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1995年第二次协调会会议纪要

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于1995年10月12日召开了95年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译名委主任吴钟灵、副主任梅仁毅、李国栋、黄昭厚及委员冯如馥、周定国、王渝丽、郭思旭,特邀科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张国金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现代汉语词典》编辑组李志江出席。全国名词委常务副主任潘书祥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吴钟灵主任主持。希腊字母是各学科较常用的符号,许多工具书、手册都在附录中列出了希腊字母表,但是长期以来对希腊字母的中文译音没有统一规范,各新闻、出版部门,以及各学科都只能各自根据习惯,或任意查阅参考资料,给出中文译音,因此译音相当混乱。例如读者面较广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希腊字母表是根据50年代的资料沿用至今,此表与科学出版社编订的《著译编辑手册》(1994)附录中希腊字母表的中文译音一致的只有7个(共24个字母)。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使大家有规范可循,全国名词委决定由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制定统一的规范名。会上专家们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译音原则和约定俗成的原则,综合考虑确定译音。例如：[jòut]按规范应订为“伊奥塔”,但考虑到科技界习惯用“约塔”。“约塔”跟“泽塔(ζ)”、“伊塔(η)”、“西塔(θ)”对称,且方便易记,所以未予改动。对于o[ou'mikrn]习惯译为“奥米克戎”,有的先生认为译作“奥米克隆”规范,但多数与会专家认为“戎”比“隆”更接近[rn]的音,所以未改动。关于б[signi]“西格马”和ω[oumig]“奥米伽”的译音和用字问题,有的先生主张采用目前市场流行的商品名“西格玛”和“欧密伽”,但大多数专家认为“西格马”和“奥米伽”更符合规范,且科技界已较习用,所以未予改动。经专家们认真讨论,最后确定常用的24个希腊字母规范的中文译音如下表：希腊字母表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已按上表作了修订。     

谈谈三年来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工作

在自然科学术语中,有些术语带有外国科学家的姓名。审定我国自然科学术语,以期达到规范与统一,各学科均遇到了协调统一外国自然科学家的译名问题。为解决这个迫切问题,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于1987年2月成立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推荐的人员外,我们还邀请了长期从事有关译名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参加,诸如新华社、中央编译局、地名委员会、国家语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和辞书出版社等。三年来,译名协调委员会配合各分委员会的名词审定工作,开了10次译名协调会,先后对天文学、大气科学、物理学、土壤学、地理学、林学、生物化学、地球物理学、微生物学、医学、测绘学、化学、遗传学、海洋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电子学等17个学科要公布的术语中的827条外国科学家译名,进行了协调。其中涉及的国籍有英、美、德、法、苏、意、奥地利、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挪威、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希腊、瑞士、日本和印度等。我们在对上述17个学科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中,发现除了一部分知名度很高的大科学家各学科的译名一样之外,在大部分的科学家译名中,有不少译名各学科是不一致的。如：Poincare 庞加莱(物理学、海洋学) 坡因卡(电子学) 旁卡(测绘学)Auger 奥格(地球物理学) 俄歇(化学、电子学)Erans 埃万斯(化学) 埃文斯(医学) 艾文思(电子学)Pockels 泡克耳斯(物理学) 普克尔(电子学)Burgers 伯吉斯(化学) 柏格斯(电子学)经过协调,达到了统一。各学科的译名在译音和用字上不够规范的不少,除了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和本学科用惯了的之外,通过协调大约有300多个不妥的译名得到了修订,使之趋于规范化。这样,通过三年来的译名协调工作,17个学科要公布的术语中的800多个科学家译名,基本达到了统一和规范化,为我国名词审定工作和科技界的外国科学家的译名统一,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也是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和各学科有关同志,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对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贡献的一份力量。为搞好外国自然科学家的中文译名,在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制订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协调工作中我们依据“通则”和实践经验,总结出搞好译名协调工作的主要经验是：遵循“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四条基本原则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1.名从主人姓名的读音,应以本人所在国家的习惯为准。所以汉译一个外国自然科学家的人名,首先应查明该人的国籍,然后尽可能按该国的发音或国际习惯发音确定其汉译名。例如Haro galaxy这条术语中,Haro是当代墨西哥天文学家,1976年前多译为“哈罗”,后来按西班牙语将Haro galaxy定为“阿罗星系”。再如Auger是法国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原译为“奥格”,但这是按英语译出的,我们根据法文发音将其订为“俄歇”。2.约定俗成对于科学界通行很久,人所共知的译名,即使发音不够准确或用字不够妥当,一般也就不宜再改了,否则会产生更多的分歧。在我们协调过的17个学科名词中,有一些是属于这类译名,如：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居里、库仑、欧姆、高斯、康普顿、达尔文、德拜、安培、阿基米德等。这些译名应本着“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再硬性正名或强行“名从主人”了。这样做主要是从实际出发,以利于统一。但是约定俗成的范围,应愈小愈好。愈小愈有利于规范化,否则无限制地以“约定俗成”论,则会达不到协调统一和规范的目的。因此协调的译名词条,应明确哪些是该学科约定俗成、不可更动的,哪些是可与其他学科协调、能够改动的。3.服从主科当遇到各学科对同一个外国科学家译名不一致、而译名又都基本合理时,应本着“服从主科”的原则来定。即考察该科学家主要在哪个学科方面贡献最多、知名度最大,译名就由该学科来定,别的学科要向其靠拢。如Bessel,虽在天文学方面也有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原来天文学界曾译“白塞尔”,而且该译名已很通行,这次天文学名词审定时,他们服从了数学界的译名,改译为“贝塞尔”。再如Euler,虽在物理学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所以他的译名应主要随数学界译名而定。Euler在物理学界习惯译为“欧勒”,这次服从数学界,定成“欧拉”。再如Fortin,物理学界原译为“福廷”,而气象学界译为“福丁”,考虑他主要是气象学家,故物理学界服从气象学界,订为“福丁”。4.尊重规范《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中指出：“外国科学家译名以汉字音译为主,力求准确和规范化,……译新名时原则上参照新华社编的有关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制定的译名表。”根据这点,各学科在科学家译名的订名上,除了已约定俗成和服从主科者外,如发现原译名有不妥之处时,应尽可能使之规范化,即参照“手册”和“译音表”,加以订名。这是达到统一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定名的用字上也要力求规范化,以减少差异,有利统一。在对各学科译名进行协调时,常会遇到上述四条原则以哪条为主的问题。通过译名协调实践,我们得出：具体译名要具体对待。有时要重点考虑“名从主人”,要为其“正名”;有时要重点考虑“约定俗成”;有时重点考虑“服从主科”,向主科靠拢,与主科一致;有时则要重点注意规范化,在译名和用字上要与新华社等编的手册和译音表一致。当遇这四方面有矛盾时,则需细致深入讨论确定。如微生物学有个术语,英文名为Gram stain,微生物学译为“革兰氏染色”,协调时考虑Gram如不是约定俗成的,译名为“革兰氏”不规范,鉴于他是德国人,按德语发音拟修订其译名为“格拉姆”,简称“格氏”。会后征求意见,微生物学界多数不同意改,认为“革兰氏”已惯用了。因此,再次协调时就以约定俗成论,该条术语仍订为“革兰氏染色”。通过三年来译名协调实践,我们还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得到一些具体规则,补充、丰富了“译名通则”的内容。如：1.日本人名表达在《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中,曾规定“使用汉字和曾自造汉名的外国人,可直接采用其汉字名(包括日本汉字)”,《天文学名词》中有一个日本天文学家的名字,其英译名为Hayashi,其日本汉字为“林”。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考虑到为了不与其他姓林的科学家混淆,根据其全名订名为“林忠四郎”,其读音在日本为はやし,而在中国按汉语发音读为lin zhong si lang,不读成Hayashi。我们觉得这样表达和读法是可取的。2.协调确定：译出全名时后边一般不带“氏”字,单音节人名或简称名可加氏字。3.译名有时采用简称。当一个外国科学家姓氏太长、译成汉字字数多而读起来困难时,在学术界常把译名简化。如：Cassegrain focus订为“卡氏焦点”。Gregorian year订为“格里年”。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订为“赫罗图”。Arias－Sell reaction订为“A－S反应”。4.与人名相连的术语,有时亦可意译表达。如：Bartholin cyst订为“前庭大腺囊肿”。5.顾全大局,服从公布当后面协调的学科有与前面协调过的学科相同的科学家时,本着译名通则的“同名同译”原则,两个学科的同一科学家译名应一样。但有时两个学科的同一科学家译名不同,这时需要协调统一。当前面协调过的学科名词已确定、并公布,这时后面协调的学科,就不能单从“服从主科”角度考虑,而要发扬顾全大局、忍痛割爱精神,向公布的学科靠拢。即使前面公布的译名,可能不甚妥善,一般也不宜再另订,否则不利统一。例如：Geiger－Müllercounter tube这条术语,电子学习惯订为“盖革—缪勒计数管”,而《物理学名词》公布的是“盖革—米勒计数管”(经协调定的)。我们认为,这时应服从先公布的结果,统一订其名为“盖革—米勒”。再如Wilson这位科学家,《天文学名词》公布其译名为“威尔逊”,而物理学原译名为“威耳孙”且也比较惯用。后来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本着服从公布、以利统一精神,改订为“威尔逊”了。为进一步做好译名协调工作,我们觉得今后有些地方还应加以改进。如：1.有的学科提出的译名材料中,对有些外国科学家的国籍未标清楚,进行译名协调时,难以对其原译名加以可否。希今后提出译名协调的学科,先要作好这项工作,必要时需花些力气对一些科学家的国籍,做些调查研究工作。2.有的学科提出的译名材料,未能把全部要公布的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全提出来。协调后发现有落掉的,有的后来补充协调做了弥补;有的则未补充协调,该学科自己决定用了他们的译名,事后发现这里面有的订得不妥,给后来译名协调工作和术语统一工作带来困难。希今后有落掉的,要补充协调,不要本学科自己就确定了。3.有的学科译名协调后,未能将分委员会讨论结果反馈给译名协调委员会。后来发现有的学科并未完全按协调结果定名,使后来协调工作被动、难做。4.有时由于协调人名多、时间紧,各译名未能得到充分讨论、协商,最后协调结果未能明确,尤其是本学科参加会议人员亦未明确,从而影响后来工作。5.虽然我们曾把87、88两年协调的译名材料,分别整理出来了,但87年的材料不够完善,并有差错。今后要把所有协调过的译名,统一以英文字母顺序按外文名、国籍、学科、协调前译名、协调后译名和备注的格式,整理出来,供参考。希今后各学科的译名材料,也按这个格式提出来。总之,三年来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工作,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在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和各学科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从零开始,摸索前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要实现钱三强主任提出的在2000年前把我国科技界各学科术语都审定公布一批的宏伟目标,我们还需不断总结经验,奋力向前。我们相信,译名协调工作今后虽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正如我们委员会名誉主任陈原先生所讲的：“今天协调不了明天再协调,明天协调不了后天再协调,总有一天协调出来,那就很好。”让我们与大家共勉,做好这项工作。     

