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的柔性决策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经理人往往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这种行为损害了股东利益.本文在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决策柔性和投资项目价值不确定的条件下研究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发现基于投资决策柔性时,经理人更倾向于过度投资,且要求更大的分成比例,进一步分析发现完善的市场机制、适度的股权集中及人力资本产权化可有效约束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     

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对投资行为及动机的影响

公司现金持有决策是 "最大化股东价值"的"预防性动机""交易性动机"与"最大化私人利益"的"自利性动机"相较量的结果;由此形成的现金持有量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投资行为及其动机的表现呢 ?本文以1998～2003年连续4年以上有数据的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持有过量与不足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论证,发现:现金持有过量公司的超额现金量会引起固定资产投资、长期投资的增长,短期投资的下降.现金持有不足公司无影响;现金持有过量公司的长短期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以及超额现金的投资使用效率相对现金持有不足公司较低.这表明现金持有过量公司的投资行为以及过量现金的投资使用行为都存在过度投资现象,投资行为的自利动机表现强烈.     

负债融资、大股东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负债融资导致了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负债融资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大股东控制一方面减少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也可能为谋取私有收益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模型,并试图通过该模型来探讨负债融资对大股东控制公司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因谋取私有收益而导致过度投资的趋势就越弱;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CEO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

通过构建CEO和科研人员关于科学研究控制权的博弈模型,分析了CEO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中将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精神"作为中间变量,结果表明:科研人员对"自由探索"的热爱程度决定了CEO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只有当科研人员足够重视"自由探索"的时候,CEO的过度自信才会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进入创新领域.同时,当企业的单位资金成本降低或者CEO的预期能力增强时,CEO对于创新的积极性会相应提高.该结论不仅深化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相关理论,为经验研究发现的投资理论"异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还揭示了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精神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的动态激励契约研究

将行为金融学与激励理论相结合,在经理人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通过建立契约模型,研究公司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动态最优激励.结果表明,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均可使最优激励契约变得廉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两者在解决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委托代理问题中,均对激励契约具有替代作用.同时,随着经理任期的增加和工作经验的丰富,一定条件下过度自信对激励契约的替代作用将逐渐减弱,最优的激励最终会提高至提供给理性经理激励的水平.该结论在我国企业的运用,一方面可以有效弥补现有激励方式的不足,为企业节约激励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有力地解释经理人中存在的"异象".     

风险投资三方委托代理关系——基于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与风投公司监督努力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建立了风险投资公司、银行与创业企业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比例存在一个临界值,并分析了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心理特征与风险投资公司监督努力对各参与方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三方参与约束条件下,当风险投资公司监督比例小于临界值并且监督对投资成功的影响作用大于增值服务的作用时,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努力会提升创业企业和银行参与投资的意愿;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行为会提升银行和风险投资公司参与投资的意愿。在双向道德危害情况下,当风险投资公司监督比例小于临界值并且监督对投资成功的影响作用大于增值服务的作用时,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努力会提升其最优努力水平与权益分配比例;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行为会提升其最优努力水平,并会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最优权益分配比例。     

基于实物期权的技术创新非效率投资行为

考虑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构建了同时考察股东和债权人代理冲突条件下"投资足"和"过度投资'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实物期权模型,通过比较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两种目标下投资门槛值和企业价值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分别会随着旧债务和新债务的增加表现得越为严重;而新旧债务比例可以作为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一种辨别条件.进一步,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对非效率投资及其严重程度的影响作用显示：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减轻"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然而,市场不确定性减轻"投资不足'的作用更为明显,而技术不确定性更加能够减轻"过度投资'.     

考虑基金经理过度自信的最优激励契约

从行为金融角度出发,对基金经理过度自信情形下的最优激励契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基金经理的过度自信水平满足其过度自信容忍度约束时,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经理获得的收入均超过基金经理完全理性时双方的收入,实现了"双赢";当基金经理的过度自信水平超过其过度自信容忍度时,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经理双方都会遭受损失,基金投资者将不再雇佣基金经理.基金经理的过度自信容忍度约束随着基金经理风险规避程度及外界影响波动的增大而变得宽松.     

基于固定工资和声誉的国企经理行为动态分析

一般文献的研究认为固定工资无激励效果,但经研究发现,在我国国有企业中,经理人的固定工资也有很强的激励效果.由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是通过上级政府行政任命的,上级政府对经理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并且被任命为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会给其带来很高的效用,即在职消费以及相应的特权.所以,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都有较强的声誉考虑.基于这种声誉前提,为了更好地建立经理努力与企业业绩关系的模型,突破传统模型将经理的经营行为分为长期努力、短期行为和普通经营努力,并分别建立了国有企业静态和动态激励模型,分析了固定工资报酬形式下,国有企业经理的行为选择特征,得出了固定工资是如何实现其激励效果的.     

