医学名词》的各学科医学专家指导,当然是最理想的,这也是专家们所期盼的,使得经过他们呕心沥血才审定公布的规范名词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点带面,从中华医学期刊及专业性医学期刊开始 中华医学期刊是国内具权威性的医学期刊,其质量高,影响大;而且在专业上分门别类比较细,可能,也应该成为推行规范名词的表率。从本文查阅结果来看,中华牌医学期刊也好于其他两类期刊。笔者在与作者的交往中,了解到有作者对某些中华医学期刊未规范使用医学名词感到疑惑,进而怀疑《医学名词》规范化的必要性。由于中华医学杂志具有影响力,因此,在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方面,中华牌若做得好,可以起推动作用;反之,则产生负面效应,阻碍这一规范的实施。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期刊在推广使用规范名词方面也有其优势：(1)涉及该专业方向的医学名词相对于综合性医学期刊而言,数量较少,期刊编辑对本专业医学术语比较熟悉,实施起来,难度相对小些;(2)专业性期刊由于针对性强,更受医务人员青睐,一般来说,发行量比较大,影响也大。值得称道的是,有些期刊在规范使用医学名词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中华内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已开辟专栏,分期分批介绍该学科各专业方向的医学名词,为广大读者、作者以至编辑打开了一扇了解和熟悉医学名词的窗口。《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涉及糖尿病方面的名词较多,但笔者在查阅中未发现旧名,如“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等均为规范名词。《北京医科大学学报》、《上海医科大学学报》等虽为综合性期刊,覆盖面较大,但在笔者查阅范围内,未发现使用旧名。难能可贵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报》对一些非常见常用的名词也注意了规范使用,如“克罗恩病”(旧名为“克隆病”)等;《上海医科大学学报》甚至对推荐用名“癫”(非推荐用名为“癫痫”)也做到了用词严谨,这在查阅期刊中(即使是神经科专业期刊)尚不多见。多途径,多渠道,广为宣传,扩大影响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和作者尽快掌握国家颁布的医学名词,期刊编辑一方面要身体力行,不折不扣地严格使用规范名词;另一方面,要开拓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扩大影响。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方式是可行的：(1)期刊开辟《医学名词》介绍专栏,分期分批地介绍与本专业期刊有关的医学名词。此举对于作者与读者,是宣传;对于编辑本身,则是一个学习和熟悉过程。(2)在《稿约》中,像其他各项国标及规范一样,要求作者使用规范名词,以便于作者投稿时引起注意,充分重视。(3)在正文末标出该篇论文使用的新名词并作新旧对照;或在正文中有关的名词后用括号注明该名词的旧名。(4)利用补白作有关的医学名词介绍。和其他国家标准规范一样,医学名词的规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首先是要重视,要开始,要从我们每个编辑做起,使之在我们编撰的杂志中有所体现,从而为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尽一个编辑的绵薄之力。囿于笔者自身水平及所掌握的医学名词数量,查阅时难免有疏漏,议论恐有失偏颇,仅以此作为引玉之砖。     

汉字及其术语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对《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及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一、前言《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正在发至各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加以改进,以臻完善。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它凝聚着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有关同志两年多来为之努力的心血,也是他们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电子学会领导下,为统一和规范化我国电子学术语,做出的一份贡献。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较早看到了《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觉得它基本体现了收“本学科专有的基本词”原则,虽然有些章节的词条与有关学科有些交叉重复,但为了适当照顾术语的系统性,可能这是很难避免的(术语定名应协调一致)。征求意见稿的概念系统(分类框架),是比较妥当的。绝大多数术语定名也是妥善的。但是自己出于希望《电子学名词》更趋完善和交流术语工作经验,以便共同搞好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想法,拟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一点初步体会和进行一些初步探讨。这些问题是：关于《电子学名词》的概念系统(分类框架)问题;关于术语简明性问题;关于术语定名的其他方面问题;关于术语的惯用和协调一致问题。二、关于《电子学名词》的概念系统(分类框架)问题审定一个学科的术语,首先就要研究确定好该学科的概念系统(分类框架),从而明确收词范围,使属于本学科的基本词都能收入,不致重复与遗漏,避免与别的学科交叉过多,也好划分术语归类,及明确收词的层次,贯彻好收“本学科专有的基本词”原则,以免走弯路。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很重视分类框架问题,不断听取各方面意见,加以改进。起先电子学名词按五个专业组收集词条草稿,该五个组是：通信及电子系统,电子元件、材料与仪器,电子物理与器件,电子学基础理论,共用技术与交叉边缘科学。这样划分专业组,覆盖了电子学领域,完成了审定草稿。但在编排术语过程中,发现这样划分有些缺陷,有些术语的归类不好安排,章节顺序缺乏系统性,在工艺技术等方面各部分会有重复。基于此,我曾考虑一个电子学分类框架,分为基础理论,材料、工艺,元、器件,整机、子用和边缘科学五大部分,共四十章(如图1所示),与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同志们进行了交流。