关于Greenwich译名的讨论

Greenwich原是英国首都伦敦东南郊的一个小镇,现在是大伦敦的一个区。它的著名于世主要是因为1675年在此地建造了英国皇家天文台;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又选定通过此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计量时间和地理经度的起点。因此,它除了是地名以外,还经常与某些天文学、地理学或大地测量学的术语共同组成专业科技名词,例如：～meantime,～meridian等。目前,我国对于Greenwich的音译存在着“格林威治”和“格林尼治”两种不同的译法。根据统一译名的要求,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分歧？本文试从“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这两个原则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几种可能解决这个分歧的方案进行比较,希望引起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参加讨论。一、从“名从主人”方面考虑“格林威治”是我国较早的译法,根据我们不完全的查考,早在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地名辞典》(丁察盒、葛绥成编辑)中就采用这个译名。该书的前言指出：“我国地名辞典向无专书,研究地理者殊鲜参考之善本。……外国地名译音至为纷纠,本书悉以习见之译音以为标准”。可见在当时“格林威治”已是较普遍的译法。“格林尼治”则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由商务印局馆出版的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天文学名词》中就采用这种译法。这两种译法的区别在于原词中的第六个字母“W”是否发音。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地名语源词典》(邵献图、周定国等编)在“格林威治”条目中有如下说明：“其名称在英语中意为绿色的村镇。……由于读音变化,Greenwich中的w在现代英语中不发音,故中国天文学界译为格林尼治。”又198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对Greenwich的汉译名也采用“格林尼治”。由此可见,我国的地名学家以及英国的语言学家都认为“格林尼治”更符合于现代英语的发音,因此也更符合“名从主人”的译音的原则。有一种意见指出,在国外出版的英语词典中对于Greenwich的注音实际上也有“w”发音或不发音两种情况,经查考确有此事。1976年出版的“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对于Greenwich就指出了两种“w”发音的情况,一是指某些英国以外称为Greenwich的地名,二是指某些不熟悉当地发音规律的人对Greenwich地名的读法。1963年出版的“Webster's Geographi－cal Dictionary”还具体列出了某些“w”发音的Greenwich地名,它们都是一些极为偏辟的地方,例如美国纽约州东部的小村或南极洲的小岛等。但是,在我们所查考的各种英语词典中,没有发现一处指出英国伦敦的Greenwich中的“w”是发音的。二、从“约定俗成”方面考虑有一种意见认为,“格林尼治”虽然比“格林威治”译得更确切,但是后者在我国已经约定俗成,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再改变它。但是根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在我国目前的各种科技词书中,采用这两种译法的都各有一大批。为了简化,下面只列出部分书名及其出版年代和出版社名。1、采用“格林威治”的词书主要有：《世界地名译名手册》(1976,商务印书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1,商务印书馆)《英汉现代科技词汇》(1982,上海科技出版社)《英汉工程技术词汇》(1976,国防工业出版社)《英汉航空与空间技术辞典》(1976,国防工业出版社)《英汉火箭技术辞典》(1963,国防工业出版社)《英汉空间电子学词汇》(1981,科学出版社)《英汉无线电电子学词汇》(1981,科学出版社)《英汉地球物理探矿词典》(1978,地质出版社)2、采用“格林尼治”的词书主要有：《物理学词典》(1979－1981,原子能出版社)《英汉天文学词汇》(1986,科学出版社)《英汉自然地理学词汇》(1976,科学出版社)《英汉测绘词汇》(1978,测绘出版社)《测绘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英汉气象学词汇》(1974,科学出版社)《英汉空间物理学词汇》(1981,科学出版社)《英汉航海词典》(1980,人民交通版出社)《英汉水文学词汇》(1985,科学出版社)《英汉海洋学词汇》(1977,科学出版社)《英汉常用地质学词汇》(1984,科学出版社)《宇宙航行学辞典》(1976,国防工业出版社)《英汉科技词汇大全》(1983,科普出版社)《英汉综合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词汇》(1983,科学出版社)《简明天文学词典》(1986,上海辞书出版社)以上的统计是十分粗略的,只是为了说明“格林威治”和“格林尼治”目前各自有其习用的学科领域;大致上地名学界和工程科学界习惯用前者,基础自然科学界则习惯用后者。如果要考虑“约定俗成”的话,两者似乎只存在着”俗成”的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的差别。约定俗成的又一实例是我国出版的《天文年历》至少从1961年度起,《中国天文年历》从1969年至今都始终采用格林尼治。三、解决分歧的方案根据统一译名的要求,不外乎根据某个原则对两种译法作出选择其一的决定。问题是哪一条原则更合理。而更重要的是最好能找到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下面试对几种可能的方案进行比较。1、统一于“格林威治”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Greenwich是个地名,因此应统一采用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的标准译名,即格林威治。这种意见所依据的原则是“统一比准确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也就是既已约定俗成就不必再改了。这种说法对于某些具体的例子是合理的,例如对苏联首都的译名“莫斯科”不必硬性更改为“莫斯克瓦”。但是对于Greenwich这个地名来说却欠妥当。正如第一节所分析,“格林尼治”是比较确切的译法,第二节的统计又告诉我们它已为相当的学科领域所采用。如果硬要取消“格林尼治”,等于要求这些学科放弃已经沿用的比较确切的译法重新使用一个不太确切的译法。这样做似乎不符合于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应该逐步规范化的总趋势。这里让我们附带了解一下我国地名译音的总原则。根据我们不完全的查考,现把有关规定抄录如下。1959年国家测绘总局地名译音委员会曾拟定了《用汉字翻译外国地名的一般原则(草案)》(载<测绘通报>1959年第9期)其中第二条规定是：“以‘名从主人’为基本原则,以‘约定俗成’为例外”。1981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附有《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其中第二条规定是：“外国地名的译写应以音译为主,力求准确和规范化,并适当照顾习惯译名”。由此可见,地名的译名并不囿于“约定俗成”,它也有逐步规范化的趋势。2、统一于“格林尼治”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格林尼治”比“格林威治”更为确切,就应该放弃后者统一于前者。这种意见所依据的原则是“向准确的方向统一”,我们原则上同意这种意见。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汉语与外语自然科学名词的对照,也有利于将来用汉语拼音来表达外国专名,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我们希望先从自然科学著作开始实行,例如Greenwich mean time和Greenwich meridian统一译为格林尼治平时和格林尼治子午线。因为与此直接有关的学科已经一直是这样用的,只要相邻学科也这样用就可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但是考虑到Greenwich作为地名牵涉到政治、经济、外交、新闻等领域,要更改译名可能还有一定的技术问题,我们提出另一种方案供有关专家考虑。3、暂时并存,逐步向“格林尼治”靠扰这里所谓“暂时并存”是指在词书中将Greenwich的两种译名并列,这种做法目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名辞典》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对Greenwich的汉译都是表达为“格林威治(或译格林尼治)”。如果大家都认为“格林尼治”是较确切的译法的话,某些过去采用“格林威治”的词书可以用如下的表达作为过渡,即“格林尼治曾译格林威治”。各类词书往往能引导人们正确地应用名词,经过时间的推移,新的译法就会逐渐被大家所接受。这种方案我们还可以在我国出版的地名手册中找到类似的例子。迄今我国对美国两个州的译名尚未统一,它们是Iowa和Michigan。1960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地名手册》中其汉译名分别取为“衣阿华<艾奥华>”和“密执安<密歇根>”。197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辛华编)则直接取为“衣阿华”和“密执安”1985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美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则已改为“艾奥瓦<衣阿华>”和“密歇根<密执安>”。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艾奥瓦”和“密歇根”无疑是最确切的译法,而“衣阿华”和“密执安”却是我国的传统译法,目前我们还经常在报刊杂志上见到。从地名手册对这两个州的译音表达的变化,也许可以找到由“格林威治”转化到“格林尼治”的途径。我们既非语言学家更非地名学家,以上意见恐有不当之处,望有关专家指正。〔编者注〕：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天文学名词》中Greenwich已定为“格林尼治”。     

