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可构成累犯

累犯制度，是由刑法所规定的。如构成累犯，则意味着要受到相对较重的刑罚处罚（见刑法第六十五条），并排除了缓刑对累犯的适用（见刑法第七十四条）。各国刑法，都规定了累犯制度，同时，也大都对累犯的构成条件作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 为什么要设立累犯制度呢？立法者是为了防止重新犯罪。对于犯过罪且受过一定刑罚处罚的人，在一定时间内再犯危害较为严重的罪，那么就从重给予刑罚处罚。较之以前没有受过刑罚处罚的人相对严厉。从而达到遏制重新犯罪的目的，实现刑罚的初衷。 我国刑法对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一般累犯…     

普通累犯情节对我国强奸罪量刑的影响——以79份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普通累犯从重处罚,然而普通累犯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是如何影响具体个案的量刑活动依然是研究的空白。根据法意数据库中79份刑事判决书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我国的刑事审判活动中,普通累犯情节对于强奸罪的量刑结果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其中累犯前后罪性质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一变量与当下犯罪强奸罪的量刑结果之间呈现较大的正相关,而累犯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到当下犯罪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一变量对于当下犯罪强奸罪的量刑结果的影响与最高法院的预期不符。     

从罪刑法定看刑罚个别化

中国刑法典在立法时既考虑了刑罚个别化,规定了初犯、累犯、自首、立功、胁从犯等量刑情节,在司法时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和行为人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在执行刑罚时执行机关根据刑法规定及罪犯的情况,可以予以减刑、假释。罪刑法定原则一定意义上是包含了刑罚个别化原则。     

论受贿罪附加刑的完善

与国外刑法相比较,我国刑法有关受贿罪刑罚种类的设置不够完善,尤其在剥夺犯罪人再犯的资格和能力、罚金刑等附加刑的设置方面存在一些缺憾,这对惩罚和预防犯罪无疑是不利的。在广泛查阅国外刑法的相关规定和思考后,对受贿罪附加刑刑种的完善提出增设和完善受贿罪资格刑和罚金刑附加刑种的建议。     

浅谈如何完善减刑、假释监督程序

减刑和假释都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特定服刑人员采取的变更执行措施。减刑是指对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依法减轻其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我国的减刑制度主要体现在《刑法》第78条至80条之规定上。     

论法治视域下行刑时效制度的构建

我国刑法仅规定追诉时效而忽略了行刑时效。建构行刑时效制度,能够与国外立法模式接轨,加快依法治国的刑法文化的制度创新,适应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符合实现刑罚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在刑法总则中通过对行刑时效一般、特殊情况、期限及起算等内容予以规定,对于推动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实现刑罚的目的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对刑法第217条关于“复制发行”规定的法理分析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刑法第217条关于“复制发行”规定的含义都存在多种理解方式。从法理的应然角度和刑事政策的实然角度分析，“复制发行”应当理解为包括单独的复制行为或既复制又发行行为两种情况，而单独的非法发行行为属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范畴，应当适用刑法第218条的规定。     

试析财产刑的执行

财产刑在我国刑法中主要指罚金、没收财产，属于附加刑。但在实践中，司法部门往往只注重自由刑，即实刑的执行，而忽略了财产刑的执行。再加上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对财产刑的执行主体、诉前财产调查控制、执行环节以及监督等规定不明晰，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空判。从法律规定、执行主体、执行环节、协调机制以及监督制度等方面对财产刑的执行进行有益的探索，以使财产刑正常执行。     

试析财产刑的执行

财产刑在我国刑法中主要指罚金、没收财产，属于附加刑。但在实践中，司法部门往往只注重自由刑，即实刑的执行，而忽略了财产刑的执行。再加上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对财产刑的执行主体、诉前财产调查控制、执行环节以及监督等规定不明晰，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空判。从法律规定、执行主体、执行环节、协调机制以及监督制度等方面对财产刑的执行进行有益的探索，以使财产刑正常执行。     

谈“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修改与完善

刑法关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规定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国有公司、企业利益和非国有公司、企业利益保护力度的不同，对同一种危害行为，危害的对象是国有公司、企业利益，则规定为犯罪，给予刑罚处罚；危害的对象是非国有公司、企业利益，则没有规定为犯罪，不予刑罚处罚。这种“重公轻私”的规定，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适应，与不断修改的宪法规定不协调，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违背，必须予以修改和完善。     

律师职业责任的理论依据及实现

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义务和职业责任的规定非常严格,但目前学界对律师职业责任的研究视角仅仅局限于法律责任层面,已经与律师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实际上,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更多的是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形,而且关于律师纪律方面的处分规定比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内容范围更广,如果仅研究律师的法律责任则不能概括律师职业责任之全貌,应将律师职业责任的研究视角拓宽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律师的职业道德、纪律规范和法律法规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刑法第77条第2款关于撤销缓刑规定之法律适用

刑法第77条第2款规定:"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情节严重",从确立缓刑制度的意义和实质条件分析适用刑法第77条第2款应考虑的因素.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在部分行为认定方面存在的竞合问题,分析了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致使案件在行为界限的把握上比较困难,存在一方面将本应治安处罚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另一方面又以罚代刑的现象。认为在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危险驾驶罪的司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但在司法实践中,其规定存在着不足。该文讨论了危险驾驶罪发生的原因、主要特点以及办理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建议。     

关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罪问题的研究

文章就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定罪和量刑中的适用

客观主义主张以客观行为为定罪的基础,主观主义更侧重人身危险性的考量。根据我国刑法"行为是犯罪"模式的界定,应当适用客观主义进行定罪;基于刑罚的防卫目的,应当以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考量的重点,适用主观主义标准。     

《晋书·刑法志》述评

《晋书.刑法志》是“二十五史”《刑法志》中文字最好、学术价值较高的一篇法学专论,它记载自春秋战国至晋朝的法律编纂体例变迁,历代关于“肉刑”废复的讨论,当时两大法学家刘颂和张斐的两种不同司法主张,以及法律儒家化的渐进过程。     

论盗窃未遂的定罪处罚

对我国《刑法》中的“盗窃未遂”进行了分析,认为盗窃未遂行为理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盗窃未遂行为的判断标准应该从盗窃数额、盗窃次数以及其他情节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盗窃目标数额巨大,一年内实施3次以上,且非危害性不大、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应以盗窃未遂定罪,且都可以独立作为盗窃未遂的判断标准,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即可定罪处罚。     

从检察监督视角看死刑复核程序的合理设置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当然有权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上的法律监督,以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达到逐步控制死刑适用规模的目的。但是,我国目前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措施在立法上尚付阙如。因此,加强死刑复核程序检察监督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它已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洗钱罪的补漏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在修改了洗钱罪条款的同时,将原来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弥补了刑法第191条沈钱罪条款涵益砸过窄的固有缺漏。对于木构成开珏法第191条洗钱罪的其他洗钱犯罪行为,可以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