后来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将初稿的整理稿分为电子学基础理论,通信与电应系统,电子元器件、材料与仪器,电子应用技术与生产技术四篇,共16章(总论,静电学与微波技术,电子物理,信息论及信号处理技术,电路与网络,雷达、导航与电子对抗,通信、广播与电视,三遥与自动控制技术,真空电子学,半导体器件及技术,显示器件及显示技术,电子元件、电源与材料,电子测量仪器及设备,电子应用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可靠性)。可是通过研究此整理稿的术语排列情况,发现我先前如图1所示的分类设想和这样的四篇16章的方案,都存在一些问题。如把各子学科的基础理论部分分出来全放在一起,会使各子学科术语互相脱节、不完整;元器件的材料与器件部分分开,词条不好安排;电子物理不便单列一章;有些章如半导体和元件,包括面太宽,词条过多;生产工艺技术不便与半导体工艺分开,等等。这就是说,通过对《电子学名词》整理稿和有关文献资料的学习与研究,使我认识到电子学是个综合性的大学科,包括范围较广,而且差不多每个子学科都可自成体系,所以把各自的理论部分都放在一起,成为一篇,会与后边有关部分脱节,反而不系统。同样,也很难把各自的材料与工艺部分放在一起,单列一篇。由此看来,《电子学名词》不便分篇,与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研究、讨论,建议《电子学名词》在分类上去掉篇这个层次,直接适当分章。各章可基本按基础理论——元、器件与材料、工艺——整机应用,这样的范畴次序排序。而且由于每章不再分节,且要按相关概念排列术语,所以各章不要太庞大,词条不宜过多。有的专业术语较少,也不宜单列一章,应与有关专业合并,列为一章。基于这些考虑,经与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讨论,设想出另一分类方法(图2)。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鸿适先生,参考此建议和有关资料,并又经他本人进一步研究,完成了现在的《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所示的分为25章(及各章内容)的分类方案,经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我觉得这个分类方案是个既能正确表达电子学概念系统,又能适应术语的归类、排序要求,因而是个切实可行的较好方案。三、关于术语简明性问题(一)搞好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要注意搞好组织性质工作和技术性质工作两大方面。从技术性质工作方面讲,我觉得一是要注意收词范围(包括分类框架);二是要研究各条术语的定名;三是要注意编排体例、编辑加工和排版印刷等问题。这就要研究术语的性质,从而确定衡量标准。一些学者对此已做了不少研究^〔1－6〕,我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名词术语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中也有这方面内容^〔7〕,我们对此也曾做过一些粗浅探讨^〔8,9〕。我们认为,我国科技术语的定名应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和国际性;在审定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后来通过实践,我们又进一步对此有了补充认识,得出我国科技术语在文字表达上还要注意“科技语体特性”^〔10〕。即订自然科学术语时,遣词用字要尽量使术语是中性的、纯概念的^〔3〕,而且平实、严谨、雅致^〔11〕。术语从本质上讲是概念的命名,或者说是概念的语言符号。所以术语应属于符号一类范畴,故愈简单明了愈好。而且无论从书写、录入和书刊印刷,还是口头信息交流,无不希望术语要简明。由此可见术语的简明性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结合《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具体谈一下。(二)《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术语定名从简明性角度来考虑,是值得商榷的。它们大致可分为下面几类：1.有的术语中带属于什么的“的”字,不但增加字数且使术语表达不紧凑,不干脆利落,宜去掉。如：①第4章中词条“电磁波的极化”(polariz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宜去掉“的”字,表达为“电磁波极化”。②第14章中的词条“粒子数的反转分布”(distribution for population inversion),宜去掉“的”字,表达为“粒子数反转分布”。③第17章中词条“不确定度的合成”(combination of uncertainties),宜去掉“的”字,表达为“不确定度合成”。2.术语用字不精炼。我认为术语用字应尽可能少,能用一个字表达,就不要用二个字,能用一种方式表达清楚,就不要重叠表达。关于这方面问题,在该稿中存在一些。例如：①第3章中的“直接检波式接收机”(direct－detection receiver),宜精炼为“直检式接收机。”这样并可与“直放式接收机”(high－frequency－amplification receiver)和“来复式接收机”(reflex receiver)等对应。②第3章中词条“最小二乘方误差逼近”(least square error approximation),可精炼为“最小方差逼近”。这样还可与“最平时延逼近”(maximally flat delay approximation)等对应。③第18章词条“初检查”(original inspection),可精炼为“初检”。“最终检查”(final inspection),可精炼为“终检”。“批检查”(lot inspection),可精炼为“批检”。④第14章词条“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可精炼为“场效晶体管”(因场效可等同于场效应),有时并可进一步简化为“场效管”。⑤第7章词条“磁敏感元件”(magnetic sensor),可精炼为“磁敏元件”。这还可与“声敏元件”(acoustic sensor)等对应。3.长复合词构成的术语,在表达上应压缩精减。例如：①第14章中词条“耗尽型场效应晶体管”(depletion mode field effect transsistor),应精减为“耗尽型场效管”。这样定名已完全表达其概念内涵,而用字少,术语简明。②第14章中词条“结型场效应晶体管”(junctio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它是结栅、绝缘栅和肖特基栅三种基本类型场效晶体管之一,故可简化定名为“结栅场效管”。③第14章中词条“高电子迁移率场效应晶体管”(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可简化为“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④第14章词条“浮栅雪崩注入MOS场效应晶体管”(floating gate avalanche junction MOS FET),可简化为“浮栅崩入MOS管”。