谈谈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几个原则问题

外国自然科学家姓名的译法,和外国人名一样,原则上应是音译。原因比较简单,这是由于姓名是供人称呼,只要用一定的音表达出来就行了。但是事实上,外国人名中个别的词是有一定含义的,如表示辈分(代的顺序)的,长幼的,爵号的,等等。同时我国汉字又是绝大多数表意的,译名时不可能全用非表意的汉字,结果,译者的目的虽然是音译,而事实上往往被理解为一定程度表意的。况且我国与外国自然科学的交流已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有的外国自然科学家且早已到我国来访,甚至有的长期参加工作,因而对他们的译名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许多已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了。当然,有的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化(或标准化),只可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又因为有许多非英美国家的人名常常通过第三国文字(一般用英文或日文)转译为汉文,也有一定程度的走样,因而翻译界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此外,在翻译时,原则上以音译为主,但偶而采用意译、形译或混合译法也是有的。所以人名的译法方法很多,而科学家虽只占一般人名中的一小部分,但译法也是五花八门,样样俱全的了。我对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看法是：首先要把已定形且已普遍沿用的汉名,如牛顿、居里、爱迪生……等,划为约定俗成类,予以肯定,同时希望以后不再有名词列入此类中。至于不符名从主人原则的少数译名,也可归入此类。今后要译外国自然科学家的名,要先了解其原名,实现“名从主人”,然后才予翻译。翻译的原则是音译法,而且是同名同译。不过,过去已经有了译名的,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已有而不符新规定的译名作为约定俗成,对第二个人就要新译(音译),这是参照外国地名的译法而提出来的。例如英国的Cambridge已译为“剑桥”,而美国的Cambridge则译为“坎布里奇”。当然,这一方法可能会出现例外。假使第一个人名译名后若干年又出现他的亲属,怎么办？是否译为异名,值得考虑。对于这一情况,我看把旁系亲属译为异名未始不可,至于直系亲属,仍以译为同名为宜。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原则上采用音译法,但对于日本人名,只要这位科学家原名有汉字的,就要采用形译法,即搬过来用就行了。但少数日本人以汉字为姓、日文假名为名,这些人的名只可以音译了。这一方法还可适用于以日造汉字为姓名的科学家,译名时不必另造汉字。这样一来,日本科学家的译名会出现汉字形译(搬用)和音译混合的形式,但因为日本人名本身就有汉字和日文假名混合的形式,所以对我们的混合译法是无可非议的了。采用音译法时,我想原则上要按文种列译音表,但表中对某些字母不同的几种发音,则要按发音情况而分别译出,并予注明。表中的汉字要尽量采用常用汉字,但要避免用具有普通含义而又便于搭配的字,例如Handel不要译为“汉的儿”。此外,不可用古汉字,不创新汉字,也要避免使用近期内新造科技用字,如“氧”、“焓”…等。采用音译法,有一个最易出现的难题,即多少个汉字与一个外文音节相对应。汉文是简单的单音节字,而外文一个音节往往在简单音节上增加一个或几个辅音。对于后者,有人主张尽量增加音节而译成汉字,但也有人主张尽量删去不译。我看原则上在辅音字母数较多而发音很低(不重要)的音则予删去,例如气象学家Hildebrandson希尔德布兰德逊,其中有加重点(.)的字(字母)可以略去不译。最后,希望大家本着互相谦让的原则,对自己熟悉的译名又有愿予割爱的精神,共同把协调工作搞得更好。     

