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共享与谈判权力对供应链碳减排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政府征收碳税且消费者偏好低碳产品为背景,在单生产商单零售商的供应链中研究了收入共享及谈判权力对生产商碳减排决策及成员收益的影响,其中收入共享比例可通过谈判制定.研究发现:若收入共享比例外生,收入共享能使生产商碳减排率增大,收益升高;而若能自由制定共享比例,生产商会选择独占所有收入,而零售商会选择适中的比例.在双边谈判下,若不减排,生产商应得的收入比例等于其谈判权力;若减排,则该比例高于其谈判权力.特别地,若零售商拥有全部谈判权力,他仍会与生产商分享收益,这对双方都有利;而若生产商拥有全部的谈判权力,她会独占全部的销售收入.并且,与不共享收入相比,生产商总是能从谈判收入共享比例中受益,然而,零售商仅在生产商谈判权力较弱时才能从中受益.再者,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或碳税都能刺激生产商减排,且两家企业都总能从减排中获益,而政府可用适度碳税刺激企业尽可能高地减排.最后,当且仅当生产商拥有完全的谈判权力时,收入共享契约才能完美协调供应链.     

碳税政策下的供应链减排决策研究

针对政府对碳排放征税及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存在偏好,分别研究了随机需求下批发价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下生产商的碳减排决策问题,并比较了减排前后两种契约的最优参数.研究表明,收益共享契约能够协调不减排/减排下的供应链,并改进链上成员的收益;并且在两种契约下:都分别存在唯一的减排率使生产商/供应链整体收益最大,并且对批发价契约下生产商和零售商,及收益共享契约供应链整体,都分别存在一个使他们能从减排中获益的减排率上限.减排后,最优批发价的升降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加量,共享比例取值范围的变化取决于供应链的效率,且当消费者愿意为低碳产品多支付的价格比例高于单位生产成本的上升比例时,共享系数取值范围下降,反之,则上升.     

供应链的碳税模式及最优税率

设计了碳税无返还、碳税返还消费者、碳税返还零售商及共同征税等4种供应链碳税模式,比较了4种碳税模式对供应链的定价、产能、利润、减排努力及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数值算例计算了最优的差别税率和统一税率。研究表明:1向制造商征税并降低零售商销售相关产品的"增值税"模式减排效果最佳,对经济的负作用最小;碳税返还消费者是一种"碳税无效"措施;2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存在可使碳税率降低13.2%,中性碳税政策与低碳偏好的共同作用,能够形成潜在的减排-就业"双重红利效应";3统一税率适用于碳排放系数相近的产品区间,而随着碳排放系数跨度的增大,差别税率会更好。     

需求具有碳排放敏感性的低碳供应链收益共享寄售契约

研究由单个碳减排供应商和下游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的减排及分享决策问题。研究对象为单周期且具有易逝品特性的低碳产品。在收益共享寄售契约下,供应商将决策低碳产品的产量和减排水平,零售商将决定给上游的分享比例。通过对供应链系统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的比较,得到分散决策下制造商的最优减排水平和产量及其与分享比例的关系;供应商减排驱动及零售商取得最优利润的分享比例的范围以及零售商需要协调分享比例与成本占有率间的关系以协调供应链使其达到集中决策下的最优值等结论。最后,通过数值分析,验证了相关结论。     

相乘型需求下VMI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提出了Stackelberg收益共享机制及收益共享与返利机制来协调市场需求函数为（零售价格与不确定因素）相乘情形下的供应商管理库存（VMI）．通过推理分析得出：Stackelberg收益共享机制在零售商收益共享比例等于其占供应链成本比例时能完美协调分散式VMI；而在零售商收益共享比例大于其占供应链成本比例时不能完美协调分散式VMI．收益共享与返利机制能完美协调分散式VMI，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比Stackel—berg收益共享机制中各自收益大，且按返还给供应商收益共享比例和零售商收益共享比例在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分配增加的供应链收益．     

零售商提供服务且具有公平偏好的供应链博弈研究

针对由一个生产商和一个提供服务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分别在生产商Stackelberg(MS)、纵向纳什(VN)、零售商Stackelberg(RS)三种渠道权力结构下,研究了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对博弈均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服务水平在RS结构下总是最低。提高服务效率总是有利于生产商利润、系统整体利润或效用,在MS、RS结构下,同样有利于零售商利润或效用。但在VN结构下,若服务效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继续提升反而会损害零售商的利润或效用。其次,当零售商公平偏好时,对其来说渠道权力并不总是越多越好。若其对公平比例要求过高,则作为跟随者才能够获得最高的效用。最后,零售商公平偏好总是有损生产商的利润,且仅在MS下确定有利于自身效用。而在VN和RS下,若零售商对公平比例要求过高,则只会降低自己的效用。研究建议零售商不应同时追求更多的"公平"和更高的"权力"。文章末尾通过数值分析对模型结论进行了验证和说明。     