⑤第14章词条“绝缘栅场效应晶体管”(insulated gat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图1图2可简化为“绝缘栅场效管”。⑥第14章词条“埋沟道MOS场效应管”(buried－channel MOSFET),可简化为“埋沟MOS管”。⑦第14章词条“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enhancement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可简化为“增强型场效管”。⑧第14章词条“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memory),可简化为“电擦可编只读存储器”。⑨第14章词条“叠栅雪崩注入型MOS存储器”(stack－gate avalancheinjection type MOS memory),可简化为“叠栅崩入MOS存储器”。⑩第14章词条“浮栅雪崩注入型MOS存储器”(floating gate avalanche injection type MOS memory),可简化为“浮栅崩入MOS存储器”。4.由于一一详译外文词,使中文术语太长。订汉语术语不是文字对等翻译,对这类汉语术语文字应做适当精减。例如：①第21章词条“载波敏感多址接入和碰检测”(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and collision detection),建议订为“载敏多接与碰检”。②第15章词条“扩张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法”(extended X－ray absorption fine structure),建议订为“扩展X射线吸收法”。5.追求表达明确,词意表达比外文原词意增多,导致术语增长。应精减字数,做到言简意达。例如：①第4章中有条术语原外文为squeeze section,征求意见稿上中文定名为“临界尺寸可变的波导段”,比英文增加很多。有的辞典上也有称“容许改变临界尺寸的波导管”^〔12〕,这个表达更长。英汉电子学精解辞典上将其订为“可压缩波导”^〔13〕。我觉得这个定名较好,可采用。②第4章中有个术语英文原名是pencil－beam antenna,中文定名为“锐锥形波束天线”。这个术语看起来是很清楚,但用字多了些,比原文字意增加不少。若订为“锐锥束天线”,已可表达该概念内涵,且较简短。③第12章有个术语,外文是suppressor gauge汉语定名为“光电流抑制型电离真空计”,大为超出原文字意,把原理都表达出来了。从含义表达上看是非常清楚,但由于过详而违背了术语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违背了术语的简明性。故应加以简化。我认为可简单订为“抑制式真空计”。至于要了解清楚这个仪器,就不能只看其术语,而应参考有关技术资料。④第14章有个术语,外文名为“heterojunction transistor”,汉语术语订为“异质结双极晶体管”,原文本没有双极二字,不加双极二字已可表达,加上则多余了。我觉得可定名为“异质结晶体管”,(平时人们也习惯这样叫)。⑤第16章有个术语,外文是“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汉语术语定名为“光频频分复用”。其实用“频分复用”即可表达,为什么一定要标清楚“光频”呢？术语是语言符号,要尽可能简明,不一定非带释义性不可。6.有的术语像个句子,应加改进。例如：19章有个术语是“边搜索边跟踪”(track－while－scan)。这种表达相当一个无主句(单部句),不适宜作术语。建议改为“搜索跟踪”。这不仅是简化了术语用字,而且更符合术语是个词或词组的特性。(三)虽然术语愈简明愈好,但又不能过分追求简化而使术语含义不明确,有失术语的“顾名思义”等汉语特性。例如：“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MOS),我想不宜简化为“金氧半”,因为含义不清、不确;“线性相位滤波器”,(linear phase fil－ter),不宜简化为“线相滤波器”,因为“线相”二字连在一起意义不明确。以术语的简明性来衡量,《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术语订得很好。例如：调幅(amplitude modulation),(不叫振幅调制);调频(frequency modulation),(不叫频率调制);零道阈(zero channel threshold),(不叫零通道阈值);磁后效(magnetic aftet effect),(不叫磁后效应);原子频标(atomic frequency standard),(不叫原子频率标准);控制微电机(electrical micro－machine for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不叫自动控制系统用微电机)。这些术语多以一个汉字表达一个英语单词(或省略其次要成分),而且正确表达其概念内涵,而不是用括号内的表达,也不是像有的术语用多个汉字表达一个英文单词对应的概念。四、关于术语定名的其他方面问题(一)术语定名首先要符合科学性,即从科学概念出发,准确反映所指事物特征,根据概念的全部特征来掌握事物的内涵,借以做出确切的定义和订出“名符其义”的术语^〔5,8,9〕。一般讲,科学术语都是按“科学性”这个原则定名的,但有的术语则未正确表达其概念内涵。在《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词条定名似不很妥。如：1.第8章词条“堵转转矩”(locked－rotor torque),它是指对电动机的全部角度位置,施加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时,电动机从静态起动的最小转矩。即是指在一个设定的条件下电动机起动的转矩,也就是转子锁定的转矩。故此术语应定名为“转子锁定转矩”。“堵转转矩”则未能正确表达此概念的上述内涵,因为堵字一般是指堵住水流等含义,与这里的使转子锁定的意义不符,故应根据术语的“科学性”原则,对此条予以重新定名,建议订为“转子锁定转矩”。与此相关的术语,如：堵转特性(locked－rotor characteristic)堵转激磁〔控制〕电流(locked－rotor exciting〔control〕current)堵转激磁〔控制〕功率(locked－rotor exciting〔contro1〕power)峰值堵转电流(peak current at locked－rotor)峰值堵转控制功率(peak control power at locked－rotor)连续堵转电流(continuous current at locked－rotor)则应相应定名为：转子锁定特性,转子锁定激磁电流,转子锁定激磁功率,峰值转子锁定电流,峰值转子锁定功率,连续转子锁定电流。2.第10章词条“相对论群聚加速管”(rebatron),对本专业人员来讲,这条术语不简明,它把部分定义内容放到术语中了;对非专业人员来讲,此术语难以达到“顾名思义”,缺乏术语的汉语特性,故应加以改进。