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马互市的法律规制

宋朝对茶马互市实施严格控制,各项制度日臻完善。为确保茶马互市顺利开展,宋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茶马贸易和管理的法律规制,主要内容以榷茶博马专卖法制为核心,还包括职官管理、市场开禁、茶马价格、入蕃茶禁以及私贩马罪罚条格等具体律令条规,诸多规管对保障西北、西南沿边的茶马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中俄天然气大单的多重影响

中俄战略能源联盟的建立将逐渐分解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国际能源贸易的主导权，改变全球能源交易地图，连带引发世界地缘政治的改变。     

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由于唐宋以后在这条古道上贸易的代表性商品是茶和马,故称之为茶马古道。这条古道上的茶马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它把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团结和友谊,巩固了祖国西南边疆,文章试图从多角度去把握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发展历程,挖掘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所具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唐代茶马贸易的两个问题

茶马贸易的追本溯源，不能只着眼于官方贸易，民间的贸易因缺乏史料而不得其详。茶马贸易在宋、明、清各代都采取官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唐代的汉藏官宫茶及贸易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一是民族统治政策，二是重视马政，三是藏族饮茶尚未成风。     

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从明政府的茶马互市政策方面分析

从茶马互市政策方面分析，马赋差发政策的不公平、金牌制的局限性以及贡马和差发马之间价格的不公平是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     

明洪武时期河州地区官营茶马贸易研究

洪武时期河州地区官营茶马贸易经历了市马阶段和金牌信符阶段.本文通过多种文献之间的比较,将市马阶段细化为市马前期与市马后期,分析了市马前期与市马后期的贸易总量与贸易价格,考证了金牌信符颁布的最初时间与纳马番族数量.河州地区市马前期主要特征为"自由贸易,以茶市马,量少价低",市马后期表现为"自由贸易,专人署理,以钞市马",金牌信符更是"差发贸易,金牌信符,强制纳马,以茶酬之".河州地区的茶马贸易强化了明朝廷与河州地区番族部落交往与联系.     

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 --以贵州为例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茶地区，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之一。随着贵州茶叶生产的发展，明朝开始在这一地区设立茶仓，使贵州地区成为政府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马贸易的一个重要区域。茶马贸易促进了贵州茶叶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化的交流和发展。     

茶马古道历史线路与旅游开发现实意义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它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本文试图在认识茶马古道历史的基础上，探讨这条古代驿道的历史线路，并由此讨论对古道的旅游开发在旅游经济和旅游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昌都:茶马古道上的枢纽及其古代文化--兼论茶马古道的早期历史面貌

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枢纽，是川藏道与滇藏道的交汇地。本通过敦煌藏写卷和考古资料对昌都的古代化及茶马古道的早期历史面貌进行了探讨。认为，早在唐宋汉藏茶马贸易兴起前，这条以昌都为枢纽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它不仅是一个卫藏与川滇地区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通道，同时也是川、滇、藏三地问古代明交流传播的重要孔道。从考古化遗迹和有关史实线索看，这条道路被开通和利用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抑或更早。昌都一带则是这一明传播孔道上最重要的枢纽地区。     

明至清初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初探

文章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论述了以饲养马、牛、羊等牲畜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在青藏高原诸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明代至清前期,青藏高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畜牧业生产依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肩负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明清政府在高原地区和接近高原地区设置的官营茶马贸易和官办马场,客观上对民间畜牧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史为鉴,如何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条件下推动高原地区经济的发展,以满足当地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也是我们当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民国时期青海湟源县商品贸易变化及原因分析

湟源县旧称丹噶尔,在清代是茶马互市及民族贸易的重要市场。它的地理位置特殊,处于农牧交错带,为多民族聚居区。民国时期丹噶尔的商贸情况：清末民初有比较良好的基础、以及由于马仲英事变和二重税的实行所导致的两次重大商贸转折。     

论明朝勘合（朝贡）贸易的性质

明朝,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压力,屡屡实行海禁政策,而勘合制度是其实施海禁政策的重要手段,勘合应用领域主要扩展为行移往来与对外关系。由于勘合对朝贡年限、停船港口、进贡船数和随从人数以及贡品的种类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一方面加强了国家对朝贡贸易的有序管理;另一方面,则促使了大规模走私的形成。     

明清时期漕船的趱运

明清时期,为保证漕粮船只按时抵达目的地,朝廷分别委派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对漕船进行催趱。明初,中央官员的委派并无定制,自万历六年开始以御史为专职催趱漕船的中央官员;清承明制,直至清末。催趱漕船的地方官员,明清两代略有不同。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国家命脉,视漕粮为＂天庾正供＂,朝廷设官派员,专司催趱之责,及由此而起。然而在催趱漕船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弊端。     

试论洪武时期明政府统一云南的政策

洪武元年朱元璋驱逐元顺帝,建立大明。然中原及边疆还有大量的元朝残部,威胁明朝的统治。云南当时仍处于割据状态,当时镇守云南的是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大理段氏及当地的土官。鉴于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为了实现大明的大一统,明政府对支持北元政权的云南部众采取了招降、伐兵、监管、教化等一系列政策。     

论明代前期的“虚拟银本位”

明代货币制度经历了从明初“禁银”到后期“皆用银”的发展过程。然而,在“禁银”的铜钱和纸钞时期,从政府到民间,白银并没有退出了商品交换的舞台,始终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媒介,充当着一般等价物。因此,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政府法令“禁银”,而现实中仍然“用银”的时期是“虚拟银本位时期”。     

陕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分析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泰尔指数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度量中的应用,发现陕西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逐年提升。构建计量模型,对影响陕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投资规模、对外贸易、科技投入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代陕北自然灾害与民生研究

基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自身特殊的地理构造，分析了明代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特点和对民生的影响，以及明政府与陕北地方政府采取的多种形式的救济。指出随着国力的衰耗和民间自救能力的减弱，加之部分官员的舞弊，灾害给陕北民众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困扰，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