玻璃译名考——兼评《注》“璧”注

玻璃的译名本来够多的了,若再加上琉璃的译名,那就多且繁矣！这样说读者也许会感到茫然,因为现在的玻璃和琉璃分明是两码事,怎能加在一起呢？殊不知在我国古代,玻璃和琉璃原本是一码事。不信,请看：《辞源》“玻璃”条下就说：“(琉璃)唐代称为玻璃,宋元以来称为宝石”。^[1]明人顾起元的《说略》上明白指出：“琉璃,一作颇黎,一作玻璃,西国宝,千年冰化,故曰冰玉”。^[2]方以智(明末清初人)在其《物理小识》里也有“……今山东益都颜神镇烧琉璃,……即玻璃也”^[3]的话。《化学工业发展简史》说得更具体了：“玻璃又名颇黎,古时有时称为琉璃,但琉璃这个名称,有时是指用牛羊角所制的薄片,也很透明,古书上颇黎与琉璃并举,故有混淆的可能,应予注意。”^[4]在《说文解字》里,许慎称之为“璧”的^[5]就是这种东西。这里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清人段玉裁(1735－1815)撰写《<说文解字>注》对“璧”一词作了详尽的注释,正因为段氏这个注释既给我们传达了有关玻璃译名及其来源的信息,但同时也把我们导入了误区。下面是段注的摘要(黑体为《说文》原文,仿宋体为段注,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石之有光者,璧也。……璧,即璧流离也。《汉书·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离……”。《汉书·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吴国《山碑》纪符瑞亦有“璧流离”。梵言“吠瑠璃”,“吠”与“璧”音相近。《西域传》注：“孟康曰：‘璧流离’青色如玉”。今本《汉书》无“璧”字,读者误认正文“璧”与“流离”为二物矣。今人省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古人省之曰“璧”,“”与“流”、“瑠”音同。杨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是古亦有作“流离”也。出西胡中。西胡,西域也。班固曰：“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故《说文》谓之“西胡”,……《魏略》云：“大秦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师古曰：“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6]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对这则段注的评价是：“关于璧流离这个语词在汉以前的出处,段玉裁所说已经介绍的非常详尽,可惜他只泛指为胡语而没能仔细推究它的语源。”^[7]笔者认为大师的评语有的流溢美之音,有的挟护短之嫌。下面就段注作一浅评。首先要指出的是：玻璃的译名(即《说文》称的“璧”,段注说的“璧流离”)远不止段举的那几个,至于他说的“‘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的“胡语”,恐怕不像罗氏所说的是“泛指”,而是错指了。不错,我国古时所称的“胡”,自魏晋至隋也包括西域(秦汉时只指北方的匈奴),但据笔者查考,段注引班固说的三十六国(或五十一国)中没有包括印度(《史记》称“身毒”,或写作“身笃”,《续后汉书》称“天竺”,《大唐西域记》里还有“贤豆”之名),这也可从它(《汉书》)对西域的界定中看出：“(西域)南北有大山(北指阿尔泰山,南指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天山西段),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旧时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8]可知《汉书》上的西域是狭义的西域,即今新疆一带和前苏联中小亚细亚地区,印度和波斯(今伊朗)等西南亚国家不在其内,而玻璃译名词源的真正出处是印度,个别出自波斯。退而言之,段注“胡语”的“胡”是指广义的西域,即扩大到西南地区的西域吧,可是当时对印度不称“胡”,对印度语更不称“胡语”,这有典籍为证。如《魏书》上说：“浮屠正号曰佛陀,……皆西方言,……沙门,或曰桑门,总谓之僧,皆胡言也。”^[9]这里不必研究魏收的“浮屠”、“沙门”等名的出处是否正确,但他明白无误地把“胡言”和“西方言”分开来了。这里的“西方言”就是指的印度语,“胡语”则指西域语。还有宋朝的法云和尚在其《<翻译名义集>序》里说得更明白具体：“能诠之名,胡、梵音别,……葱岭以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10](“铁门”为古关名,在今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附近,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要隘)。法云不但认为“胡、梵音别”,而且把印度与“胡乡”(即狭义的西域)的地理界线都划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段注对玻璃译名词源的出处不是“泛指”而是错指并非妄言。既然巫山县太爷(段玉裁曾任该县知县)连出处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罗氏要求他指出词源来,岂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其实“璧流离”的词源就是梵文Velūriya)。第二,段注说“今人省之(指“璧流离”)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段氏明知西汉杨雄(公元前53－18)在两千年前写的《羽猎赋》里已有“流离”一词了,却硬说是“今人省之”的。岂不自相矛盾！至于“今人……改其字为‘瑠璃’”,则更显得无知了。殊不知与杨雄同时的桓宽(宣帝时人)在《盐铁论·力耕》里就赫然书有“瑠璃”两个字(原文见后),而魏晋以后译的佛经里,几乎俯首即可拾到“瑠璃”(详见后)。段氏也许没有读过佛书,难道《盐铁论》也没读吗？当然,段氏说的“今人”没有指出时限,但一两千年前的人总不能算“今人”吧。第三,段注说“今本《汉书》无‘璧’字”,但据笔者查阅能找到的《汉书》各版本都有“璧”字,连段氏自己引的《汉书》(即段注中的《地理志》)里也有此词,不知他说的“今本”又是什么本子？第四,关于“璧流离”的出处问题。段注认为最早出自《汉书》,其它典籍也都如此,但笔者对此始终存有疑窦。既然“流离”、“瑠璃”等名是由“璧流离”脱胎而来,那么“璧流离”就是母体了,可是,如上所述,“流离”和“瑠璃”在班固(23－92)兄妹撰《汉书》前的百多年就有了,哪有母亲比儿女晚出生一百多年呢？不错,段注也提到“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一词,但不知此画出自何时何人手笔？从名辞书典籍没有把它作为“璧流离”的出处来分析,它的问世时间不会比《汉书》早。由于笔者一时也未找出它的更早出处,这个问题就暂时存疑。总之,段氏的“璧”注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毕竟做了一些发前人未发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考证,其功是不可灭的。澄清了段的“璧”注以后,为了不使读者纳闷,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谈一下琉璃的问题。前面已经引证了古代的琉璃就是指的玻璃,但尚未说明古代琉璃与现代琉璃是不是二而一的东西？不是的话,两者又有什么区别？首先必须肯定,琉璃在古代和现代不是一码事,至于它们的区别,《古今陶瓷源流考》(清人著,姓氏不详)说得非常清楚：“古者琉璃本属金属之类(应属矿石之类),《魏略》云：‘大秦国出琉璃十种,盖矿产地,今之琉璃则系熔化药石,制成彩釉,施于陶器,因其光华润泽似琉璃,遂以是名耳’。”^[2]可见古代的琉璃原是一种透明的矿石,《西域传》注说它“青色如玉”(见前),这就是现在称的绿宝石,也叫绿柱石或猫儿眼,与翡翠同类。玻璃原来也指一种天然宝石,但多数人(包括一些辞书编者和学化学的人)说它就是水晶,大谬矣！按水晶透明无色,而天然玻璃是有色的,唐释慧苑的《新泽大方广佛华严经义》(以下简称《慧苑音义》)说它“有赤有白”^[11],而慧琳法师(唐人)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则说有“黄、碧、紫、白四种差别”^[11]。正因为玻璃和琉璃原来都是指的“光华润泽”的宝石,只是颜色上有所不同,我们的先辈就把两者混同起来了,这就是古代把琉璃称作玻璃的原因。还要指出的是：关于我国玻璃和琉璃的译名词源,各家所说不一,但主要来自梵文则是一致的(注意,这里说的梵文包括sanskrit<即经典梵文,唐宋人称“正梵音”,罗常培译为“梵文雅语”,以下简称“梵雅”>和prakrit<罗常培译为“梵文俗语”>),因为“玻璃”和“琉璃”两词在印欧语系里的原始形式都是梵文(指梵雅),如“琉璃”在梵雅里为vaidūrya(本义为“青色宝”,后来变成“有色玻璃”的通称^[7]),其它如希腊文的beryllos,拉丁文的beryllus,波斯文(也包括阿拉伯语,因为它们这两词拼法一样)的bilaur,中古法语的beril,中古英语的beryl都源于vaidūrya,而梵俗的velūriya则是vaidurya的音转。^[12]“玻璃”一词,梵雅为sphātika,波斯文为phātika,巴利文(古印度文之一)为phālika,梵俗为phāliha^[13],一看就知道这里的phātika,phālika和phaliha是sphātika的音省或音省加音转。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的玻璃和琉璃的译名都是从梵雅移译过来的,只能说大部分是这样。从梵俗译过来的也很多,还有个别是以波斯文和巴利文为词源的。由此看来,玻璃(包括琉璃)的词源可真不少,而译名则更多,据笔者初步挖掘出来的就有五十多个。现在要做的就是对号入座的工作了。形象地说就是媒人牵线的工作,也就是把原文词和译名发音相同或相近的作合起来配成对儿。这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当然,如果译者在翻译时是按原文音节逐个译出来的,且其发音又正确的话,媒人按音索“骥”就可毕其功矣,无奈大部分译名不是这样。大家知道,汉语是单音节文字,这种文字不习惯接纳多音节词,古汉语尤其如此。因此,大多数译名都省略一个、两个或更多的音节或音素,省多了,庐山的面目就隐约在“虚无缥缈间”了,这是困难之一;之二是,有些译名并非直接从印度方面传入,而是通过西域转进来的,在辗转过程中,自然要受到西域语的感染,于是发生音变,或者有的就是西域语的译名的再转译,也就是第二手的译名,现在要拿第一手的原文与某些音变的或第二手的译名对号入座,当然会枘凿不入了;之三,有的译者(包括西域译者)发音不正确,从而有产生“讹转”(慧琳语)或“讹略”(玄应语)或“讹转”加“讹略”,如此这般的折腾磋跌,更使媒婆扑朔迷离,无法找到门当户对的搭档。遇到这种情况,月老只好“拉郎配”了。再者,译名虽说有五十多个,但有些只是字不同音却相同或相近的,笔者把此类译名归在一起,用“/”或“(/)”符号隔开,其后再注出原文和出处,这样既省事又醒目。1.璧(/)流离/碧琉璃/别瑠璃它们的词源都是Velūriya(梵俗)的省音译(省去了尾音节－ya)。“璧流离”是我国最早的、有三个字的译名,现在都说语出《汉书》(引文见前),它不但演化出这里列的几个异体名来,还是早期两个字的译名的母体,即早期两个字的译名都由它省略而成,所不同的只是有的保留了原字,有的则用同音或近音字。如省略第一个字就成了“流离”、“琉璃”等等;省略第二个字就是“玻璃”、“颇黎”等等;而“璧”一名即第三个字的省略。“碧琉璃”、“流离”和“别瑠璃”三名引自高名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笔者只发现汉刘歆的《西京杂记》里有“绿琉璃”的说法。2.璧(/)：按“”为“”的俗字词源与1.同,省去了末尾两个音节－riya,其出处见《说文》“”条。3.流(/陆)离/琉(/瑠)璃/楼黎词源同1,省去了首音节ve－和尾音节－ya。“流离”一词始见于《羽猎赋》(原文见前),“陆离”语出《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但此处意为“参差错综貌”,因音同而借用之^[14]。“瑠琉”的最早出处是桓宽的《盐铁论·力耕》：“……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15]“琉璃”比“瑠璃”要晚出一二百年,时间约在东汉至三国。如《孝经纬·援神契》(系东汉人伪托《孝经》之作)^[16]、《海内十洲记》(原题西汉东方朔撰,据考证为六朝人伪托^[3]、《汉武故事》(原题班固撰,实为六朝时人之伪作)^[16]、《博雅》(即《广雅》,三国魏张揖撰))^[17]等书均有此词。自“琉璃”出世后,它与“瑠璃”并行而不悖,直到清朝,这位后生(琉璃)便把兄长(瑠璃)挤下了历史舞台,其具体时间大约是清中叶以后,因为清初的纳兰性德还有“瑠璃一万片,映微桑乾河”^[18]之句。至于“流璃”和“楼黎”,只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下载有其名。此外,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里还有“琉瑠”(或作“瑠琉”)之名：“社公引佐吏命前坐,……令作乐,器悉如琉瑠。”^[18]4.吠瑠璃(/琉璃/)毗瑠璃(/琉璃)词源同1.,省去了尾音节－ya,“吠瑠璃”和“毗瑠璃”均见玄应(唐释)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玄应音义》)：“瑠璃,吠瑠璃也,亦云毗瑠璃,又言鞞头黎,……”^[11]。具余的均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5.毗头黎(/利)/鞞头梨/头利它们都是Vaidūrya(梵雅)的省音译(省去尾音－a)。“鞞头梨”引自《玄应音义》(引文见4.),“毗头黎”与“头利”均见《语言与文化》(P.23),“毗头利”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6.吠努离耶/吠(/别)瑠(/琉)璃耶/鞞稠梨夜/拏璃耶这些都是全译名,除“鞞稠梨夜”与Vaidūrya音近外,其余都是Velūriya的对音。“吠努离耶”见《梵语杂名》：“瑠璃,吠努离耶。”^[11]“吠瑠璃耶”见《慧苑音义》：“瑠璃梵言,具云吠瑠璃耶。”^[11]“鞞稠梨夜”见《佛学大辞典》“吠瑠璃”条,“吠琉璃耶”,“别瑠璃耶”和“拏璃耶”均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7.玻璃(/琍/瓈//梨)/波梨高名恺说它们源于梵雅sphātika或波斯文phātika^[19],丁福保只说源于Sphātika,^[20]可是它们都与译名对不上音,笔者认为季羡林说的源于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比较合拍^[10](只省略了尾音节－ha或－ka)。按“玻璃”之名在《太平广记》(卷81)引的《梁四公记》里有记载：“扶南(古国名,在今越南南部)大舶从西竺国来,卖碧玻璃镜,……”^[21](不过《康熙字典》“玻”下引的《梁四公记》的这段话,“玻璃”写作“颇黎”)。“玻瓈”语出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玻瓈,玉也”。^[22]“玻”一词最早见于三国魏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为该书称的“七宝”之一：“金、银、瑠璃、玻、珊瑚、玛瑙、砗磲”^[23]。“玻琍”和“波梨”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尚未找到其它出处。8.颇黎(/梨/瓈)各家对其词源的说法与7.同,但笔者从季氏之说,即为phāliha或phalika之省音译。“颇黎”始见于六朝人假托的《十洲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16]“颇梨”见《魏书·西域传·波斯》：“(波斯)土地平正,出金、银、瑜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黎……^[21]。再者,《玄应音义》说“颇黎”是“讹略”的译名(原文见11.),他显然认为它的原文词是梵雅sphātika才作此武断的,殊不知佛家术语,如前所说,词源除来自梵雅外,还有梵俗、波斯文和巴利文等。“颇黎”一词若依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的发音,只能说是“略”而不“讹”。“颇瓈”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9.颇迦其词源应是波斯文phātika或巴利文phālika之省音译(省去了中间音节－ti－或－1i－)。“迦”古读作ka。出处同8.的“颇瓈”。10.颇胝“胝”,《玄应音义》谓“竹尸切”,即发zhi音。据此,其词源应是phātika(波斯文)的省音译(省去尾音节－ka)。此名见《玄应音义》：“颇黎,……西国宝也,梵言塞颇胝迦,又言颇胝,此云水玉,或云白珠。”^[11]稍后的《慧琳音义》又进一步解释说：“颇胝迦,古译或云颇黎,或云颇胝,皆讹转也。正梵音云飒破迦。”^[11]根据慧琳的说法,其词源应是“正梵音”(即梵雅)sphātika。然而照波斯文phātika拼起来,更接近译名的发音,它既不“转”,更不“讹”,只是省去了尾音节－ka而已。可见慧和尚也患了与他师兄玄应师父同样的毛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不知波斯文、巴利文等也是词源)。11.颇胝(/眡/置/眩)迦/婆致迦/破迦它们都是波斯文phātika的全音译。关于“颇胝迦”,《玄应音义》是这样解释的：“颇胝迦……亦言娑波致迦,西国宝也。旧云颇黎者,讹略也”^[11]。“颇眩迦”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迦宝,其方尺余,其状如水晶……”^[20]。“颇胝迦”见《汉语大辞典》“颇胝迦”条,“颇置迦”录自出《佛学大辞典》“玻璃”条。12.颇梨色：《慧苑音义》载有此词：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状少似此方水精,然亦有赤有白等也”。^[11]根据慧苑说的“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原文当是梵雅sphātika的“讹略”加“讹转”了,但我们认为巴利文phālika或梵俗phāliha更接近译名,只是末尾的“色”没有脚落,也许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而发生音变吧。13.颇胝尸此名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关于它的词源,高氏只笼统说是sphātika或phātika,但后者更接近译名,只是“尸”与“－ka”对不上口,可能也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14.坡(/娑波/塞颇)致迦/塞颇(/玻)胝迦/飒破置迦/萨颇置迦这些都是全音译,一看就知道词源是sphātika(梵雅)。“坡致迦”出处见[12],“塞玻胝迦”见《大唐西域记》(P.41注三),“塞颇胝迦”和“娑波致迦”的出处分别见[10]和[11],“飒破迦”见[10],“萨颇置迦”语出《梵语杂名》：“颇黎,萨颇迦”^[11],“塞颇致迦”见《佛学大辞典》“玻璃”条。以上都是音译名,还有意译名,如“千岁冰”^[25](原作“千岁水”,宋人唐微慎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本)改“水”为“冰”)：“水玉”^[10]、“白珠”(见[10]、“冰玉”(见[3])、“宝石”^[1]等等;此外,还有音译加意译名,如“琉璃珠”(语出《博雅》)^[17]、“瑠璃珠”^[17]“颇梨珠”(见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智度论》：“譬如过千年冰化为颇梨珠。”)^[24]等等。玻璃的译名已挖出的就有这些,至于有没有非译名？有的话,叫什么？我国什么时候有了玻璃？外国的玻璃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等等、等等一连串的“？”,读者一定也想得到回答,但这些已非本人所能涌括,笔者拟另撰文探讨之。     