有的词典将此定名为“大功率电子聚束器”^〔13,17〕。我觉得此定名较好,因为rebatron是一种相对论电子聚束加速器,产生具有不大的速度调制、高谐波含量的聚集极紧的聚束。根据这个概念内涵和术语的符号属性,我建议此术语定名为“大功率聚束器”或“聚束器”。3.第11章词条“衣袋式电视机”(pocketable television),其本意是指这种电视机很小,可装进衣袋。若按原义订为“可装进衣袋的电视机”,则术语显得冗长,不简明,也不符术语的科技语体特性。而“衣袋式电视机”,则未能准确“表达可装进衣袋的”概念内涵,因为“衣袋式”可被误解为“像衣服口袋那样的”,故“衣袋式电视机”定名不妥。鉴于此术语的概念内涵主要是指此种电视机很小,汉语有个很好的表达词汇,即“袖珍”,它能很雅致表示小型的意思。“袖珍收音机”等术语已用了此词。故我建议此条术语定名为“袖珍电视机”。而且我觉得这样定名从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和科技语体特性等方面看,都较适合。4.第15章有两条术语,即“工艺过程检测”(processing monitoring)和“终点检测”(endpoint monitoring),从它们的概念内涵和英文表达monitoring来看,都是指监视、监控、检查的意思,而不是常规的检测。monitot一词是与detection、test、check不同的,它不是常规检测,而是监控性检测,故应是监测。从而建议此二术语分别定名为“工艺过程监测”和“终点监测”。5.第24章词条“热释光剂量计”(thermoluminescent dosemeter),未能确切表达出此概念内涵。因为thermoluminescent是指通过加热而使物质发光的意思,而“热释光”可被误解为热本身释放出光。故建议此条术语定名为“热致发光剂量计”。而且通常一些词典上“thermoluminescent”都是定为“热致发光的”^〔12,14〕,thermolumin－escent dosimeter”定名为“热致发光剂量计”^〔15〕。故上述建议也是符合术语的“现实性”即“约定俗成”的。同样,此章中词条“光释发光剂量计”(photoluminescent dosemeter),建议定名为“光致发光剂量计”。6.第8章中有两个术语,我认为订得很好,它们是“通”(on)和“断”(off)。以前常把此二术语分别订为“开”和“关”。但是“开”、“关”本身很不明确,是指电路开通、还是电闸打开？前者是通电,后者是断电;同样,是指电路关断、还是电闸合上,前者是断电,后者是通电。“开”、“关”不是单义词,不符术语单义性,故不宜用作科技术语。而“通”、“断”则是符合单义性的术语,另外它们也符合术语的其他特性,所以这两个术语是订得很好的。这也是电子学名词审定工作取得成绩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这个例子还说明,在处理术语的“正名”与“惯用”关系时,除了已很约定俗成、不可改的术语,一般按科学性定名则是第一位的。(二)我国科技术语定名要符合“汉语特性”,即体现表意义字特点,要“顾名思义”,一看“有中国味”^〔8〕。基于此,拟对下列术语提出修改建议。1.第13章词条“丘克拉斯基法”(Czochralski method),这是一种从单晶炉中垂直向上提拉与熔融的半导体材料相熔接的籽晶,使之生长单晶的方法。根据这一概念内涵,若将此术语定名为“直拉法”是很体现“汉语特性”的,既“顾名思义”又准确、简明、比用外国科学家译名表达为好。而且其“系统性”也好,与之相关的术语,诸如：“liquid encopsulation Czochralski method”可定名为“液封直拉法”(不要定为“液封丘克拉斯基法”),“magnetic field Czochralski method”可定名为“磁场直拉法”(不要定名为“磁场丘克拉斯基法”)。目前科研、生产和有关辞书,亦常采用“直拉法”这一术语^〔15〕。故我们建议“丘克拉斯基法”改订为“直拉法”。2.在《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distortion”这个词中文定名有时是“畸变”,有时是“失真”。这是不是违反术语的“单义性”？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但有些时候要求各学科所有术语都一词一义是做不到的,必要时可允许同一概念在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有不同定名。从术语的“汉语特性”角度来看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distortion”这个外文词,用于图形方面应定名为“畸变”,用于声音方面则应定名为“失真”。这样定名才符合“中文特性”,两个定名不能由一个代替。如：12章用于电子光学词条“图形畸变”(picture distortion),“偏转畸变”(deflection distortion),21章用于电话方面词条“折叠失真”(aliasing distortion),这些定名是妥切的。而若互相交换过来,如：“图形失真”、“偏转失真”、“折叠畸变”,则会含义不清,不符中文“顾名思义”、“望文生义”的特性。3.我觉得《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术语订得很符合“汉语特性”,很有“中国味”。这里仅举二例：①25章术语“病人监护仪”(patient monitor)。这里把对应monitor概念内涵的术语订成“监护仪”,而不是“监视仪”,也不是“监控仪”,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准确反映了这是为病人服务的,是护理他们的仪器,病人听了这个词会感到亲切。而若订为“监视仪”、“监控仪”,则会使病人感到恐惧、不安,甚至不敢使用。②15章词条“光刻胶”(photoresist),这条术语也是订得很好。它比订为“光致抗蚀剂”,既简明又富有“中国味”。而且平时人们也常这样使用,符合术语的“现实性”(约定俗成)。它的“系统性”也好,由此可派生出一系列简明性好的术语,如：甩胶(spinning),涂胶(photoresist coating),去胶(stripping of photoresist),氧化去胶(removing of photoresist by oxidation),无机光刻胶(inorganic resist),X射线光刻胶(X－ray resist),正性光刻胶(positive photoresist)。(三)缩写词的定名1.随着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国际上已把大量的缩写词引进学术交流和科学著作上。综合起来看,我国科技界对缩写词采取了如下几种对待方法：①音译。如：radar(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定名为“雷达”。LORAN(long range navigation),定名为“罗兰”。②意译。如：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定名为“激光”。③音译加意译。如：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定名为“艾滋病”。④全译。