碳交易背景下供应链运营决策的演化博弈分析

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研究在碳限额交易政策下制造商主导的二级供应链中制造商的减排和零售商的低碳营销策略.利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构建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博弈支付矩阵,并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得到演化稳定策略,最后对二元均衡策略进行仿真分析.研究表明:是否会存在演化稳定策略与碳交易价格有关.影响演化稳定策略的因素有消费者碳减排量敏感系数,消费者营销努力敏感系数.随着碳减排量敏感系数和营销努力敏感系数的变化,会出现多种演化稳定策略.研究发现消费者碳减排量敏感系数和营销努力敏感系数低于某一阈值,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环保意识来促使制造商和零售商朝着有利于减排的方向演化.但是当其高于这一阈值时,反而会适得其反.研究还发现当碳交易价格低于一定值时,系统存在唯一均衡策略,碳限额交易政策能有效地促进制造商向减排而零售商向低碳营销的方向演化.     

收益共享契约下内生偏好零售商供应链协调

研究由单个风险中性供应商和单个内生偏好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其中内生偏好零售商在出现损失时以指数衰减最快扭亏,类似于损失规避的零售商。通过建立收益共享契约,利用最大衰减函数理论进行建模,将零售商的内生偏好特征定量化,探讨分散化供应链中的最优订购问题,揭示损失规避特性以及收益共享契约参数对零售商最优订购量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内生偏好零售商的损失规避系数趋于零时相当于风险中性零售商,且当损失规避系数和批发价格增加时,零售商最优订购量相应减少;而收益共享系数增加时,最优订购量增加;且收益共享契约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并取得相关参数取值范围。通过算例对相关结论进行数值分析,结果显示其研究成果能够得到数值验证。     

基于消费偏好的供应链上下游联合减排协调契约博弈模型

供应链角度的碳减排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考虑消费者的低碳偏好对市场需求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三种不同的契约模型,对供应链系统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联合减排机制及供应链利润协调问题开展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约束批发价格的成本分摊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利润的协调,并在一定条件下其减排效果最好;而批发价格契约和成本分摊契约不能实现供应链利润的协调,其中成本分摊契约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其产品的碳减排水平最高.     

考虑零售商公平偏好的促销努力激励机制设计

在制造商主导的二层供应链框架下,考察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对于促销努力水平和供应链运作效率的影响,并设计一个基于Nash讨价还价博弈的收益共享契约作为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发现:1)在缺乏协调机制时,制造商可以通过降低批发价格,来维持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促销努力水平与公平中性时相等;2)零售商的公平偏好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效用水平,但会降低制造商和供应链整体的效用水平;3)合理的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实现双方效用水平Pareto改进,改善供应链运作效率.最后用数值仿真验证了该收益共享契约作为协调机制的可行性.     

渠道权力结构与责任成本分担下供应链质量及协调研究

责任成本分担合同已被供应链企业广泛采纳以降低产品安全事故.基于此,构建了一个由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博弈模型,在三种渠道权力结构下,研究了责任成本分担对制造商产品质量决策等的影响,并考察了渠道权力结构对供应链均衡结果及契约协调的影响.结果表明:若制造商为领导者,则其责任成本分担的增加不影响其产品质量与供应链企业利润,反之,将促进其产品质量与供应链企业利润的增加;制造商为领导者时的产品质量可达到供应链系统最优;领导权力可使制造商获得较大利润,但对零售商不一定适用;制造商为领导者时可通过零售商收益分享与制造商转移支付实现协调,反之,可通过一个相同的由制造商收益分享与零售商质量成本分担、转移支付构成的组合契约实现协调.     

考虑公平关切的自主减排低碳供应链决策研究

在碳减排约束下,通过对低碳供应链进行建模,借助数值实验,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产品碳系数和制造商公平关切行为对低碳供应链定价策略、碳减排水平、供应链各方利润以及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集中式决策模式下,产品碳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整体利润要高于分散式决策.制造商客观存在的公平关切属性会进一步降低产品碳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整体利润,且随着制造商公平关切程度的增大,供应链各方成员以及供应链整体利润均会减小,但制造商利润所占供应链总利润的份额却在不断增大;2)三种不同供应链决策模式下,低碳产品零售价格、碳减排水平和供应链利润均会随着碳系数的增大而增大;3)碳减排投资成本分担契约的实施能够促进低碳产品零售价格降低,销量增加,从而能够有效地提高低碳供应链的整体效率.     