论点摘登

●提出可暂用SARS中译名“萨斯”。他说 ,关于音译姓名 ,无论是英译中 ,还是中译英 ,根据个人从事翻译工作半个多世纪的经验 ,第一个准则是切合或近似原音 ,例如英国戏剧家shakespeare之译为“莎士比亚” ,中国“孙逸仙”之按粤语发音之译为SunYet sen ,莫不如是 ;第二个准则为“约定俗成” ,上述两人之译名 ,早已得到世人共认和通用 ,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第一个准则。至于字数或音节数之多寡 ,则无关重要。根据上述准则 ,认为暂用SARS中译名“萨斯”作为过渡 ,既无伤大雅 ,又可家喻户晓。● :建议用“痧示”作为SARS的中文译名。虽然…     

关于科学家人名的译名统一

在科学技术术语中,有一类是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定律、效应、方程,系数等构成的。要统一这一类术语,就要作好外国科学家姓氏的译名统一工作。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组织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时,遇到大量外国人名的译名,作好这些译名的统一就是我们编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几年的摸索中,我们感到译名统一的过程就是如何处理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这样两条译名原则的关系过程。根据我们的体会,这两条原则在运用中都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约定俗成的掌握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一点大家比较清楚。因为“约定”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约定,有大范围的约定,如牛顿、爱因斯坦、哥白尼、达尔文这些得到各界承认的约定俗成;也有某一学科范围内的约定(即所谓“小约”);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约定”也并不鲜见。同样,名从主人也不能绝对化,因为西方人流动性较大,且历史上经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所以要认真追溯某个人物的姓氏究竟属于哪个语种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有一些甚至会成为科学史上的一种专题考证,这当然不是大多数从事译名工作的人所能承担的。况且,在西方人名中,不少语种的姓或名(西方人在早期是没有姓的)若认真追溯上去,他们往往来自同源,所以把名从主人绝对化加以追寻,实际上又将导致取消这一原则本身。我们在贯彻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原则时,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1.贯彻名从主人的原则时,切不可硬性地“正名”。有些同志对名从主人这一原则也不能绝对化不很理解,因而在译名工作中提出过要“正名”,即不承认任何约定俗成的译名,要以名从主人的原则统一所有外国人名的译名。例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物“达芬奇”这个在学术界、艺术界广泛采用的译名就进行过“正名”,按该人的外文名Leonardo da Vinci改译成“利奥纳多·达芬奇”。这种改法单从翻译的角度看当然没有错,因为达芬奇所处时代欧洲人的家姓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人的家姓形成经历了从9世纪到16世纪这样漫长的过程,个别地方甚至到19世纪才完成),而他在当时是属于没有姓的,Leonardo只是他的名,而Vinci则是地名,da是介词。所以他的名的准确译法应是“芬奇地方的莱奥纳尔多”。这样正名虽没有错,但广大读者却不知道他是谁了,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读者不可能想到查“达芬奇”这个人物条目要到“利”字头里去找,这样就给读者带来了不便。另一方面,这样人为地正名,不可能改变广大学术界人士的习惯,因此,只能是给这个本已统一的译名增加一个新的译名,造成了新的混乱,违背了正名者的初衷。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对于人名译名这种没有学术内容只是一种符号的东西,统一远比准确重要,况且,不同语种之间的译音准确与否只是相对的,而对于汉语这种具有四声特点的语言来说,要追求译音绝对准确只能是一种蜃景。2.贯彻约定俗成译名时要注意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因为科学家在全社会中的知名度往往不及作家、演员等(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这样一些人类历史上划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在我国社会上的知名度就远不及某位相声演员),所以要这些学者姓氏的译名都必须具有“大约”的特点才承认是不现实的。许多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术语,如“玻尔对应原理”、“厄缶实验”、“蒲福风级”、“门捷列夫周期表”等,都有一定的应用范围,对这种较小范围内的约定俗成译名也必须尊重,以避免为求准确而硬改所造成的混乱。例如,“蒲福风级”是以英国海军将领、水文地理学家Sir Francis Beaufort的姓氏命名的,若按标准译法应译作博福特,但若把蒲福风级改译成博福特风级,就会使人误以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风力分级标准了。同时,在科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若干学科领域并且都有建树,而不同学科对这同一个人物有不同的译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在几种译名中选择一个与其原语种发音更接近的来统一,决不另起炉灶,重新译名。例如化学家、物理学家L.C.Pauling,在化学界有译作鲍林的,也有译作泡令的,物理学界则译为泡令,并有“泡令定则”等术语。对这几种译名,我们考虑“泡”的发音与Pauling中的Pau相近,而“鲍”字在汉语拼音中属“B”字头,与原文相去甚运,于是我们就统一用“泡令”,而不是照译名手册另译一个“波林”来代替。这里指的协调统一也不能绝对化,而是能协调统一的尽量统一,但也有少量译名,不同学科间的不同译名沿用时间很长,一时难以统一,我们就选定其中一个作主要译名,但同时注明又译“××××”,便于读者了解这个人物的另一较通用的译名。除了要防止把同一人物译成多个名之外,还要防止把同一家族的人译成不同的姓氏。例如,英国一个造船师Sir Samuel Bentham,他的儿子是植物学家G.Bentham,他的哥哥是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 Bentham。造船师的S.Bentham一般均译为本瑟姆,但哲学家的J.Bentham的译名则是边沁。两个译名中,本瑟姆的译名符合译名手册的用法,但“边沁”这一译名在我国的“名气”远比S.本瑟姆和G.本瑟姆大,所以,我们就用“边沁”这个相对来讲不如“本瑟姆”准的译名统一了这几个人物姓氏的译名。3.采取措施,逐步按统一的译音表来统一各学科人名的译名。我国科技领域的人名译名与社会科学领域有过一些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初期政务院曾设立过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各学科领域的名词术语。在当时审订名词术语时就遇到了以人名命名的定律、效应、公式等术语的订名问题,也就涉及到人名译名的统一。由于当时新华社人力有限,顾不上译名的统一这类问题,更无暇制订译音表,所以,当时自然科学组内一些对科学和汉语均有研究的学者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些主要语种的译音表。为区分外语中一些发音相近的音节,他们编制的音表中把t、tt为尾的译作“脱”(如品脱,夸脱等),把te为尾的译作“忒”,把ter为尾的译作“特”,把l与r加以区别(1译作“耳”,r译作“尔”),la与ra也加以区别(la为拉,ra为“喇”),还有把po译作“坡”不作“波”(波字在汉语拼音中是bo,而“坡”则是po)等等。60年代初,新华社编印的各语种译名手册不再作这类区分,把“耳”与“尔”一律作“尔”;“特”、“忒”、“脱”一律作“特”;“拉”与“喇”均作“拉”等,因此,科技界人名的译名用字与新华社的译名用字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差异。当然,现在要讨论哪种方案更好,仍然各有各的道理,问题是要认清统一比准确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统一译名时,除各学科术语中已有的人名作为约定俗成对待外,其余一律按名从主人的原则,根据新华社编的各语种译名手册译出。为了更好地区分哪些人物应作约定俗成对待,我们从国外若干种百科全书中收集了约1万个科技界名人,编译了一本《外国科技界名人录》。书中人物的译名均参照各学会名词机构所编专业学科词汇中的用法确定。学科词汇中没有的,则一律按译名手册定。这样就把约定俗成的译名数目限制住,不使再增加。为进一步统一作好准备。随着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的开展,科学家人名译名的统一工作也提到了日程,相信在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加以组织、协调,一定能事半功倍地完成这一工作。     