如：LSI(large scale integration),定名为“大规模集成电路”。MOSFET(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定名为“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⑤简译^〔16〕。如：IMPACT(impact avalanche transit time diode),定名为“崩越二极管”(碰撞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TRAPATT(trapped plasma avalanche triggered transit time diode)定名为“俘越二极管”(俘获等离子体雪崩触发渡越时间二极管)。⑥缩写词加意译。如：MOSIC(metal－oxide－semiconductor type integrated circuit),定名为“MOS集成电路”。CMOS(complementary MOS integrated circuit),定名为“互补MOS集成电路”。⑦原缩写词。如：DNA,MOS,VOR,BASIC〔语言〕,FORTRAN〔语言〕。在文献上和实际工作中,这些方法都在应用。哪个方法好,应主要采用哪个方法？这是个复杂问题,不能简单从事。如能像钱学森先生那样给laser定名为“激光”,而不用“莱塞”或“激射光辐射放大”、“光受激辐射放大”等译名,当然是最好。而这通常并非容易做到。把缩写词全译出来,中文术语会很长,不是个好方法,除非在开始没有其他良法时,用一用这方法还可以,不然是不可取的。比较起来,采用原缩写词、简译和音译,是些简便易行办法,尤其是采用原缩写词,应适当加以提倡。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人民知识水平在不断提高,外文愈来愈普及,而且与国际交往愈来愈多,根据术语的“国际性”,直接采用原缩写词,学术交流亦很方便。但缩写词又不能突然采用太多,宜先采用应用广泛、人们比较熟悉的,否则会在科研、生产和学习等方面,造成新的困难和不良影响。对有些长词组术语,可采取在术语中夹杂缩写词办法,使之简明,而又不失术语的中文特性。2.基于上述讨论,对《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些与缩写词相关术语,拟提出如下建议。① 14章词条“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metal－oxide－s 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MOSFET)〕,建议订为“MOS管”,在注释栏注：“又称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管”。② 14章词条“金属一氧化铝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管(MAOSFET)”〔metal－Al₂O₀－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MAOSFET)〕,建议定名为“MAOS管”,在注释栏注：“又称金属一氧化铝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管”。③ 14章词条“金属一氮化物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NOSFET)〔metal－nitride－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MNOSFET)〕,建议定名为“MNOS管”,在注释栏注“又称金属一氮化物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管”。④ 14章词条“V槽场效应晶体管”〔V－groove MOS field effect transistor(V－MOSFET)〕,建议定名为“V槽MOS管”,在注释栏注：“又称V槽MOS场效管”。⑤ 13章词条“化学气相淀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VD)〕,建议在注释栏注“简称CVD”。⑥ 13章词条“低压化学气相淀积”〔low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LPCVD)〕,建议定名为“低压CVD”。⑦ 13章词条“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淀积”〔plasma－enhanced CVD(PECVD)〕,建议定名为“等离子体增强CVD”。⑧ 13章词条“激光引生化学气相淀积”〔laser－indu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LICVD)〕,建议定名为“激光引生CVD”。⑨ 13章词条“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淀积”〔metalorganic CVD(MOCVD)〕,建议定名为“金属有机CVD”。五、关于术语的惯用和协调一致问题我们在审定我国科技术语时,要注意到一条原则,即术语的“现实性”^〔8〕,也就是要注意“约定俗成”。有些术语虽不太“名符其义”,但已使用很久,应用范围很广,大家都已用惯了,则应继续沿用,不宜轻易改动,否则会不利统一和引起新的混乱。有的术语在不同学科可能有不同的定名,需要协调一致,最好能确定一个统一的定名。基于此,我考虑《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术语应当注意与有关学科协调一致。如：1.2章词条“介质”(dielectric),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将其定名为“电介质”并已公布^〔18〕,物理学界已用惯了,而且这个术语的归属应以物理学科为主,根据“服从主科”的协调原则,建议在这条术语上电子学服从物理学,定名为“电介质”。与之相关的medium一词,物理学订为“介质”,为了统一,建议电子学不要订为“媒质”而取与物理一致,定为“介质”。2.13章词条“棱位错”(edge dislocation)。虽然现在有人主张这样定名,但从60年代起,固体物理学、晶体学、金属学和半导体科学等各界,就已订其名为“刃型位错”^{〔19－21,16〕},而且一直广泛运用;此外,“刃型位错”这个术语“名符其义”,无需“正名”。所以我建议此术语定名为“刃型位错”,以便与其他学科协调一致,定名统一。与其相关的术语“螺位错”(screw dislocation),应定名为“螺型位错”。因为这条术语同上述“刃型位错”一样,也是约定俗成的,而且这样定名可与“刃型位错”术语相对应。这样定名可以很好地表达位错的两种基本类型。3.14章词条“固态电路”(solid－state circuit),虽然过去有人采用这个中文术语,但现在多定名为“固体电路”^〔13,16〕。又鉴于此术语的概念是指将有源元件、无源元件制作在一块固体材料上,元件的工作是基于固体内的导电现象或电磁现象、光电现象,或者这些现象的结合,所形成的电路,所以我建议此术语定名为“固体电路”。这个定名既符合“科学性”,又可与有关学科协调一致。