定价决策权威对合作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

针对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销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在确定型市场、制造商与销售商成本信息对称的情况下,研究了成员企业合作的条件.证明了在对联合收益分配的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不管哪一方先行动,只要先行动一方的定价决策权威处于由双方讨价还价成本系数决定的某一范围内,理性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将选择相互充分合作并按照讨价还价的结果分配联合收益,实现“双赢”.并考察了该范围随双方讨价还价成本系数变化的变动情况.相反,当先行动一方的定价决策权威处于该范围外,制造商和销售商或者其中一方选择充分合作另一方选择部分合作或者同时选择部分合作.     

信息不对称下的制造商返利策略研究

针对一个零售商主导的两级供应链,探讨信息不对称下的制造商返利策略,给出了博弈均衡解,并通过敏感性分析和数值分析研究制造商返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渠道成员收益与返利敏感型消费者所占比例,返利兑现率和返利敏感因子密切相关;2)返利策略对供应链渠道有利,但对制造商和零售商不一定有利.文章还探讨了零售商的信息共享策略和制造商的信息预测能力对渠道成员的影响,结果表明:1)信息共享对零售商有利,但对制造商不一定有利;2)在一定条件下,制造商的信息预测能力可以使渠道成员获得帕累托改进.     

研发溢出、消费者低碳偏好与供应链横向研发策略

考虑两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面对具有低碳偏好的消费者,制造商主动实施减排研发、零售商分担制造商的研发成本,研究了研发成果溢出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对制造商研发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研发溢出率很低和消费者低碳偏好程度很高时,如果零售商能适当补偿制造商,制造商会选择研发竞争;当研发溢出率很低和消费者低碳偏好程度特别高时,制造商会选择研发合作;当研发溢出率和消费者低碳偏好程度均较高时,如果制造商能分享零售商的部分利润,制造商会选择研发合作;当研发溢出率较高和消费者低碳偏好程度非常高时,无需任何利益分享契约,制造商会选择研发合作。     

成本分摊对制造商回收闭环供应链的影响

研究了闭环供应链中零售商对制造商回收成本的分摊行为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考虑了两种不同的分摊方式:1)零售商直接为制造商分摊一定比例的回收成本;2)零售商与制造商通过协商(bargaining)的方式确定成本分摊机制.建立了零售商分摊的闭环供应链模型(CSR)和制造商、零售商bargaining分摊的闭环供应链模型(CSB),并进一步将这两种模型与无成本分摊下的集中与分散决策的闭环供应链模型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与无成本分摊的分散化闭环供应链相比,成本分摊对制造商和闭环供应链系统始终有利,且bargaining的分摊方式优于零售商直接分摊的方式(CSB(?)CSR).其次,CSR模型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情况均得到改善,但CSB模型中零售商的利益受损(低于保留利润).因此进一步利用两部收费制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对CSB模型进行了改进,使得契约参数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情况均得到改善.最后,运用算例分析了参数对模型均衡及契约的影响.     

收益共享协调机制下两阶段供应链提前期压缩的博弈分析

提前期压缩可以使供应链柔性增大、库存成本减少和供应链收益增加.提前期压缩所增加收益的合理分配对供应链成员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维护和加强起着关键性作用.建立了基于收益共享协调机制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在制造商投资柔性设备压缩订货提前期给零售商带来的额外效益在供应链上下游间分享的情形下,分析了提前期压缩和零售商库存管理的决策问题.研究发现:在收益共享协调方式下,零售商先行动公布收益分享比例激励制造商进行合理的订货提前期压缩,供应链整体及上下游的收益均要高于订货提前期压缩前;提前期压缩比例和收益共享比例与零售商的终端需求、订货批量等库存管理参数等有着紧密联系.     

参照价格效应下的绿色供应链协调机制

在考虑消费者的参照价格效应下，研究绿色供应链的协调机制问题。构建了基于参照价格的分散决策模型、集中决策模型、成本分担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给出了各优化模型下的最优均衡策略，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本分担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可以提高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却不能达到一体化下的最优利润；收益共享契约优于成本分担契约；随着参照价格效应的增加，产品绿色度、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减小，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增加；考虑消费者的参照价格效应可以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     

供应链中碳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对碳排放影响

针对由一个制造商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和由两个制造商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分别建立了制造商处于领导地位的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给出了这两种模型的最优零售价、批发价、单位碳排放量和各方的最优利润,分析了两种渠道结构下碳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对制造商单位碳排放量和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 研究发现,对于清洁型制造商,政府碳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加会使制造商最优单位碳排放量减少;对于污染型制造商,政府碳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加会使制造商最优单位碳排放量增加. 进而指出,为降低制造商的单位碳排放量,针对清洁型制造商,政府应提高碳税,针对污染型制造商,政府应降低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