人名、地名和科技名词相互关系及其译名协调问题

一、人名与地名之间,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关系人名学、地名学、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学都属于专名学的范畴。研究专名学内容之一是探索人地名之间以及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让我们着眼一下人名与地名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一部分姓氏是来源于地名的。以我国为例,今天不少姓氏是从当时的国名、封地、市镇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而来的。如周武王封于燕(今河北蓟县),他们的后代就姓燕;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今河北大名县),他们的后代就姓卫。又如商时诸侯国：梅、阮、密;周初诸侯国：膝、盛、禹、凡、华、蔡、虢;春秋诸侯国：郯、任、陨、皖等后来都成为姓氏了。像秦、晋、楚、陈、韩、赵、魏等姓,也都是得名于当时的国名。古时管(在今山东省成山县)、表(在今甘肃酒泉)、瀛(今河北省境内)、藉(今甘肃省境内),凡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就以管、表、瀛、藉为姓。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姓氏从人名学研究也证明,这些国家不少姓氏是采用地名的。以英国为例,11世纪以前一般人并无姓氏,只是到了11至12世纪才盛行姓氏,其中一些家族开始采用地名作为姓氏,如英语中所熟悉的林肯、华盛顿、威尔福德、黑尔福德、黑斯廷斯、威斯特摩兰、牛顿等姓氏都取自英国地名。反之,世界不少国家中的地名则是以人的姓氏或名字命名的。以美国和苏联为例,这两个国家常以人名来命名地名,为了纪念本国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科学家以及各界著名人士都有成千上万地名是以人名命名的。美国历届所有总统(除了现今健在四位外),都有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地方。让我们瞭望一下宇宙天体地形命名即可发现,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宇宙要素工作组倡议下,凡是月球、火星上山口名称一律采用世界上古今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来命名。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人、地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得名于首任总统的姓氏,而移居美国的华盛顿祖先其姓氏则得名于英格兰的华盛顿村,真可谓人地名浑为一体了。作为专名学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各个学科为了纪念一些杰出科学家在本学科领域当中的贡献,经常以其姓氏来命名术语;或者以其相关的地点命名术语,后者多反映在地学各学科。以《天文学名词》为例,现代天文学常见的基本名词和术语中,有为数不少的以人名命名的天象、天体、天文仪器、天文机构、常数、方法、效应、定理等,以地名命名的有天文术语、天文台站、地球表面陨星坑、天体表面结构、小行星等。以化学中门捷列夫周期表为例,在107个元素名称当中,就有19个元素命名与地名有关：如镅(Am)和铕(Eu)是得名于洲名：铜(Cu)、钫(Fr)、镓(Ga)、锗(Ge)、钋(Po)和钌(Ru)均得名于国名;锎(Cf)、钪(Sc)、铥(Tm)均得名于地区名;锫(Bk)、铒(Er)、铪(Hf)钬(Ho)、镥(Lu)、镜(Yb)和钇(Y)均得名于城市名;铼(Re)则得名于河流名。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关系,尤其在地学各个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生物学中表现更为明显。在地质古生物学中,塞武纪、侏罗纪和泥盆纪的命名分别来源法国、英国的地名;有关造山运动名称如加里东、华力西、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也来源于欧亚山名;有关冰期和间冰期名称主要来自于河流名称,有的甚至是一些小河名。在地理学名词中,泰加林、普纳高原、克山病等均来源地名。可以说,在各个自然学科中大多有与地名有关的名词术语。二、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在译名上应注意协调统一人名、地名以及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人、地名成分的术语,一般来说,从构词上以及方便使用来看,无疑地都应做到同名同译。国外专家也十分注意名词术语和人、地名拼写的一致。1979年,当我国国务院宣布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以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时,其中将Peking改为Beijing时,英美专家来函认为中国猿人(北京人)Pekingman、北京鸭Peking Duck已进入英语词汇,为保持它们之间的拼写一致,建议北京拼写宜不改动为好。当然我们未采纳这一意见,但它说明了地名与包含该地名的术语需要取得拼写上的一致。苏联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在50年代也存在着名词术语与地名译写的不统一的现象。据50年代统计,苏联当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与地名有关的外来词进入俄语中。然而,以西里尔字母转写世界各国外来词时并无严格的规则遵循,翻译上依然存在一名多译的混乱状况。为此,在1960年8月5日苏联科学院不得不把地名译音问题提交到科学院主席团讨论。并在科学院所属的文化和语言处成立外来语地名拼写和译音协调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并委托该委员会尽快地制定出转写外来语地名的规则。由于苏联科学院系统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组织力量实施,嗣后,在苏联有关俄语当中的科技外来词术语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译写由于缺乏统一的归口,各行业之间,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各立门户,为此致使外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出现一名多译现象则是屡见不鲜的。以Beaufort为例,人名译为“博福特”,地名译为“波弗特”,气象学有关名词译为“蒲福”;同一自然科学家的姓氏在不同学科经常存在几种不同的汉译名。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不久,立即设置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这一机构从事这一方面工作。以下我想谈一下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地名成分的术语其汉译名如何统一的意见。为了实现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规范,中国地名委员会商请新华通讯社、总参测绘局、海司航保部、测绘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以及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1982年1月6日成立了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外国地名译写工作计划,拟定、修订外国地名译写原则、外语译音表和细则,审查以地名委员会名义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的书刊等。自开展活动以来,译写小组制定了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和英汉、法汉、德汉、西汉、阿拉伯汉和俄汉译音表,另外制定了波汉、捷汉、泰汉、缅汉、印地汉等44种外语译音表草案。在译名通则和译音表基础上,1982年编辑出版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5年编辑出版了《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今年编辑出版了《联邦德国地名译名手册》,即将出版《苏联地名译名手册》;1982－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审定了由肃德荣、周定国、郭德荣主编的大型《世界地名录》,本书包含中外地名近30万条目,为全国科技界提供了一部详尽的标准汉字译名的外国地名工具书。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在翻译和审定外国地名时,也注意到在自然科学中一些沿用已久的汉译名作为惯用予以保留。如法国境内省名Jura以及法国、瑞士交界山名Jura,照顾了地质界的习惯译法译为“侏罗”;意大利地名Pisa和荷兰地名Leiden,照顾了物理学界的译名,分别译为“比萨”和“莱顿”,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经中国地名委员会审查和出版的各国地名译名手册,其汉译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也正如钱三强同志在“努力实现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一文中所指出的“遇有外国地名时,要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订的规范地名,加以统一表达”。为此,为保证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译名的统一规范。我们认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自然科学名词,凡包含有外国地名成分的名词术语其汉译名原则上必须与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的译名要统一。遇到个别译名有不同意见时,各分学科可反馈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地名委员会国外组协商解决。据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学科名词征求意见草案,发现不少与地名有关或来源于地名的自然科学名词其汉译名与地名译名并不一致,需要再协调统一。随着名词审定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相应地要分批来解决与地名译名协调统一。既然苏联科学院有关部门经统计,来源于地名的外来词有上千之多,那末我们在这方面工作量也应是大致差不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外国地名的术语译名一定要和地名译名完全统一。比如“格林威治”与“格林尼治”可暂求同存异,到适当的时候和条件成熟再解决。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和实例仍然不少,如美国州名Massachusetts,译为“马萨诸塞”,而作为高等院校则译为“麻省”;Sandwich在英语地名中译为“桑威奇”,而作为食品名称则译为“三明治”。地质古生物年代名泥盆纪、寒武纪则分别得名于英国地名德文郡和坎布里亚,由于泥盆纪、寒武纪来源于日文汉字,当然这就无必要另统一译名了。显而易见,在接受汉字译名遗产时,由于历史原因包袱确实太重。想全面地理顺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之间的译名,决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通过横向联系,应尽可能避免像Greenwich出现一名两译的现象。三、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与地理通名的统一一般来说,地名由专名和通名所组成。在翻译外国地名的通名时通常采用意译。意译的通名原则上应与自然科学名词一致、关系密切的地学各个学科,尤其是地理学和海洋学的有关名词,实际上也是最常见的地理通名部分。而月球星体名称,有关地理通名如环形山、陨星坑等则属于天文学名词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包含有地名成分的自然科学名词的译名应依赖于外国地名的译名,而外国地名的通名翻译又依赖于地学有关学科名词的订正。中国地名委员会为了适应编辑《世界海洋地名录》的需要,使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文译名规范化,于1987年4月17－18日在杭州召开了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译名审定会,会上审定了60多条海底地名的地理通名。代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关学科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所有关同志也参加此次会议,此成果也可看作为海洋学名词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认为今后需要加强横向协作,加速我国人、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进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建议称为“沙司”或“萨斯”

“SARS”一词是Carlo Urbani医师提出的,时间是2003年2月28日,他是WHO的专家,也是第一位死于SARS的专家。3月15日,WHO正式采用此词。目前,此词已被全球科学家广泛接受。据此,正式拟定一个中文名确有必要。我想,可参考AIDS的译法,即采用音译,以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我建议译为“沙司”或“萨斯”。沙司的优点是发音接近,笔画少(共12画);萨斯的优点是发音更接近(注：沙字的汉语拼音为sha,萨字的汉语拼音为sa),但笔画较多(共28画)。再查,抗菌药物sarpicillin已译为沙匹西林;肠道细菌salmonella早已译为沙门菌属,可供借鉴。个人管见,请委员会的专家们指正。还有一点想法,无论用沙司或萨斯,千万不宜再加一个“病”字,否则有画蛇添足之感。我们这里的青年一代,也有提出用“飒”字替代沙字的,也有提出用“士”字替代司字的。飒字有形容风声的含义,有凋零、衰老的含义(见《现代汉语词典》,颇有寓意)。(2003年5月底)     