4.15章词条“卢瑟福反向散射谱”(Rutherford beckscattering spectroscopy),这个术语国内有些文献^〔22〕和科研、生产实践中,已习惯将其定名为“卢瑟福背散射谱”。为与有关学科协调一致,我建议此术语定名为“卢瑟福背散射谱”。六、结语包含大量工作的《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显示出电子学名词审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自己结合科技术语审定工作,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和不成熟意见,一方面是仅供下一步审定时参考,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同志们共同探讨有关我国科技术语问题,把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搞好。关于《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的编排体例、术语排序和错漏字等问题,我已向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提出,这里就不赘述了。搞好我国科技术语的审定和统一工作,是一项关系到我国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认真做好。我国前辈学者们在术语定名上,已给我树立了典范。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精神。而且要像术语学家陈原先生所说的那样：“今天协调不了明天再协调,明天协调不了后天再协调,总有一天协调出来,那就很好。”^〔23〕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文中可能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恳希多加批评指正。     

传染病防治相关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我国现行的一部规范传染病防治工作的行政管理法律。本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35种,其中甲类2种(鼠疫、霍乱),乙类22种(包括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艾滋病等),丙类11种(包括肺结核、血吸虫病等)。随着实施过程中国内疫病情况的改变,于其后又将原属丙类的肺结核与新生儿破伤风二病提为乙类。另外,2003年4月由于SARS肆虐,又在本法管理的病种中增添了原本没有的SARS,并规定其控制措施按本法第二十四条(一)款执行(即强制管理)。因此目前本法管理的传染病实为36种。在管理原则上实施区别情况分类管理,即对两个甲类传染病、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以及SARS病人实施“强制管理”,对其他乙类传染病实施“严格管理”,对所有丙类传染病只实施“监测管理”。本法共分7章41条,是在前两个法律基础上充实和完善起来的,第一个是1955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发的《传染病管理办法》,此办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分甲、乙两类仅18种。第二个是1978年国务院颁布的《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该条例将管理的病种由甲、乙两类18种增加为甲、乙两类25种。这两个行政法规在我国实施前后共30余年,对我国主要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特别是在消灭天花、控制鼠疫和其他一些危害严重传染病的流行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制定本《防治法》奠定了基础。本《防治法》在此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需求,于1985年着手修订,历经4载,于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迄今又过了14个春秋。另一方面,根据本《防治法》的规定,随后又制定了本防治法的《实施办法》,共7章76条,进一步阐明了《防治法》中相关要求的具体实施细节,于1991年12月6日发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为了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我国政府于1957年12月23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经过近30年的实践,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补充与修订后,制定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此法于1986年12月2日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并自1987年5月1日起施行。本法共6章28条,对立法宗旨、主管机关、检疫、传染病监测、卫生监督、法律责任等分别作出了规定。依照本法规定,在我国国际通航的港口、机场以及陆地边境和国界江河的口岸设立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实施传染病检疫、监测和卫生监督。本检疫法规定的传染病是指国际“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病”,前者包括鼠疫、霍乱和黄热病,后者包括斑疹伤寒、回归热、流行性感冒、疟疾、脊髓灰质炎及天花。除这些病种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务院还可确定和公布其他传染病为检疫传染病,卫生部还可确定和公布其他传染病为监测传染病,例如已增加了登革热、艾滋病、肺结核等等。为了更加完整地实施本法,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又于1989年3月6日发布了本检疫法的《实施细则》,计12章114条,大大增强了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对违反本法的单位或个人,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对因违反本法规定而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引起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8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附注：刑法第178条的条文为：“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的传播,或者有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2003年5月7日我国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以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的一个针对突发卫生事件的应急条例。