预算软约束下的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分析

分析了不同期限的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国有控股股权对银行借款与投资决策关系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短期借款,长期银行借款与投资支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超额短期借款对投资支出的负向作用不显著,说明并不具有治理效应;整体上,银行借款的增量和存量对投资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低成长企业中银行借款的增量促进了企业的过度投资,与预算软约束的理论预期一致;而银行借款的存量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这一点支持负债的治理效应理论。在国有股权控股的低成长性公司中,银行借款的增量与投资支出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而银行借款存量的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支持政府股东双重性理论,国有股权减弱了银行借款存量的纪律约束作用。     

信息非对称下动态投融资的约束信号博弈模型

研究了信息非对称下企业动态投融资决策问题，建立了约束信号博弈模型．在动态投融资过程中，经营者的自筹资金比例及项目的收益率等具有向投资者传递经营者和项目状况信号的功能，投资者可通过观察和／或预期这些信号的变化对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程度进行推测，分析表明：在Mercurio效用函数下，若订立长期合作合约，经营者有增大其道德风险程度的激励，且可获得的最大效用为其期望投资收益的一半。     

基于跳风险的动态代理与托宾Q理论

引入刻画企业突发损失的泊松跳和管理者自利冒险行为,构建投资Q理论下的动态代理模型.首先基于管理者不可观测的努力和冒险行为进行最优合同设计,利用鞅方法给出了管理者价值函数的演变方程,得到了合同激励相容的充分必要条件.其次,运用随机控制方法,推导了股东价值满足的微分方程,同时给出了最优动态投资策略.数值分析表明,管理者的冒险行为会导致股东价值损失并使得动态投资降到更低水平,另外限制管理者冒险需要额外的管理成本,股东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放任管理者的冒险.最后就相关参数与管理者冒险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信息生产的分工与激励

由于信息生产成本，起作用的是激励代理人获取信息的约束。私利的存在，束紧了这一约束。其结果是导致期望薪酬激励成本增加。不过，私利的存在也减少了代理人在没有获取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报告项目不可行的动机，导致期望的薪酬激励成本减少。信息生产成本，私利影响的净效果决定了项目投资决策过程中信息生产的分工与激励。     

风险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与激励机制研究

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是风险企业融资契约的重要组成要素,但对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的风险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还缺乏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通过对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博弈分析,建立了两阶段风险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的风险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的数学模型,探讨了风险企业家自有财富、运营风险项目的非货币收益、在职消费水平、社会声誉、努力水平、努力类型选择、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比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专有性以及风险投资家投入资本的额度、投资的专用性、风险规避程度、战略目标实现的货币等值收益、对风险项目的监控成本等要素对风险投融资中控制权转移与激励约束契约机制设计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控制权转移与激励约束互动关系的风险投融资契约设计机制,对风险企业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通胀下带激励的对冲基金最优投资

本文在展望理论的框架下,研究了通胀等因素对于带有激励费的对冲基金管理者最优投资策略的影响.对冲基金管理者在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中进行投资,首先利用伊藤公式推导了通胀折现的风险资产价格动力学方程.然后基于考虑通胀折现因素后的终端财富预期效用最大化标准,利用鞅方法推导了最优投资策略的显式解.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数值模拟,定量分析了通胀因素,激励费和对冲基金管理者在基金中持有的股本对最优投资策略的影响.     

基于跟踪误差的证券组合投资决策模型研究

假定投资管理者的证券组合和参考证券组合各自拥有自己的投资对象集 ,给出了一般情况下的基于跟踪误差的证券组合投资决策模型和模型的最优解 ,研究了对应最优投资策略的有效性和相对有效性 ,并对此最优投资策略进行了结构分析.     

两种电价机制下的发电企业投资阀值比较

随着电力行业逐渐放松规制．保证充足的发电容量以满足未来的需求已成为电力市场设计的主要问题，而不同的市场机制对容量投资有着不同的激励效果。其中两部制电价相比于单一制电价更能刺激投资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而争议的焦点在于两部制电价是否套导致投资过剩，因此规制决定的容量报酬对容量投资在数量上会造成多大的激励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实物期权方法，对两种机制下发电企业的投资阀值进行分析比较，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得出了容量报酬对投资阀值影响的数量解。模型解表明，容量报酬降低了投资阀值。但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市场环境的影响。本文最后利用一个算例进一步分析了投资阀值，容量报酬及市场环境之间的关系。     

终极控制人代理、两权分离模式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在终极控制人代理框架下,研究了三种不同控制机制的控制权私利水平与行为特征.结果表明:1)控制人私利水平与两权分离度正相关,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负相关,与股东权利法律保护程度负相关;2)双重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水平随着优先股投票权倍数的增大以边际递减的速度增加,通常选择10倍投票权的优先股设置模式;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水平随金字塔层级增加以边际递减的速度增大,通常选择3层左右的控制链层级模式;交叉持股结构下,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水平随集团内控制的公司数量增加而增大,倾向于创建庞大的"企业帝国";3)数值模拟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水平在6%~8%之间.     

基于随机规划的港口投资优化决策模型

以港口投资成本、运营效率为主要优化目标,在分析港口损益、生态承载力、供给需求等约束下,借助随机规划建立单个港口投资优化决策理论模型,解决现有的港口投资优化决策理论忽视港口运营效率、生态承载力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弊端,从而防止港口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实际应用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