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

英汉医学词典必定会收入大量的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以往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对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的中文译名缺乏系统性,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将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集中、制定译名模式后统一给出译名。我们尝试编辑倒排程序将词典中所有同词尾医学术语集中在一起,辨别、划分它们分属的学科,并根据具体情况探求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的译名模式,并以此对中文译名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使用倒排程序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亦可供其他科技术语词典编纂工作时参考。《中山英汉医学词典》^[1]①。收录了大约12万条医学词汇。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数量不少的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如何保持这些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需保持系统性英文医学术语,若有相同的词尾,则在同组内互称为“同词尾医学术语”;若同属于某一学科,则又成为“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如表1中的两组英文医学术语：在《中山英汉医学词典》中,这种同学科同词尾术语是很常见的。它们在同一组中,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区别性特征。共同特征是：在形态上都有共同的词尾,在概念上都有共同的描述内容。如在第一组中,共同的词尾是-mania,共同的描述内容是“……狂”;区别性特征是：在形态上都有不同的词首,在概念上都有不同的描述内容。如在第一组中,不同的词首分别是mytho-、nympho-、pyro-,eroto-;不同的描述内容是“谎言”、“男子”、“火”和“色情”。在《中山英汉医学词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审视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中文译名,力求能像以上两组那样,在译名中反映出同组术语的共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并保持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在整部词典中的系统性(systematism)。有必要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制定译名模式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实际上也是术语,作为中文医学术语,也必须符合术语的系统性这一要求。因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在形态和概念方面具有共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所以最好能制定出统一的译名模式,以保持他们的中文译名的系统性。此外,制定了译名模式后,也便于消除一名多义与一义多名的现象。为了确定这个译名模式,我们拟定了以下五个原则：1)判断这些同词尾术语分属的学科。如表2中的96个术语分属于3个学科： phengophobia和pho-tophobia为眼科学术语,chromophobia为组织学术语,其他则属于精神病学术语,即以“-phobia”结尾的医学术语分属于三个语义场,即这96个术语在理论上至少有3个译名模式。2)译名模式最好既要反映出相同词尾术语的共同概念,又要反映出它们的区别性概念。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和“……恐怖”,其中,“恐”和“症”及“恐怖”反映的是共同性概念,而“……”反映的是区别性概念。3)译名模式最好也使译名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形态和区别性形态。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 和“……恐怖”,其中,“恐”和“症”及“恐怖”是这组术语译名的共同性形态,而“……”是这组术语译名的区别性形态。4)译名模式最好能从相同词尾术语组中已有的某个或某些译名(如已约定俗成的名称、其他权威机构或权威词典给出的名称)中挑选和提炼。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的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和“……恐怖”的根据是：类似中文译名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5)译名模式一旦确定,应尽量使用该模式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译名,但也不可“一刀切”,遇到个别英文医学术语难以使用该模式时,也可稍作变化。如phobia(恐怖症),sitophobia(畏食名委,进食恐怖)。然而,要真正做到以上5个原则,就必须将整部词典的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才能实现。正如黄建华教授^[2]所说：“术语所指的概念内容与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且受其限定。只有从特定活动领域的概念系统整体出发,才便于考察某个术语的概念内容。”然而遗憾的是,在以往的英汉医学词典编纂过程中,因为工程浩大,人员分工细,各司其职,定稿后也无法由一个人进行全稿通读,也就无法将词典中的同学科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统一检查、指定译名模式、保证整部词典中的同学科同词尾术语译名的系统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们尝试使用倒排程序来集中这些同词尾医学术语。使用倒排程序集中同词尾医学术语我们先将《中山英汉医学词典》的所有英文词目和中文译名输入以Visual Foxpro 6.0建立的数据库表单,然后执行以下的程序：set talk offuse Med.dbfdo while .not.eof()x1=trim(TermEng)x2=""l=len(x1)i=1do while i<=lx2=x2+subs(x1,l-i+1,1)i=i+1enddorepl a with x2skipenddo在所得到的倒排表单中,从后往前比较,所有同词尾的词汇都排列到了一起(参见表2),使判断、划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按译名模式统一修正它们的译名成为可能。检查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译名的系统性由此,我们检查了《中山英汉医学词典》中所有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译名的系统性,并使用译名模式修正了同组术语的译名。同时与国内两部已出版、并在医学界有较高影响力的英汉医学词典——《英汉医学辞典》和《英汉医学词汇》进行了比较。如表2给出了以“-phobia”作为词尾的96个医学术语在三部英汉医学词典中译名的比较,由于受篇幅局限,这里只挑选其中55个做以分析。若译名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给出的规范译名,我们则在译名的右上角标注“名委”。对于96个词中的精神病学术语,我们将它们的中文译名模式定为“恐……症”和“……恐怖”两种主体模式,但对于眼科学和组织学术语的译名则不套用这两个模式。结论黄建华^[2]教授指出：“词典的右项(释义)是衡量一部词典编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也是词典编者最需要‘精耕细作’的一块土地。”我们认为：在双语术语词典编纂中,可以利用数据库程序创建倒排表单,将整本词典中所有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有足够的素材(要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一网打尽),才能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的译名模式贯彻始终,才能提高双语术语词典的编纂质量。这一方法将为今后的双语词典编纂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供其他类型词典(尤其是科技术语词典)编纂时参考。①《中山英汉医学词典》是国家211科研项目,由中山大学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编写,2002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2003年获得第五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编者     

安全文化的人本价值取向及其系统模式研究

本文从灾难事故的风险性入手分析安全产生的根源,指出安全建构在人本理念的基础上,并从生存论的意义上将安全视为人的存在方式,论述了安全文化中人本价值取向的内涵.由此,本文立足于自律和他律的意义探讨了实现安全文化人本价值取向的制度系统模式以及民主系统模式.最后,本文主张,在风险社会中,应避免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弱化的趋势,强调重塑安全的价值理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打造学术品牌振兴学科建设--记2002年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年会

盛夏的北京 ,闷热难当。只是在两场雷雨过后 ,空气才稍许清爽起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2 0 0 2年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年会” ,在今夏难得的这股清凉劲儿中 ,于 2 0 0 2年 8月 7日至 9日在北京召开。在去年“首届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     

奥雷斯姆关于质的强度的图示法初探

奥雷斯姆关于质的强度的图示法是自然数学化的关键一步，奥雷斯姆本人也因此被看作解析几何的先驱。本文简要介绍了奥雷斯姆为数学做出的这项重要贡献，讨论了质的强度的图示法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和意义。     

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

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哲学家们大多是从科学史出发,讨论集中在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本文立足于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各个时期研究主题及问题的转换来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的结构学分析,为科学历史的动态研究奠定了基础.历史主义学派以科学进步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提出了科学活动和科学成就的发展单元,关注理论之间的关系,倡导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联合.科学合理性的研究,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规范性分析.     

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的形成

默顿科学规范论思想的形成,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清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其创立科学规范论的前奏;当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规范系统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理论、方法、概念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贝尔纳领导的"SRS"运动及其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争论,为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纳粹德国与科学共同体的冲突,引起了默顿对科学的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并对科学系统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为科学规范论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元素名称的沿革