这里所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因此制定本条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能及时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消除这些事件的发生或发生后可能造成的种种危害。条例分总则、预防与应急准备、报告与信息发布、应急处理、法律责任及附则等共6章54条。条例明确提出在处理此类应急事件中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即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与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为了全面落实实施本条例过程中的组织保证,条例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设立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国务院主管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对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条例还规定,国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报告制度、举报制度、信息发布制度及有关法律责任等。     

对SARS制定科学术语的意见

编者按 从去年底先在我国广东,而后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发生并流行一种特殊的肺炎,可以说是突如其来,而且来势汹涌,以致我国医学界仓促上阵,连其名字都未能深加考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内外对这种“怪病”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地深化,专家们对它的称谓就有了变化和分歧。关于“非典”这一名称,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认同了。有人建议叫作“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还有人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多的专家建议定名为“萨斯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缩写为SARS),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的专家认为叫“萨斯病”同叫“非典”一样,都不科学。众说纷纭。为及早给这种疾病确定一个科学的名称,我编辑部特组织专家进行讨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2002年11月在广东省首先发生一种突发的传染性极强的严重的肺部疾病。已知用抗生素治疗无效。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在临床初始实践中暂称此病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当时病因不明的情况下,这个暂时命名还是合理的。后来因为名字太长,为了简化,就称之为“非典型肺炎”。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医学上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类名,它包括了已经知道的十多种病,将一个原本较为泛指的名词用于这次突如其来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不够科学的。以后由新闻媒介把“非典型肺炎”简称为“非典”。由于“非典”一词不断广泛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老百姓不知道,媒体宣传多了就接受了,已成为约定俗成,以讹传讹而不考虑此名的科学性。我认为,这个不适当的名词应该及早地抛弃,加以纠正。对于疾病的命名方法通常是：1.以病原体或原因的方法命名。以肺炎为例,譬如各种细菌引起的肺炎,就把各种细菌的名字放前边,像军团菌肺炎、链球菌肺炎(还有病毒、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肺炎等)。我想这种命名最好,它对诊断、治疗上有指导意义。2.以病因命名,如吸入性肺炎、放射性肺炎、通气机肺炎等。3.以解剖部位命名,如大叶性、支气管性、间质性肺炎。4.以发生地点命名,如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获得性肺炎。5.以症状来命名,如休克型肺炎、SARS……上述五种命名以病原病因性命名对治疗帮助最大,应作为规范化命名的首选。有的病用描述性命名,这是因为对病不大了解,病因不太清楚,所以根据症状的表现来命名。“SARS”的命名就是这样由来的。将本病称为SARS,是根据WHO派到越南工作的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Carlo Urbani医生,他将所见的第1例本病患者首先上报WHO,并根据其临床表现称之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文译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以其英文缩写简称SARS。Urbani医师本人在研究本病时被感染而病故。WHO在2003年3月为纪念Urbani医生的贡献,正式将其命名为SARS,后来为国际上广泛应用。由此可以看出SARS是本病初发时期提出的命名。由于当时对病的本质还不了解,SARS有不合理的地方：SARS只是症状描述性的,既未突出其传染性,未说明它是一种肺炎,也未包括可能的病因;而且称为综合征,而非独立的一种新的疾病。“综合征”与“独立疾病”在医学上是有区别的。综合征是各种原因引起的相同的一组症状,不是一个病。病原定了就应转为用独立疾病命名;SARS意思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严重”的说法一开始是严重的(也有的病例开始就不很严重),以后时间长了,人们有了免疫力了,就会变为不很严重了;这个名字也没有体现出传染性来;也没有说明原因是什么。总之这个名字只是纪念性的,现在看来就不太理想。在没有决定更好的新名词前,我们可以暂时先用SARS或萨斯。随着SARS研究的迅速进展,现在WHO已肯定了它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制定科学术语的时机了。关于命名,我赞成还是病因式的。香港已建议将其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没有反映出它有强烈的感染性。故我建议命名为“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感染性,又提出病因是冠状病毒引起的,所以治疗方面,病毒方面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维持对症治疗。以后有效防治方法就会出来了。适当的时候是否可简称“传冠肺”、“冠肺病”。英文名communicable coronavirus pneumonia(CCP)。我建议在WHO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提出推荐用这种更好的科学术语来统一国际上的名词。 (2003年5月底) ①翁心植院士是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名词委员会主任。     

名不副实的“环境激素”

环境激素,是指环境中的激素吗？与英文中的environmental hormone是否有对应关系？如果你第一次接触“环境激素”这一概念,产生上面的联想恐怕不足为奇。因为在中英文中,环境——environment,激素——hormone,它们各自的意义较为单一,对应关系十分明确。但是,如果你对所谓的“环境激素”有一定的了解,就会知道这是错误的！原因自然是由于“环境激素”一词表意不确切,让人产生了歧义。那么,“环境激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追溯它的来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环境污染造成内分泌紊乱的现象逐步引起重视。环境污染中有一类特殊物质,由于它们具有扰乱内分泌系统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殖问题。这类物质的中文名称,目前所见的有“环境激素”或“环境荷尔蒙”。如,刘烨主编的《科技大反扑——现代高科技社会的生存指南》一书中有一段相关叙述：“1996年,美国一名环境记者戴安·达玛诺曾把造成生物和人的畸变的多种物质统称为‘环境激素’。她认为‘环境激素’并不直接作为有毒物质对人和其他生物体带来任何影响,但是,它类似激素的方式对生物体产生作用,使生物体原有的内分泌功能出现紊乱,从而造成畸变”^[1]。海天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一部中译本日文专著的书名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定时炸弹——环境荷尔蒙》。该书将环境荷尔蒙解释为：“存在于客观环境中,一旦进入生物体内便可以起着同生物体的内分泌自然荷尔蒙相似作用,并以此扰乱生物内分泌系统的化学物质。扰乱内分泌化学物质：正式名称为外因性扰乱内分泌化学物质,即一般叫做环境荷尔蒙的化学物质”^[2]。该类物质迄今为止公开报道的约70余种,其中约有40种以上是农药成分。其来源有：农药、除草剂,染料,芳香剂,涂料,除污剂、洗洁剂,表面活性剂,氟利昂,重金属,各种塑料制品,药物,各种食品添加剂,化妆品,动物、植物性激素,二英。举例见表1。由此可以看出,给以上这些来源复杂、与人体内分泌之“激素”相去甚远的化学物质以“环境激素”而名之,是非常不确切的,不符合该词的本义。但现在这一名称却被媒体较为广泛地使用,如《健康报》自1998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曾连续五次刊登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森千里访谈录,即用了“环境激素”之称。其他报刊也都沿用这一名称。而用激素的旧称(音译)来译为“环境荷尔蒙”就更不规范了,见文献[2]。《威胁人类存亡的定时炸弹——环境荷尔蒙》一书中列有“环境荷尔蒙问题年表”,从中可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协同化学品安全国际规划署于1972年出版了《影响荷尔蒙的化学物质》一书,指出化学物质造成内分泌紊乱。从该书“参考书目”部分可知,1997年日本环境新闻社出版的《环境ホルモン——外因性内分泌搅乱物质问题に关すゐ研究班中间报告书》,“外因性内分泌搅乱物质”这一全称还在使用,但已出现“环境ホルモン”的缩写形式。而其后出版的日文书籍就均以“环境ホルモン”取代了“外因性内分泌搅乱物质”这一名称(ホルモン,即日文对hormone之音译)。从中可以看出“环境激素”的原委。由于我们国家有关该方面的知识较多翻译自日文文献,翻译者受日文名称的影响而简单地采用了“环境激素”的译名,笔者认为这是“环境激素”泛滥的原因。该专用词语源出英语“endocrine disruptors”,是“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的缩写(出于简化,其中的“disrupting chemicals”合并为“disruptors”。^[2]该词直译应为“扰乱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其全称为“外因性扰乱内分泌化学物质”。从中可以看出,其英文定义中,为了简洁而省略了“外因性”之限制词。但这与日文中失去直译、转译为易产生歧义的“环境激素”一词有着根本的不同。显而易见的是,转译而来的“环境激素”一词明显存在着表意不确切、易产生歧义的问题。其实在日文中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有些文献不得不在提及“环境激素”时再加上这样的注释——“扰乱内分泌化学物质”^[3]。因此在这里提出来,供有关专家进行思考,争取尽快给出一个确切的中文名称。为抛砖引玉,在此提出个人建议如下。笔者经过关注与思考,认为还是应当创立新词为好,建议将“endocrine disruptors”译为“外扰素”。释义如下：外——“外因性”之精简,相对于生物体内而言,即来源于环境;扰——干扰、扰乱,针对该类化学物质扰乱生物内分泌的特性而言;素——是对“化学物质”一词最简明的描绘。用“外”字来补充了英文中已省略的“外因性”这一限制词,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中文译名(如译为“扰素”)就有过于简单而表意不明的缺陷。与“环境激素”相比,“外扰素”之译名较为简洁,与其定义的关联性还是较强的。笔者认为,在与“内分泌”关系方面表现得不十分明显,这是译为“外扰素”稍显不足之处。曾考虑译为“内分泌扰素”,中英文之间对应关系较强(endocrine——内分泌,disruptors——扰素),但由于用字稍多,感觉略显复杂。因此,希望对此展开讨论,以取得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