编者按：第111号元素由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合成后,2004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颁布了其名称：Roentgenium,元素符号为Rg。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该元素的中文定名草案,并于2006年1月20日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化学、物理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召开了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研讨会。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名词工作者共聚一堂,对第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以及元素中文定名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在讨论意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决定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为“”。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语委准备在此基础上制定元素中文定名规范,作为今后新元素定名的依据。名词工作论坛 元素的名称在1932～2004年期间,正式公布过9次。经过了70多年的使用,某些名称有所改动,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元素名称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对元素名称作了更改,我们为与国际上的通用名称保持一致,故也作了相应的改动;其二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的同音字与其他化学用字的读音混淆,故作了修改;其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发现了新的元素,必须给予定名,这属于增订的内容。(一)1932年,由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涉及了92种元素名称,其中85号、87号和91号元素没有定名。已确定名称的金属元素共68个：锂、铍、钠、镁、铝、钾、钙、钪、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镓、锗、铷、锶、钇、锆、钶、钼、、钌、铑、钯、银、镉、铟、锡、锑、铯、钡、镧、铈、镨、钕、、钐、铕、、铽、镝、钬、铒、铥、镱、镏、铪、钽、钨、铼、锇、铱、铂、金、汞、铊、铅、铋、钋、镭、锕、钍、铀。非金属元素共9个：硼、碳、矽、磷、硫、砷、硒、碲、碘。气态元素共11个：氢、氦、氮、氧、氟、氖、氯、氩、氪、氙、氡。液态元素1个：溴。1932年在制定元素名称时,确立元素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这就是使用固有汉字如：金(Au)、银(Ag)、铜(Cu)、铁(Fe)、锡(Sn)、硫(S)、铅(Pb)等,这些元素名称用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等都有记载。这些字的字形结构也成为制定新元素名称的造字依据,如：金属元素名称用金为形旁,非金属以石为形旁。以上列出的金属元素名称和非金属元素名称都是左右结构的合体字,属于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一类形旁依据固有汉字,声旁按国际通用名称的谐音,如锂、钠;另一类是根据元素特性造的形旁,声符是与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有联系的部件,“氢”表示一种最轻的气体,“氯”表示单质状态下是绿色的气体,“氮”表示空气中的氧被冲淡了,其中的气字头表示常温下为气体,取“轻”字中“”、“绿”字中“录”、“淡”字中“炎”作为声旁与气字头组成“氢”、“氯”、“氮”的元素名称。“溴”在通常状态下是棕红色液体。它的英文名“bromine”来自希腊文“brōmos”,是恶臭的意思。“溴”字中文定名从水从臭,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碳”元素的拉丁名为“Carbonium”,源自“carbo”一词,是煤的意思,故用“石”旁加声旁“炭”。元素名称中造字比较特殊的例子如：“氧”字曾叫“养气”,表示滋养之意,并造过“”字,后因笔画繁杂,“”字演化为“氧”。“汞”字在我国古代文献《神农本草经》中记述有：“丹砂能化为汞”,因“汞”是唯一的液态金属,以水字作底也很符合原则。为避免造新字,在元素名称中,有些形声字如：钌(Ru)、钫(Fr)、铋(Bi)、钯(Pd)、钐(Sm)、铂(Pt)、镝(Dy)等,这些字在汉语古字里均可找到,但作为元素名称用字,他们都已失去了原有的意思,而赋予了新的含义和读音,作为新的元素名称用字出现。对于气字头用字如：氢、氧、氮、氯等重要元素用字,早在1915年当时的教育部即颁行全国,距今已80多年。(二)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增订本)共包括92种元素名称,其中91号元素名称定名为“镤”(Pa)、85号元素名称暂定为“”(alabamum,Ab),87号元素名称暂定为“”(virginium,Vi)。修改的名称有：64号元素“”改为“钆”(Gd),86号元素名称“”改为“氡”(Rn)。这两处修改在原文件上没有说明,可能是为了减少笔画吧。(三)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共包括98种元素名称,新增的元素及其名称有：93号元素“镎”(Np)、94号元素“钚”(Pu)、95号元素“镅”(Am)、96号元素“锔”(Cm)、97号元素“锫”(Bk)、98号元素“锎”(Cf)。修改的元素名称有5个。这次修改是因为国际上修订了这些元素的名称。43、61、85、87号元素修订的原因是原发现人的工作并不可靠,其后这4种元素均在核反应中获得,故重新定名。新旧名称见表1：另外一个修订的41号元素旧称是钶(columbium,Cb),新称为“铌”(niobium,Nb)。原因是首先在北美的钶矿石中发现了这种元素,因而以发现北美新大陆的Columbus(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后来从钶矿中分离出73号元素“钽”,才真正得到“铌”元素,“钽”是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Tantalus(坦塔罗斯)命名,因“铌”又从“钽”中获得,故以他的女儿Niobe(尼奥婢)命名。(四)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共包括98种元素名称,对1951年的《原则》中的元素名称没有增改,只是根据国际上对元素符号的变更,将39号元素“钇”的元素符号“Yt”改为“Y”;69号元素“铥”元素符号“Tu”改为“Tm”。(五)1955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无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共包括102种元素名称,新增的名称有：99号元素名称“锿”(Es)、100号元素名称“镄”(Fm)、101号元素名称“钔”(Md)、102号元素名称“锘”(No)。为避免元素名称的同音混淆,将14号元素名称“矽”(读音xī)改为“硅”(读音guī)避免了与50号元素名称“锡”和34号元素名称“硒”重音。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还曾多次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审音委员会联系,希望将“锡”读音xī(音西)改用北京语音读xí(阳平)就可以避免“锡”与“硒”的重音,但未获结果。另一个更改是将71号元素名称“镏”(读音liù)改为“镥”(读音lǔ),这一更改有两方面好处,即避免了与16号元素名称“硫”重音,又与日常用字区别,镏字本意即有镏金镀金法之意,又可与戒指的方言“镏子”区别开来。(六)1980年,中国化学会推荐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中元素名称增至107个。新增的元素名称有：103号元素名称“铹”(Lr)、104号元素名称“”(Rf)、105号元素名称“”(Ha)。106号元素和107号元素未订名。(七)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三版),附录了“无机化学命名原则(1980)”并对元素名称作了增补,共包括元素名称109个(其中108号元素名称缺),106号、107号、109号元素名称无中文单字命名。使用“10×号元素”表示,元素符号用Unh(106号)、Uns(107号)、Une(109号)表示。为什么要这样定名呢？103号以前的英文名称都是经IUPAC推荐的名称,国际上并无争议。1964年底苏联科学家宣布获得了104号元素并把这个元素命名为kurchatovium,符号Ku,以纪念苏联科学家库尔查托夫(I.V.Kurchatov),到1969～1970年间美国科学家也获得了104号元素的另一些同位素,并把104号元素命名为rutherfordium,符号Ru,以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E.Rutherford)。105号元素也于1970～1971年间先后在美国和苏联获得,美国人把这一元素称为hahnium,符号Ha,以纪念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苏联人把这一元素称为nielsbohrium,符号Ns,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Bohr)。从1971年以来,IUPAC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确定统一的英文名称,出现了混乱。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100号以后的元素名称,终止使用以人名、国名、地名和机构名等来制定新元素的名称,英文名称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加词尾-ium来命名,元素符号采用三个字母来表示,以区别以往元素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方法,具体办法是：0=nil、1=un、2=bi、3=tri、4=quad、5=pent、6=hex、7=sept、8=oct、9=enn,并规定新元素不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在数字词头后均加词尾-ium,如：104号元素名称为unnilquadium,元素符号为Unq。想从根本上解决命名的分歧。(八)1997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2)。在本文第七部分介绍的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的100号以后的元素的新的命名方法,十几年来,虽得到使用,但仍有人不断提出反对意见。我国在《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也只从106号以后元素采用了IUPAC的建议。中文定名为“10×号元素”,这样冗长的定名给使用者增加了困难。1994年IUPAC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又重新提出了仍以科学家人名和发现该元素的科研机构所在地命名新元素名称的方法。1997年8月27日获得表决结果并以IUPAC名义发表正式文件,对101～109号元素重新定名。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代表我国出席了会议,会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会议上,听取了有关院士的意见。全国科技名词委化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于1998年1月中旬召开了无机化学名词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IUPAC 1997年8月27日决定对101～109号元素英文名称重新命名的意见,审定了相应的中文命名。参加会议的有化学、物理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会议在前一个阶段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审定了我国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2)。其定名中使用的汉字已征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予以公布使用。(九)全国科技名词委根据IUPAC 2003年8月16日对第110号元素正式确定的英文名称,于2003年12月组织无机化学名词组和放射化学名词组及有关专家讨论了110号元素的中文名称的定名问题并提出建议,后在有关期刊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审定了110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3),其定名使用的汉字征得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予以公布使用。(十)2004年,IUPAC颁布了第111号元素的名称Roentgenium和元素符号Rg,这一名称由元素发现者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以X射线发明人伦琴命名。2006年1月20日全国科技名词委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召开化学、物理、语言文字专家联席会,讨论了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建议111号元素中文名称为“”,现拟报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附：1956年关于“化学物质命名的讨论”介绍1956年9月至12月在光明日报上展开了“化学物质命名的讨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已经到了汉字改革的时期,方块汉字逐步改革成拼音汉字,虽然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但不能算成太久的了”(光明日报社论)。为此有些语言界工作者提出：现行的化学名词,以至于整个自然科学名词显然是不能适用于拼音汉字的,需要进行变革。这当然也涉及到对元素中文命名的意见。对元素名称提出以下三种改革的建议：(1)同音代替碳→炭 钡→贝 氟→弗 钙→丐 碘→典 氧→养 氯→ 溴→臭(2)口语化理由是在语言里,单音词总是不如多音词清楚。如：铂→白金 氧→氧气 硼→硼石 硫→硫石 铍→皮金(3)国际化根据《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一套现代化拼音字母,可以用来写科学符号和专门名词的译音。”有人就提出用下列方法转写。如附表1。不难看出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汉语拼音字母转写英文名称,与日本用假名转写一样,只是去掉了不必要的词尾,并为此还设计了八条转写规则。对以上观点提出相反的意见是“科学研究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前面,科学工作者由于需要,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有些是说得清楚,听得明白的,它便利了人们去了解新事物,这是再愉快不过的。对个别单音词会引起读音上的混淆的缺点当然要进行改革”。对于同音代替,有人指出：如果把“钡”改做“贝”,“溴”改为“臭”,陡然使人难以想象指的什么,甚至产生混乱。对于国际化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认为“在汉字拉丁化以后,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马上把我国的科学名词全部废除而改用英文名称。我国语言是否可以容忍大量的英文学术名词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贸然作出这样一决定”。以上是对1956年大讨论中对元素名称改革的主要观点记录,供以后研究这些问题时参考。     

“反身性”难题消解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反身性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标榜的原则之一,但反身性的自我拒斥特性却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陷于反身性困境。原因何在?其源盖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之痛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之痒——它仍然是沿用了传统科学观的一些先验预设(如实在、基础、恒在等)。而一些SSK学者在反思反身性难题、打破这些先验预设时(如马尔凯的新文体形式),却反向性地陷入了反身性的单向解构路径,从而走向虚无主义。要想彻底破解科学知识社会学反身性困境,为当下知识的合法性提供认识论基础,乃至使整个社会科学走出反身性怪圈,关键在于对反身性概念进行元反思,充分发掘其所蕴含的建设性意蕴。     

从信息经济学看当前科研经费利用体制的改革

本文通过借鉴信息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当前科研经费利用效率低下的体制原因并对科研经费利用体制的改革提供了若干思路。在信息经济学看来,有效的科研经费利用体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能成功地解决好科研经费分配中的逆向选择问题;（２）能成功地解决好课题承担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工程哲学视野中的企业定义和企业观

工程活动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共同体.企业是现代社会中"工程活动共同体"最典型的存在形式.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把企业看成一个"黑箱",而工程哲学则立足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立场提出了新的企业观和企业定义,把企业定义为由异质的个人所组成的、持续合作从事工程活动的、制度化的"共同体",认为企业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一定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